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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事实表明，一向被视为神圣殿堂的科学技术界，已不再纯洁高贵。当从前的潜心研究被如今的喧哗与骚动所替代，一如其他各个行业和领域，科学技术研究也掺进了假冒伪劣的成分，既有铜臭气，又有浮躁风。有专家学者更是直言:科技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此认为：学风建设关系到科学技术事业的兴衰成败，也对社会风气具有重大影响。总体上看，我国科技界的学风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违背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术风气的不端行为，有的还比较严重。尽管这些现象是极个别的，但对科技事业的危害不容低估。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高低。科技强国，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共识。可以说，科技腐败影响到的不仅是公平竞争环境，更重要的是阻碍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国力上升的步伐。如果不能尽快遏制科技界的腐败现象，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因此，本期策划将关注的目光聚焦科技腐败，希望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当学术研究变成名利场
杨春乔
科技工作者为科技工作艰苦奋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然而，也有少数人却因为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内心深处对金钱、地位和名誉的畸形崇恋而滋生腐败。
根据近年来科技界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将科技界的腐败现象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老板导师，师生关系变成雇佣
教授摇身变老板，研究生转眼成雇工，挤破头抢夺的科研项目，居然异化为少数人的政绩花瓶和赚钱机器，“老板现象”、“老板经济”的背后不仅是师德矮化，更游荡着学术腐败的魅影，透出学术浮躁、急功近利等庸俗不堪的浊臭气息。
北京某高校博导大胆自曝家丑，在地质研究领域，博士生导师如果拿到一个100万元的研究项目，只要花20万元在项目上，再扣掉学校难与共收取的管理费和其他费用，他至少能赚50万元；还有江苏省农科院副研究员杜国平私自将12．6万元的科研经费装入腰包，购买私家车，被判刑10年。据说在科研单位，这种吃经费现象较为普遍……
而教授招研究生犹如老板招工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据了解，导师让研究生们做的项目主要有两种：第一，由政府长期设立的各类研究基金支持的项目，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科基金项目、863计划、各部委或各级政府设立的研究基金资助的项目。第二，由政府或企业就某项目研究课题委托的项目。有的学校把前者称为纵向项目，后者称为横向项目。
做纵向项目没多少钱可赚，国家对这些项目的每一项开支，都管得很严。所以，很多导师都希望既有纵向项目又有横向项目，这样可名利双收。北京某理工大学一位教授坦言：“能拿到一些863计划、963计划等高级别的纵向项目，可以提高学术地位。至于做横向项目，纯粹就是为赚钱了。”
一方面是科技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科研经费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被装进个人腰包，沦为腐败润滑剂。动辄数十万、上千万元的经费，上级部门只管审批下拨而缺乏强有力的监管，那些拥金自傲、沉醉于“老板”境界的教授们，实际已滑出了危险的一步，长此以往，教授群体将沦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
今年6月，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小严就要毕业了。提起3年的读研经历，她不禁感慨万千：“大部分时间都在给‘老板’打工，专业知识学得一塌糊涂……”
“一直为‘老板’做着与专业没有关系的项目，每月得到450元的报酬!”小雁一谈到她的导师就来气：“即使在外面一些公司兼职，挣的钱也远比这个多。可为了完成论文，顺利拿到学位，还是不得不跟着‘老板’做。”有的研究生透露，他们的导师只管申报课题，查资料、做调查、搞实验、写书稿，都交给研究生完成。一些研究生表示，他们很愿意在能锻炼自己能力的前提下，主动帮助导师做事，也可以不计较报酬，只是不希望导师以“搞研究”的名义把自己当作赚钱或获取名利的工具。
对许多研究生来说，把导师叫做“老板”已经是一种习惯了，“他付我工资，我给他干活!”
成果掺假，科学信誉呈现危机
不久前，北京某大单位招了位“海归派”，他在简历上说，他在美国某试验室工作3个月，发表了6篇论文。一核实发现，5篇是假的，还有一篇是第三作者(美国一实验室的负责人称，因为这篇文章引用了一些他从中国带去的资料，所以署上了他的名字)。
近年来，在中国科技界，浮夸风、炒作风较盛。
几千美元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的文库，被夸大成“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的三大基因库”，普通的留美技术人员也一举成为“世界生物科学界顶尖级人物”；新兴的纳米技术“衍生”出净水洗衣机、防寒内衣，还在股市中担当引导大盘的龙头板块……面对这些过度炒作事件，一批知名学者大声疾呼：把科学信誉卷入商业炒作，必将损害中国科技界的形象和长远利益。
“把在国外商业公司可以买到，或向有关实验室免费可以索取的基因文库，拿来做举国瞩目的献宝，是不是会有损留学人员的形象?是不是对中国新闻界的愚弄?是不是对得起人民?”中科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邹承鲁，及美国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副教授、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饶毅首先站出来提出质疑。
顶着“世界顶尖级生命科学家”头衔的陈晓宁从美国带回的基因库，据了解是一种在分子遗传学上称作“细菌人工染色体(BAc)文库”。在陈所属公司提供的新闻背景资料中，它被形容为“能极大造福人类，中国也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掌握顶尖生物技术的国家。”而其实这种文库的建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在世界各国分子遗传学实验室普遍使用，同等产品在美国用几千美元就可以买到。
同样的“泡沫”还发生在近期的纳米热潮中。这种微小到原子水平的长度单位，因为会使物质具有不同寻常特性，并有望在今后20年带来医疗、机械、环保等领域的革命，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授、纳米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华中一面对目前社会上对纳米商业炒作的不良倾向直言不讳地指出：一是趁大众对纳米技术的内涵还不太清楚之际，胡乱标榜自己的产品出自“纳米技术”；二是做了一点点皮毛的工作(例如涂料里加些细粒、织物里加点微粉等)，就自称对纳米技术的发展有“突破”；有的还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虚假预测，企图使股民发点“纳米疯”，买其股票。
