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新闻热度再起，也再度表明这确实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改革获得感的大事。目前关于三四线城市落户适度放开的规定，其实更多是对此前各地陆续出台的“抢人大战”行为的追认与规范。
　　从县级城市到三四线城市户籍的放开，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走了一条自下而上渐进改革的中国特色之路。放开总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不过相对于人民群众的热望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不得不承认步子还是小了点。
　　各地的抢人大战，说到底还是招商引资心态在新时代的新表现。从以资本为本，到以人为本，说明在产业升级、社保基数不足等压力倒逼下，地方主政者已经充分意识到高素质人才对地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至于解决城市空心化，为房地产市场“维稳”的问题，应该还是第二位的考虑。
　　不过，落户便利性只是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面向，能否吸引来并留得住人才，归根结底要靠城市的经济发展前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区位优势和生活便利性等综合指标。以政府的有形之手在产业配置扶持和人才引进方面同时发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逆转市场发育程度滞后和区位劣势等不利条件，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效，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
　　我们长期以来在户籍改革问题上畏首畏尾不敢一步到位，说到底是因为城市管理能力低下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前者主要涉及政府放权和引入市场及社会力量进行自治，以及管理手段现代化的问题，后者则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以及如何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做大公共产品和服务，提高供给效率的问题。人们必须承认上述问题的解决有不少层面也不在地方政府层级掌控之中，更多属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权事权匹配等事关全局的问题。
　　除了能力问题外，有不少也是意愿问题，后者与政绩评价体系直接相关。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中国经济已然过了赶超阶段，已经进入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更多发挥市场内生动力的阶段，因此让地方政府层面摆脱GDP竞争情结的呼声此起彼伏。但迄今替代性评价体系仍未成形，所以涉及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软实力”由于不太容易评估仍不为地方官员所重视，而有形的城市建设、GDP增速等仍更为地方官员推崇。
　　这既是地方债务风险不断累积的根源所在，也是需求不足的症结所在。本来城市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继工业化后最大的需求，然而城市化红利迟迟不能大规模释放，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只有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城市化这一锤子买卖，而没有人的城市化这种可持续的动力源。
　　为了更好地释放城市化红利，更有效地分门别类甄别和处置地方债务风险，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接下来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打造更符合资源禀赋和城市发展资源配置更符合市场化模式的城市化路径。
　　城市发展的要素竞争更符合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关键，是人这一关键要素的自由流动，而这要以户籍制度的放开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前提。城市间的竞争将主要体现为公共服务能力的竞争，公共服务能力的竞争将倒逼城市管理能力的提升，进而为GDP竞争替代体系的构建打下基础。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各级政府努力的动力和方向。中央層面应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首先在社保医保方面补齐基数，做到全国一盘棋统筹，居民可随身携带异地结算。这个工作做好了，将极大有利于建立与居民年龄结构和生命周期以及生活成本相匹配的城市生态，打造更为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和布局。如此，才能真正为大城市减负，为中小城市输血，相较于人为拦阻和疏散必定事半功倍。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除了政府应该保障的基本面之外，很多完全可以放开给市场提供，利用市场力量做大公共产品和服务蛋糕，既可以提高供给效率，又能够提供巨大的需求。当前妨碍公共服务市场化参与的主要阻力在于，相关部门一方面舍不得放下设租寻租的权力，一方面又监管能力低下。
　　目前一些私立教育机构、私立医院和疫苗管理的乱象，不是市场化的问题，而是市场化不足、竞争不充分的问题。监管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到限制准入上，一旦准入就疏于监管，而进入门槛者则汲汲于以低质的产品和服务来赚回寻租费。
　　综上所述，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倒逼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将取得一石数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