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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到16岁。虽经历了艰苦的武装拉练、修战备公路以及上山伐木，但真正压力大的事儿还是在炊事班。
“酱油”
比起插队，我们兵团知青吃饱不发愁。一般是中午馒头，早晚碴子饭或粥，但副食不行。这里无霜期短，伴随漫长的冰封大地，我们要吃半年的冬储土豆和大头菜(即圆白菜)。炊事班除了中午晚上炒一个菜，早饭大多数是土豆或大头菜汤，遇到没菜时，就盐水煮黄豆。无论是什么汤，一律出锅前点明油、酱油调调色。这200多人的大锅汤，调色少不了。
一日，我一人值班做早餐。凌晨，闷上大喳子饭就准备烧土豆汤了。土豆块是头天切好泡在水里的，我备上了油、盐再拿酱油桶：坏了，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雪，没酱油了!也就是说，早餐将是一锅透明的盐水煮土豆，可巧这几天有知青正与炊事班发生争执，这不是火上浇油嘛!
我知道绝对不能怪咱知青脾气大。冬天上山伐木累得够呛，晚上哪儿打了信号弹，还要紧急出动抓苏修特务；夏收季节凌晨2点出工，傍晚6点回来，吃完晚饭还要学习“一打三反”文件，一熬就到10点多钟了……大家不敢公开表示对这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满，单调的伙食就成了人们发泄的出气筒，炊事班就是出气的对象。我们炊事班走马灯似地换人，不完全是因为太累，而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我非常理解“炊事班等于半个指导员”之说，这也是我当时因为看到没有酱油而产生的恐慌所在。
情急之下，我就翻仓倒库。找遍所有的桶、盆、瓶一无所获，突然发现了一大碗剩下的、受潮的、结成硬块的白糖。白糖能变酱油吗?猛然记起一位老师傅过节时炖肉先炒糖色、然后加水变成酱色汤的情形，眼下只有铤而走险试一把了!
我拿刀小心地把糖捣碎，而后锅里放上油——为防止失败，就特意多放了些油——将糖放进锅里，打开鼓风机，用锅铲慢慢搅拌——糖在高温下逐渐融化、发黏的时候，突然倒进土豆块，翻炒，加水……锅开的时候，清水变成了酱色，啊，颜色比平时放酱油的汤还重!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哪里是制造酱油，分明是制造平安呀!早饭时，大家平静地接受了这锅与往日相同又不同的土豆汤。
“造房”
团里召开首届党代会，自然是全团的大事。身为共青团员的我，有幸作为列席代表参加这个全团最高规格的会议。
听报告、参观加上彩旗、锣鼓、大米饭，把大家政治热情充分调动起来。分组讨论政委的报告时，连长要求我们讲完认识后提出贯彻措施。讲不讲是态度问题，目标能不能实现则是水平问题了，所以大家发言非常踊跃。我在想：改善伙食可不能瞎吹，食堂怎么能搞什么大跃进呢?可终于还是发言了：“食堂的房子，我们自己盖。”
众人皆惊。团里曾经要求连队食堂将煤、柴混烧的炉灶，改造成不烧柴又节煤的马蹄型回风灶，我们连队由于考虑到伙房条件差，决定在改造炉灶的同时改造厨房一一将食堂接出一块，加盖一间宿舍和一间库房。我们曾经在李师傅指导下，把两个锅灶扒掉又砌起来，既然能砌炉灶就也能用同样的办法盖房子!
我的想法虽然幼稚，却得到了连长的赞赏，团里的宣传干事也好似抓到了新闻。
可是这件事在我们炊事班内部却引起争议。指导我们改灶的李师傅坚决反对，他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光是建回风灶那抽力很大的烟囱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司务长则坚决支持。为此事，我们在晚饭后连续开了两天班务会，可能是尽快改善条件住新房的心情迫切，赞成盖房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大概“冒进”的连长更为心里有数，电就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已经安排好施工人员，还到团里请来了改灶专家!我们乐了，争来争去原来是个游戏呀!
