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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有关四川开铸银币的中文论述里，通常是只说：光绪年间铸有“四川省造光绪元宝”两种，一种正面光绪元宝的宝字从“缶”，人称“缶宝”，乃最初之试制样币。另一种光绪元宝的宝字作简写“尒”，俗称“尒宝”，为后来之量产行用品，有多种版式。诸多著述对于两者产制年度与发行状况均未特别予以说明，故常使人以为自光绪二十四年起，四川省造之光绪元宝便流通于市面。
四川设局开铸银元之沿革
有关成都造币厂筹建经过，一般皆引述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兹节录其内容如下：
“光绪二十二年（1896），总督鹿传霖向朝廷奏请开办银元局。新建厂房地点在成都机器 局内，经费借自县库与藩库。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厂房落成，洋匠艾文澜、强必尔送机器到。次年六月，奉旨将各省银元改归鄂粤代铸，川厂因而停止。光绪二十七年（1901），川督奎俊以该省地僻道险，求邻靡易为由，奏准后重新复设。经向藩库借款及派员赴鄂考察，于十月开局专铸七二银元。次年设成都重庆两分局，专司行销回换事宜。”
中国近代钱币大师美籍奥人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内，对四川设局开铸银元经过的说 明，与前述相符合，但指出钢模来源是费城造币厂，在水运途中遇险与机器同遭江水浸泡受 损，故虽有全套五组模具，仅能搜集其中之三种钱币。耿氏再根据《海关十年报告书》中对四 川银元通行时间之记录：“至1901年底为止，连一枚也未曾见到”，判定其即“缶宝”，制成年份为1898年；并认定“尒宝”大头龙为二度开办时所制，列为1901年，小头龙为后续版本，列为1902年。
“缶宝”与“尒宝”
将“缶宝”认定为样币，以实况来看是无争议的；而其出处，在早期看法并不明确。民国二十八年，蒋仲川所著之《中国金银镍币图说》收录有“缶宝”画像，寥寥不足百字的简短说明：“仅得到一元、五角、二角三种，其余两种尚无从搜罗，是为憾事”，并未论及出处时地。十年后在施嘉干编之《中国近代铸币汇考》，注明是“成都厂试铸币”。近期之张璜《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则认为“可能在英国所造”。台北鸿禧美术馆出版之《中国近代金银币选集》，除指出系委托英国造币厂代雕，尚说明藏品“得自英国某雕币家遗孀之手”。以目前所见之“缶宝”照片，此币均图文清晰、制工精美，不知何以未被采纳？但因存世量“市上绝少仅有”（蒋氏用语），显然根本没有生产，故以样币视之未有争论。
“尒宝”则版式繁多，主要为龙头大小及形状有别，细分则尚可在龙头刺、龙须、龙腿鳞、文字、花星等几处找到差异，部分制作相当粗糙，更有的英文字母倒错。因属常见流通币，其来龙去脉得不到藏家的重视，通常皆认为此币原模是成都厂刻制。
在英文《世界钱币目录》（World Coins）中，对四川部分其记载为：“四川首座造币厂，机器购自美国新泽西，模具制于费城。于1898年开工，运转数月后关闭，1901年再启用。现在已无疑问，编号Y＃234~238（按：“尒宝”小头龙）为此厂之首批制品，此与耿爱德著述之顺序不同。”其所列四川光绪元宝量制品之时间为1898年及1901~1908年（光绪二十四年及二十七~三十四年）。与中文书籍资料对照，这段叙述在时间点上一致，但对币模出处与铸期却有出入。《世界钱币目录》在编辑中国钱币方面有很多部分是参考耿氏之《中国币图说汇考》，又以何为依据来推翻耿氏论断，认定当初开局时即为“尒宝”呢？
“尒宝”原模的出处
1976年在英国皇家集币学会年度会刊Numismatic Chronicle，发表了一篇里查•莱特（Richard Wright）所著专题：《中国各省龙银1888~1949》，文章长三十余页，图版三页。文内对四川的情况有相当详细的叙述：
四川在1895年正式宣布流通湖北造之银币，次年五万枚银元引进重庆，隔年又运抵相同之数量。从各方面来看，它们并不畅行，但在1896年10月时却有报纸（The Celestial Empire《华洋新闻》）登载将有新型银币降临该省，且“总督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事实上，银元局机具设备的订单在接近年底时才下达，制造商是美国新泽西的 Ferracute Machine Co.，后续发展曾登在杂志上。钢模由费城造币厂制作，铜质样币可能系制于此时。样币图片在1897年8月的哈波杂志（Harpers Weekly）上公开，如前面章节所述，其设计与广东省造者完全相同。新厂设备在同年启运，随后由技师强必尔经历番惊险的航程，于1898年夏在成都会合。设备安装在成都机器局内，虽然机器与模具在途中遭到连串意外而浸水，使钢模严重锈蚀，但据报仍在8月开始运转。技师强必尔试车后指出：“在币面龙身有许多疤痕，其余部分也有瑕疵。当局对这些缺陷并不在乎，反而认为是防止伪造的额外保障”。在教导操作程序后，强必尔与助手离去。（按：The Celestial Empire（华洋新闻）系上海发行之期刊）
重庆海关1898年度报告书忠实地记录了造币厂设置的经过，但加注未见发行银币。次年报告依然重复此点，可能是6月时北京下令停办而没有生产；或许九个月还不足以让员工熟悉复杂的机器操作。
自1901／1902年起，其产量数额在耿氏资料中十分详尽，重庆海关对四川银币开始流通的记录，是在1902年11月。发行初期时并不成功，因此每日仅出银元五千枚，1903年起加上四川卢比银币。该年也增设铜元局，其机器模具可能来自日本。……