科学贵在真实。为此，有专家呼吁：在高科技问题上，一定要多做实事，少一些炒作，为我国的高新技术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创造有利条件。
急速拼凑，学术权力公然寻租
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 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注水太多。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更有甚者，有些人在论文字数上连百万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那么这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一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如此看来动辄学术成果好几百万字乃至上千万字，绝不奇怪。
事实上，为了获得学术成果，大学教师中不乏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的。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研究比较文学的教师，就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分别在几个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论文，这5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论比较文学消亡论》、《再论比较文学消亡论》、《三论比较文学消亡论》、《比较文学消亡了吗?》、《驳比较文学消亡论》。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高校教师的传统，更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即“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在学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指出，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公开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另外，除了抄袭剽窃，目前，学术界“搭车”署名、“虎皮”署名也成了公开的秘密。
作品署名在科学界内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原则：每一位作者应对作品做出重大的知识上的贡献。尽管目前对判断何谓“重大”贡献有各种不一致的意见，但有一个最低的标准，那就是作者必须已参加过足够多的研究工作并能对作品的内容承担责任而且能保证它的合法性。
现在“搭车”署名现象严重到无论是否有贡献，实验室负责人要在该室所有论文上挂名。有的导师在几十个学生的论文上都要署名。
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学位评定委员会规定，“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做课题是由导师承接、导师指导，所写论文原则上导师应是第一作者。博士生发表文章，导师必须为第一作者”。一名博士生在给《中国青年报》的邮件中说：“博士生好不容易发表的论文，竟然被导师轻易窃取。长此下去，后果不堪。”对此，电信系党总支一位副书记解释说，这样做主要是让导师能够对自己学生发表的文章负责，对文章内容进行把关。此前系里曾经有一名硕士生为出国，论文大量抄袭别人，未经导师审查就发表了，最终引来官司，导师也被追究了责任。依此看来，导师之所以要在学生的论文署名为第一作者，只是表示“该文已把关，我可以负文责”!但事实上，按论文署名的游戏规则，谁是“第一作者”，却远远不是一个“把关”、“负责”所能涵盖的。论文作为个人化的写作，是一种打着个人创新思维烙印的创造性活动。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署名顺序、论文数量和质量，往往跟导师们的评奖、业绩以及晋升职务相连，也跟院系的政绩有关。用一位导师的话说，论文是导师个人、实验室、学校的考核标准。国家给课题、项目的时候，都是通过论文数量来看实力的。毕竟，在与同档次学校的竞争中，论文越多当然实力就越强了。而学生的流动性强，如果导师们不在论文上署名，所谓成果就流出校园了。有了这样的校规校纪，再加上导师就是博士生的“学校家长”，结果学生们就将个人的学术成果拱手让了出去。表面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质是导师们利用学术权力肆意侵吞占有或者剽窃学生的劳动成果。曾参与起草中国第一部“学术宪章”——《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杨玉圣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学术权力寻租行为。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在研究生的成果上强行署名的做法，是不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霸道条款”!属于典型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行为，也是公然违背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
为钱“推磨”，科技鉴定缺乏诚信
2002年8月，曾在摩托罗拉公司做测试的工程师陈进从美国买来10片MOTO-freescale的56800芯片，找人打磨掉MOTO标志，又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LOGO。虚假的DSP“汉芯一号”芯片，就这样诞生了。就凭着这颗子虚乌有的DSP芯片，陈进一步步爬上了上海交大教授博导、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CE0的职称和职务。一个根本不懂IC技术的测试员竟然成为上海市计算机和集成电路设计主题专家、上海市信息委专家库成员等等。
“汉芯系列DSP”申报了“国家863计划项目”，甚至蒙骗国家总装备部申报了“武器装备技术创新项目”，这不仅会造成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纠纷，而且会使国家的国防工业深受其害。
截止到2005年6月的短短3年，国家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教育部、国 家创新基金、总装、种子基金、上海信息委、上海科委、上海市经委整机联动项目、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事局、闵行区政府等多家机构先后拨款11408．25万元，已到款6043．25万元，余额5365万元。从国家骗取的巨额科研和产业化项目经费除了无限度的挥霍外，源源不断地滚入个人腰包，部分进入陈进本人在美国的私人账户。
震惊中外的“汉芯事件”以上海交大处理造假者陈进收场。
2006年9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在全国政协“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的一席话发人深思。“有时候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还会比搞个豆腐渣工程好搞一些。”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黄尚廉院士也提出疑问：陈进许多项目的验收和成果鉴定，都经国内权威机构测试和著名专家评审，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验收鉴定和评审是否存在问题?“汉芯”作假大量转移国家资金，是否进行了审计与监督?