不久，新厨房盖好了，红墙红瓦、烟囱高耸，成为当时连里最好的建筑。多少年后我再次回连队，一眼就看到了食堂最高的烟囱，只是昔日食堂变成了豆腐房。触景思昔，如果当初真是“自力更生”地造房，那么世上就多了一个豆腐渣工程了……
“都来”
我还喂过猪，是食堂的猪，且在做饭的同时兼顾饲养。
刚去兵团的几年，连队平时吃不到肉。猪号养的猪是要上缴的，逢年过节要经团里批准才能杀。当时对职工个人养猪限制也很严，动不动就要割他们的“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每年从春节后到劳动节真是“三月不尝肉滋味”。而食堂养猪就没那么多的限制，也便于处理泔水。泔水其实就是刷锅水、烂菜叶、糊锅底，泔水加上豆饼和麸子煮煮，便是猪食。我们为了减少饲料负担，春夏秋还得把猪放出圈，让其自谋食物。
初次喂猪，老沈叔告诉我到了喂食的钟点儿时，就喊：“喽……喽……”他做着示范，果然，猪听到叫声立即奔跑过来进食，于是我也扯着嗓子，大声地“喽喽”起来。
在单调的生活里，有一群可以让你召之即来的生灵真是一种乐趣。慢慢地，我琢磨着“喽喽”只是个发音简单的信号，是饲养人员让猪把固定的声音与食物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改变一下信号呢?于是，我选用“都来”作为试验信号。开始猪不理会，我就把“喽喽”与“都来”两种信号交替使用，逐渐增加新信号的次数和强度。时间长了，猪果然适应了，每当听到我叫“都来”，它们不论在什么地方、进行什么活动，都是先停下来侧着头、竖着耳朵听，当我叫到第二声，就调头向我奔来，几头猪拱着猪槽，一边哼哼叫一边吧哒着嘴，连汤带菜，吃得真香!
后来，我的小学同学刘颖调到炊事班接替我喂猪。这位民乐《喜洋洋》作曲家的女儿喂猪更是尽心，小猪病了，急得她拿出家里寄的奶粉救急，以后全连最开心的杀猪日，自然也成了刘颖最痛心的流泪时……渐渐地随着刘颖训猪的音乐化，我的“都来”信号也自然逐渐地消亡了……
(李建新，本文作者，于1969年1 5岁时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2年底应征参军，1989年转业到国家人事那供职。2001－2004年援藏，担任西藏自治区人事厅副厅长。现任人事部军官转业安置司副司长。)
“酱油”
比起插队，我们兵团知青吃饱不发愁。一般是中午馒头，早晚碴子饭或粥，但副食不行。这里无霜期短，伴随漫长的冰封大地，我们要吃半年的冬储土豆和大头菜(即圆白菜)。炊事班除了中午晚上炒一个菜，早饭大多数是土豆或大头菜汤，遇到没菜时，就盐水煮黄豆。无论是什么汤，一律出锅前点明油、酱油调调色。这200多人的大锅汤，调色少不了。
一日，我一人值班做早餐。凌晨，闷上大喳子饭就准备烧土豆汤了。土豆块是头天切好泡在水里的，我备上了油、盐再拿酱油桶：坏了，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雪，没酱油了!也就是说，早餐将是一锅透明的盐水煮土豆，可巧这几天有知青正与炊事班发生争执，这不是火上浇油嘛!
我知道绝对不能怪咱知青脾气大。冬天上山伐木累得够呛，晚上哪儿打了信号弹，还要紧急出动抓苏修特务；夏收季节凌晨2点出工，傍晚6点回来，吃完晚饭还要学习“一打三反”文件，一熬就到10点多钟了……大家不敢公开表示对这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满，单调的伙食就成了人们发泄的出气筒，炊事班就是出气的对象。我们炊事班走马灯似地换人，不完全是因为太累，而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我非常理解“炊事班等于半个指导员”之说，这也是我当时因为看到没有酱油而产生的恐慌所在。
情急之下，我就翻仓倒库。找遍所有的桶、盆、瓶一无所获，突然发现了一大碗剩下的、受潮的、结成硬块的白糖。白糖能变酱油吗?猛然记起一位老师傅过节时炖肉先炒糖色、然后加水变成酱色汤的情形，眼下只有铤而走险试一把了!