原先的美国制的模具（或其替换品）显然被草率地复制，有种主要的异版，其龙头较阔，也是在此时通行。至于有一种极罕见的版式（按：“缶宝”），可能是早在1896年时就见报导“总督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的那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1903年增设铜元局时，与铜币模具一起制作的。
按莱氏除将耿氏关于中国钱币的两本经典之作《中国币图说汇考》、《中国货币论》，和在各期刊发表文章如《中国造币史》等仔细研究外，更在大英博物馆人员协助下，网罗《大清海关年报》、《大清海关十年报告书》、《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英国皇家造币厂报告》、《美国造币厂报告》等官方年度资料，加上赴伯明翰造币厂查阅档案，配合其他当时之报章杂志与洋人或传教士等对中国钱币的相关报导，内容详实有据，即使未必绝对正确，也极具参考价值。著名的湖南省造光绪元宝，即为莱氏在1974年度会刊之文章所披露方为国人知晓。
《海关十年报告书》则是自1882年开始，以十年为一期，由各地海关详细描述该关所在港口与附近省份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变迁情况，其内容包括币值物价的变动。其他举凡政治、军事、司法、财政、金融、贸易、农工矿、教育文化、灾变疾病等皆有系统性的记载，有如近代社会史，极富历史价值，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海关年报》其名称虽时有略异，内容更为详实，使用范围最为广泛，故莱氏所述自极易为人采信。
笔者即根据其说查得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行之《光绪二十八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内《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所载，特录如后：“再本省大宪前，于省城内设厂购器鼓铸银圆。竭力经营屡更寒暑，直至本年十月间，始经制军出示晓谕，一体通行，以渝平银七钱一分为一圆之定价。但本省向行川锭，民间相习成风，且以银业营生者为数甚伙，一旦欲将笨重之银锭，易而为零便之银圆，非在上者以权力相加，恐不能改弦更张，使黎庶从流行无滞，是亦本省圜政之一端也。”（按：月份之出入系农历与西历差异所致，原文由洋人撰写呈报，中文系译本，在本文内西历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关于“尒宝”之结论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确定下面几点：
1.四川银元局开工时机器设备购自美国。
2.试铸币模由费城造币厂制作，为仿广东龙银形制“尒宝”小头龙：原模具因船运事故遭水浸泡锈蚀，虽曾试车成功但首度开局后能否量产存疑，流通范围亦极其有限。
3.模具损坏须替补，所谓防伪效果只是说说而已，待料是随后未量产原因之一。造币程序之操作熟练度、机器是否因曾受损而致使其容易故障及当地无机具润滑用油等，可能也有影响。加上商民使用率低，无迫切需求，故在奉旨停办前无铸额可言并不意外。
4.再度开办后，钢模复制技巧低，故须不断重新刻制，导致版式杂多，制品质量无法与粤鄂等局相比。
5.《世界钱币目录》有关“尒宝”制造日期记载合逻辑，惟现存世者应视为光绪二十七~三十四年间所制。
6.耿氏虽也参考海关报告书，但在资料不完整情形下，误将“缶宝”当成是费城造币厂制，推测因浸水锈损报废、可能只试铸出三种。并以“尒宝”大头龙较稀少，判定是复工后先发行之版本。事实上，小头龙才是初期制品。
7.川民因习用银锭，银元之通行并非没有阻力，情况与沿海地区大不相同。
四川省造之光绪“尒宝”，钢模由美国费城造币厂雕刻，这是中国龙银里极罕有的例子。据统计成都造币厂在光绪年间，一元主币之总产量约648万枚，其各年实额为：光绪二十七及二十八年合计140万枚、二十九年78万枚、三十年32万枚、三十一年22万枚、三十二年108万枚、三十三年149万枚、三十四年118万枚，其制额先盛后衰再逐渐增加，与海关报告书之“初期时并不成功”相符。其产量最低（22万枚）与最高（149万枚）相比差距近七倍，显然是供需问题而非产能之故，因此开办时若乏人问津极有可能悉数回炉销毁改铸川锭。
神出鬼没的“缶宝”。
虽然于中文书籍资料内，已有“缶宝”来自英国的说法，可惜没有注明消息来源与指名道姓地说出购自何人，使本有将事实公诸于世的机会错失，否则泉界不仅可确定出处，更可知道雕刻师姓名。中国钱币能找出是那位雕刻师手笔的，屈指可数。
在1981年，由史威尼（James Sweeny）著作的《伯明翰造币厂史》出版，其书后图录中有枚“缶宝”一钱四分四厘。作者说明：“伯明翰造币厂藏品室中，虽存有此币，但无任何证据显示其为该厂出品。”由于没有充分的资料，史氏并未锦上添花地断定其为该厂所制，致使我们无法自国外资料来将此事划上句点，乃美中不足之处。
从有限的文献中，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缶宝”系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作品，但仍无法确认年代，当然最可能的还是见诸于报章的1896年，至于为何无疾而终，就只能随人猜测了，或许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曾有人以其花星与湖北光绪元宝相似，怀疑系湖北银元局所作；这观点没有证据，伯明翰造币厂除了承制广东光绪元宝（1888年）钢模外，已知的包括江南（1896年）、陕西（1898年）、湖南（1898年）、浙江（1902年）等省之光绪元宝。而伯明翰厂档案显示1898年有湖北光绪元宝钢模四组（缺三分六厘）之订单，故两者神态相近是可理解的。只是史氏无法确定藏品室中存有之七钱二分与三钱六分币，是于伯明翰厂内所制或是在湖北试车完成后送回。莱氏以“缶宝”工艺精湛，认为或许是于增设铜元局时，其机器模具来自日本，而将大阪造币厂列入可能性之一。但若两人得知“藏品得自英国某雕币家遗孀之手”，恐怕也必定同意此币出自伯明翰造币厂。