确实，科技界的成果造假和与鉴定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有关。科技成果鉴定本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为了让所谓的“成果”顺利过关，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一是材料“注水”。有些参加鉴定和评奖的成果本很平平，但经当事人一番“梳妆打扮”，也变得“光彩夺目”。二是自选评委。为了保证鉴定结论符合主观意愿，目前大多数申请单位要求自定项目鉴定的评审专家名单，不少项目鉴定主管部门也认可这种作法，依此得出的鉴定结论难以公正。三是评审程序草率。某些操纵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缩短评审时间，有的地方、部门竟然将尚处在科研工作萌芽阶段的专利也作为科研成果，并颁发成果证书，一味迎合申请者的胃口。四是徇私照顾。有的人因为职称评聘或其他方面的特殊需要，通过贿赂等手段打通评委“关节”，请求评委予以特殊照顾。五是拔高评价结论。由于自选评委甚至与某些评委暗中串通，往往易于出现拔高评价结论现象，以至于大部分成果鉴定的评价结论严重失范。六是虚假炒作。有的人为了增大其“成果”的社会反响，在鉴定或评奖前后，或请名人作评，或请新闻媒体炒作，借以提高身价。
有的所谓科技成果，得到这一领域内头面人物的“权威鉴定”，就被誉为“国内首创”、“国际领先”、“重要里程碑”。而两三年后却因严重造假被查处，并且其成果(产品)无法正常使用。像这样的“成果”为何能通过“权威”、“专家”的层层把关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指出，这类专家鉴定评审流于形式，全说好话。他举例说：“一家单位要我去评审他们的项目。我是评审委员会组长，他们要我定他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我想我不能签字，对方乞求说，如果这个项目不签国际先进，别的项目都按照‘惯例’来评为国际先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有发展了。我后来真的非常狼狈地签了下去。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去。但我不去有人去，在圈内大家都知道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不好说话。”
汪品先表示：“做鉴定专家太为难。专业领域的圈子是很小的，鉴定专家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要评审，他们这次不给人家通过，他们的学生以后的项目，包括自己的项目也得经别人评审。如果太过认真，倒霉的还是自己。”
曾在一家涉嫌造假的高科技公司担任公关人员的人士，向记者讲述了他所见所闻的专家鉴定会情景：“鉴定意见初稿是我们公司提供的，具体说就是我起草的。稿子只有区区五六百字，写起来很简单：先根据测试报告列出几项技术参数，再做出重大突破、填补空白这样的评论，写上‘鉴定组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该项目的技术鉴定’这句结论，最后空出专家签名的地方。”
这位人士说，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页纸头放在投影仪上，‘这个字改掉’，‘这样才对嘛’……专家们的意见就是这些，两个小时鉴定会就结束了。专家们得出的鉴定结论和验收结论，与我们拟定的初稿几乎没有区别。”最后，专家们都签字通过。更令他瞠目的是，一位鉴定专家临时有事先走，到签字时我给他打电话，教授说：“你帮我签个名就行了。”
不少所谓的专家只在乎到场鉴定拿到多少钱，至于是否公正鉴定，甚至是否到场，并不在乎。把参加科技鉴定当成了演艺明星“走穴”拿钱，科技造假自然就见怪不怪了。
专家拿自己当明星的现象还出现在广告宣传上，现在，有些商家做广告，动辄请出“专家”，什么营养专家、口腔专家、空调专家、方便面专家、空气净化专家……科技工作者因为拿了广告费而替各类产品做不实宣传的，比比皆是。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专家就是某一行业的权威，由专家推荐的产品肯定错不了。所以，当某些“专家”，打着“权威”旗号，抬出高深莫测的“科学”原理，为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涂脂抹粉高唱赞歌的时候，往往很容易就能博得消费者的信任，从而令假冒伪劣大行其道，让不法奸商赚得盆满钵满。当“专家”成为时髦，成为摆设，成为骗子时，受害的只有消费者。
科学殿堂为何黯然失色
简 夫
近年来科技界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确令人尴尬，让人心惊。那么，一直让人崇敬的科技工作者，为何也会受到腐蚀，甚至陷入腐败的泥潭呢?
挣钱致富，科技研究成了金钱研究，
在市场经济社会的大环境里，市场观念逐渐影响到了一些科技工作者，不论是被称为专家、学者的，还是教授、博导的，大家都得为社会的经济建设服务，也
要为自己“家庭经济”服务。挣钱致富，成了科技界越来越多工作者的共同理想。因此，传统的科技研究的目的受到了冲击，科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变为金钱研究。
许多科技工作者在搞科研时重点考虑的是，这个项目的研究成功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经济利益，而不是到底有多少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这样一种氛围里，科学家做广告、导师做“包工头”、弄虚作假出“成果”等等，就不难理解了。不久前，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院士在批评中国科技腐败现象时一语道破：“现在名校教授花时间不是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到海外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走穴’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学术交易和拉票上。算起来，三分之二是非学术生活。当然不愿意做学问了。”
外因确实很重要，政策的引导有时不能不让人更多地考虑经济利益。比如，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鼓励大家做“双休日工程师”，鼓励科技人员去挣外快，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刺激了腐败。实际上，国外的许多科技工作人员是不允许从事行业外的科技工作的。而最近我们还进一步鼓励科技人员到外单位兼职，这样做的后果是大量的科研单位的 本职工作反而倒被耽误和放弃了，更严重的是本属于单位的科研成果被科研人员私下用来给自己挣外快。一些科研人员利用这一点很快地富起来，但本质上与贪官贪污大量财产并无大的区别。当然，我们鼓励科技人员到外单位兼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活用人机制，增强科技创新的活力，但如何规范引导，的确是一个问题。
浮躁心理，缘于科技竞争政策机制
如今，不论是普通科技工作者、大学里的研究生，还是院士级的学术权威，似乎都笼罩在一种非常浮躁的学术氛围之中。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意味着可以获得高于常人的名誉地位和经济利益，而这正缘于我国现行的科技竞争机制。
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尽快拿出成果，很可能面临着被淘汰的结局。正如黄尚廉院士所说的：以评奖、发论文论英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科技创新。没有哪个国家有我国这样如此大规模的、频繁的科技评价活动。这些评价运动是压在科技人员头上的大山，科技人员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消耗大量的精力去应付上级压下来的数不清的评奖、评估、评比，千方百计地去包装他们的成果。更有甚者，由于成果不够，便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去“弄”成果，比如剽窃、掠夺、吹嘘、欺骗等等。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日前指出，科技界腐败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来自一些官员的急功近利，促使一些科技工作者造假。另一方面，国家在有关的政策和机制上，带有一种引导性的考核指标，科技工作者不急于拿出这个成果不好交账，不好生存。
