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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寅恪是我国近代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他的史学研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考据学，还借鉴了运用西方实证史学方法。其著述将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相融合，自觉运用“多重证据法”①，使自己在古史研究这一领域独树一帜，其史学研究方法值得我们音乐史学界研究者借鉴、学习。
[关键词]陈寅恪；历史学研究； 音乐史学研究；多重证据法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众多的前辈学者对科学的思想方法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社会正处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时期，以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以博通古今、贯穿中西的学术见识，开拓了一片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他们所提出的治学方法至今值得我们研究学习：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考订是非，解释疑滞”，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傅斯年的“只求证，不言疏”。他们“言之成理”，建立了一套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研究理论系统。
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传入，考古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传入中国，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打开了一扇窗。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多重证据法”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多重证据法”为他们中的典型。
一、陈寅恪的学术成长之路
陈寅恪（1890—1969），近代中国重要的史学家之一，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年轻时出国留学近20年，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哲学方面的书籍。这些留学经历，为陈寅恪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且具备了多国语言阅读的能力，一经回国，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受众人尊敬。从1925年起，便在中国当时最高学府任教，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在清华应聘期间，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同任教于国学研究院，被誉为“清华四大导师”，在当时国内研究中国古史方面具有很大影响力。
作为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一方面受到传统乾嘉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西学影响，他“通古而鉴今”，“学贯中西”，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将自己一生治史的方法自命为“不古不今之学”。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当以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为己任，学术兴衰关乎民族存亡。因此，他本人的学术精神更是被学界誉为“具有民族精神的高度”，是“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他将自己的学术使命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佳作，使大陆学术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对其文化观、学理性展开综合研究。正如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文所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经写成也便成为他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为学界所尊崇的治学精神。
二、陈寅恪在历史学研究中“多重证据”的运用
陈寅恪在清华给学生授课时，一直强调历史是一门科学。他重视考据实证。治学注重实证，虽然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但在这一方面，陈寅恪占有语言方面的自身优势，因为他精通二十多种语言，在治史方面可以用本土语言直接参考相关文献。
诸如，他在德国求学期间可以直接翻阅德文版的书籍，对德国的兰克、尼布尔等史学家的著述顺手拈来。在治学方法上，他善于将各种语言文字材料进行比照、参析。在对《高僧传》做的注中，这样写道：“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这就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作比照。
① “多重证据法”是指多种证据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共同求得事实真相的科学证据法则。多重证据法建立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之上，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特点是强调多种证据的结合，分类别、分层次研究；以求真为目的，具体表现为多种学科、多种方法的结合，是一种较为综合的科学方法。（参阅肖艳.李纯一与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的建立——以“多重证据法”为例[J].艺术评论，2013年，第4期.）陈寅恪在治史方面并不拘泥于一派之言，而是广泛汲取各家精华，不仅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视考据的优良传统，还学习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作为制度史上的经典，是陈寅恪在执教期间，将备课讲义以及其他零散史学原稿结集而成的。陈寅恪重视考据实证，但在治史方面，却不囿于纯粹的义理研究。
全书以隋唐制度及其建制相关的内容，论述了隋唐时期包括音乐在内的一些制度的渊源流，揭示了隋唐制度与北魏、北齐，梁、陈还有西魏、周以及汉魏六朝的制度关系。综合来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以隋唐制度的“三源”流变为基本线索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涵盖了诸多领域的相关内容，诸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顾颉刚对此书评价很高，他认为：“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
其中，书中第五部分是“音乐”，在这一章中陈寅恪对《隋书》、《旧唐书》以及《新唐书》中的音乐史料进行了集中梳理，考证了隋唐音乐制度的存在情况。陈寅恪以自己卓越的见识和文化积淀，在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种族文化间的关系进行整理，音乐部分以《隋书·音乐志》的记载为主要材料，对隋唐胡乐的承袭关系进行重点论述。
作者在这一章节中主要想阐明唐代胡乐的流变线索来自“一源”，即北齐、北魏，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北周，文章的第五部分对此进行了考证。本章所欲论者，在证述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不能“误以为隋唐胡乐悉因于北周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谈到如何达到对历史的“真了解”，陈寅恪说：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值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与古人出于同一境界，得其思想精髓，才算是真了解古人。陈寅恪在治史过程中秉承自己这一价值观，站在精神层次这一高度上写史，其结论更加具有“历史的同情心”。
三、“求真”引导陈寅恪历史学研究中
“多重证据法”的发展