“缶宝”在正面字体与“尒宝”不同，背面蟠龙亦有明显差异，除有火焰外龙身扭转，龙爪侧之卷云也与众不同。传世者原先仅见七钱二分、三钱六分币及一钱四分四厘三种，在1994年时大陆出现七分二厘及三分六厘，历经将近百年总算凑成全套。
生产造币机器的工厂——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Ferracute Machine Company
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位置距离费城造币厂不远，该厂造币机器即为其供应。在1896年时，
中国政府透过在上海的茂生洋行（American Trading Company），向汉立克纳浦厂访价，内容是三座造币厂，两座是生产新式制钱的铜币制造厂，分别设置于武昌及成都，产能分别是每日三十万枚与二十五万枚；另一座是银币制造厂，产能则是每日十五万枚，地点是成都。
中方设厂此案是向各界询价，汉立克纳浦厂档案室并未留存其合约价格，但却有一未指明之德国竞争者的估价单，注明在汉堡交货价为“3560英镑”，以当时汇率换算约美金17000元，该厂报价显然低于此金额。（按：约纹银二万五千两）
得标者须负责全套有关设备，因此汉立克纳浦厂除了印花机、冲饼机、冲孔机、制模机外均必定要向其他厂商购置，包括溶炉、退火炉、浇铸炉、轧片机、锅炉、传动配备以及一座维修车间来支援工厂的日常运作。汉立克纳浦厂可能只制作了冲饼模具，因为印花币模须极特别之技术，非该厂所擅长。而冲孔机及模具也要能打方孔或圆孔，并能压出新式制钱方孔周边与币外缘凸出部份。机器在1897年初完成，并于3月22日试车，费城造币厂也派代表
至现场观礼，这是汉立克纳浦厂首次销售设备至外国，全部机具于试车完成后即装箱运出。
技师强必尔 Henry Janvier
机器运出后就是人选问题，原先担任全程工作之首要人选毫不考虑就回绝了，强必尔是第二选择，他马上同意并且在几天后就搭火车出发，预定出差时间为六个月，结果他过了十个月后才回来。工资在当时十分惊人——每天美金25元加上所有开销。（按：换算日薪约纹银三十五两，而这时的北洋机器局造币主管月俸为一百五十两。）
强必尔在汉立克纳浦厂有二十年的资历，他于1897年12月27日自新泽西州启程，在次年
1月6日由旧金山乘船费时19天抵达日本横滨，途中船遭雷击，把木桅杆上的铜片都剥开来，除了几天外多半都是风雨交加，浪高达五十尺，整个旅程较平常多三天半。在日本时还拜访过大阪造币局：“全厂都是日本人，没有一个会说英语，向导也是如同木偶，解说都是用猜的，我们也很有礼貌地回应。我只是在怀疑，对此毫无概念的外国访客，如何能对这般解释有所满意”。到上海之航行则风平浪静，抵达后与茂生洋行的英籍雇员艾文澜（Henry Everall）会合，再找位翻译就在元月底动身，还携带了两把左轮枪防身，及一把温彻斯特来福枪做狩猎之用。
乘汽船溯江而上首站是汉口，这段六百五十公里的航程为四天，在停留待换船之间，两人雇了轿夫搭舢舨过江至武昌，检查早先运到之铜币制造机器，结果发现中国工匠已拆箱并将机器组装完成，“虽然从未见识这些玩意儿，手边所有的也仅只于英文说明与组合后之照片，他们已以正确的方式，成功地把机器装配起来，想必是将英文翻译才得到达成。……蒸汽机则尚未备妥，只有等回程时再来试车。”经过几日耽搁后，即由此地换搭小汽船，七天后抵达居民三万人的宜昌。
强必尔等在后续旅程中的经历十分惊险，所有航行都在白天，天色昏暗时就靠岸。自宜昌抵万县费时了二十天，途中船曾触礁、牵绳断裂、水流强乱等，有多名当地人溺水，“首先是碰到礁石，船底撞破一个餐盘大小的洞，有位勇敢的老兄，去坐在那个洞上才救了全船，他身体几乎要被浸入之水淹没”。然后在士兵、轿夫等组成的队伍，由陆路护送到六百余公里远的成都。
一行人在陆路上遇到数次小股土匪攻击，必须掏出手枪方能吓阻，护送队的装配部份是尖竹刺，并不管用，晚上还得随时防范有人翻动行李。这段路程约十四天，于4月3日抵达离
上海三千多公里、人口七十万的省城，“历经翻山越岭、泛舟涉水而又脏又累”，当时成都有26名外籍传教士和一位“只懂十个英文单字却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机器安装与试车
造币厂设置于兵工厂（按：即成都机器局）内，此时该厂生产的是一种要两人操作的鸟枪。“在这个城市有如此完备的兵工厂令人惊讶，它配置机械间与翻砂间，虽然有些机器是英国造的，但全部由本地之中国人操作”。汉立克纳浦厂原来的设计，是在同一间厂房内制作铜币及银币，但是其蓝图却误摆在上海，而当局盖的是两间不相连的建筑，这样一来就必须把带动机器的传动轴切成数段，并且得重新布置。（按：在使用蒸汽机时代，动力系“中央系统式”，经传动轴以皮带送到各别机器上，非现代小型电动马达可各自运作。）
这还不是最紧急的问题，早于一年前运出的机器尚未送到成都！它们是自两周后才开始陆续运抵，有部份搁浅在不远的岷江中。理由是“水位低”时，船会陷于泥泞；“水位高”时，无法通过桥孔。最后在河道上筑坝调整水位，很快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更麻烦的是部份机器的木箱已经被拆掉，这些人就逮后遭鞭挞，并罚在脖子上戴枷锁半个月。
