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鲁。
　　这一年,孔子六十八岁,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漂泊,抛却了政治迷思,开始安心于教书育人。这是一个平和的孔子,没有了政治野心,白天杏坛讲学,夜晚编撰史籍。这也是一个温暖的孔子,谦恭有礼,循循善诱。
　　正是这个孔子,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不但将官学从当政者手中解放出来,以私学传道于普通人,更是拉开了学术与政治的距离,让命运的禁锢转身演化为思想的自由。“在孔子之后,政治和思想分家了,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秉性去发挥独特的见解。”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最为夺目的“百家争鸣”时代,以此起航。大量的“士人”挣脱过往由封建关系确立的身份,转而成为游走四方的“无根阶层”,他们以弘道为己任,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不断开拓自我的活动空间。
　　这是一个告别孔子的历程,各路思想家以批判孔子的形式,重新完成了自我的定位。在孔子开拓的空间中,最终滋养和蕃息了儒家最早,也最有针对性的反对者。这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阶层的诞生史,儒、墨、道、名、法、农等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灿若星河。
　　然而,这一局面最终被秦的大一统所打破。公元前213年,李斯被秦始皇任命为丞相,至此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以“焚书”事件为标志,以思想钳制为实质,自春秋战国以来诞生的思想活跃、精神独立的士人阶层终致消亡。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当政治重新扼住思想的咽喉,知识人只能再度成为体制的附庸。汉代董仲舒将活泼的先秦儒学转变为政治服务的宫廷学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自此之后,“尊孔”离不开对政治的谄媚和膜拜,稍与政治疏离,即被视为异端。
　　晋之嵇康、明之李贽,都是以反孔的面貌出现,却在实质上一次次地向真实的孔子致敬。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1602年5月7日,晚明的监狱里,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气绝身亡。一个被视为孔子敌人的“异端”,以最“孔子”的方式结束了其闻道求道的一生。这其中饱含了中国有独立品格知识人的斑斑血泪。
　　“五四”以来,新文化诸将高举反孔旗帜,试图将禁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旧传统全部击碎。在这疾风暴雨的文化狂飙之下,目标指向的并非细致的思想清算,而是国家落后源于政治落后,政治落后源于文化落后的矛盾纠结。旧有的传统文化要为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负责,孔子再一次承担起替罪羊的角色。
　　变乱纷扰之间,看似种种新思想处处开花,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假象,与旧政治纠结了两千年的知识人,转身又陷入新政治纷争的泥淖。尊孔与反孔的缠斗不仅未熄,反而时不时以各种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一部漫长的“反孔”历史,既是中国知识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知识人的衰亡史。何时知识人能廓清自我的历史,真正认清自己的定位,“反孔”或“尊孔”才不会成为政治表演的玩偶剧,而成为思想碰撞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