科技工作不能取得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而是被当作一种用来欣赏的“成果”，这不能不说是科技工作的浪费，也是对国家资金的浪费。
监督不健全，对违规违纪者惩处不力
科技领域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是造成科技界腐败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
现行的科技成果鉴定、评奖中在材料鉴别、用户证明的核实、经济效益的回访等方面的监督机制不健全，使得检测报告的准确性、用户报告的可靠性等均不同程度地出了问题。
与监督机制紧密相连的，是科技领域的惩处机制不健全。首先是法律责任不够明确。科技界出现腐败现象之后，不知道什么人应该负责，或负怎么样的责任，以至于舆论炒得很热，但当事人照样有名有利，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二是对有些违规行为的惩处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其实，当科技界、学术界出现腐败现象后，有关部门也不是不重视，有的也的确成立了相关组织进行了调查。但是，在查出当事人的腐败行为或者说是不端行为后，却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文或纪律规定可以套用。因此，不知道该如何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一般都是进行批评教育，最多也就是解聘而已。而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太轻，不足以对行为不端者起到惩戒作用。
三是对违规行为惩处不力。除了因．为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条文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部门利益作怪，导致科技界的腐败行为得不到积极查处。有的学术造假、成果造假者，大多是高校或科研单位领导作为人才引进的，是一种“政绩工程”。一旦事发，容易被牵连到自己的领导责任。同时，学校的声誉、学校的学术地位也会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有些科研单位的领导本身就是个行为不端者，比如有的人当了校长、院长后还在申报院士，竟然有组织地让其他人“出让”成果，以便自己顺利获批。当这类人的问题被揭发后，往往很难查下去。关键是在全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独立的调查机构负责这类腐败行为。
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科技界腐败行为的发生。科研行为不端者得不到有力惩治，不仅怂恿了这些人继续腐败，而且还将更多原本行为端正的科研工作者也拉下水来，从而导致科技界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后果。
近年来部分名校教师被指抄袭事件
北京大学生物系蛋白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潘××等六人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所谓体现中国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的论文，存在严重剽窃问题，抄袭了加拿大两个学者的论文，被国外杂志予以揭露，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学术声誉；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被指其哲学著作《历史与实践》中的部分内容抄袭国外著作《哲学历史词典》；
上海某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据媒体披露，主要是靠剽窃和利用职务巧取豪夺；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破格提成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从而评上教授和博导，该教授现已移居国外；
××理工大学某教授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其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与加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
科技创新须遏制腐败之风
辛 安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高低。科技强国，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共识。因此，如果不能尽快遏制科技界的腐败现象，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要根治科技界腐败，肃清不良风气，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必须做到：
一、科研立项要全程公开透明
确定一个科研项目，往往意味着大笔的经费投入，同时可能产生腐败。科技部门应努力从科研项目管理的源头——立项着手，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和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立项全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比如，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实现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网上运作和管理，确保项目申请者机会均等，项目评审标准一致；建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决策和评审咨询相互分离的机制，加大竞争性项目的招投标力度；充分利用网上公示等手段，提高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的公开性与透明度……通过这些措施的出台，努力防止“人情项目”“关系项目”，使那些“跑部钱进”者不再得到任何“特殊待遇”。
二、建立科研分类评价体系
要努力建立合理的导师评价体系。一方面对导师科研能力的评价体系要避免过于绝对量化和短期化。保证研究生的独立性和话语权，能够对导师的指导进行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受利益驱动，不能指望“跑钱”的导师自律，应当出台相关的措施，对导师的教学时间安排，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指导和研究时间，保证对研究生提供足够的有效指导。
实行科技项目分类评价，纠正原有的导向不科学的弊端。对于无保密要求的重大科学技术活动，逐步推行科学技术评价国际化；强调公平地对待“小人 物”和“非共识”项目。
坚持“质量第一”，把创造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作为国家科技计划评审的主要依据，更加注重项目的创新性、取得专利的水平；对于基础研究，引导科研机构避免单纯的论文数量导向，强调论文引用率方面的指标，以及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不再组织成果鉴定，避免滥用不切实际的“国际领先、国际先进”等评语，坚决抵制和反对虚假的、形式主义的评审活动。
剔除评审中的“人情”因素，专家评审机制与国际接轨。规定评价费用应由委托方支出，不得由被评价方支出，以保障评价工作的公平、公正。
三、建立科研诚信制度
科学研究和评审中不端行为和腐败现象的频频发生，使科学家群体的公信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今后，有关部门应在国家科技计划立项、预算、验收等各关键环节中，对相关机构和专家、分别进行信用记录和评价。他们的信用状况将作为选聘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四、强化科研经费监管
现在对于数十万元、上百万元的经费，上级部门只管审批下拨而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导致大量的科研经费被装进个人腰包。这是很多导师醉心于做项目的“原动力”。因此，有关部门要对纵向项目经费严格审计，加以监控。另一方面，对横向项目，高校应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体系。