而最严重的是有些里面满是泥块与铁锈，甚至于机件都已锈死动弹不得。原来是在宜昌待转运时，以为仅须一两天故置放岸边，不料江水暴涨淹没货品达六周，以致防护油脂完全失效，开箱时还发现有几窝大老鼠。由于许多机器情况太差，被当局怀疑以旧货充数。“机器锈得像废铁，四架铜币印花机、冲饼机及发动机、锅炉、传动轴都一样糟，若要区分则以冲饼机最差。有些须破坏才能拆开，所有零件都要清洗，部分得新制。”
成都狭窄的街道是搬运重机械的头道难题，当局准备的车辆被压垮，强必尔只有征调附近碾米厂的滚筒来做车轮，才即时解脱困境。接下来几周，最重要的工具是榔头，还有就是用来清洗机件的煤油。经过几周折腾，洋行办事员艾文澜成了位熟练的工匠。
后续的问题也很多，“到机器整理差不多时，我也须要油漆，但四川全省都没有；没有润滑油更无法试车，当地人找到些菜油，不过会使机件在次日清晨见到锈斑。我从蒸汽机的汽缸头盖里挖出全数润滑油，那是装运前填满的。晚上有人盗取机油，但没跑多远就被逮获，还有人来偷牛皮做的输送带，这些家伙都被砍掉脑袋。”
1898年7月12日终于完工试车，据称当局相当满意。还吸引许多群众围观，“当机器到每分钟一百转时，群众瞪大了眼睛：一百五十转时，开始出现惧怕的神情：两百转时，房间内的人变少了；等到三百转时，这些人又跑回来，实在令人好笑。”机器虽顺利运转，但钢模因浸水而严重锈蚀，由于当局仍在怀疑机器是旧货，而且新模运输须时数月，强必尔为想早日归国，且避免节外生枝再被误认借机敲竹杠，故未代为续订新模而以锈蚀币模试制。“在币面龙身有许多疤痕，其余部份也有瑕疵，……我把样币交艾文澜呈送清廷官吏，他回来后告诉我，官员对这些缺陷并不在乎，反而认为是防止伪造的额外保障”。
强必尔在返国四十年后，还透露一段秘辛：“该省的头头”，提议强必尔驻厂监督五年，被其以健康理由回绝，总督开始在薪资上加码，由两倍一路添成三倍，最后请强必尔开价；当此人语调变得有点协迫时，强必尔与艾文澜决定晚上就打包离去。强必尔回美后在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复职，于1926年升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直到1943年82岁退休。
强必尔本人对摄影技巧亦十分熟稔，他此行共拍照片六百张左右，为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其中两幅摄于成都造币厂内，可能是仅存之清代造币厂内部印花间场景（插四）。其所遗文献多半捐赠离费城不远、位于德拉瓦州威明顿之 Hagley Museum ＆ Library博物馆。
根据强必尔叙述及所留图片，证明成都造币厂最早所制银币为“尒宝”，依强必尔遗留之函件，模具系制作于美国。由于费城造币厂亦设于新泽西州，与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仅相距数十公里，两者有密切往来，一般均同意其乃费城造币厂代制。原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内容之“洋匠艾文澜、强必尔送机器到”，比对后显然有误，且艾文澜实为洋行助理，非技术人员。
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试制之四川光绪银元重26.73g，与美国标准银元规格及成色完全相同，辅币重量以比例递减但成色不改，令美国人十分惊奇，搞不清楚究竟是当地人诚实或其他理由。对于制钱的使用也很好奇，记述中提及其居北京附近之友人，曾做笔三万美金（按：约合纹银四万四千两）的买卖，收入账款为制钱，结果耗费数天时间用马车载运至钱庄兑换成银两。
自立自强的武昌造币厂
由于武昌造币厂当初动力机尚未装置完成，强必尔与艾文澜本拟于回程时用数周时间来指导；结果“发现该厂工程师已能顺利操作机器，还打算缩小尺寸以因应日益高涨的铜价。不仅已重新制模，连冲中心方孔也没有问题；同时他们也谢绝任何协助及指导，再度表现出中国人在机械方面的能力”。据强必尔所述，湖北省造之“光绪通宝”新式方孔制钱，其较大型者的模具亦来于美国，后来出现之小型新式制钱系武昌造币厂自行制作。
结语
我国因清末朝廷腐化，民初之际也纷争不断，加上连年战乱，许多史料记载损毁不全甚或
流失不为人知。近年来若干档案逐渐揭晓，情形已改善甚多，如再配合外国资料，当使吾人
能对过去模糊的说法有更清晰的了解。欧美泉界人士在论述时，常提出有力证据以支持其观
点，对无法拍板定案之事，很少自以为是地妄加断语，用词十分保留。举《伯明翰造币厂史》为例：虽有宝物在眼前，但作者没查到相关文件记录，仅将之列出参考，并未武断地做成结论，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后记
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创办于1863年，知名客户还有福特汽车、通用汽车、通用电气、RCA、联合碳化物公司等，由于财务困难在1937年易主；继续经营至1968年时老板因年迈而后人无意接手，将公司名称及设计蓝图、客户、零件等转移米苏里州之富顿公司（Fulton Iron Works Co)后歇业，该公司曾生产各式冲压机器二万四千余台。其后续承接之富顿公司曾供应台湾制造大口径炮管用之千吨级压床。
参考书目：
1.钱屿：《金银货币的鉴定》1993年上海出版。
2.JANVIER.H.:Coining Machinery in Chinese Mints,1903.
3.KANN.E.:The history of Minting in China,1939.
4.KANN.E.: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1954.
5.WRIGHT.R.N.J.:Som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Milled Coinage of Imperial China,1974.
