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20年11月3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中央列入“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无疑，媒介融合将成为未来媒体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自1999年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以来，媒介融合经历了哪些传播实践？媒介融合研究了哪些内容？未来媒介融合将走向何方？这些都需要现实解题。文章通过对2000年至2020年CNKI期刊库相关文献的分析，梳理出中国媒介融合研究20年的语境变迁：媒介融合研究经历了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到全媒体（“四全媒体”）的概念变迁;经历了研究者从单一到多元、研究学科从单学科到跨学科的主体变迁;经历了从市场竞合启动的媒体流程再造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容变迁。随着媒介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中央、省、市、县的全局纵深网络，未来媒介融合研究要强化先导式、引领性、系统性理论建构研究，形成中国学派，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媒介实践并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媒介融合20年 语境变迁 市场竞合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5-013-13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5.002
2000年至2020年，从Web of Science检索到世界媒介融合研究总量为58 648篇（见下页图1），从CNKI检索到中国媒介融合研究总量为76 940篇（见下页图2）。从研究数量庞大与逐年增长的趋势中可以窥见，媒介融合是中国乃至世界媒介研究的重要命题，是关系国内外媒介发展的共同议题。无疑，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媒介融合20年的溯源研究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国外媒介融合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学技术、物理科学领域，强调的是技术对于媒介的改变力以及媒介融合对文化的影响;中国媒介融合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聚焦于由于市场竞合与政策带来的媒介转型实践。随着建设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被列入《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2]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中央列入“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3]媒体融合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在这个时点对媒介融合20年进行回溯研究，既是对历史的回顾、对当下的观照，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从中国媒介融合研究文献发表趋势可以看出，2014年快速增长，文献数量是2013年的两倍，2019年再次出现高峰（见图2）。本文在对这一时段文献增长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后，将媒介融合研究20年分为：2000年至2013年、2014年至2018年、2019年至2020年三个时间段。在这三个时段中，笔者在CKNI期刊库中以“全媒体”“融媒体”“县级融媒体”“四全媒体”“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为关键词搜索，对重要文献进行回看与解读，以CNKI可视化分析获知各阶段期刊库全部研究的变化趋势，同时辅以SATI和VOSviewer软件，获知重要研究的热点内容，③并据此得出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见图3）。
图3可以看到媒介融合研究20年来媒介融合、媒体融合、全媒体、融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居于中心位置，是媒介融合研究的核心内容。县级融媒体、融合发展、电视媒体、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等与核心概念紧密联系，是媒介融合重要内容。
各阶段主要研究内容为：2000年至2013年为新媒体、传统媒体、电视媒体、手机报、三网融合、全媒体转型、报业集团、报网融合等;2014年至2018年为媒体融合发展、电视新闻、互联网、广播电视、互联网思维、“中央厨房”、大数据等;2019年至2020年为融合发展、广播电视、5G、新型主流媒体、人工智能等。县级融媒体在2014年至2020年主要研究内容为主流媒体、移动优先、技术平台、县级台、短视频、社会治理、服务等。
中国媒介融合研究20年的语境变迁围绕概念变迁、研究主体变迁、研究内容变迁展开，其中涉及研究机构的变迁、研究基金支持的变迁、研究成果发表的变迁等。
一、媒介融合概念变迁：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再到“四全媒体”
中国媒介融合20年的语境变迁是围绕概念变迁展开的，经历了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再到全媒体（“四全媒体”）的发展阶段。
1. 概念变迁的背景：概念时段与政策出台密切相关
从最初基于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媒体兼并、整合而出现的跨媒体，以及之后聚焦介质相加的全媒体，到强调介质相融的融媒体（含县级融媒体），发展到现在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四全媒体”，从概念变迁可以看出媒介融合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主要矛盾的路径选择。
（1）媒介融合概念发生变迁。媒介融合首次提出是在1999年，崔保国最早将convergence of media引入中国，他在《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中提到了技术驱动下媒介的融合与裂变。[4]但这一时期媒介融合研究还未成趋势，学术成果较少。2005年起，蔡雯发表系列文章论述媒介融合给新闻业带来的变革，将源于西方的概念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开启了媒介融合研究的中国范式。其在《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中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5]
全媒体概念阶段（2000—2013年），這一阶段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全媒体概念快速发展。2000年至2007年以全媒体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增长缓慢，2008年至2013年快速增长（见图4）。其二，基于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并购、重组以及媒介生态剧变引发的媒介机构内部整合的内外双重动因，这一时期媒介融合研究除全媒体主流概念外，还出现了跨媒体与融媒体等概念。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加入WTO后“面对西方传媒列强的觊觎，中国媒介集团唯有通过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与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才有出路”;[6]有学者对跨媒体概念进行解释，“跨媒体是横跨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图书、户外广告）、立体媒体（电视、广播、电影）和网络媒体的三维平台组合”;[7]有学者提出融媒体概念，并指出“融媒体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即‘媒介之间的边界由清晰变得模糊’，因此，‘打通’是融媒体时代模式创新的关键”。[8]此外，全媒体概念兴盛期也伴随着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反思：“现在业界和学界所说的‘全媒体’，是一个既涉及载体形式，又包括内容形式，还包括技术平台的集大成者。如此一个‘大而全’的东西，显然无法给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清晰的定义。”[9]对此，也有学者指出“融媒体这一概念除了包含了媒体要‘全’外， 更注重各介质之间要‘融’”，应以融媒体代替全媒体。[10] 融媒体概念阶段（2014—2018年），这一阶段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全媒体与融媒体概念并行，这一时期全媒体研究文献数量增长趋缓，整体保持稳定，由于前期研究数量较大故仍占据主导地位;其二，融媒体概念快速发展，融媒体文献自2014年后快速增长，2018年出现激增（见图4）。2014年8月18日，媒介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进入媒介融合元年。对此，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媒体融合是传媒界自发的主张与行为，这一行为主要出于媒体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那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则代表着国家意志”。[11]2017年3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云山到《人民日报》调研时提出“融媒体产品”，[12]之后融媒体概念进入官方话语。融媒体相关研究如《试析融媒体视域下的传播特质和编辑思维的重构》[13]《融媒体的构建原则与模式分析》[14]《国外融媒体实践及启示——以英国BBC为例》[15]等不断涌现。2018年8月21日，县级融媒体概念被提出，融媒体阶段进一步深化。县级融媒体研究文献在2018年至2019年出现激增，成为研究热点（见图4）。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已体现出媒介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对此有学者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媒体融合的深化，是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建设现代传播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16]
全媒体（“四全媒体”）概念阶段（2019—今），这一融媒体发展的高阶阶段具有以下特点。全媒体与融媒体同步发展，全媒体再度成为研究重点。但此“全媒体”非彼“全媒体”，它有着新的内涵与外延。《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文章提出“媒体融合短板尚存，需要主流媒体加速进入‘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全媒体阶段”。[17]有学者提出“随着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体应用的不断融合，媒体形态、功能、服务的类型更加多样。全媒体成为现阶段新媒体发展呈现出的主要特点”。[18]这一阶段全媒体概念较前一阶段增长加快，且之后“四全媒体”概念出现并发展（见图4）。
（2）概念时段与政策出台密切相关。回顾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中所出现的全媒体、融媒体、县级融媒体、全媒体（“四全媒体”）概念基本上与政策出台紧密联系，具体表现在：首先，文献数量增长趋势与政策出台时间呈正相关;其次，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政策颁布的内容相一致。具体来看，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19]中国进入媒介融合元年，融媒体研究快速增长。2018年之前县级融媒体文献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融媒体背景下探索县级广播电视的发展。2018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研究数量激增，“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成为县级融媒体研究的热点议题。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讲话中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21]之后全媒体（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研究达到峰值，“四全媒体”研究有所增加。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5G、人工智能等作为“四全媒体”时代的技术逻辑，成为研究的重点内容，媒介融合向智能媒体发展。
2.媒介融合概念变迁中存在混用：此“全媒体”非彼“全媒体”
在概念变迁中，前后存在两个全媒体概念，同样的表述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反映着媒介融合不同阶段的重点、使命。研究概念的混用会给现实媒介操作带来困扰。
（1）此“全媒体”非彼“全媒体”。第一个“全媒体”概念还处在“前全媒体”阶段，即媒介融合低阶阶段。这一阶段处于新旧媒体交汇竞合时期，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开始追求对新技术的增量接入，以求实现转型与自救。此阶段的媒介融合强调介质齐全，求“全”而非求“融”，是介质相加的物理融合。而2019年1月25日之后出现的“全媒体”是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这是融媒体发展的高阶阶段，关注媒介融合的时空延展性、介质融通性、主体多元性、影响深广性。这一阶段媒介融合是在经历了“前全媒体”时代的介质之全与融媒体时代的介质相融之后迈向以智能技术为底层支撑，与社会全方位互动，建构社会整体生态发展目标新图景。新一阶段的“全媒体”不是历史的回溯，而是媒介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2）概念混用，亟须厘清与重新定义。目前学界前后使用两个全媒体概念且互相混淆，对此有学者提出有必要对全媒体概念进行说明：“这里的‘全媒体’主要不是指媒体种类的‘全’， 而是强调当前人类信息交互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等特性。”[22]有学者提出“四全媒体”比全媒体更有助于概念厘清：最初全媒体概念接近于多媒体，之后媒体融合不断深化，“四全媒体”是对以往全媒体定义的进一步明确与阐发。[23]有学者进而指出：“融媒体进入‘四全’階段后，不再局限于介质打通，而是表现出‘跨界融，智能融，结构融，正面融’的新方向。”[24]
中国媒介融合具有强烈现实指向，它关系主流媒体发展，中央、省、市、县的融媒体中心布局，媒介生态整体建构。媒介融合研究尤其要注意学界业界打通共融，以回应时代需求。概念混淆和混用会给媒介实践操作带来误导与误判，因此，有必要从概念端将前后两个全媒体概念全面厘清，比如以“四全媒体”来指涉“后全媒体”，从而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
