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合川风景秀美的学士山麓立有一座八角亭。将近1000年前，北宋思想家周敦颐为它书名“养心亭”，并附之以《养心亭说》，使之名噪一时。后世文人志士多为之《记》，诸如南宋端明殿学士魏了翁、礼部侍郎度正，明右都御史唐珣等人都有写过。而在京城的皇宫“大内”里修有一殿，将近500年前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为它取名“养心殿”。看似相隔数千里，相差500年的一“亭”一“殿”，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你若读过周敦颐的《养心亭说》和清乾隆帝的《养心殿铭》，就会知道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是中华道统一脉相承的印證。
　　宋嘉祐四年（1059年），周敦颐在梓州路合州（今重庆合川）佥书判官第三年任上，当地的一位开明乡绅、也是周敦颐弟子之一的张宗范，在他居家的后山上建起一座亭。他建此亭的目的，是要纪念一件事。至于张宗范其人的事迹现已无从考证，但从周敦颐的《养心亭说》和朱熹高弟、合州本地人度正为这篇散文所作《记》以及后者所撰《周濂溪先生年谱》中可看出一些端倪来。周敦颐称赞他的这位张姓弟子道：“张子宗范有行有文”。这位张宗范，是当地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他十分仰慕周敦颐的学识，拜了周子为师。几年下来，在老师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学识、修为日益精进，已大体配得上老师对他“有文”的评价。周敦颐指他“有行”，则是说他的品德修为比较好，能够将居家之所和花园无私地捐献出来让老师周敦颐用以筹办州学。因此，张宗范成为当时北宋乡绅中的楷模，这也让张宗范甚为自得。为了纪念自己和周敦颐一起办州学这件事，他将花园居所后的小山命名为“学士山”，并请来能工巧匠，在山麓修筑了一座八角亭。他原本想请老师周敦颐为之题写“八角亭”匾额。然此亭四周环境优美，上山的一条小路曲径通幽……周敦颐觉得这里倒是一个平心静气、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于是便写下“养心亭”的匾额;书毕，还意味深长地阐释说：“人，贵在养心也。”
　　周敦颐离开合州后，应张宗范之求，又专门为这个“养心亭”写了一篇《养心亭说》寄给他。张宗范如获至宝，将此文刻于亭内。其文开篇即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也;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接着，文章后半部道出了写此《说》的原委。他说，张宗范是个有一定学识和德行的人，他的居所背山面水。在山麓构筑一亭，很是清净雅致，我偶尔去看看却十分喜爱，因此为之题名“养心”;张宗范为之很感谢，并请求为该亭写一篇文章，于是我便写下这篇《养心亭说》以作对己与世人的共勉。
　　先秦时期，儒家哲学中并没有“无欲”的概念，只有与其相似的孟子的“寡欲”说。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即通过内心的涵养来减少人的私心杂念或不合于礼法的欲念，达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的是，周敦颐以欲为戒，“静”即无欲，把“寡欲”推向“无欲”，提出“养心不止于寡欲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贤圣非性生也，必养心而至之”。周敦颐的这篇短文，虽然只有139字，但却提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点。其一，修养至圣的观点。在这之前，天纵至圣的观点普遍流行，学术界凡指“圣人”都是天降的，如尧舜禹汤等，是由上天派来教化众人的。然周敦颐则颠覆了这一观点，认为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后天修养而成。不养心、不修养是成不了圣贤的。其二，寡欲至无欲的观点。周敦颐认为，修心养性的关键不能只像孟子所说的止于寡欲，而是最后要达到无欲的境界。这里所说的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欲望，而是指私心杂念、利欲薰心、损人利己等非分之欲。寡欲以至于无欲，是指要去掉一切非正常的欲望。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通过克制甚至去除欲望，便可成圣成贤。“无欲故静”，通过养心，“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宁静，并且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和感悟，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立人极焉”。在周敦颐这里，内在的心性涵养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只要以“诚”为本，“主静”的修养方法可以在尘世中进行;要以儒家的“中正仁义”为其“静”之核心，以求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在周敦颐的世界观中，宇宙的本源是静—诚。《养心亭说》所展示的思想，是周敦颐心性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程朱理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后人视周敦颐为理学的开山鼻祖，蜀人也称之为师。）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合州士人为“以志晚学归敬之意，且以承邦人无穷之思”，在瑞应山修建祭祀周敦颐的专祠——濂溪祠。在周敦颐作《养心亭说》150年后，学士山麓的养心亭已毁于兵火。当地人在翻挖土地时，在地下挖出了《养心亭说》石碑。其时，四川蒲江人、南宋著名学者、理学大师魏了翁正出使川东，得知此事后，联想到周敦颐在宋朝的学术地位（即所谓“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其于一代之治乱，万世之明暗所关”），认为这是弘扬理学的一个契机，随即奏请当时皇帝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加封谥号，以示表彰。周敦颐获封谥号为“元”，意为由他开启了新儒学——理学。至此，理学正统的官方学术地位得以确立，成为影响中国700年之思想。正因为此，其时皇帝赵昀崩后得谥号“理宗”。
　　明清时期的皇帝大都崇尚理学，明朝皇帝在建紫禁城时，可能也是受到周敦颐《养心亭说》的启发，在皇宫中建了一个“养心殿”。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入住养心殿后，对“养心”更是有了一番体会，遂为“养心殿”写了一篇《养心殿铭》。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人心惟危，在闲其邪。道心惟微，在培其芽。其闲其培，皆为所养。……养心之方，存诚主敬。”从乾隆帝的这番言论中不难看出，他完全是在阐释周敦颐、程颐的理学思想。养心期有为，养性保无欲。有为法动直，无欲守静淑。从这里不难看出，清朝统治者虽为满洲贵族，但他们的思想却已皈依到中华大一统的道统思想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