历史学家往往会把“求真”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历史真相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要历史学家主观去拨开一团团迷雾，还原真相。“才”、“学”、“识”是唐代大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古往今来的史学家们，凡是能将三点都做到的，必有大的成绩。将这三种才能结合，会具有不一般的见识和素养。对历史的研究，往往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这三种才能，需要具备卓越的见识与眼光，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运用各种方法自觉进行结合。陈寅恪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他把“求真”作为自己历史学研究的首要目的。
诸如在对音乐制度的研究方面，陈寅恪首先对《隋书·音乐志》中关于音乐历史源流的内容进行梳理，采用了考述历史的方法，整理出一条线索。他非常重视考证，从整体出发，不是孤立地从音乐的角度出发，而是将音乐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
陈寅恪的研究非常具有系统性，他借助于对中华文化发展脉络的把握，对历史演变的发掘，在具体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充满了文化使命感。他对隋唐音乐制度的研究是建立在对隋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他的研究视野具有历史的整体观照性。陈寅恪主张历史考据需结合文化解释，将文化融入到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从史学的立场阐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文献材料，从而进入文化与历史的殿堂。
陈寅恪告诫史家在发表论断之前，必须先将基本材料考证清楚，即“求真”。他通古鉴今的史学方法表现为“在史中求史识”，认为治史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他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地下遗物与纸上遗文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补证”、“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参证”，其“释证”、“补证”、“参证”三种方法，也是他治史常采用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推动了“多重证据法”在学术研究中的运用与深入发展。
结语
陈寅恪以自己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卓越的文史成就以及渊博的学识，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表现在他学术之独立自由，更表现在人格、民族精神之独立自由。
陈寅恪作为我国近代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他的史学研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考据学，还借鉴运用西方实证史学方法，其著述更是将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相融合，自觉运用“多重证据法”，使自己在古史研究这一领域独树一帜，其史学研究方法值得我们音乐史学界和研究者借鉴、学习。
[参 考 文 献]
[1] 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2：3.
[2]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M].胡适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748.
[3] 董恩强.新考据学派：学术与思想（1919-1948）[O].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10：26.
[4]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M].出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0：262.
[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7.
[6]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51.
[7] 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339.
[8]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7.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7.
（责任编辑：崔晓光）
[关键词]陈寅恪；历史学研究； 音乐史学研究；多重证据法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众多的前辈学者对科学的思想方法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社会正处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时期，以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以博通古今、贯穿中西的学术见识，开拓了一片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他们所提出的治学方法至今值得我们研究学习：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考订是非，解释疑滞”，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傅斯年的“只求证，不言疏”。他们“言之成理”，建立了一套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研究理论系统。
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传入，考古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传入中国，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打开了一扇窗。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多重证据法”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多重证据法”为他们中的典型。
一、陈寅恪的学术成长之路
陈寅恪（1890—1969），近代中国重要的史学家之一，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年轻时出国留学近20年，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哲学方面的书籍。这些留学经历，为陈寅恪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且具备了多国语言阅读的能力，一经回国，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受众人尊敬。从1925年起，便在中国当时最高学府任教，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在清华应聘期间，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同任教于国学研究院，被誉为“清华四大导师”，在当时国内研究中国古史方面具有很大影响力。
作为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一方面受到传统乾嘉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西学影响，他“通古而鉴今”，“学贯中西”，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将自己一生治史的方法自命为“不古不今之学”。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当以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为己任，学术兴衰关乎民族存亡。因此，他本人的学术精神更是被学界誉为“具有民族精神的高度”，是“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他将自己的学术使命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佳作，使大陆学术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对其文化观、学理性展开综合研究。正如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文所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经写成也便成为他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为学界所尊崇的治学精神。