在经费管理方面，实行事前预算评估、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的全程预算管理程序。据悉，科技部将成立科技经费监管中心这一专门机构，强化科研经费监管力度。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就此表示：“今后随着科技投入越来越多，强化科研经费监管已成为治理学术腐败的重要一环。”
五、多个“关口”加强过程监管
针对过去个别领域重投入、轻产出，重立项、轻验收等问题，充分发挥各计划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应当积极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独立的评估监督，重大项目的实施可引入监理制度，促进课题监督与评估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同时，应尽快建立专门的惩治学术腐败的法律，或者尽快在《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中完善惩治学术腐败的内容，增强其严密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惩治学术腐败有法可依。并着手完善和统一相关学术规范，特别要对违反规范的行为和处罚方式等进行具体界定。
在学术监察方面，我们可以建立类似国外的专门学术打假机构，与教育部门的监察机构合并，扩大其职责和职权范围，使其能很好地履行学术监察之责。此外，还可建立公示制度、申诉和听证制度、举报奖励制等等加强监督。
科技界的腐败现象由于披着“科研”的面纱，具有极大的潜伏性、隐秘性和危害性。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科技界腐败行为发生的规律，从具体政策、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加大工作力度，渗入科技界的腐败这个“毒瘤”是可以逐步剔除的。
编辑：靳伟华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此认为：学风建设关系到科学技术事业的兴衰成败，也对社会风气具有重大影响。总体上看，我国科技界的学风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违背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术风气的不端行为，有的还比较严重。尽管这些现象是极个别的，但对科技事业的危害不容低估。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高低。科技强国，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共识。可以说，科技腐败影响到的不仅是公平竞争环境，更重要的是阻碍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国力上升的步伐。如果不能尽快遏制科技界的腐败现象，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因此，本期策划将关注的目光聚焦科技腐败，希望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当学术研究变成名利场
杨春乔
科技工作者为科技工作艰苦奋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然而，也有少数人却因为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内心深处对金钱、地位和名誉的畸形崇恋而滋生腐败。
根据近年来科技界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将科技界的腐败现象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老板导师，师生关系变成雇佣
教授摇身变老板，研究生转眼成雇工，挤破头抢夺的科研项目，居然异化为少数人的政绩花瓶和赚钱机器，“老板现象”、“老板经济”的背后不仅是师德矮化，更游荡着学术腐败的魅影，透出学术浮躁、急功近利等庸俗不堪的浊臭气息。
北京某高校博导大胆自曝家丑，在地质研究领域，博士生导师如果拿到一个100万元的研究项目，只要花20万元在项目上，再扣掉学校难与共收取的管理费和其他费用，他至少能赚50万元；还有江苏省农科院副研究员杜国平私自将12．6万元的科研经费装入腰包，购买私家车，被判刑10年。据说在科研单位，这种吃经费现象较为普遍……
而教授招研究生犹如老板招工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据了解，导师让研究生们做的项目主要有两种：第一，由政府长期设立的各类研究基金支持的项目，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科基金项目、863计划、各部委或各级政府设立的研究基金资助的项目。第二，由政府或企业就某项目研究课题委托的项目。有的学校把前者称为纵向项目，后者称为横向项目。
做纵向项目没多少钱可赚，国家对这些项目的每一项开支，都管得很严。所以，很多导师都希望既有纵向项目又有横向项目，这样可名利双收。北京某理工大学一位教授坦言：“能拿到一些863计划、963计划等高级别的纵向项目，可以提高学术地位。至于做横向项目，纯粹就是为赚钱了。”
一方面是科技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科研经费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被装进个人腰包，沦为腐败润滑剂。动辄数十万、上千万元的经费，上级部门只管审批下拨而缺乏强有力的监管，那些拥金自傲、沉醉于“老板”境界的教授们，实际已滑出了危险的一步，长此以往，教授群体将沦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
今年6月，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小严就要毕业了。提起3年的读研经历，她不禁感慨万千：“大部分时间都在给‘老板’打工，专业知识学得一塌糊涂……”
“一直为‘老板’做着与专业没有关系的项目，每月得到450元的报酬!”小雁一谈到她的导师就来气：“即使在外面一些公司兼职，挣的钱也远比这个多。可为了完成论文，顺利拿到学位，还是不得不跟着‘老板’做。”有的研究生透露，他们的导师只管申报课题，查资料、做调查、搞实验、写书稿，都交给研究生完成。一些研究生表示，他们很愿意在能锻炼自己能力的前提下，主动帮助导师做事，也可以不计较报酬，只是不希望导师以“搞研究”的名义把自己当作赚钱或获取名利的工具。
对许多研究生来说，把导师叫做“老板”已经是一种习惯了，“他付我工资，我给他干活!”
成果掺假，科学信誉呈现危机
不久前，北京某大单位招了位“海归派”，他在简历上说，他在美国某试验室工作3个月，发表了6篇论文。一核实发现，5篇是假的，还有一篇是第三作者(美国一实验室的负责人称，因为这篇文章引用了一些他从中国带去的资料，所以署上了他的名字)。
近年来，在中国科技界，浮夸风、炒作风较盛。
几千美元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的文库，被夸大成“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的三大基因库”，普通的留美技术人员也一举成为“世界生物科学界顶尖级人物”；新兴的纳米技术“衍生”出净水洗衣机、防寒内衣，还在股市中担当引导大盘的龙头板块……面对这些过度炒作事件，一批知名学者大声疾呼：把科学信誉卷入商业炒作，必将损害中国科技界的形象和长远利益。
“把在国外商业公司可以买到，或向有关实验室免费可以索取的基因文库，拿来做举国瞩目的献宝，是不是会有损留学人员的形象?是不是对中国新闻界的愚弄?是不是对得起人民?”中科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邹承鲁，及美国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副教授、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饶毅首先站出来提出质疑。
顶着“世界顶尖级生命科学家”头衔的陈晓宁从美国带回的基因库，据了解是一种在分子遗传学上称作“细菌人工染色体(BAc)文库”。在陈所属公司提供的新闻背景资料中，它被形容为“能极大造福人类，中国也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掌握顶尖生物技术的国家。”而其实这种文库的建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在世界各国分子遗传学实验室普遍使用，同等产品在美国用几千美元就可以买到。