6.WRIGHT.R.N.J.:The Silver Dragon Coinage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 1888~1949,1976.
7.SWEENY.J.:A Numismatic History of Birmingham Mint,1981.
8.COX.A.:Ferracute Goes to China,1988.
（责任编辑高聪明）
四川设局开铸银元之沿革
有关成都造币厂筹建经过，一般皆引述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兹节录其内容如下：
“光绪二十二年（1896），总督鹿传霖向朝廷奏请开办银元局。新建厂房地点在成都机器 局内，经费借自县库与藩库。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厂房落成，洋匠艾文澜、强必尔送机器到。次年六月，奉旨将各省银元改归鄂粤代铸，川厂因而停止。光绪二十七年（1901），川督奎俊以该省地僻道险，求邻靡易为由，奏准后重新复设。经向藩库借款及派员赴鄂考察，于十月开局专铸七二银元。次年设成都重庆两分局，专司行销回换事宜。”
中国近代钱币大师美籍奥人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内，对四川设局开铸银元经过的说 明，与前述相符合，但指出钢模来源是费城造币厂，在水运途中遇险与机器同遭江水浸泡受 损，故虽有全套五组模具，仅能搜集其中之三种钱币。耿氏再根据《海关十年报告书》中对四 川银元通行时间之记录：“至1901年底为止，连一枚也未曾见到”，判定其即“缶宝”，制成年份为1898年；并认定“尒宝”大头龙为二度开办时所制，列为1901年，小头龙为后续版本，列为1902年。
“缶宝”与“尒宝”
将“缶宝”认定为样币，以实况来看是无争议的；而其出处，在早期看法并不明确。民国二十八年，蒋仲川所著之《中国金银镍币图说》收录有“缶宝”画像，寥寥不足百字的简短说明：“仅得到一元、五角、二角三种，其余两种尚无从搜罗，是为憾事”，并未论及出处时地。十年后在施嘉干编之《中国近代铸币汇考》，注明是“成都厂试铸币”。近期之张璜《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则认为“可能在英国所造”。台北鸿禧美术馆出版之《中国近代金银币选集》，除指出系委托英国造币厂代雕，尚说明藏品“得自英国某雕币家遗孀之手”。以目前所见之“缶宝”照片，此币均图文清晰、制工精美，不知何以未被采纳？但因存世量“市上绝少仅有”（蒋氏用语），显然根本没有生产，故以样币视之未有争论。
“尒宝”则版式繁多，主要为龙头大小及形状有别，细分则尚可在龙头刺、龙须、龙腿鳞、文字、花星等几处找到差异，部分制作相当粗糙，更有的英文字母倒错。因属常见流通币，其来龙去脉得不到藏家的重视，通常皆认为此币原模是成都厂刻制。
在英文《世界钱币目录》（World Coins）中，对四川部分其记载为：“四川首座造币厂，机器购自美国新泽西，模具制于费城。于1898年开工，运转数月后关闭，1901年再启用。现在已无疑问，编号Y＃234~238（按：“尒宝”小头龙）为此厂之首批制品，此与耿爱德著述之顺序不同。”其所列四川光绪元宝量制品之时间为1898年及1901~1908年（光绪二十四年及二十七~三十四年）。与中文书籍资料对照，这段叙述在时间点上一致，但对币模出处与铸期却有出入。《世界钱币目录》在编辑中国钱币方面有很多部分是参考耿氏之《中国币图说汇考》，又以何为依据来推翻耿氏论断，认定当初开局时即为“尒宝”呢？
“尒宝”原模的出处
1976年在英国皇家集币学会年度会刊Numismatic Chronicle，发表了一篇里查•莱特（Richard Wright）所著专题：《中国各省龙银1888~1949》，文章长三十余页，图版三页。文内对四川的情况有相当详细的叙述：
四川在1895年正式宣布流通湖北造之银币，次年五万枚银元引进重庆，隔年又运抵相同之数量。从各方面来看，它们并不畅行，但在1896年10月时却有报纸（The Celestial Empire《华洋新闻》）登载将有新型银币降临该省，且“总督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事实上，银元局机具设备的订单在接近年底时才下达，制造商是美国新泽西的 Ferracute Machine Co.，后续发展曾登在杂志上。钢模由费城造币厂制作，铜质样币可能系制于此时。样币图片在1897年8月的哈波杂志（Harpers Weekly）上公开，如前面章节所述，其设计与广东省造者完全相同。新厂设备在同年启运，随后由技师强必尔经历番惊险的航程，于1898年夏在成都会合。设备安装在成都机器局内，虽然机器与模具在途中遭到连串意外而浸水，使钢模严重锈蚀，但据报仍在8月开始运转。技师强必尔试车后指出：“在币面龙身有许多疤痕，其余部分也有瑕疵。当局对这些缺陷并不在乎，反而认为是防止伪造的额外保障”。在教导操作程序后，强必尔与助手离去。（按：The Celestial Empire（华洋新闻）系上海发行之期刊）
重庆海关1898年度报告书忠实地记录了造币厂设置的经过，但加注未见发行银币。次年报告依然重复此点，可能是6月时北京下令停办而没有生产；或许九个月还不足以让员工熟悉复杂的机器操作。
自1901／1902年起，其产量数额在耿氏资料中十分详尽，重庆海关对四川银币开始流通的记录，是在1902年11月。发行初期时并不成功，因此每日仅出银元五千枚，1903年起加上四川卢比银币。该年也增设铜元局，其机器模具可能来自日本。……
原先的美国制的模具（或其替换品）显然被草率地复制，有种主要的异版，其龙头较阔，也是在此时通行。至于有一种极罕见的版式（按：“缶宝”），可能是早在1896年时就见报导“总督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的那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1903年增设铜元局时，与铜币模具一起制作的。