我拿刀小心地把糖捣碎，而后锅里放上油——为防止失败，就特意多放了些油——将糖放进锅里，打开鼓风机，用锅铲慢慢搅拌——糖在高温下逐渐融化、发黏的时候，突然倒进土豆块，翻炒，加水……锅开的时候，清水变成了酱色，啊，颜色比平时放酱油的汤还重!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哪里是制造酱油，分明是制造平安呀!早饭时，大家平静地接受了这锅与往日相同又不同的土豆汤。
“造房”
团里召开首届党代会，自然是全团的大事。身为共青团员的我，有幸作为列席代表参加这个全团最高规格的会议。
听报告、参观加上彩旗、锣鼓、大米饭，把大家政治热情充分调动起来。分组讨论政委的报告时，连长要求我们讲完认识后提出贯彻措施。讲不讲是态度问题，目标能不能实现则是水平问题了，所以大家发言非常踊跃。我在想：改善伙食可不能瞎吹，食堂怎么能搞什么大跃进呢?可终于还是发言了：“食堂的房子，我们自己盖。”
众人皆惊。团里曾经要求连队食堂将煤、柴混烧的炉灶，改造成不烧柴又节煤的马蹄型回风灶，我们连队由于考虑到伙房条件差，决定在改造炉灶的同时改造厨房一一将食堂接出一块，加盖一间宿舍和一间库房。我们曾经在李师傅指导下，把两个锅灶扒掉又砌起来，既然能砌炉灶就也能用同样的办法盖房子!
我的想法虽然幼稚，却得到了连长的赞赏，团里的宣传干事也好似抓到了新闻。
可是这件事在我们炊事班内部却引起争议。指导我们改灶的李师傅坚决反对，他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光是建回风灶那抽力很大的烟囱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司务长则坚决支持。为此事，我们在晚饭后连续开了两天班务会，可能是尽快改善条件住新房的心情迫切，赞成盖房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大概“冒进”的连长更为心里有数，电就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已经安排好施工人员，还到团里请来了改灶专家!我们乐了，争来争去原来是个游戏呀!
不久，新厨房盖好了，红墙红瓦、烟囱高耸，成为当时连里最好的建筑。多少年后我再次回连队，一眼就看到了食堂最高的烟囱，只是昔日食堂变成了豆腐房。触景思昔，如果当初真是“自力更生”地造房，那么世上就多了一个豆腐渣工程了……
“都来”
我还喂过猪，是食堂的猪，且在做饭的同时兼顾饲养。
刚去兵团的几年，连队平时吃不到肉。猪号养的猪是要上缴的，逢年过节要经团里批准才能杀。当时对职工个人养猪限制也很严，动不动就要割他们的“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每年从春节后到劳动节真是“三月不尝肉滋味”。而食堂养猪就没那么多的限制，也便于处理泔水。泔水其实就是刷锅水、烂菜叶、糊锅底，泔水加上豆饼和麸子煮煮，便是猪食。我们为了减少饲料负担，春夏秋还得把猪放出圈，让其自谋食物。
初次喂猪，老沈叔告诉我到了喂食的钟点儿时，就喊：“喽……喽……”他做着示范，果然，猪听到叫声立即奔跑过来进食，于是我也扯着嗓子，大声地“喽喽”起来。
在单调的生活里，有一群可以让你召之即来的生灵真是一种乐趣。慢慢地，我琢磨着“喽喽”只是个发音简单的信号，是饲养人员让猪把固定的声音与食物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改变一下信号呢?于是，我选用“都来”作为试验信号。开始猪不理会，我就把“喽喽”与“都来”两种信号交替使用，逐渐增加新信号的次数和强度。时间长了，猪果然适应了，每当听到我叫“都来”，它们不论在什么地方、进行什么活动，都是先停下来侧着头、竖着耳朵听，当我叫到第二声，就调头向我奔来，几头猪拱着猪槽，一边哼哼叫一边吧哒着嘴，连汤带菜，吃得真香!
后来，我的小学同学刘颖调到炊事班接替我喂猪。这位民乐《喜洋洋》作曲家的女儿喂猪更是尽心，小猪病了，急得她拿出家里寄的奶粉救急，以后全连最开心的杀猪日，自然也成了刘颖最痛心的流泪时……渐渐地随着刘颖训猪的音乐化，我的“都来”信号也自然逐渐地消亡了……
(李建新，本文作者，于1969年1 5岁时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2年底应征参军，1989年转业到国家人事那供职。2001－2004年援藏，担任西藏自治区人事厅副厅长。现任人事部军官转业安置司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