综上，从概念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媒介融合20年发展之路。媒介融合最初具有市场竞合启动特征，是在中国加入WTO后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媒介新生态语境下展开的，是媒介机构为求生存的自我转型式融合，这一阶段出现了多媒体、全媒体、跨媒体等概念;之后在技术发展与国家政策双重推动下，媒介融合由介质相加进入介质相融阶段，融媒体概念则反映了这一阶段媒介融合的主要特征与使命;发展至今，人工智能对媒介融合的影响越发显著，加之媒介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与国家建设中，媒介融合向着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目标迈进，“四全媒体”概念则反映了媒介融合这一阶段的发展目标。 二、研究主体变迁：研究者构成日趋多元，研究呈现跨学科特征
媒介融合自1999年被引入中国，直至成为当下学术热点，这20年间研究主体经历了研究者构成日趋多元、研究主题逐渐打破学科边界、研究方法呈现跨学科特征的变迁。
1. 研究主体构成日趋多元
媒介融合研究经历了从以高校研究者为主到业界研究者加入、研究机构从高校拓展到媒介机构、研究基金支持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等方面的变迁。
（1）研究者构成日趋多元。研究者从以学界为主到学界、业界共振。早期媒介融合的研究者多以高校学者为主，随着媒介融合纵深化发展，研究者构成日趋多元，更多业界研究者、非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其中。过去20年，中国媒介融合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有蔡雯、喻国明、宋建武、胡正荣、黄楚新、谭天、陈昌凤、黄升民、郭全中、范以锦、陈力丹、张志安、陈国权、朱春阳、栾轶玫等（见图5）。媒介融合的全媒体时期，研究者以高校研究者为主;融媒体时期，虽然高校等学界出身人員仍占据主要比例，但相比前一阶段而言，许建俊、傅绍万等业界研究者保持较高发文量;县级融媒体时期，业界长兴传媒集团的王晓伟有不少研究文章;“四全媒体”时期，研究者除高校学者外，电视台、通讯社等业界研究者加入研究阵营;此外，更多的非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者，如人工智能、通信、计算机等学科背景的人员加入媒介融合研究中来。
（2）研究机构从高校拓展到媒介机构。全媒体时期主要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体，包括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见图6）。融媒体时期则呈现高校等学术机构与媒体机构相交织的特点，主要研究机构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中央电视台、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等（见图7）。这一阶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县级融媒体的现实关联性与指导性更强，关于县级融媒体的研究呈现出业界主体的特色，新华通讯社、安徽广播电视台、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长兴传媒集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等业界机构加入研究中来（见图8）。“四全媒体”时期，媒介融合研究的业界主体特色愈发显著，中央和地方省级广播电视台在研究中起到引领作用（见图9）。
（3）研究走向多元。研究基金支持从中央到地方。全媒体时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占比51.61%，占据一半比例;地方基金中，相较于其他地区，湖南省对媒介融合研究支持力度较大，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位于前列（见图10）。融媒体时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占比64.09%，相较上一阶段占比增加，这一时期研究仍以中央支持为主（见图11）。县级融媒体时期，除中央支持外，地方基金开始占据更大比例，如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等位于前列（见图12）。“四全媒体”时期，各地方基金仍占据重要比例，其中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位于第三，是占比最大的地方基金（见图13）。
2. 研究呈现跨学科特征
媒介融合研究最初立足于媒体转型与发展，紧紧围绕新闻与传媒及相关学科展开，之后学科门类逐渐多元，发表阵地不再局限于新闻与传媒学科，而向电信技术、政治学科、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整体呈现出超越学科边界的特征。
（1）学科分布呈现跨学科特征。在研究学科分布中，新闻与传媒是20年来媒介融合研究的主要学科，出版与高等教育在各阶段均占据前列，是媒介融合研究的重要学科。全媒体时期，贸易经济、文化经济、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等占据前列，主要学科集中于经济领域（见图14）;融媒体时期，媒介融合进入官方话语成为国家战略，学科门类逐渐多元，位于前列的学科中加入了电信技术、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中国共产党等（见下页图15）;县级融媒体时期，媒介融合涉及社会治理等内容，被赋予更多政治意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行政学、国家行政管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科占据更大比例（见下页图16）;“四全媒体”时期，计算机软件与应用、中国共产党、电信技术占比大幅提升，位于前列。这一时期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媒介融合对于底层支撑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在媒介融合研究中显示出更大积极性，媒介融合与技术研究的连接也愈发紧密，媒介融合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将更加明显（见下页图17）。
（2）发表阵地的跨学科分布。早期媒介融合是伴随着报纸转型及传统广播电视转型展开的，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主要是新闻传媒类期刊，如《中国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电视研究》《新闻记者》等，随着新技术对媒介融合影响的更深入、媒介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互动的更频繁、媒介机构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等媒介融合的纵深发展，媒介融合研究成果发表阵地进一步扩大。一方面，跨学科的技术类刊物成为发表阵地，如《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占据发行前列，《中国有线电视》《现代电视技术》是重要发表阵地;另一方面，一些政治类刊物以及高校学报等综合性期刊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一话题，《国际公关》等社会学期刊以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人民论坛》《新华文摘》等逐渐成为媒介融合新的发表阵地。
从上述可视化分析图中可以看到，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主体的变迁，随着媒介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中央、省、市、县的全局纵深网络。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与地域独特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业界研究者、媒介机构加入研究阵营，与学界形成双向补充共振的研究局面。此外，研究也将跨越传媒学科边界，融合政治学、哲学、人工智能、建筑学、电子通信、无人驾驶等多学科门类，向更多更广的学科辐射。
三、研究内容变迁：从流程再造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媒介融合发展趋势可概括为内部和外部两个面向。前者体现了媒介机构从介质相加到介质相融再到智融主导的转型，后者则反映了媒介从参与市场竞合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
1. 内部流程再造：从介质相加到介质相融再到智融主导 中国媒介融合20年也是媒介自身不断迭代更新的20年。经历了最初部门齐全的介质相加，到流程再造的介质相融，再到智融主导的深度融合阶段。
（1）介质相加的物理拼接。以报（台）网互动和报（台）网融合为代表的介质相加阶段。介质相加是早期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冲击最主要的媒介融合方式，这一阶段强调通过不同介质的相加来打破纸（台）媒的单打独斗。介质相加的重要表现就是报（台）网互动以及报（台）网融合的出现。2006年，报网互动成为热点。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网络借助报纸内容资源，报纸借助网络渠道平台，相互补充，其中报纸因品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25]有学者概括了报网互动的六种模式，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报纸和网站的松散耦合到紧密耦合的过程。[26]报网融合是报网互动的更进一步发展，有学者认为：“不仅包括报网等各种媒体的融合，而且包括各种媒体的从业者及不同媒体产制方式的融合。也就是说，这一阶段模糊了各媒体与媒体从业者之间的界限，形成了新闻采集方式和新闻信息的汇流与分享。”[27]
介质相加阶段媒介融合体现出物理拼接的特征。在报网互动中两者独立运营，存在着很多介质简单相加的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将报纸内容搬到网络、报网互动性不足、资源简单整合、经营体制受制于传统媒介”等问题;[28]有学者认为报（台）网融合中存在不重视网络平台开发，仅将网络视为电子版的误区;[29]有学者指出了“报纸恐网症”“报网倒挂症”“创新匮乏症”的现实瓶颈。[30]
早期报（台）网融合遵循着整合而非融合的理念，以传统媒体为主，把不同介质物理拼接、单向组合，只是形式上的整合，而整合不等于融合。对此，有学者指出：“传统媒体转型，如果只是在原有的发展逻辑上进行改良式量变，没有看到互联网究竟给传播带来了怎样的革命性改变，就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31]
（2）介质相融的流程再造。首先，新闻生产中的流程再造。有学者以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全媒体平台流程优化为例，指出纸媒转型中流程再造的必要性，实现一次采集，动态整合，多形态多渠道传播;[32]有学者给出了流程再造的方法论：设立“脑”指挥中心、交响乐团式的空间布局与多媒体化的采写队伍。多媒体化的内容，经由“脑”指挥中心评定其价值并判断其去向，之后实现复次、多介质、全方位传播，同时还要解决用户反馈与UGC（用户贡献内容）上浮的问题。[33]然而，这一时期媒体实践中的流程再造虽已具备“中央厨房”雏形，但各部分之间仍囿于观念制约、条块分割。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强化互联网思维，加强内容建设，创新采编流程，实现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深度融合，[34]为流程再造提供了明确政策指引，“中央厨房”才成为媒介融合的主流模式。
其次，“中央厨房”成为流程再造的新尝试。有学者将“中央厨房”阐释为“特指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通过内容的集约化制作实现信息的多级开发，以提高传播效果，节约传播成本。各地的‘中央厨房’实践不尽相同，但‘新旧融合、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发布’是基本共识”;[35]对“中央厨房”的评价，学界褒贬不一：有学者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在于“形成合力、统一造势、克服纸媒报道不及时的劣势、节省人力物力、便于对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为广告客户提供套餐式增值服务”;[36]也有学者对“中央厨房”转型价值提出质疑：是否节约成本，如何避免同质化，是否损害报纸竞争力，如何满足不同需求;[37]还有学者指出“中央厨房”本質上是推行大工业生产逻辑和标准化流水线生产方式，记者成为螺丝钉，应进行抵制;[38]有学者从受众的角度对“中央厨房”进行反思：用户信息过载，导致用户注意力分散与厌倦，此外，也将导致粗制滥造与反向效果等。[39]
（3）智融主导的深度融合。随着技术深入发展，数据新闻、VR、AR、机器人写作等带来的生产流程的创新，也纳入学界的研究范畴。媒介融合进入智融主导的深度融合阶段。
首先，智能技术赋能新闻生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对传媒生态带来重要影响，“智能推荐、新闻写作、机器视觉等越来越多样化和精细化的智能应用不断革新着信息生产和传播流程”，[40]实现了“新闻采集从采集信息到采集数据，新闻生产从人工生产到机器生产，新闻分发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41]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能优化新闻生产：传感器技术优化新闻信息源、智能机器人辅助新闻报道、基于感官系统和认知系统的双重体验，以及个性化内容推送。[42]在应用成果方面，《人民日报》建设了智慧媒体研究院和人工智能媒体实验室、新华社成立了媒体大脑3.0、央视网与AI技术机构合作以及出现AI主持人、AI记者、媒体机器人等。[43]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反思智能新闻生产，发出算法“黑箱化”的警示，以及由此带来的流量至上、划定身份层级、技术收编等问题。[44]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以及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45]对5G的研究成为媒介融合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学者称5G为“一项深刻改变传播与社会的革命性技术”，将带来传播主体、交流手段、内容主体、游戏规则和构造方式的变革。[46]“5G技术使传播效果趋向超高清、沉浸感体验;传播终端互联互通;场景成为关键要素，自媒体平台获得更大发展”。[47]在5G带来全新信息革命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到了其有可能带来专业新闻的危机，并强调专业新闻的重塑与回归。[48]