按莱氏除将耿氏关于中国钱币的两本经典之作《中国币图说汇考》、《中国货币论》，和在各期刊发表文章如《中国造币史》等仔细研究外，更在大英博物馆人员协助下，网罗《大清海关年报》、《大清海关十年报告书》、《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英国皇家造币厂报告》、《美国造币厂报告》等官方年度资料，加上赴伯明翰造币厂查阅档案，配合其他当时之报章杂志与洋人或传教士等对中国钱币的相关报导，内容详实有据，即使未必绝对正确，也极具参考价值。著名的湖南省造光绪元宝，即为莱氏在1974年度会刊之文章所披露方为国人知晓。
《海关十年报告书》则是自1882年开始，以十年为一期，由各地海关详细描述该关所在港口与附近省份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变迁情况，其内容包括币值物价的变动。其他举凡政治、军事、司法、财政、金融、贸易、农工矿、教育文化、灾变疾病等皆有系统性的记载，有如近代社会史，极富历史价值，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海关年报》其名称虽时有略异，内容更为详实，使用范围最为广泛，故莱氏所述自极易为人采信。
笔者即根据其说查得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行之《光绪二十八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内《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所载，特录如后：“再本省大宪前，于省城内设厂购器鼓铸银圆。竭力经营屡更寒暑，直至本年十月间，始经制军出示晓谕，一体通行，以渝平银七钱一分为一圆之定价。但本省向行川锭，民间相习成风，且以银业营生者为数甚伙，一旦欲将笨重之银锭，易而为零便之银圆，非在上者以权力相加，恐不能改弦更张，使黎庶从流行无滞，是亦本省圜政之一端也。”（按：月份之出入系农历与西历差异所致，原文由洋人撰写呈报，中文系译本，在本文内西历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关于“尒宝”之结论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确定下面几点：
1.四川银元局开工时机器设备购自美国。
2.试铸币模由费城造币厂制作，为仿广东龙银形制“尒宝”小头龙：原模具因船运事故遭水浸泡锈蚀，虽曾试车成功但首度开局后能否量产存疑，流通范围亦极其有限。
3.模具损坏须替补，所谓防伪效果只是说说而已，待料是随后未量产原因之一。造币程序之操作熟练度、机器是否因曾受损而致使其容易故障及当地无机具润滑用油等，可能也有影响。加上商民使用率低，无迫切需求，故在奉旨停办前无铸额可言并不意外。
4.再度开办后，钢模复制技巧低，故须不断重新刻制，导致版式杂多，制品质量无法与粤鄂等局相比。
5.《世界钱币目录》有关“尒宝”制造日期记载合逻辑，惟现存世者应视为光绪二十七~三十四年间所制。
6.耿氏虽也参考海关报告书，但在资料不完整情形下，误将“缶宝”当成是费城造币厂制，推测因浸水锈损报废、可能只试铸出三种。并以“尒宝”大头龙较稀少，判定是复工后先发行之版本。事实上，小头龙才是初期制品。
7.川民因习用银锭，银元之通行并非没有阻力，情况与沿海地区大不相同。
四川省造之光绪“尒宝”，钢模由美国费城造币厂雕刻，这是中国龙银里极罕有的例子。据统计成都造币厂在光绪年间，一元主币之总产量约648万枚，其各年实额为：光绪二十七及二十八年合计140万枚、二十九年78万枚、三十年32万枚、三十一年22万枚、三十二年108万枚、三十三年149万枚、三十四年118万枚，其制额先盛后衰再逐渐增加，与海关报告书之“初期时并不成功”相符。其产量最低（22万枚）与最高（149万枚）相比差距近七倍，显然是供需问题而非产能之故，因此开办时若乏人问津极有可能悉数回炉销毁改铸川锭。
神出鬼没的“缶宝”。
虽然于中文书籍资料内，已有“缶宝”来自英国的说法，可惜没有注明消息来源与指名道姓地说出购自何人，使本有将事实公诸于世的机会错失，否则泉界不仅可确定出处，更可知道雕刻师姓名。中国钱币能找出是那位雕刻师手笔的，屈指可数。
在1981年，由史威尼（James Sweeny）著作的《伯明翰造币厂史》出版，其书后图录中有枚“缶宝”一钱四分四厘。作者说明：“伯明翰造币厂藏品室中，虽存有此币，但无任何证据显示其为该厂出品。”由于没有充分的资料，史氏并未锦上添花地断定其为该厂所制，致使我们无法自国外资料来将此事划上句点，乃美中不足之处。
从有限的文献中，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缶宝”系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作品，但仍无法确认年代，当然最可能的还是见诸于报章的1896年，至于为何无疾而终，就只能随人猜测了，或许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曾有人以其花星与湖北光绪元宝相似，怀疑系湖北银元局所作；这观点没有证据，伯明翰造币厂除了承制广东光绪元宝（1888年）钢模外，已知的包括江南（1896年）、陕西（1898年）、湖南（1898年）、浙江（1902年）等省之光绪元宝。而伯明翰厂档案显示1898年有湖北光绪元宝钢模四组（缺三分六厘）之订单，故两者神态相近是可理解的。只是史氏无法确定藏品室中存有之七钱二分与三钱六分币，是于伯明翰厂内所制或是在湖北试车完成后送回。莱氏以“缶宝”工艺精湛，认为或许是于增设铜元局时，其机器模具来自日本，而将大阪造币厂列入可能性之一。但若两人得知“藏品得自英国某雕币家遗孀之手”，恐怕也必定同意此币出自伯明翰造币厂。