二、陈寅恪在历史学研究中“多重证据”的运用
陈寅恪在清华给学生授课时，一直强调历史是一门科学。他重视考据实证。治学注重实证，虽然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但在这一方面，陈寅恪占有语言方面的自身优势，因为他精通二十多种语言，在治史方面可以用本土语言直接参考相关文献。
诸如，他在德国求学期间可以直接翻阅德文版的书籍，对德国的兰克、尼布尔等史学家的著述顺手拈来。在治学方法上，他善于将各种语言文字材料进行比照、参析。在对《高僧传》做的注中，这样写道：“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这就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作比照。
① “多重证据法”是指多种证据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共同求得事实真相的科学证据法则。多重证据法建立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之上，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特点是强调多种证据的结合，分类别、分层次研究；以求真为目的，具体表现为多种学科、多种方法的结合，是一种较为综合的科学方法。（参阅肖艳.李纯一与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的建立——以“多重证据法”为例[J].艺术评论，2013年，第4期.）陈寅恪在治史方面并不拘泥于一派之言，而是广泛汲取各家精华，不仅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视考据的优良传统，还学习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作为制度史上的经典，是陈寅恪在执教期间，将备课讲义以及其他零散史学原稿结集而成的。陈寅恪重视考据实证，但在治史方面，却不囿于纯粹的义理研究。
全书以隋唐制度及其建制相关的内容，论述了隋唐时期包括音乐在内的一些制度的渊源流，揭示了隋唐制度与北魏、北齐，梁、陈还有西魏、周以及汉魏六朝的制度关系。综合来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以隋唐制度的“三源”流变为基本线索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涵盖了诸多领域的相关内容，诸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顾颉刚对此书评价很高，他认为：“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
其中，书中第五部分是“音乐”，在这一章中陈寅恪对《隋书》、《旧唐书》以及《新唐书》中的音乐史料进行了集中梳理，考证了隋唐音乐制度的存在情况。陈寅恪以自己卓越的见识和文化积淀，在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种族文化间的关系进行整理，音乐部分以《隋书·音乐志》的记载为主要材料，对隋唐胡乐的承袭关系进行重点论述。
作者在这一章节中主要想阐明唐代胡乐的流变线索来自“一源”，即北齐、北魏，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北周，文章的第五部分对此进行了考证。本章所欲论者，在证述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不能“误以为隋唐胡乐悉因于北周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谈到如何达到对历史的“真了解”，陈寅恪说：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值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与古人出于同一境界，得其思想精髓，才算是真了解古人。陈寅恪在治史过程中秉承自己这一价值观，站在精神层次这一高度上写史，其结论更加具有“历史的同情心”。
三、“求真”引导陈寅恪历史学研究中
“多重证据法”的发展
历史学家往往会把“求真”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历史真相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要历史学家主观去拨开一团团迷雾，还原真相。“才”、“学”、“识”是唐代大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古往今来的史学家们，凡是能将三点都做到的，必有大的成绩。将这三种才能结合，会具有不一般的见识和素养。对历史的研究，往往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这三种才能，需要具备卓越的见识与眼光，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运用各种方法自觉进行结合。陈寅恪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他把“求真”作为自己历史学研究的首要目的。
诸如在对音乐制度的研究方面，陈寅恪首先对《隋书·音乐志》中关于音乐历史源流的内容进行梳理，采用了考述历史的方法，整理出一条线索。他非常重视考证，从整体出发，不是孤立地从音乐的角度出发，而是将音乐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
陈寅恪的研究非常具有系统性，他借助于对中华文化发展脉络的把握，对历史演变的发掘，在具体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充满了文化使命感。他对隋唐音乐制度的研究是建立在对隋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他的研究视野具有历史的整体观照性。陈寅恪主张历史考据需结合文化解释，将文化融入到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从史学的立场阐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文献材料，从而进入文化与历史的殿堂。
陈寅恪告诫史家在发表论断之前，必须先将基本材料考证清楚，即“求真”。他通古鉴今的史学方法表现为“在史中求史识”，认为治史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他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地下遗物与纸上遗文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补证”、“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参证”，其“释证”、“补证”、“参证”三种方法，也是他治史常采用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推动了“多重证据法”在学术研究中的运用与深入发展。
结语
陈寅恪以自己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卓越的文史成就以及渊博的学识，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表现在他学术之独立自由，更表现在人格、民族精神之独立自由。
陈寅恪作为我国近代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他的史学研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考据学，还借鉴运用西方实证史学方法，其著述更是将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相融合，自觉运用“多重证据法”，使自己在古史研究这一领域独树一帜，其史学研究方法值得我们音乐史学界和研究者借鉴、学习。
[参 考 文 献]
[1] 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2：3.
[2]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M].胡适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748.
[3] 董恩强.新考据学派：学术与思想（1919-1948）[O].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10：26.
[4]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M].出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0：262.
[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7.
[6]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51.
[7] 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339.
[8]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7.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7.
（责任编辑：崔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