其次，技术驱动下媒体深度融合。智能技术不断发展，面对智能媒体的到来，有学者提出智媒化概念，并指出智媒化表现出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的特征。[49]有学者认为“未来需要在互联网思维的指导下， 向智媒体方向进行有机融合”，[50]“智慧全媒体将成为媒介融合深度发展的方向”，[51]“技术推动融媒体的智能转向，发展为智能融媒体”。[52]在技术驱动下，媒体融合进入新阶段：“各种传播主体的边界日渐消融，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全面的智能媒体时代，并将跨越德布雷所说的‘中介化’，进入媒介化生存的智能社会。”[53]有学者对智媒时代做出预言：“目前大行其道的融媒体、全媒体和智能融媒体，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走向未来的过渡阶段和必然路径。媒体融合是过程，不是结果，最终将迈向智能融媒体，迎来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54]无疑，从新闻生产到传播方式，在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等技术驱动下，人—人、人—机、人—物等多维连接等将全面影响下一阶段媒体的深度融合。 2. 外部连接融入：从市场竞合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加入WTO导致的媒介生存市场环境发生改变，加之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新生态，这些都促使媒介机构不得不参与到市场竞合中，外部通过并购重组、合纵连横获得体量扩展，内部通过流程再造实现自身转型。随着媒介融合不断深化，媒介机构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城市建设中来，开启了媒介融合从市场竞合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进程。
（1）市场竞合下的媒体并购。首先，传统媒体并购重组求转型。全媒体时代，并购作为媒介融合的形式之一，[55]是研究的重要命题。有学者梳理了媒介并购的市场动因：“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西方媒介巨头对中国传媒市场虎视眈眈，在中国媒介产业现状与西方媒体集团发展启示下，中国媒介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实现整合和重组成为战略选择。”[6]有学者认为媒介并购的政策动因在于“根据《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示，媒介集团化被提上日程”。[56]此外，2000年“三网融合”被列入“十五规划”，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57]也是重要的政策动因，有学者认为“三网融合”带来了媒介重构和洗牌。[58]在此背景下，基于资本的并购进入学术视野：“在当时缺乏市场经济和资本运营知识情况下，对媒介并购的研究有助于为实际提供经验和指导。”[59]对于并购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可以整合媒介资源，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并实现媒介所有权的集中。[60]也有学者提到，“跨媒介、跨地域、跨行业的集团化组建是传媒市场竞争与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媒体机构摆脱单一盈利模式的必然路径”。[61]但并购也存在一定风险，有学者将这些风险概括为“贪多图大心理的陷阱、财务风险陷阱和整合失败陷阱”。[59]
其次，互联网公司强势入局参与市场竞合。融媒体时代技术发展迅速，互联网公司在市场竞合中发挥出更大作用，针对这一阶段谁是媒介融合的主体，有学者对媒体作为融合主导者提出质疑：主流媒体是否有吸纳腾讯、阿里等巨头的体量和经济实力？有技术保障之后如何发展？与资本绝缘难以复刻国外经验，但民营力量主导又与政策属性相冲突;[62]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将出现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倒融合”，如阿里巴巴入股优酷土豆、收购新浪微博股份、入股华数传媒、控股文化中国等举措，“当互联网媒体把传统媒体融没了的时候，媒体融合就取得了真正的成功”。[63]针对主导融合中潜在的商业媒体与政策属性问题，有学者提出反向融合，即商业平台在内容、人才、資本等层面向传统媒体靠拢，以“增强企业自身的系统安全性而探索确保政策合规性的资源和路径”。[64]
再次，市场竞合中存在制度制约。融合进程中除探讨媒介融合应由谁来主导这一议题外，学者还关注到了媒介融合的制度制约因素：（媒介融合面临着）现有的制度保护，如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改制不彻底，如政企不分、管办不分、核心领导委任制、单一国有产权，以及双重管理体制的制约;[65]媒介融合中的制度制约主要表现在传媒内部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考核机制等，[66]其成为融合阻力。
（2）媒介融合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首先，融合媒介参与社会治理。随着媒介融合的纵深发展，媒介功能从信息功能到社会功能的变迁，在政策与现实驱动下，媒介机构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如有学者发现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着自上而下的闭门式决策，入口渠道机会较少，群众参与性有限，而县级媒体依靠财政供养，不敢舆论监督。[67]随着2018年9月中央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之后，学者们对其政治意涵及行政考量进行了思考并指出：县级融媒体是“一场媒介与政治对话的实践运动”，具有提供公众对话平台的平台化与组织民众参与公共讨论的组织化的特点。[68]“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为了让‘脱嵌’的基层传播底座得以重新加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国家治理的‘托底工程’，也是中国基层治理结构的承重工程。”[69]“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政策出发点是在延续传统‘四级’媒体框架的基础上，寻求基层媒体和政治传播困境的政策突破口，试图通过把政策话语与媒体融合的技术逻辑相嫁接，来实现国家整体传播战略的基层落地。”[70]而对县级融媒体如何参与社会治理，有学者给出具体方法，即“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依托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双融合’功能，以公共服务带动信息接收，从而重获公众关注实现舆论引导。作为智能化社会治理中介，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71]
自此，中国媒介融合形成了包含“中央厨房”、省级融媒体中心、市级融媒体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的由中央统领、省市兼容、县域纵深的层级布局。“2014年至今，‘媒体融合’经历了从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央媒层面的媒体融合到以浙报传媒集团为代表的省级媒体层面的媒体融合，纵深发展进入县级媒体层面的媒体资源融合。”[72]“媒介融合的重心已经由第一阶段强调以人民日报社等大型传媒集团为代表的‘中央厨房’模式的探索，开始转向第二个阶段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建设主体的新一轮媒介融合行动的关注焦点。”[73]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化，有学者提出“中央厨房”的作用之一就在于统一价值观，形成合力，[74]而今将县域纳入治理体系，形成媒介纵深布局模式有利于实现对基层的舆论引导与社会治理。有学者提出“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地市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上下贯通，基层社会治理、社会运行和社会生活的横向打通，实现现代传播体系与社会的治理体系以及社会的基础运营体系有机结合”。[75]随着2020年9月26日“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的颁布，[76]媒介融合发展四级布局的政策指向更加清晰，融合媒介参与社会治理也成为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
其次，融合媒介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媒体的变迁反映了城市的变迁，媒体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起主导作用。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传播技术支持，城市文明程度等也反映媒体变化特征。[77]“诸多地方也在探索新媒体在智慧城市中的定位和融合发展之道， 试图开辟新闻+政务+服务与智慧城市的交叉领域，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规范恰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融媒体中心完全可以融入智慧城市的建设中”。[78]学者们针对媒体如何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给出了不同方案。有学者认为报业集团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可担重担，“报业集团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天然优势，可通过参与智慧政务建设，实现自身从单一的新闻生产模式向‘新闻+服务’模式的转变”;[79]有学者认为，“县级区域的智慧城市是集成性的大平台，智能传播、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教育都是其子平台和子系统，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其相比行政单位市场化能力更强，智慧城市的运营由其负责也更顺理成章”;[80]还有学者认为，城市广电的媒体资源、公信力与体制内身份使其可成为政府运作“智慧城市”项目的选择，以此促进城市广电的媒体融合与平台打造。[81] 四、媒介融合研究展望
回顾20年来中国媒介融合研究，其研究命题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20年来以政策跟进和实践经验为主的研究特点，未来随着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媒介融合研究应强化先导式、引领性研究，并加强媒介融合的理论建构，以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
1. 加强媒介融合先导式引领性研究
20年来中国媒介生态发生巨变，技术从2G到5G更新迭代，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开拓，市场环境风云变幻……在这样快速变动媒介生态下，媒介融合研究大多以动态跟进为主。随着媒介融合纵深发展，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政策方案具体落地需要学界进行解读并回应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讲求时效性、以政策跟进式为主的特征。如前所述，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县级融媒体，再到“四全媒体”，研究的发展进路与脉络起伏与政策颁布密切相关，政策颁布时点与主题研究数量爆发式增长的时点往往一致，此外，政策跟进式研究还表现在：对政策关键概念进行解读，或以政策提到的具体内容在传播实践中如何运用为研究切入点;以政策出台为重要研究背景与研究契机，以及如长兴模式、玉门经验等为解决政策落地的具体建设方案的提出等。无疑，这些研究发挥着学界连接上下、从庙堂到田野的桥梁纽带作用，体现了学术研究回应现实的即时性与鲜活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此类研究也会导致研究的政策依赖性与滞后性，从而影响了媒介实践对于学术研究前瞻性与预判性的学术期待。而先导式引领性研究强调：研究要跳出依赖政策的被动式状态，通过对现实强烈观照与预判，为推动政策发展、媒介融合实践提供智慧方案。
2. 强化媒介融合系统研究与理论建构
在过去20年中媒介融合呈现出以实践经验式研究为主的特点：从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关键词呈现可以看出，困境、路径、经验、对策、创新策略、挑战等经验总结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记者、编辑、播音主持、人才培养、手机报、电视节目等研究对象也体现了以实践为导向;全媒体转型、报业集团、报网融合、互联网思维、“中央厨房”等本质上也是基于实践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20年媒介融合文献中大量文献是对媒介现象进行经验式总结，或是引进国外实践为我国媒介发展提供经验，或是实地调查后总结现状并提出对策，或是为各类具体领域的应用提供对策等。在研究角度和框架搭建上，也多是从现状、困境、路径出发来进行分析，总结态势与趋势。
无疑，媒介融合中以实践经验研究为主具有一定合理性，且凸显了媒介融合命题作用于现实语境的实用价值。由于媒介生态在快速更迭，包括技术的革新、政策的发展、市场环境的竞争等，变动中留给研究的时间窗口是短暂的，媒介融合研究只有在快速变动的现实间隙中展开，来不及进行理论的沉淀。加之媒介融合根植于现实的土壤，是带有强烈现实属性的命题，现实实践需要研究快速做出回应，为其发展提供行动指南。如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该如何建设？建设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样的融媒体中心才是符合实际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接连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县级融媒体相关研究以模式、经验为主，进而对实践进行经验性指导。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缺乏系统理论建构深入表层现象的思考与积淀，可能导致媒介融合研究难以与新闻传播的其他范畴形成学脉连接和理论对话。媒介融合不仅仅是媒介的融合，还应是研究的融合，是理论性研究与实践经验研究的融合，是具有学理价值与指导业界实践之间的融合，跳出经验谈经验的理论建构对于未来媒介融合研究意义重大。
从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的语境变迁中可以看出，初期由于外部环境与市场压力，媒介融合发端于传统媒体转型的内生需求，而随着技术发展、政策推进，媒介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有了更多的参与社会治理与城市建设的外部要求，内生需求与外部要求相结合，展示了媒介融合从媒体转型求生、自我更新到融入时代背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进程。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EB/OL].[2020-09-26].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11-04].人民網， http：//yuqing.people.com.cn/big5/n1/2020/1104/c209043-31918159.html.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EB/OL].[2020-11-04].人民网， http：//yuqing.people.com.cn/big5/n1/2020/1104/c209043-31918159.html.