同样的“泡沫”还发生在近期的纳米热潮中。这种微小到原子水平的长度单位，因为会使物质具有不同寻常特性，并有望在今后20年带来医疗、机械、环保等领域的革命，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授、纳米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华中一面对目前社会上对纳米商业炒作的不良倾向直言不讳地指出：一是趁大众对纳米技术的内涵还不太清楚之际，胡乱标榜自己的产品出自“纳米技术”；二是做了一点点皮毛的工作(例如涂料里加些细粒、织物里加点微粉等)，就自称对纳米技术的发展有“突破”；有的还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虚假预测，企图使股民发点“纳米疯”，买其股票。
科学贵在真实。为此，有专家呼吁：在高科技问题上，一定要多做实事，少一些炒作，为我国的高新技术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创造有利条件。
急速拼凑，学术权力公然寻租
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 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注水太多。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更有甚者，有些人在论文字数上连百万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那么这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一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如此看来动辄学术成果好几百万字乃至上千万字，绝不奇怪。
事实上，为了获得学术成果，大学教师中不乏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的。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研究比较文学的教师，就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分别在几个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论文，这5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论比较文学消亡论》、《再论比较文学消亡论》、《三论比较文学消亡论》、《比较文学消亡了吗?》、《驳比较文学消亡论》。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高校教师的传统，更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即“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在学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指出，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公开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另外，除了抄袭剽窃，目前，学术界“搭车”署名、“虎皮”署名也成了公开的秘密。
作品署名在科学界内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原则：每一位作者应对作品做出重大的知识上的贡献。尽管目前对判断何谓“重大”贡献有各种不一致的意见，但有一个最低的标准，那就是作者必须已参加过足够多的研究工作并能对作品的内容承担责任而且能保证它的合法性。
现在“搭车”署名现象严重到无论是否有贡献，实验室负责人要在该室所有论文上挂名。有的导师在几十个学生的论文上都要署名。
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学位评定委员会规定，“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做课题是由导师承接、导师指导，所写论文原则上导师应是第一作者。博士生发表文章，导师必须为第一作者”。一名博士生在给《中国青年报》的邮件中说：“博士生好不容易发表的论文，竟然被导师轻易窃取。长此下去，后果不堪。”对此，电信系党总支一位副书记解释说，这样做主要是让导师能够对自己学生发表的文章负责，对文章内容进行把关。此前系里曾经有一名硕士生为出国，论文大量抄袭别人，未经导师审查就发表了，最终引来官司，导师也被追究了责任。依此看来，导师之所以要在学生的论文署名为第一作者，只是表示“该文已把关，我可以负文责”!但事实上，按论文署名的游戏规则，谁是“第一作者”，却远远不是一个“把关”、“负责”所能涵盖的。论文作为个人化的写作，是一种打着个人创新思维烙印的创造性活动。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署名顺序、论文数量和质量，往往跟导师们的评奖、业绩以及晋升职务相连，也跟院系的政绩有关。用一位导师的话说，论文是导师个人、实验室、学校的考核标准。国家给课题、项目的时候，都是通过论文数量来看实力的。毕竟，在与同档次学校的竞争中，论文越多当然实力就越强了。而学生的流动性强，如果导师们不在论文上署名，所谓成果就流出校园了。有了这样的校规校纪，再加上导师就是博士生的“学校家长”，结果学生们就将个人的学术成果拱手让了出去。表面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质是导师们利用学术权力肆意侵吞占有或者剽窃学生的劳动成果。曾参与起草中国第一部“学术宪章”——《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杨玉圣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学术权力寻租行为。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在研究生的成果上强行署名的做法，是不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霸道条款”!属于典型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行为，也是公然违背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
为钱“推磨”，科技鉴定缺乏诚信
2002年8月，曾在摩托罗拉公司做测试的工程师陈进从美国买来10片MOTO-freescale的56800芯片，找人打磨掉MOTO标志，又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LOGO。虚假的DSP“汉芯一号”芯片，就这样诞生了。就凭着这颗子虚乌有的DSP芯片，陈进一步步爬上了上海交大教授博导、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CE0的职称和职务。一个根本不懂IC技术的测试员竟然成为上海市计算机和集成电路设计主题专家、上海市信息委专家库成员等等。
“汉芯系列DSP”申报了“国家863计划项目”，甚至蒙骗国家总装备部申报了“武器装备技术创新项目”，这不仅会造成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纠纷，而且会使国家的国防工业深受其害。
截止到2005年6月的短短3年，国家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教育部、国 家创新基金、总装、种子基金、上海信息委、上海科委、上海市经委整机联动项目、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事局、闵行区政府等多家机构先后拨款11408．25万元，已到款6043．25万元，余额5365万元。从国家骗取的巨额科研和产业化项目经费除了无限度的挥霍外，源源不断地滚入个人腰包，部分进入陈进本人在美国的私人账户。
震惊中外的“汉芯事件”以上海交大处理造假者陈进收场。
2006年9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在全国政协“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的一席话发人深思。“有时候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还会比搞个豆腐渣工程好搞一些。”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黄尚廉院士也提出疑问：陈进许多项目的验收和成果鉴定，都经国内权威机构测试和著名专家评审，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验收鉴定和评审是否存在问题?“汉芯”作假大量转移国家资金，是否进行了审计与监督?