“缶宝”在正面字体与“尒宝”不同，背面蟠龙亦有明显差异，除有火焰外龙身扭转，龙爪侧之卷云也与众不同。传世者原先仅见七钱二分、三钱六分币及一钱四分四厘三种，在1994年时大陆出现七分二厘及三分六厘，历经将近百年总算凑成全套。
生产造币机器的工厂——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Ferracute Machine Company
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位置距离费城造币厂不远，该厂造币机器即为其供应。在1896年时，
中国政府透过在上海的茂生洋行（American Trading Company），向汉立克纳浦厂访价，内容是三座造币厂，两座是生产新式制钱的铜币制造厂，分别设置于武昌及成都，产能分别是每日三十万枚与二十五万枚；另一座是银币制造厂，产能则是每日十五万枚，地点是成都。
中方设厂此案是向各界询价，汉立克纳浦厂档案室并未留存其合约价格，但却有一未指明之德国竞争者的估价单，注明在汉堡交货价为“3560英镑”，以当时汇率换算约美金17000元，该厂报价显然低于此金额。（按：约纹银二万五千两）
得标者须负责全套有关设备，因此汉立克纳浦厂除了印花机、冲饼机、冲孔机、制模机外均必定要向其他厂商购置，包括溶炉、退火炉、浇铸炉、轧片机、锅炉、传动配备以及一座维修车间来支援工厂的日常运作。汉立克纳浦厂可能只制作了冲饼模具，因为印花币模须极特别之技术，非该厂所擅长。而冲孔机及模具也要能打方孔或圆孔，并能压出新式制钱方孔周边与币外缘凸出部份。机器在1897年初完成，并于3月22日试车，费城造币厂也派代表
至现场观礼，这是汉立克纳浦厂首次销售设备至外国，全部机具于试车完成后即装箱运出。
技师强必尔 Henry Janvier
机器运出后就是人选问题，原先担任全程工作之首要人选毫不考虑就回绝了，强必尔是第二选择，他马上同意并且在几天后就搭火车出发，预定出差时间为六个月，结果他过了十个月后才回来。工资在当时十分惊人——每天美金25元加上所有开销。（按：换算日薪约纹银三十五两，而这时的北洋机器局造币主管月俸为一百五十两。）
强必尔在汉立克纳浦厂有二十年的资历，他于1897年12月27日自新泽西州启程，在次年
1月6日由旧金山乘船费时19天抵达日本横滨，途中船遭雷击，把木桅杆上的铜片都剥开来，除了几天外多半都是风雨交加，浪高达五十尺，整个旅程较平常多三天半。在日本时还拜访过大阪造币局：“全厂都是日本人，没有一个会说英语，向导也是如同木偶，解说都是用猜的，我们也很有礼貌地回应。我只是在怀疑，对此毫无概念的外国访客，如何能对这般解释有所满意”。到上海之航行则风平浪静，抵达后与茂生洋行的英籍雇员艾文澜（Henry Everall）会合，再找位翻译就在元月底动身，还携带了两把左轮枪防身，及一把温彻斯特来福枪做狩猎之用。
乘汽船溯江而上首站是汉口，这段六百五十公里的航程为四天，在停留待换船之间，两人雇了轿夫搭舢舨过江至武昌，检查早先运到之铜币制造机器，结果发现中国工匠已拆箱并将机器组装完成，“虽然从未见识这些玩意儿，手边所有的也仅只于英文说明与组合后之照片，他们已以正确的方式，成功地把机器装配起来，想必是将英文翻译才得到达成。……蒸汽机则尚未备妥，只有等回程时再来试车。”经过几日耽搁后，即由此地换搭小汽船，七天后抵达居民三万人的宜昌。
强必尔等在后续旅程中的经历十分惊险，所有航行都在白天，天色昏暗时就靠岸。自宜昌抵万县费时了二十天，途中船曾触礁、牵绳断裂、水流强乱等，有多名当地人溺水，“首先是碰到礁石，船底撞破一个餐盘大小的洞，有位勇敢的老兄，去坐在那个洞上才救了全船，他身体几乎要被浸入之水淹没”。然后在士兵、轿夫等组成的队伍，由陆路护送到六百余公里远的成都。
一行人在陆路上遇到数次小股土匪攻击，必须掏出手枪方能吓阻，护送队的装配部份是尖竹刺，并不管用，晚上还得随时防范有人翻动行李。这段路程约十四天，于4月3日抵达离
上海三千多公里、人口七十万的省城，“历经翻山越岭、泛舟涉水而又脏又累”，当时成都有26名外籍传教士和一位“只懂十个英文单字却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机器安装与试车
造币厂设置于兵工厂（按：即成都机器局）内，此时该厂生产的是一种要两人操作的鸟枪。“在这个城市有如此完备的兵工厂令人惊讶，它配置机械间与翻砂间，虽然有些机器是英国造的，但全部由本地之中国人操作”。汉立克纳浦厂原来的设计，是在同一间厂房内制作铜币及银币，但是其蓝图却误摆在上海，而当局盖的是两间不相连的建筑，这样一来就必须把带动机器的传动轴切成数段，并且得重新布置。（按：在使用蒸汽机时代，动力系“中央系统式”，经传动轴以皮带送到各别机器上，非现代小型电动马达可各自运作。）
这还不是最紧急的问题，早于一年前运出的机器尚未送到成都！它们是自两周后才开始陆续运抵，有部份搁浅在不远的岷江中。理由是“水位低”时，船会陷于泥泞；“水位高”时，无法通过桥孔。最后在河道上筑坝调整水位，很快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更麻烦的是部份机器的木箱已经被拆掉，这些人就逮后遭鞭挞，并罚在脖子上戴枷锁半个月。
而最严重的是有些里面满是泥块与铁锈，甚至于机件都已锈死动弹不得。原来是在宜昌待转运时，以为仅须一两天故置放岸边，不料江水暴涨淹没货品达六周，以致防护油脂完全失效，开箱时还发现有几窝大老鼠。由于许多机器情况太差，被当局怀疑以旧货充数。“机器锈得像废铁，四架铜币印花机、冲饼机及发动机、锅炉、传动轴都一样糟，若要区分则以冲饼机最差。有些须破坏才能拆开，所有零件都要清洗，部分得新制。”
成都狭窄的街道是搬运重机械的头道难题，当局准备的车辆被压垮，强必尔只有征调附近碾米厂的滚筒来做车轮，才即时解脱困境。接下来几周，最重要的工具是榔头，还有就是用来清洗机件的煤油。经过几周折腾，洋行办事员艾文澜成了位熟练的工匠。