[4] 崔保国. 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J]. 当代传播，1999（6）：23-25，33.
[5] 蔡雯，王学文. 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09（11）：87-91.
[6] 林如鹏. 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J]. 新闻大学，2002（4）：45-50.
[7] 王学成，来丰. 论跨媒体联合[J]. 新闻大学，2002（1）：63-65.
[8] 栾轶玫. 融媒体时代：我拿什么奉献给你？[J]. 视听界，2009（4）：116.
[9] 唐润华，陈国权. 走出“全媒体”的集体迷思[J]. 新闻记者，2011（4）：54-58.
[10] 栾轶玫. 全媒体之“误”[J]. 中国传媒科技，2012（17）：19-20. [11] 蔡雯. 媒体融合：面对国家战略布局的机遇及问题[J]. 当代传播，2014（6）：8-10.
[12] 姜洁.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N]. 人民日报，2017-03-23（001）.
[13] 刘钊. 试析融媒体视域下的传播特质和编辑思维的重构[J]. 出版科学，2015，23（2）：34-37.
[14] 尚策. 融媒体的构建原则与模式分析[J]. 出版广角，2015（14）：26-29.
[15] 匡文波，邵楠. 国外融媒体实践及启示——以英国BBC为例[J]. 对外传播，2016（11）：12-14.
[16] 宋建武，乔羽. 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打造治国理政新平台[J]. 新闻战线，2018（23）：67-70.
[17] 本报评论部. 让主流媒体成为“全媒体”[N]. 人民日报，2019-01-30（005）.
[18] 黄楚新. 全媒体打造新数字传媒生态[J]. 现代视听，2019（5）：1.
[19]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EB/OL].[2014-08-18].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4-08/18/content_2736451.htm.
[20] 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8-22].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
[21]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9-01-25].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1/25/content_5361197.htm.
[22] 宋建武，林洁洁. 遵循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J]. 传媒观察，2019（4）：5-9.
[23] 崔士鑫. 建设“全媒体”，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1·25”重要讲话精神[J]. 传媒，2019（3）：30-33.
[24] 栾轶玫. 媒体“四全”阶段融合新方向——跨界融智能融结构融正面融[J]. 军事记者，2019（3）：10-12.
[25] 范志忠. 论“报网互动”的发展态势与传播特征[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1）：86-89，97.
[26] 蔡雯，陈卓. 试论报网互动的基本模式[J]. 现代传播，2007（5）：110-112.
[27] 王君超.“全媒体”时代，报网融合大发展[J]. 媒体时代，2011（3）：34-36.
[28] 杨尚鸿，张志樯. 媒介融合时代报网互动的必然性及其存在的问题[J]. 新闻界，2008（6）：16-18.
[29] 蔡李章. 报台网互动融合中的误区及其对策[J]. 视听纵横，2010（2）：56-57.
[30] 杨清波. 报网融合的现实瓶颈与模式建构[J]. 新闻界，2010（1）：61-63.
[31] 喻国明，姚飞. 媒体融合：媒体转型的一场革命[J]. 青年记者，2014（24）：26-28.
[32] 蔡雯，刘国良. 纸媒转型与全媒体流程再造——以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创建全媒体数字平台为例[J]. 今传媒，2009（5）：14-16.
[33] 栾轶玫. 融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流程再造[J]. 今传媒，2010（1）：30-31.
[34]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指导意见审议通过[EB/OL].[2014-08-21].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821/c172318-25511854.html.
[35] 姚丽亚. 基于“中央厨房”模式的新闻生产理念创新[J]. 新闻界，2015（14）：63-67.
[36] 陈正荣. 打造“中央厨房”的理念、探索和亟需解決的问题[J]. 中国记者，2015（4）：13-16.
[37] 陈国权. 四问报业“中央厨房”的转型价值[J]. 青年记者，2015（7）：17-18.
[38] 何瑛，胡翼青. 从“编辑部生产”到“中央厨房”：当代新闻生产的再思考[J]. 新闻记者，2017（8）：28-35.
[39] 彭兰. 新媒体传播：新图景与新机理[J]. 新闻与写作，2018（7）：5-11.
[40] 唐绪军，黄楚新，王丹.“智能+”与全媒体：中国新媒体发展的新布局[J]. 新闻与写作，2019（6）：33-38.
[41] 宋建武. 5G时代媒体融合的新机遇[N]. 江西日报，2019-08-09（005）.
[42] 喻国明，兰美娜，李玮. 智能化：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兼论“人工智能+媒体”的基本运作范式[J]. 新闻与写作，2017（3）：41-45.
[43] 甘险峰，郭洁. 5G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媒体融合的新发展——2019年中国新闻业事件回顾[J]. 编辑之友，2020（2）：75-86.
[44] 仇筠茜，陈昌凤. 黑箱：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格局嬗变[J]. 新闻界，2018（1）：28-34.
[45] 四家运营商获得5G商用牌照[EB/OL].[2019-06-10].人民网，http：//it.people.com.cn/n1/2019/0610/c1009-31127602.html. [46] 喻国明. 5G：一项深刻改变传播与社会的革命性技术[J]. 新闻战线，2019（15）：48-49.
[47] 李海军. 5G时代媒体融合发展对策研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5）：49-52.
[48] 蔡雯，翁之颢. 专业新闻的回归与重塑——兼论5G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具体策略[J]. 编辑之友，2019（7）：5-9，22.
[49] 彭兰. 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J]. 国际新闻界，2016，38（11）：6-24.
[50] 郭全中. 我国媒体融合实践进展研究[J]. 行政管理改革，2019（7）：35-39.
[51] 胡正荣，王润珏. 我国主流媒体智慧全媒体建设的目标与路径[J]. 行政管理改革，2019（7）：29-34.
[52] 段鹏，文喆，徐煜. 技术变革视角下5G融媒体的智能转向与价值思考[J]. 现代传播，2020，42（2）：29-34.
[53] 刘波. 形态、理念与策略：5G对媒体融合的深度影响[J]. 编辑之友，2019（7）：17-22.
[54] 廖祥忠. 未来传媒：我们的思考与教育的责任[J]. 现代传播，2019，41（3）：1-7.
[55] 匡文波，王丹黎. 新媒介融合：从零和走向共赢[J]. 广告大观（综合版），2007（8）：115-117.
[56] 路善全.“四次转型”：传播生态科学化的探索与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2）：78-84.
[57] 陈志强，夏虹.“三网融合”背景下对媒介融合的思考[J]. 今传媒，2012，20（3）：13-15.
[58] 范以锦，陶志强. 三网融合背景下突破媒介边界推动报业转型[J]. 新闻论坛，2010（4）：22-23.
[59] 谢耘耕. 兼并和收购——媒体扩张与发展之道[J]. 新闻界，2004（4）：20-23.
[60] 刘颖悟，汪丽. 媒介融合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J]. 传媒，2012（1）：73-75.
[61] 徐舫州，张静滨，高阳. 我国跨地域跨媒体传播发展研究[J]. 现代传播，2010（7）：1-7.
[62] 刘珊，黄升民. 解读中国式媒体融合[J]. 现代传播，2015，37（7）：1-5.
[63] 郭全中. 媒体融合：现状、问题及策略[J]. 新闻记者，2015（3）：28-35.
[64] 周逵. 反向融合：中国大陆媒体融合逻辑的另一种诠释[J]. 新闻记者，2019（3）：45-51.
[65] 朱鸿军，农涛. 媒体融合的关键：传媒制度的现代化[J]. 现代传播，2015，37（7）：6-11.
[66] 黄楚新，王丹. 2014—2015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状况、问题与趋势[J]. 现代传播，2016，38（5）：131-136.
[67] 罗昕，蔡雨婷. 县级融媒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构建[J].新闻与写作，2020（3）：48-55.
[68] 沙垚. 重建基层：县级融媒体中心实践的平台化和组织化[J]. 当代传播，2020（1）：30-33.
[69] 王智丽，张涛甫. 超越媒体视域：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政治传播学考察[J]. 现代传播，2020，42（7）：1-6.
[70] 周逵，黄典林. 从大喇叭、四级办台到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国基层媒体制度建构的历史分析[J]. 新闻记者，2020（6）：14-27.
[71] 栾轶玫. 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双融合”[J]. 视听界，2018（5）：37-40.
[72] 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 县级媒体融合的现状、路径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问卷调查和四县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J]. 新闻记者，2019（3）：56-71.
[73] 朱春阳.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J]. 新闻界，2018（9）：21-27.
[74] 陈国权. 中国媒体“中央厨房”发展报告[J]. 新闻记者，2018（1）：50-62.
[75] 宋建武，乔羽. 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功能、结构与技术支撑[J].传媒，2020（21）：16-18.
[76]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EB/OL].[2020-09-26].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
[77] 孙芊芊. 智慧城市与智慧媒体的融合进展研究[J]. 科技传播，2019，11（5）：58-61.
[78] 华小波. 基于智慧城市视角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初探[J]. 新闻与写作，2019（5）：18-21.
[79] 张晓红，徐静华，周文韬. 省级报业集团经营融合的创新案例及其启示意义[J]. 传媒观察，2019（5）：15-22.
[80] 郭全中.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进展、难点与对策[J]. 新闻爱好者，2019（7）：14-19.
[81] 谢江林. 广播电视媒体融合的确定性路徑与空间[J]. 视听界，2019（2）：89-92.
From Market Co-Opetition to Being Integrated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ontext Changes of Media Convergence of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LUAN Yi-mei（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On November 3， 2020，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edia was ranked as a top priorit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Undoubtedly， media convergence will become a top priorit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edia in the future. It has been 20 years since the concept of media convergenc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1999. What changes have media convergence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20 years？ What achievements have media convergence research made？ Where will media convergence go in the future？ All these questions need to respond now.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NKI periodical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20，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textual changes of media convergence research of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it has experienced the conceptual changes from all-media to convergence-media and then to all-media （"the four all-media"）; researchers' team have experienced the main changes from single-subject to multi-subject， while research disciplines have changed from single discipline to interdisciplinary. In general， media convergence research has changed from process reconstruction inside the media which initiated by market co-opetition to content transition outside of the media which 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Furthermore， with media convergence being involved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forming an overall in-depth network encompassing centra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level governance efforts. Media convergenc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ilot， leading，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forming the Chinese school to better guide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edia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the world.