确实，科技界的成果造假和与鉴定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有关。科技成果鉴定本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为了让所谓的“成果”顺利过关，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一是材料“注水”。有些参加鉴定和评奖的成果本很平平，但经当事人一番“梳妆打扮”，也变得“光彩夺目”。二是自选评委。为了保证鉴定结论符合主观意愿，目前大多数申请单位要求自定项目鉴定的评审专家名单，不少项目鉴定主管部门也认可这种作法，依此得出的鉴定结论难以公正。三是评审程序草率。某些操纵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缩短评审时间，有的地方、部门竟然将尚处在科研工作萌芽阶段的专利也作为科研成果，并颁发成果证书，一味迎合申请者的胃口。四是徇私照顾。有的人因为职称评聘或其他方面的特殊需要，通过贿赂等手段打通评委“关节”，请求评委予以特殊照顾。五是拔高评价结论。由于自选评委甚至与某些评委暗中串通，往往易于出现拔高评价结论现象，以至于大部分成果鉴定的评价结论严重失范。六是虚假炒作。有的人为了增大其“成果”的社会反响，在鉴定或评奖前后，或请名人作评，或请新闻媒体炒作，借以提高身价。
有的所谓科技成果，得到这一领域内头面人物的“权威鉴定”，就被誉为“国内首创”、“国际领先”、“重要里程碑”。而两三年后却因严重造假被查处，并且其成果(产品)无法正常使用。像这样的“成果”为何能通过“权威”、“专家”的层层把关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指出，这类专家鉴定评审流于形式，全说好话。他举例说：“一家单位要我去评审他们的项目。我是评审委员会组长，他们要我定他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我想我不能签字，对方乞求说，如果这个项目不签国际先进，别的项目都按照‘惯例’来评为国际先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有发展了。我后来真的非常狼狈地签了下去。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去。但我不去有人去，在圈内大家都知道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不好说话。”
汪品先表示：“做鉴定专家太为难。专业领域的圈子是很小的，鉴定专家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要评审，他们这次不给人家通过，他们的学生以后的项目，包括自己的项目也得经别人评审。如果太过认真，倒霉的还是自己。”
曾在一家涉嫌造假的高科技公司担任公关人员的人士，向记者讲述了他所见所闻的专家鉴定会情景：“鉴定意见初稿是我们公司提供的，具体说就是我起草的。稿子只有区区五六百字，写起来很简单：先根据测试报告列出几项技术参数，再做出重大突破、填补空白这样的评论，写上‘鉴定组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该项目的技术鉴定’这句结论，最后空出专家签名的地方。”
这位人士说，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页纸头放在投影仪上，‘这个字改掉’，‘这样才对嘛’……专家们的意见就是这些，两个小时鉴定会就结束了。专家们得出的鉴定结论和验收结论，与我们拟定的初稿几乎没有区别。”最后，专家们都签字通过。更令他瞠目的是，一位鉴定专家临时有事先走，到签字时我给他打电话，教授说：“你帮我签个名就行了。”
不少所谓的专家只在乎到场鉴定拿到多少钱，至于是否公正鉴定，甚至是否到场，并不在乎。把参加科技鉴定当成了演艺明星“走穴”拿钱，科技造假自然就见怪不怪了。
专家拿自己当明星的现象还出现在广告宣传上，现在，有些商家做广告，动辄请出“专家”，什么营养专家、口腔专家、空调专家、方便面专家、空气净化专家……科技工作者因为拿了广告费而替各类产品做不实宣传的，比比皆是。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专家就是某一行业的权威，由专家推荐的产品肯定错不了。所以，当某些“专家”，打着“权威”旗号，抬出高深莫测的“科学”原理，为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涂脂抹粉高唱赞歌的时候，往往很容易就能博得消费者的信任，从而令假冒伪劣大行其道，让不法奸商赚得盆满钵满。当“专家”成为时髦，成为摆设，成为骗子时，受害的只有消费者。
科学殿堂为何黯然失色
简 夫
近年来科技界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确令人尴尬，让人心惊。那么，一直让人崇敬的科技工作者，为何也会受到腐蚀，甚至陷入腐败的泥潭呢?
挣钱致富，科技研究成了金钱研究，
在市场经济社会的大环境里，市场观念逐渐影响到了一些科技工作者，不论是被称为专家、学者的，还是教授、博导的，大家都得为社会的经济建设服务，也
要为自己“家庭经济”服务。挣钱致富，成了科技界越来越多工作者的共同理想。因此，传统的科技研究的目的受到了冲击，科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变为金钱研究。
许多科技工作者在搞科研时重点考虑的是，这个项目的研究成功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经济利益，而不是到底有多少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这样一种氛围里，科学家做广告、导师做“包工头”、弄虚作假出“成果”等等，就不难理解了。不久前，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院士在批评中国科技腐败现象时一语道破：“现在名校教授花时间不是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到海外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走穴’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学术交易和拉票上。算起来，三分之二是非学术生活。当然不愿意做学问了。”
外因确实很重要，政策的引导有时不能不让人更多地考虑经济利益。比如，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鼓励大家做“双休日工程师”，鼓励科技人员去挣外快，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刺激了腐败。实际上，国外的许多科技工作人员是不允许从事行业外的科技工作的。而最近我们还进一步鼓励科技人员到外单位兼职，这样做的后果是大量的科研单位的 本职工作反而倒被耽误和放弃了，更严重的是本属于单位的科研成果被科研人员私下用来给自己挣外快。一些科研人员利用这一点很快地富起来，但本质上与贪官贪污大量财产并无大的区别。当然，我们鼓励科技人员到外单位兼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活用人机制，增强科技创新的活力，但如何规范引导，的确是一个问题。
浮躁心理，缘于科技竞争政策机制
如今，不论是普通科技工作者、大学里的研究生，还是院士级的学术权威，似乎都笼罩在一种非常浮躁的学术氛围之中。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意味着可以获得高于常人的名誉地位和经济利益，而这正缘于我国现行的科技竞争机制。
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尽快拿出成果，很可能面临着被淘汰的结局。正如黄尚廉院士所说的：以评奖、发论文论英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科技创新。没有哪个国家有我国这样如此大规模的、频繁的科技评价活动。这些评价运动是压在科技人员头上的大山，科技人员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消耗大量的精力去应付上级压下来的数不清的评奖、评估、评比，千方百计地去包装他们的成果。更有甚者，由于成果不够，便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去“弄”成果，比如剽窃、掠夺、吹嘘、欺骗等等。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日前指出，科技界腐败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来自一些官员的急功近利，促使一些科技工作者造假。另一方面，国家在有关的政策和机制上，带有一种引导性的考核指标，科技工作者不急于拿出这个成果不好交账，不好生存。
科技工作不能取得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而是被当作一种用来欣赏的“成果”，这不能不说是科技工作的浪费，也是对国家资金的浪费。
监督不健全，对违规违纪者惩处不力
科技领域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是造成科技界腐败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
现行的科技成果鉴定、评奖中在材料鉴别、用户证明的核实、经济效益的回访等方面的监督机制不健全，使得检测报告的准确性、用户报告的可靠性等均不同程度地出了问题。