后续的问题也很多，“到机器整理差不多时，我也须要油漆，但四川全省都没有；没有润滑油更无法试车，当地人找到些菜油，不过会使机件在次日清晨见到锈斑。我从蒸汽机的汽缸头盖里挖出全数润滑油，那是装运前填满的。晚上有人盗取机油，但没跑多远就被逮获，还有人来偷牛皮做的输送带，这些家伙都被砍掉脑袋。”
1898年7月12日终于完工试车，据称当局相当满意。还吸引许多群众围观，“当机器到每分钟一百转时，群众瞪大了眼睛：一百五十转时，开始出现惧怕的神情：两百转时，房间内的人变少了；等到三百转时，这些人又跑回来，实在令人好笑。”机器虽顺利运转，但钢模因浸水而严重锈蚀，由于当局仍在怀疑机器是旧货，而且新模运输须时数月，强必尔为想早日归国，且避免节外生枝再被误认借机敲竹杠，故未代为续订新模而以锈蚀币模试制。“在币面龙身有许多疤痕，其余部份也有瑕疵，……我把样币交艾文澜呈送清廷官吏，他回来后告诉我，官员对这些缺陷并不在乎，反而认为是防止伪造的额外保障”。
强必尔在返国四十年后，还透露一段秘辛：“该省的头头”，提议强必尔驻厂监督五年，被其以健康理由回绝，总督开始在薪资上加码，由两倍一路添成三倍，最后请强必尔开价；当此人语调变得有点协迫时，强必尔与艾文澜决定晚上就打包离去。强必尔回美后在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复职，于1926年升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直到1943年82岁退休。
强必尔本人对摄影技巧亦十分熟稔，他此行共拍照片六百张左右，为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其中两幅摄于成都造币厂内，可能是仅存之清代造币厂内部印花间场景（插四）。其所遗文献多半捐赠离费城不远、位于德拉瓦州威明顿之 Hagley Museum ＆ Library博物馆。
根据强必尔叙述及所留图片，证明成都造币厂最早所制银币为“尒宝”，依强必尔遗留之函件，模具系制作于美国。由于费城造币厂亦设于新泽西州，与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仅相距数十公里，两者有密切往来，一般均同意其乃费城造币厂代制。原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内容之“洋匠艾文澜、强必尔送机器到”，比对后显然有误，且艾文澜实为洋行助理，非技术人员。
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试制之四川光绪银元重26.73g，与美国标准银元规格及成色完全相同，辅币重量以比例递减但成色不改，令美国人十分惊奇，搞不清楚究竟是当地人诚实或其他理由。对于制钱的使用也很好奇，记述中提及其居北京附近之友人，曾做笔三万美金（按：约合纹银四万四千两）的买卖，收入账款为制钱，结果耗费数天时间用马车载运至钱庄兑换成银两。
自立自强的武昌造币厂
由于武昌造币厂当初动力机尚未装置完成，强必尔与艾文澜本拟于回程时用数周时间来指导；结果“发现该厂工程师已能顺利操作机器，还打算缩小尺寸以因应日益高涨的铜价。不仅已重新制模，连冲中心方孔也没有问题；同时他们也谢绝任何协助及指导，再度表现出中国人在机械方面的能力”。据强必尔所述，湖北省造之“光绪通宝”新式方孔制钱，其较大型者的模具亦来于美国，后来出现之小型新式制钱系武昌造币厂自行制作。
结语
我国因清末朝廷腐化，民初之际也纷争不断，加上连年战乱，许多史料记载损毁不全甚或
流失不为人知。近年来若干档案逐渐揭晓，情形已改善甚多，如再配合外国资料，当使吾人
能对过去模糊的说法有更清晰的了解。欧美泉界人士在论述时，常提出有力证据以支持其观
点，对无法拍板定案之事，很少自以为是地妄加断语，用词十分保留。举《伯明翰造币厂史》为例：虽有宝物在眼前，但作者没查到相关文件记录，仅将之列出参考，并未武断地做成结论，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后记
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创办于1863年，知名客户还有福特汽车、通用汽车、通用电气、RCA、联合碳化物公司等，由于财务困难在1937年易主；继续经营至1968年时老板因年迈而后人无意接手，将公司名称及设计蓝图、客户、零件等转移米苏里州之富顿公司（Fulton Iron Works Co)后歇业，该公司曾生产各式冲压机器二万四千余台。其后续承接之富顿公司曾供应台湾制造大口径炮管用之千吨级压床。
参考书目：
1.钱屿：《金银货币的鉴定》1993年上海出版。
2.JANVIER.H.:Coining Machinery in Chinese Mints,1903.
3.KANN.E.:The history of Minting in China,1939.
4.KANN.E.: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1954.
5.WRIGHT.R.N.J.:Som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Milled Coinage of Imperial China,1974.
6.WRIGHT.R.N.J.:The Silver Dragon Coinage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 1888~1949,1976.
7.SWEENY.J.:A Numismatic History of Birmingham Mint,1981.
8.COX.A.:Ferracute Goes to China,1988.
（责任编辑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