Key words： the past 20 years of media convergence of China; context change; market co-opeti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关键词】中国媒介融合20年 语境变迁 市场竞合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5-013-13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5.002
2000年至2020年，从Web of Science检索到世界媒介融合研究总量为58 648篇（见下页图1），从CNKI检索到中国媒介融合研究总量为76 940篇（见下页图2）。从研究数量庞大与逐年增长的趋势中可以窥见，媒介融合是中国乃至世界媒介研究的重要命题，是关系国内外媒介发展的共同议题。无疑，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媒介融合20年的溯源研究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国外媒介融合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学技术、物理科学领域，强调的是技术对于媒介的改变力以及媒介融合对文化的影响;中国媒介融合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聚焦于由于市场竞合与政策带来的媒介转型实践。随着建设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被列入《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2]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中央列入“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3]媒体融合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在这个时点对媒介融合20年进行回溯研究，既是对历史的回顾、对当下的观照，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从中国媒介融合研究文献发表趋势可以看出，2014年快速增长，文献数量是2013年的两倍，2019年再次出现高峰（见图2）。本文在对这一时段文献增长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后，将媒介融合研究20年分为：2000年至2013年、2014年至2018年、2019年至2020年三个时间段。在这三个时段中，笔者在CKNI期刊库中以“全媒体”“融媒体”“县级融媒体”“四全媒体”“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为关键词搜索，对重要文献进行回看与解读，以CNKI可视化分析获知各阶段期刊库全部研究的变化趋势，同时辅以SATI和VOSviewer软件，获知重要研究的热点内容，③并据此得出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见图3）。
图3可以看到媒介融合研究20年来媒介融合、媒体融合、全媒体、融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居于中心位置，是媒介融合研究的核心内容。县级融媒体、融合发展、电视媒体、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等与核心概念紧密联系，是媒介融合重要内容。
各阶段主要研究内容为：2000年至2013年为新媒体、传统媒体、电视媒体、手机报、三网融合、全媒体转型、报业集团、报网融合等;2014年至2018年为媒体融合发展、电视新闻、互联网、广播电视、互联网思维、“中央厨房”、大数据等;2019年至2020年为融合发展、广播电视、5G、新型主流媒体、人工智能等。县级融媒体在2014年至2020年主要研究内容为主流媒体、移动优先、技术平台、县级台、短视频、社会治理、服务等。
中国媒介融合研究20年的语境变迁围绕概念变迁、研究主体变迁、研究内容变迁展开，其中涉及研究机构的变迁、研究基金支持的变迁、研究成果发表的变迁等。
一、媒介融合概念变迁：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再到“四全媒体”
中国媒介融合20年的语境变迁是围绕概念变迁展开的，经历了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再到全媒体（“四全媒体”）的发展阶段。
1. 概念变迁的背景：概念时段与政策出台密切相关
从最初基于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媒体兼并、整合而出现的跨媒体，以及之后聚焦介质相加的全媒体，到强调介质相融的融媒体（含县级融媒体），发展到现在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四全媒体”，从概念变迁可以看出媒介融合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主要矛盾的路径选择。
（1）媒介融合概念发生变迁。媒介融合首次提出是在1999年，崔保国最早将convergence of media引入中国，他在《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中提到了技术驱动下媒介的融合与裂变。[4]但这一时期媒介融合研究还未成趋势，学术成果较少。2005年起，蔡雯发表系列文章论述媒介融合给新闻业带来的变革，将源于西方的概念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开启了媒介融合研究的中国范式。其在《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中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5]
全媒体概念阶段（2000—2013年），這一阶段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全媒体概念快速发展。2000年至2007年以全媒体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增长缓慢，2008年至2013年快速增长（见图4）。其二，基于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并购、重组以及媒介生态剧变引发的媒介机构内部整合的内外双重动因，这一时期媒介融合研究除全媒体主流概念外，还出现了跨媒体与融媒体等概念。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加入WTO后“面对西方传媒列强的觊觎，中国媒介集团唯有通过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与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才有出路”;[6]有学者对跨媒体概念进行解释，“跨媒体是横跨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图书、户外广告）、立体媒体（电视、广播、电影）和网络媒体的三维平台组合”;[7]有学者提出融媒体概念，并指出“融媒体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即‘媒介之间的边界由清晰变得模糊’，因此，‘打通’是融媒体时代模式创新的关键”。[8]此外，全媒体概念兴盛期也伴随着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反思：“现在业界和学界所说的‘全媒体’，是一个既涉及载体形式，又包括内容形式，还包括技术平台的集大成者。如此一个‘大而全’的东西，显然无法给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清晰的定义。”[9]对此，也有学者指出“融媒体这一概念除了包含了媒体要‘全’外， 更注重各介质之间要‘融’”，应以融媒体代替全媒体。[10] 融媒体概念阶段（2014—2018年），这一阶段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全媒体与融媒体概念并行，这一时期全媒体研究文献数量增长趋缓，整体保持稳定，由于前期研究数量较大故仍占据主导地位;其二，融媒体概念快速发展，融媒体文献自2014年后快速增长，2018年出现激增（见图4）。2014年8月18日，媒介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进入媒介融合元年。对此，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媒体融合是传媒界自发的主张与行为，这一行为主要出于媒体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那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则代表着国家意志”。[11]2017年3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云山到《人民日报》调研时提出“融媒体产品”，[12]之后融媒体概念进入官方话语。融媒体相关研究如《试析融媒体视域下的传播特质和编辑思维的重构》[13]《融媒体的构建原则与模式分析》[14]《国外融媒体实践及启示——以英国BBC为例》[15]等不断涌现。2018年8月21日，县级融媒体概念被提出，融媒体阶段进一步深化。县级融媒体研究文献在2018年至2019年出现激增，成为研究热点（见图4）。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已体现出媒介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对此有学者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媒体融合的深化，是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建设现代传播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16]
全媒体（“四全媒体”）概念阶段（2019—今），这一融媒体发展的高阶阶段具有以下特点。全媒体与融媒体同步发展，全媒体再度成为研究重点。但此“全媒体”非彼“全媒体”，它有着新的内涵与外延。《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文章提出“媒体融合短板尚存，需要主流媒体加速进入‘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全媒体阶段”。[17]有学者提出“随着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体应用的不断融合，媒体形态、功能、服务的类型更加多样。全媒体成为现阶段新媒体发展呈现出的主要特点”。[18]这一阶段全媒体概念较前一阶段增长加快，且之后“四全媒体”概念出现并发展（见图4）。
（2）概念时段与政策出台密切相关。回顾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中所出现的全媒体、融媒体、县级融媒体、全媒体（“四全媒体”）概念基本上与政策出台紧密联系，具体表现在：首先，文献数量增长趋势与政策出台时间呈正相关;其次，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政策颁布的内容相一致。具体来看，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19]中国进入媒介融合元年，融媒体研究快速增长。2018年之前县级融媒体文献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融媒体背景下探索县级广播电视的发展。2018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研究数量激增，“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成为县级融媒体研究的热点议题。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讲话中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21]之后全媒体（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研究达到峰值，“四全媒体”研究有所增加。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5G、人工智能等作为“四全媒体”时代的技术逻辑，成为研究的重点内容，媒介融合向智能媒体发展。
2.媒介融合概念变迁中存在混用：此“全媒体”非彼“全媒体”
在概念变迁中，前后存在两个全媒体概念，同样的表述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反映着媒介融合不同阶段的重点、使命。研究概念的混用会给现实媒介操作带来困扰。
（1）此“全媒体”非彼“全媒体”。第一个“全媒体”概念还处在“前全媒体”阶段，即媒介融合低阶阶段。这一阶段处于新旧媒体交汇竞合时期，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开始追求对新技术的增量接入，以求实现转型与自救。此阶段的媒介融合强调介质齐全，求“全”而非求“融”，是介质相加的物理融合。而2019年1月25日之后出现的“全媒体”是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这是融媒体发展的高阶阶段，关注媒介融合的时空延展性、介质融通性、主体多元性、影响深广性。这一阶段媒介融合是在经历了“前全媒体”时代的介质之全与融媒体时代的介质相融之后迈向以智能技术为底层支撑，与社会全方位互动，建构社会整体生态发展目标新图景。新一阶段的“全媒体”不是历史的回溯，而是媒介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2）概念混用，亟须厘清与重新定义。目前学界前后使用两个全媒体概念且互相混淆，对此有学者提出有必要对全媒体概念进行说明：“这里的‘全媒体’主要不是指媒体种类的‘全’， 而是强调当前人类信息交互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等特性。”[22]有学者提出“四全媒体”比全媒体更有助于概念厘清：最初全媒体概念接近于多媒体，之后媒体融合不断深化，“四全媒体”是对以往全媒体定义的进一步明确与阐发。[23]有学者进而指出：“融媒体进入‘四全’階段后，不再局限于介质打通，而是表现出‘跨界融，智能融，结构融，正面融’的新方向。”[24]
中国媒介融合具有强烈现实指向，它关系主流媒体发展，中央、省、市、县的融媒体中心布局，媒介生态整体建构。媒介融合研究尤其要注意学界业界打通共融，以回应时代需求。概念混淆和混用会给媒介实践操作带来误导与误判，因此，有必要从概念端将前后两个全媒体概念全面厘清，比如以“四全媒体”来指涉“后全媒体”，从而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
综上，从概念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媒介融合20年发展之路。媒介融合最初具有市场竞合启动特征，是在中国加入WTO后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媒介新生态语境下展开的，是媒介机构为求生存的自我转型式融合，这一阶段出现了多媒体、全媒体、跨媒体等概念;之后在技术发展与国家政策双重推动下，媒介融合由介质相加进入介质相融阶段，融媒体概念则反映了这一阶段媒介融合的主要特征与使命;发展至今，人工智能对媒介融合的影响越发显著，加之媒介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与国家建设中，媒介融合向着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目标迈进，“四全媒体”概念则反映了媒介融合这一阶段的发展目标。 二、研究主体变迁：研究者构成日趋多元，研究呈现跨学科特征