与监督机制紧密相连的，是科技领域的惩处机制不健全。首先是法律责任不够明确。科技界出现腐败现象之后，不知道什么人应该负责，或负怎么样的责任，以至于舆论炒得很热，但当事人照样有名有利，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二是对有些违规行为的惩处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其实，当科技界、学术界出现腐败现象后，有关部门也不是不重视，有的也的确成立了相关组织进行了调查。但是，在查出当事人的腐败行为或者说是不端行为后，却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文或纪律规定可以套用。因此，不知道该如何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一般都是进行批评教育，最多也就是解聘而已。而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太轻，不足以对行为不端者起到惩戒作用。
三是对违规行为惩处不力。除了因．为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条文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部门利益作怪，导致科技界的腐败行为得不到积极查处。有的学术造假、成果造假者，大多是高校或科研单位领导作为人才引进的，是一种“政绩工程”。一旦事发，容易被牵连到自己的领导责任。同时，学校的声誉、学校的学术地位也会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有些科研单位的领导本身就是个行为不端者，比如有的人当了校长、院长后还在申报院士，竟然有组织地让其他人“出让”成果，以便自己顺利获批。当这类人的问题被揭发后，往往很难查下去。关键是在全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独立的调查机构负责这类腐败行为。
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科技界腐败行为的发生。科研行为不端者得不到有力惩治，不仅怂恿了这些人继续腐败，而且还将更多原本行为端正的科研工作者也拉下水来，从而导致科技界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后果。
近年来部分名校教师被指抄袭事件
北京大学生物系蛋白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潘××等六人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所谓体现中国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的论文，存在严重剽窃问题，抄袭了加拿大两个学者的论文，被国外杂志予以揭露，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学术声誉；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被指其哲学著作《历史与实践》中的部分内容抄袭国外著作《哲学历史词典》；
上海某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据媒体披露，主要是靠剽窃和利用职务巧取豪夺；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破格提成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从而评上教授和博导，该教授现已移居国外；
××理工大学某教授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其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与加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
科技创新须遏制腐败之风
辛 安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高低。科技强国，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共识。因此，如果不能尽快遏制科技界的腐败现象，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要根治科技界腐败，肃清不良风气，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必须做到：
一、科研立项要全程公开透明
确定一个科研项目，往往意味着大笔的经费投入，同时可能产生腐败。科技部门应努力从科研项目管理的源头——立项着手，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和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立项全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比如，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实现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网上运作和管理，确保项目申请者机会均等，项目评审标准一致；建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决策和评审咨询相互分离的机制，加大竞争性项目的招投标力度；充分利用网上公示等手段，提高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的公开性与透明度……通过这些措施的出台，努力防止“人情项目”“关系项目”，使那些“跑部钱进”者不再得到任何“特殊待遇”。
二、建立科研分类评价体系
要努力建立合理的导师评价体系。一方面对导师科研能力的评价体系要避免过于绝对量化和短期化。保证研究生的独立性和话语权，能够对导师的指导进行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受利益驱动，不能指望“跑钱”的导师自律，应当出台相关的措施，对导师的教学时间安排，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指导和研究时间，保证对研究生提供足够的有效指导。
实行科技项目分类评价，纠正原有的导向不科学的弊端。对于无保密要求的重大科学技术活动，逐步推行科学技术评价国际化；强调公平地对待“小人 物”和“非共识”项目。
坚持“质量第一”，把创造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作为国家科技计划评审的主要依据，更加注重项目的创新性、取得专利的水平；对于基础研究，引导科研机构避免单纯的论文数量导向，强调论文引用率方面的指标，以及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不再组织成果鉴定，避免滥用不切实际的“国际领先、国际先进”等评语，坚决抵制和反对虚假的、形式主义的评审活动。
剔除评审中的“人情”因素，专家评审机制与国际接轨。规定评价费用应由委托方支出，不得由被评价方支出，以保障评价工作的公平、公正。
三、建立科研诚信制度
科学研究和评审中不端行为和腐败现象的频频发生，使科学家群体的公信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今后，有关部门应在国家科技计划立项、预算、验收等各关键环节中，对相关机构和专家、分别进行信用记录和评价。他们的信用状况将作为选聘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四、强化科研经费监管
现在对于数十万元、上百万元的经费，上级部门只管审批下拨而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导致大量的科研经费被装进个人腰包。这是很多导师醉心于做项目的“原动力”。因此，有关部门要对纵向项目经费严格审计，加以监控。另一方面，对横向项目，高校应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体系。
在经费管理方面，实行事前预算评估、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的全程预算管理程序。据悉，科技部将成立科技经费监管中心这一专门机构，强化科研经费监管力度。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就此表示：“今后随着科技投入越来越多，强化科研经费监管已成为治理学术腐败的重要一环。”
五、多个“关口”加强过程监管
针对过去个别领域重投入、轻产出，重立项、轻验收等问题，充分发挥各计划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应当积极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独立的评估监督，重大项目的实施可引入监理制度，促进课题监督与评估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同时，应尽快建立专门的惩治学术腐败的法律，或者尽快在《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中完善惩治学术腐败的内容，增强其严密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惩治学术腐败有法可依。并着手完善和统一相关学术规范，特别要对违反规范的行为和处罚方式等进行具体界定。
在学术监察方面，我们可以建立类似国外的专门学术打假机构，与教育部门的监察机构合并，扩大其职责和职权范围，使其能很好地履行学术监察之责。此外，还可建立公示制度、申诉和听证制度、举报奖励制等等加强监督。
科技界的腐败现象由于披着“科研”的面纱，具有极大的潜伏性、隐秘性和危害性。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科技界腐败行为发生的规律，从具体政策、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加大工作力度，渗入科技界的腐败这个“毒瘤”是可以逐步剔除的。
编辑：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