媒介融合自1999年被引入中国，直至成为当下学术热点，这20年间研究主体经历了研究者构成日趋多元、研究主题逐渐打破学科边界、研究方法呈现跨学科特征的变迁。
1. 研究主体构成日趋多元
媒介融合研究经历了从以高校研究者为主到业界研究者加入、研究机构从高校拓展到媒介机构、研究基金支持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等方面的变迁。
（1）研究者构成日趋多元。研究者从以学界为主到学界、业界共振。早期媒介融合的研究者多以高校学者为主，随着媒介融合纵深化发展，研究者构成日趋多元，更多业界研究者、非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其中。过去20年，中国媒介融合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有蔡雯、喻国明、宋建武、胡正荣、黄楚新、谭天、陈昌凤、黄升民、郭全中、范以锦、陈力丹、张志安、陈国权、朱春阳、栾轶玫等（见图5）。媒介融合的全媒体时期，研究者以高校研究者为主;融媒体时期，虽然高校等学界出身人員仍占据主要比例，但相比前一阶段而言，许建俊、傅绍万等业界研究者保持较高发文量;县级融媒体时期，业界长兴传媒集团的王晓伟有不少研究文章;“四全媒体”时期，研究者除高校学者外，电视台、通讯社等业界研究者加入研究阵营;此外，更多的非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者，如人工智能、通信、计算机等学科背景的人员加入媒介融合研究中来。
（2）研究机构从高校拓展到媒介机构。全媒体时期主要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体，包括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见图6）。融媒体时期则呈现高校等学术机构与媒体机构相交织的特点，主要研究机构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中央电视台、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等（见图7）。这一阶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县级融媒体的现实关联性与指导性更强，关于县级融媒体的研究呈现出业界主体的特色，新华通讯社、安徽广播电视台、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长兴传媒集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等业界机构加入研究中来（见图8）。“四全媒体”时期，媒介融合研究的业界主体特色愈发显著，中央和地方省级广播电视台在研究中起到引领作用（见图9）。
（3）研究走向多元。研究基金支持从中央到地方。全媒体时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占比51.61%，占据一半比例;地方基金中，相较于其他地区，湖南省对媒介融合研究支持力度较大，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位于前列（见图10）。融媒体时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占比64.09%，相较上一阶段占比增加，这一时期研究仍以中央支持为主（见图11）。县级融媒体时期，除中央支持外，地方基金开始占据更大比例，如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等位于前列（见图12）。“四全媒体”时期，各地方基金仍占据重要比例，其中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位于第三，是占比最大的地方基金（见图13）。
2. 研究呈现跨学科特征
媒介融合研究最初立足于媒体转型与发展，紧紧围绕新闻与传媒及相关学科展开，之后学科门类逐渐多元，发表阵地不再局限于新闻与传媒学科，而向电信技术、政治学科、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整体呈现出超越学科边界的特征。
（1）学科分布呈现跨学科特征。在研究学科分布中，新闻与传媒是20年来媒介融合研究的主要学科，出版与高等教育在各阶段均占据前列，是媒介融合研究的重要学科。全媒体时期，贸易经济、文化经济、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等占据前列，主要学科集中于经济领域（见图14）;融媒体时期，媒介融合进入官方话语成为国家战略，学科门类逐渐多元，位于前列的学科中加入了电信技术、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中国共产党等（见下页图15）;县级融媒体时期，媒介融合涉及社会治理等内容，被赋予更多政治意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行政学、国家行政管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科占据更大比例（见下页图16）;“四全媒体”时期，计算机软件与应用、中国共产党、电信技术占比大幅提升，位于前列。这一时期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媒介融合对于底层支撑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在媒介融合研究中显示出更大积极性，媒介融合与技术研究的连接也愈发紧密，媒介融合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将更加明显（见下页图17）。
（2）发表阵地的跨学科分布。早期媒介融合是伴随着报纸转型及传统广播电视转型展开的，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主要是新闻传媒类期刊，如《中国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电视研究》《新闻记者》等，随着新技术对媒介融合影响的更深入、媒介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互动的更频繁、媒介机构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等媒介融合的纵深发展，媒介融合研究成果发表阵地进一步扩大。一方面，跨学科的技术类刊物成为发表阵地，如《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占据发行前列，《中国有线电视》《现代电视技术》是重要发表阵地;另一方面，一些政治类刊物以及高校学报等综合性期刊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一话题，《国际公关》等社会学期刊以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人民论坛》《新华文摘》等逐渐成为媒介融合新的发表阵地。
从上述可视化分析图中可以看到，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主体的变迁，随着媒介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中央、省、市、县的全局纵深网络。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与地域独特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业界研究者、媒介机构加入研究阵营，与学界形成双向补充共振的研究局面。此外，研究也将跨越传媒学科边界，融合政治学、哲学、人工智能、建筑学、电子通信、无人驾驶等多学科门类，向更多更广的学科辐射。
三、研究内容变迁：从流程再造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媒介融合发展趋势可概括为内部和外部两个面向。前者体现了媒介机构从介质相加到介质相融再到智融主导的转型，后者则反映了媒介从参与市场竞合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
1. 内部流程再造：从介质相加到介质相融再到智融主导 中国媒介融合20年也是媒介自身不断迭代更新的20年。经历了最初部门齐全的介质相加，到流程再造的介质相融，再到智融主导的深度融合阶段。
（1）介质相加的物理拼接。以报（台）网互动和报（台）网融合为代表的介质相加阶段。介质相加是早期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冲击最主要的媒介融合方式，这一阶段强调通过不同介质的相加来打破纸（台）媒的单打独斗。介质相加的重要表现就是报（台）网互动以及报（台）网融合的出现。2006年，报网互动成为热点。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网络借助报纸内容资源，报纸借助网络渠道平台，相互补充，其中报纸因品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25]有学者概括了报网互动的六种模式，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报纸和网站的松散耦合到紧密耦合的过程。[26]报网融合是报网互动的更进一步发展，有学者认为：“不仅包括报网等各种媒体的融合，而且包括各种媒体的从业者及不同媒体产制方式的融合。也就是说，这一阶段模糊了各媒体与媒体从业者之间的界限，形成了新闻采集方式和新闻信息的汇流与分享。”[27]
介质相加阶段媒介融合体现出物理拼接的特征。在报网互动中两者独立运营，存在着很多介质简单相加的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将报纸内容搬到网络、报网互动性不足、资源简单整合、经营体制受制于传统媒介”等问题;[28]有学者认为报（台）网融合中存在不重视网络平台开发，仅将网络视为电子版的误区;[29]有学者指出了“报纸恐网症”“报网倒挂症”“创新匮乏症”的现实瓶颈。[30]
早期报（台）网融合遵循着整合而非融合的理念，以传统媒体为主，把不同介质物理拼接、单向组合，只是形式上的整合，而整合不等于融合。对此，有学者指出：“传统媒体转型，如果只是在原有的发展逻辑上进行改良式量变，没有看到互联网究竟给传播带来了怎样的革命性改变，就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31]
（2）介质相融的流程再造。首先，新闻生产中的流程再造。有学者以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全媒体平台流程优化为例，指出纸媒转型中流程再造的必要性，实现一次采集，动态整合，多形态多渠道传播;[32]有学者给出了流程再造的方法论：设立“脑”指挥中心、交响乐团式的空间布局与多媒体化的采写队伍。多媒体化的内容，经由“脑”指挥中心评定其价值并判断其去向，之后实现复次、多介质、全方位传播，同时还要解决用户反馈与UGC（用户贡献内容）上浮的问题。[33]然而，这一时期媒体实践中的流程再造虽已具备“中央厨房”雏形，但各部分之间仍囿于观念制约、条块分割。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强化互联网思维，加强内容建设，创新采编流程，实现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深度融合，[34]为流程再造提供了明确政策指引，“中央厨房”才成为媒介融合的主流模式。
其次，“中央厨房”成为流程再造的新尝试。有学者将“中央厨房”阐释为“特指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通过内容的集约化制作实现信息的多级开发，以提高传播效果，节约传播成本。各地的‘中央厨房’实践不尽相同，但‘新旧融合、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发布’是基本共识”;[35]对“中央厨房”的评价，学界褒贬不一：有学者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在于“形成合力、统一造势、克服纸媒报道不及时的劣势、节省人力物力、便于对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为广告客户提供套餐式增值服务”;[36]也有学者对“中央厨房”转型价值提出质疑：是否节约成本，如何避免同质化，是否损害报纸竞争力，如何满足不同需求;[37]还有学者指出“中央厨房”本質上是推行大工业生产逻辑和标准化流水线生产方式，记者成为螺丝钉，应进行抵制;[38]有学者从受众的角度对“中央厨房”进行反思：用户信息过载，导致用户注意力分散与厌倦，此外，也将导致粗制滥造与反向效果等。[39]
（3）智融主导的深度融合。随着技术深入发展，数据新闻、VR、AR、机器人写作等带来的生产流程的创新，也纳入学界的研究范畴。媒介融合进入智融主导的深度融合阶段。
首先，智能技术赋能新闻生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对传媒生态带来重要影响，“智能推荐、新闻写作、机器视觉等越来越多样化和精细化的智能应用不断革新着信息生产和传播流程”，[40]实现了“新闻采集从采集信息到采集数据，新闻生产从人工生产到机器生产，新闻分发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41]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能优化新闻生产：传感器技术优化新闻信息源、智能机器人辅助新闻报道、基于感官系统和认知系统的双重体验，以及个性化内容推送。[42]在应用成果方面，《人民日报》建设了智慧媒体研究院和人工智能媒体实验室、新华社成立了媒体大脑3.0、央视网与AI技术机构合作以及出现AI主持人、AI记者、媒体机器人等。[43]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反思智能新闻生产，发出算法“黑箱化”的警示，以及由此带来的流量至上、划定身份层级、技术收编等问题。[44]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以及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45]对5G的研究成为媒介融合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学者称5G为“一项深刻改变传播与社会的革命性技术”，将带来传播主体、交流手段、内容主体、游戏规则和构造方式的变革。[46]“5G技术使传播效果趋向超高清、沉浸感体验;传播终端互联互通;场景成为关键要素，自媒体平台获得更大发展”。[47]在5G带来全新信息革命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到了其有可能带来专业新闻的危机，并强调专业新闻的重塑与回归。[48]
其次，技术驱动下媒体深度融合。智能技术不断发展，面对智能媒体的到来，有学者提出智媒化概念，并指出智媒化表现出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的特征。[49]有学者认为“未来需要在互联网思维的指导下， 向智媒体方向进行有机融合”，[50]“智慧全媒体将成为媒介融合深度发展的方向”，[51]“技术推动融媒体的智能转向，发展为智能融媒体”。[52]在技术驱动下，媒体融合进入新阶段：“各种传播主体的边界日渐消融，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全面的智能媒体时代，并将跨越德布雷所说的‘中介化’，进入媒介化生存的智能社会。”[53]有学者对智媒时代做出预言：“目前大行其道的融媒体、全媒体和智能融媒体，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走向未来的过渡阶段和必然路径。媒体融合是过程，不是结果，最终将迈向智能融媒体，迎来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54]无疑，从新闻生产到传播方式，在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等技术驱动下，人—人、人—机、人—物等多维连接等将全面影响下一阶段媒体的深度融合。 2. 外部连接融入：从市场竞合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加入WTO导致的媒介生存市场环境发生改变，加之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新生态，这些都促使媒介机构不得不参与到市场竞合中，外部通过并购重组、合纵连横获得体量扩展，内部通过流程再造实现自身转型。随着媒介融合不断深化，媒介机构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城市建设中来，开启了媒介融合从市场竞合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进程。
（1）市场竞合下的媒体并购。首先，传统媒体并购重组求转型。全媒体时代，并购作为媒介融合的形式之一，[55]是研究的重要命题。有学者梳理了媒介并购的市场动因：“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西方媒介巨头对中国传媒市场虎视眈眈，在中国媒介产业现状与西方媒体集团发展启示下，中国媒介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实现整合和重组成为战略选择。”[6]有学者认为媒介并购的政策动因在于“根据《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示，媒介集团化被提上日程”。[56]此外，2000年“三网融合”被列入“十五规划”，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57]也是重要的政策动因，有学者认为“三网融合”带来了媒介重构和洗牌。[58]在此背景下，基于资本的并购进入学术视野：“在当时缺乏市场经济和资本运营知识情况下，对媒介并购的研究有助于为实际提供经验和指导。”[59]对于并购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可以整合媒介资源，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并实现媒介所有权的集中。[60]也有学者提到，“跨媒介、跨地域、跨行业的集团化组建是传媒市场竞争与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媒体机构摆脱单一盈利模式的必然路径”。[61]但并购也存在一定风险，有学者将这些风险概括为“贪多图大心理的陷阱、财务风险陷阱和整合失败陷阱”。[59]
其次，互联网公司强势入局参与市场竞合。融媒体时代技术发展迅速，互联网公司在市场竞合中发挥出更大作用，针对这一阶段谁是媒介融合的主体，有学者对媒体作为融合主导者提出质疑：主流媒体是否有吸纳腾讯、阿里等巨头的体量和经济实力？有技术保障之后如何发展？与资本绝缘难以复刻国外经验，但民营力量主导又与政策属性相冲突;[62]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将出现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倒融合”，如阿里巴巴入股优酷土豆、收购新浪微博股份、入股华数传媒、控股文化中国等举措，“当互联网媒体把传统媒体融没了的时候，媒体融合就取得了真正的成功”。[63]针对主导融合中潜在的商业媒体与政策属性问题，有学者提出反向融合，即商业平台在内容、人才、資本等层面向传统媒体靠拢，以“增强企业自身的系统安全性而探索确保政策合规性的资源和路径”。[64]
再次，市场竞合中存在制度制约。融合进程中除探讨媒介融合应由谁来主导这一议题外，学者还关注到了媒介融合的制度制约因素：（媒介融合面临着）现有的制度保护，如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改制不彻底，如政企不分、管办不分、核心领导委任制、单一国有产权，以及双重管理体制的制约;[65]媒介融合中的制度制约主要表现在传媒内部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考核机制等，[66]其成为融合阻力。
（2）媒介融合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首先，融合媒介参与社会治理。随着媒介融合的纵深发展，媒介功能从信息功能到社会功能的变迁，在政策与现实驱动下，媒介机构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如有学者发现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着自上而下的闭门式决策，入口渠道机会较少，群众参与性有限，而县级媒体依靠财政供养，不敢舆论监督。[67]随着2018年9月中央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之后，学者们对其政治意涵及行政考量进行了思考并指出：县级融媒体是“一场媒介与政治对话的实践运动”，具有提供公众对话平台的平台化与组织民众参与公共讨论的组织化的特点。[68]“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为了让‘脱嵌’的基层传播底座得以重新加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国家治理的‘托底工程’，也是中国基层治理结构的承重工程。”[69]“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政策出发点是在延续传统‘四级’媒体框架的基础上，寻求基层媒体和政治传播困境的政策突破口，试图通过把政策话语与媒体融合的技术逻辑相嫁接，来实现国家整体传播战略的基层落地。”[70]而对县级融媒体如何参与社会治理，有学者给出具体方法，即“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依托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双融合’功能，以公共服务带动信息接收，从而重获公众关注实现舆论引导。作为智能化社会治理中介，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71]
自此，中国媒介融合形成了包含“中央厨房”、省级融媒体中心、市级融媒体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的由中央统领、省市兼容、县域纵深的层级布局。“2014年至今，‘媒体融合’经历了从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央媒层面的媒体融合到以浙报传媒集团为代表的省级媒体层面的媒体融合，纵深发展进入县级媒体层面的媒体资源融合。”[72]“媒介融合的重心已经由第一阶段强调以人民日报社等大型传媒集团为代表的‘中央厨房’模式的探索，开始转向第二个阶段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建设主体的新一轮媒介融合行动的关注焦点。”[73]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化，有学者提出“中央厨房”的作用之一就在于统一价值观，形成合力，[74]而今将县域纳入治理体系，形成媒介纵深布局模式有利于实现对基层的舆论引导与社会治理。有学者提出“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地市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上下贯通，基层社会治理、社会运行和社会生活的横向打通，实现现代传播体系与社会的治理体系以及社会的基础运营体系有机结合”。[75]随着2020年9月26日“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的颁布，[76]媒介融合发展四级布局的政策指向更加清晰，融合媒介参与社会治理也成为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
其次，融合媒介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媒体的变迁反映了城市的变迁，媒体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起主导作用。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传播技术支持，城市文明程度等也反映媒体变化特征。[77]“诸多地方也在探索新媒体在智慧城市中的定位和融合发展之道， 试图开辟新闻+政务+服务与智慧城市的交叉领域，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规范恰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融媒体中心完全可以融入智慧城市的建设中”。[78]学者们针对媒体如何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给出了不同方案。有学者认为报业集团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可担重担，“报业集团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天然优势，可通过参与智慧政务建设，实现自身从单一的新闻生产模式向‘新闻+服务’模式的转变”;[79]有学者认为，“县级区域的智慧城市是集成性的大平台，智能传播、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教育都是其子平台和子系统，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其相比行政单位市场化能力更强，智慧城市的运营由其负责也更顺理成章”;[80]还有学者认为，城市广电的媒体资源、公信力与体制内身份使其可成为政府运作“智慧城市”项目的选择，以此促进城市广电的媒体融合与平台打造。[81] 四、媒介融合研究展望
回顾20年来中国媒介融合研究，其研究命题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20年来以政策跟进和实践经验为主的研究特点，未来随着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媒介融合研究应强化先导式、引领性研究，并加强媒介融合的理论建构，以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
1. 加强媒介融合先导式引领性研究
20年来中国媒介生态发生巨变，技术从2G到5G更新迭代，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开拓，市场环境风云变幻……在这样快速变动媒介生态下，媒介融合研究大多以动态跟进为主。随着媒介融合纵深发展，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政策方案具体落地需要学界进行解读并回应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讲求时效性、以政策跟进式为主的特征。如前所述，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县级融媒体，再到“四全媒体”，研究的发展进路与脉络起伏与政策颁布密切相关，政策颁布时点与主题研究数量爆发式增长的时点往往一致，此外，政策跟进式研究还表现在：对政策关键概念进行解读，或以政策提到的具体内容在传播实践中如何运用为研究切入点;以政策出台为重要研究背景与研究契机，以及如长兴模式、玉门经验等为解决政策落地的具体建设方案的提出等。无疑，这些研究发挥着学界连接上下、从庙堂到田野的桥梁纽带作用，体现了学术研究回应现实的即时性与鲜活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此类研究也会导致研究的政策依赖性与滞后性，从而影响了媒介实践对于学术研究前瞻性与预判性的学术期待。而先导式引领性研究强调：研究要跳出依赖政策的被动式状态，通过对现实强烈观照与预判，为推动政策发展、媒介融合实践提供智慧方案。
2. 强化媒介融合系统研究与理论建构
在过去20年中媒介融合呈现出以实践经验式研究为主的特点：从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关键词呈现可以看出，困境、路径、经验、对策、创新策略、挑战等经验总结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记者、编辑、播音主持、人才培养、手机报、电视节目等研究对象也体现了以实践为导向;全媒体转型、报业集团、报网融合、互联网思维、“中央厨房”等本质上也是基于实践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20年媒介融合文献中大量文献是对媒介现象进行经验式总结，或是引进国外实践为我国媒介发展提供经验，或是实地调查后总结现状并提出对策，或是为各类具体领域的应用提供对策等。在研究角度和框架搭建上，也多是从现状、困境、路径出发来进行分析，总结态势与趋势。
无疑，媒介融合中以实践经验研究为主具有一定合理性，且凸显了媒介融合命题作用于现实语境的实用价值。由于媒介生态在快速更迭，包括技术的革新、政策的发展、市场环境的竞争等，变动中留给研究的时间窗口是短暂的，媒介融合研究只有在快速变动的现实间隙中展开，来不及进行理论的沉淀。加之媒介融合根植于现实的土壤，是带有强烈现实属性的命题，现实实践需要研究快速做出回应，为其发展提供行动指南。如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该如何建设？建设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样的融媒体中心才是符合实际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接连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县级融媒体相关研究以模式、经验为主，进而对实践进行经验性指导。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缺乏系统理论建构深入表层现象的思考与积淀，可能导致媒介融合研究难以与新闻传播的其他范畴形成学脉连接和理论对话。媒介融合不仅仅是媒介的融合，还应是研究的融合，是理论性研究与实践经验研究的融合，是具有学理价值与指导业界实践之间的融合，跳出经验谈经验的理论建构对于未来媒介融合研究意义重大。
从中国媒介融合20年研究的语境变迁中可以看出，初期由于外部环境与市场压力，媒介融合发端于传统媒体转型的内生需求，而随着技术发展、政策推进，媒介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有了更多的参与社会治理与城市建设的外部要求，内生需求与外部要求相结合，展示了媒介融合从媒体转型求生、自我更新到融入时代背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进程。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EB/OL].[2020-09-26].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11-04].人民網， http：//yuqing.people.com.cn/big5/n1/2020/1104/c209043-31918159.html.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EB/OL].[2020-11-04].人民网， http：//yuqing.people.com.cn/big5/n1/2020/1104/c209043-31918159.html.
[4] 崔保国. 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J]. 当代传播，1999（6）：23-25，33.
[5] 蔡雯，王学文. 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09（11）：87-91.
[6] 林如鹏. 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J]. 新闻大学，2002（4）：45-50.
[7] 王学成，来丰. 论跨媒体联合[J]. 新闻大学，2002（1）：63-65.
[8] 栾轶玫. 融媒体时代：我拿什么奉献给你？[J]. 视听界，2009（4）：116.
[9] 唐润华，陈国权. 走出“全媒体”的集体迷思[J]. 新闻记者，2011（4）：54-58.
[10] 栾轶玫. 全媒体之“误”[J]. 中国传媒科技，2012（17）：19-20. [11] 蔡雯. 媒体融合：面对国家战略布局的机遇及问题[J]. 当代传播，2014（6）：8-10.
[12] 姜洁.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N]. 人民日报，2017-03-23（001）.
[13] 刘钊. 试析融媒体视域下的传播特质和编辑思维的重构[J]. 出版科学，2015，23（2）：34-37.
[14] 尚策. 融媒体的构建原则与模式分析[J]. 出版广角，2015（14）：26-29.
[15] 匡文波，邵楠. 国外融媒体实践及启示——以英国BBC为例[J]. 对外传播，2016（11）：12-14.
[16] 宋建武，乔羽. 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打造治国理政新平台[J]. 新闻战线，2018（23）：67-70.
[17] 本报评论部. 让主流媒体成为“全媒体”[N]. 人民日报，2019-01-30（005）.
[18] 黄楚新. 全媒体打造新数字传媒生态[J]. 现代视听，2019（5）：1.
[19]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EB/OL].[2014-08-18].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4-08/18/content_2736451.htm.
[20] 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8-22].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
[21]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9-01-25].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1/25/content_5361197.htm.
[22] 宋建武，林洁洁. 遵循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J]. 传媒观察，2019（4）：5-9.
[23] 崔士鑫. 建设“全媒体”，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1·25”重要讲话精神[J]. 传媒，2019（3）：30-33.
[24] 栾轶玫. 媒体“四全”阶段融合新方向——跨界融智能融结构融正面融[J]. 军事记者，2019（3）：10-12.
[25] 范志忠. 论“报网互动”的发展态势与传播特征[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1）：86-89，97.
[26] 蔡雯，陈卓. 试论报网互动的基本模式[J]. 现代传播，2007（5）：110-112.
[27] 王君超.“全媒体”时代，报网融合大发展[J]. 媒体时代，2011（3）：34-36.
[28] 杨尚鸿，张志樯. 媒介融合时代报网互动的必然性及其存在的问题[J]. 新闻界，2008（6）：16-18.
[29] 蔡李章. 报台网互动融合中的误区及其对策[J]. 视听纵横，2010（2）：56-57.
[30] 杨清波. 报网融合的现实瓶颈与模式建构[J]. 新闻界，2010（1）：61-63.
[31] 喻国明，姚飞. 媒体融合：媒体转型的一场革命[J]. 青年记者，2014（24）：26-28.
[32] 蔡雯，刘国良. 纸媒转型与全媒体流程再造——以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创建全媒体数字平台为例[J]. 今传媒，2009（5）：14-16.
[33] 栾轶玫. 融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流程再造[J]. 今传媒，2010（1）：30-31.
[34]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指导意见审议通过[EB/OL].[2014-08-21].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821/c172318-25511854.html.
[35] 姚丽亚. 基于“中央厨房”模式的新闻生产理念创新[J]. 新闻界，2015（14）：63-67.
[36] 陈正荣. 打造“中央厨房”的理念、探索和亟需解決的问题[J]. 中国记者，2015（4）：13-16.
[37] 陈国权. 四问报业“中央厨房”的转型价值[J]. 青年记者，2015（7）：17-18.
[38] 何瑛，胡翼青. 从“编辑部生产”到“中央厨房”：当代新闻生产的再思考[J]. 新闻记者，2017（8）：28-35.
[39] 彭兰. 新媒体传播：新图景与新机理[J]. 新闻与写作，2018（7）：5-11.
[40] 唐绪军，黄楚新，王丹.“智能+”与全媒体：中国新媒体发展的新布局[J]. 新闻与写作，2019（6）：33-38.
[41] 宋建武. 5G时代媒体融合的新机遇[N]. 江西日报，2019-08-09（005）.
[42] 喻国明，兰美娜，李玮. 智能化：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兼论“人工智能+媒体”的基本运作范式[J]. 新闻与写作，2017（3）：41-45.
[43] 甘险峰，郭洁. 5G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媒体融合的新发展——2019年中国新闻业事件回顾[J]. 编辑之友，2020（2）：75-86.
[44] 仇筠茜，陈昌凤. 黑箱：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格局嬗变[J]. 新闻界，2018（1）：28-34.
[45] 四家运营商获得5G商用牌照[EB/OL].[2019-06-10].人民网，http：//it.people.com.cn/n1/2019/0610/c1009-31127602.html. [46] 喻国明. 5G：一项深刻改变传播与社会的革命性技术[J]. 新闻战线，2019（15）：48-49.
[47] 李海军. 5G时代媒体融合发展对策研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5）：49-52.
[48] 蔡雯，翁之颢. 专业新闻的回归与重塑——兼论5G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具体策略[J]. 编辑之友，2019（7）：5-9，22.
[49] 彭兰. 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J]. 国际新闻界，2016，38（11）：6-24.
[50] 郭全中. 我国媒体融合实践进展研究[J]. 行政管理改革，2019（7）：35-39.
[51] 胡正荣，王润珏. 我国主流媒体智慧全媒体建设的目标与路径[J]. 行政管理改革，2019（7）：29-34.
[52] 段鹏，文喆，徐煜. 技术变革视角下5G融媒体的智能转向与价值思考[J]. 现代传播，2020，42（2）：29-34.
[53] 刘波. 形态、理念与策略：5G对媒体融合的深度影响[J]. 编辑之友，2019（7）：17-22.
[54] 廖祥忠. 未来传媒：我们的思考与教育的责任[J]. 现代传播，2019，41（3）：1-7.
[55] 匡文波，王丹黎. 新媒介融合：从零和走向共赢[J]. 广告大观（综合版），2007（8）：115-117.
[56] 路善全.“四次转型”：传播生态科学化的探索与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2）：78-84.
[57] 陈志强，夏虹.“三网融合”背景下对媒介融合的思考[J]. 今传媒，2012，20（3）：13-15.
[58] 范以锦，陶志强. 三网融合背景下突破媒介边界推动报业转型[J]. 新闻论坛，2010（4）：22-23.
[59] 谢耘耕. 兼并和收购——媒体扩张与发展之道[J]. 新闻界，2004（4）：20-23.
[60] 刘颖悟，汪丽. 媒介融合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J]. 传媒，2012（1）：73-75.
[61] 徐舫州，张静滨，高阳. 我国跨地域跨媒体传播发展研究[J]. 现代传播，2010（7）：1-7.
[62] 刘珊，黄升民. 解读中国式媒体融合[J]. 现代传播，2015，37（7）：1-5.
[63] 郭全中. 媒体融合：现状、问题及策略[J]. 新闻记者，2015（3）：28-35.
[64] 周逵. 反向融合：中国大陆媒体融合逻辑的另一种诠释[J]. 新闻记者，2019（3）：45-51.
[65] 朱鸿军，农涛. 媒体融合的关键：传媒制度的现代化[J]. 现代传播，2015，37（7）：6-11.
[66] 黄楚新，王丹. 2014—2015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状况、问题与趋势[J]. 现代传播，2016，38（5）：131-136.
[67] 罗昕，蔡雨婷. 县级融媒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构建[J].新闻与写作，2020（3）：48-55.
[68] 沙垚. 重建基层：县级融媒体中心实践的平台化和组织化[J]. 当代传播，2020（1）：30-33.
[69] 王智丽，张涛甫. 超越媒体视域：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政治传播学考察[J]. 现代传播，2020，42（7）：1-6.
[70] 周逵，黄典林. 从大喇叭、四级办台到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国基层媒体制度建构的历史分析[J]. 新闻记者，2020（6）：14-27.
[71] 栾轶玫. 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双融合”[J]. 视听界，2018（5）：37-40.
[72] 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 县级媒体融合的现状、路径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问卷调查和四县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J]. 新闻记者，2019（3）：56-71.
[73] 朱春阳.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J]. 新闻界，2018（9）：21-27.
[74] 陈国权. 中国媒体“中央厨房”发展报告[J]. 新闻记者，2018（1）：50-62.
[75] 宋建武，乔羽. 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功能、结构与技术支撑[J].传媒，2020（21）：16-18.
[76]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EB/OL].[2020-09-26].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
[77] 孙芊芊. 智慧城市与智慧媒体的融合进展研究[J]. 科技传播，2019，11（5）：58-61.
[78] 华小波. 基于智慧城市视角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初探[J]. 新闻与写作，2019（5）：18-21.
[79] 张晓红，徐静华，周文韬. 省级报业集团经营融合的创新案例及其启示意义[J]. 传媒观察，2019（5）：15-22.
[80] 郭全中.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进展、难点与对策[J]. 新闻爱好者，2019（7）：14-19.
[81] 谢江林. 广播电视媒体融合的确定性路徑与空间[J]. 视听界，2019（2）：89-92.
From Market Co-Opetition to Being Integrated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ontext Changes of Media Convergence of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LUAN Yi-mei（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On November 3， 2020，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edia was ranked as a top priorit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Undoubtedly， media convergence will become a top priorit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edia in the future. It has been 20 years since the concept of media convergenc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1999. What changes have media convergence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20 years？ What achievements have media convergence research made？ Where will media convergence go in the future？ All these questions need to respond now.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NKI periodical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20，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textual changes of media convergence research of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it has experienced the conceptual changes from all-media to convergence-media and then to all-media （"the four all-media"）; researchers' team have experienced the main changes from single-subject to multi-subject， while research disciplines have changed from single discipline to interdisciplinary. In general， media convergence research has changed from process reconstruction inside the media which initiated by market co-opetition to content transition outside of the media which 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Furthermore， with media convergence being involved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forming an overall in-depth network encompassing centra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level governance efforts. Media convergenc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ilot， leading，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forming the Chinese school to better guide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edia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the world.
Key words： the past 20 years of media convergence of China; context change; market co-opetition; nation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