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货币政策调控是门“平衡”的艺术，如何在几大政策目标中实现兼顾平衡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制定部门共同面临的最艰难的任务。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和分析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思路和效果，探寻影响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一些因素，并就如何提高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政策
调控效果毁誉参半
第一，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法定目标。
但事实上，近年来，结合具体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主要围绕四个目标来设定，第一是低通货膨胀，第二是经济增长，第三是保持较高的就业率，第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即可理解为，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
第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回顾
回顾过去几年，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经济增长和币值稳定（控制通胀）之间轮番转换。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货币政策还在阻击物价上涨中，实质紧缩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思路。为抑制通货膨胀，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短短一年半时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基准利率。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倒闭,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正式拉开帷幕，全球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发达经济体经济迅速陷入衰退，经济增长成为各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为充裕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的普遍选择，中国也没有例外。
但2010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缓解和国内经济较快增长，在全球过于充裕的流行性的推动下，中国CPI又开始不断攀升，通胀预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再次转向，从“经济增长”重回“币值稳定”。
此后，随着物价过快上涨趋势得到控制，在外围经济持续萎靡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速又开始出现下滑迹象，中国货币政策目标重点又开始从“币值稳定转向为“控通胀”“保增长”“调结构”三者共存。2011年11月30日，人民银行时隔三年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2月18日，人民银行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第三，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分析
结合经济增长情况和币值稳定情况分析，各界对过去几年的中国货币政策效果毁誉参半。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备受好评。但在流动性过度投放、政策缺乏前瞻性等方面又饱受诟病。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及时转向和果断出手，有力地支持了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对抵御金融危机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调控政策的刺激下，我国经济迅速企稳向好，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
数据显示，2008年四季度我国GDP环比年增长率只有1.8%，2009年一季度则升至8%，二季度达到15%。而2009年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最为惨淡的一年，但中国在有效刺激政策的刺激下，GDP同比增速逐季提高，全年GDP增长达到9.1%。
2010年开始的应对新一轮通胀，效果也同样显著。数据显示，经过连续政策的紧密调控，中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同比增长率由2009年末的27%降低到2011年10月末的12.7%。CPI同比涨幅则在2011年7月份以6.5%见顶后持续回落，至2011年12月已经降低至4.1%的15个月新低。
但这一期间的中国政策也饱受诟病。政策缺乏前瞻性，转向过快、密集度过高等一些问题导致市场无所适从，被学术界评论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已经陷入了“一热就紧、一紧就叫、一叫就松、一松又热”的怪圈。
影响中国货币政策
效果的因素分析
一般而言，决策体制、外部环境、政策传导机制等因素是影响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的主要因素。综合分析影响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各种因素，对于有针对性地提高调控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人民银行独立性不足
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央行能否有效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实现调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央行独立性的强弱。
虽然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世界各国央行和其政府的关系都是既分权又合作，央行不太可能拥有绝对的独立性，因此独立和不独立只是程度的不同。一般来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独立监管和控制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
但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来看，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却处于较低的水平，其目标制定权和工具执行权并不完备。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央行更多的只是一个咨询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并非决策机构。
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一些高威工具的制定决定权往往不在央行，而是掺杂了过多的其他部门的意志，这往往影响到了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和政策效率。
第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取向，而且取决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行为的市场化程度。
但在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依然较低，金融市场并没有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
第三，国际资本流入
国际资本涌入中国的冲动在最近几年不断高涨。而国际资本的流入，也因此成为制约中国货币政策运用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而利率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最有效手段，准备金对付通货膨胀作用相对间接。但近些年来，中国货币政策更多倚重于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非常慎用价格型工具，即使在通胀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2010年2月开始，中国就进入负利率时代，至今已经三年时间。数量型工具缺乏价格型工具的配合，导致金融市场出现严重失衡。
终究原因，中国央行不敢轻易动用利率工具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要防止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大幅提升利率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加剧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外汇占款增速进一步上升。近些年来，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欧美国家零利率政策又使得国内外息差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涌入中国的冲动不断高涨。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的投放中不断占据主导地位，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日益增大。而事实上，对冲外汇占款也是存款准备金率不得不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宏观调控和监管机制不协调
中国目前的金融调控监管模式也是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一大因素。
按照目前中国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体制，央行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来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则重在通过具体的监管政策，从中观和微观进行具体调整。两者貌似分工明确，但实践证明，两者之间也存在监管交叉和未能有效协调的问题。近些年一行三会监管协调机制效率低下问题也逐渐凸显，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矛盾亟待解决。
提高中国货币政策调控
效果的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人民银行独立性
为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国务院应赋予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上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考虑由央行牵头成立专门机构来实施协调监管。
应进一步完善和修改《人民银行法》，调整央行职能，强化金融稳定目标，将央行的职能由目前的以货币政策为核心转向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并重。同时，通过法律制度确认央行宏观审慎监管权。专家建议，并赋予央行一定的金融机构功能监管权。
第二，进一步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要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关键是要构建能够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传导机制。
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应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体系，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因为在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条件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独立性较强，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基本是隔离的，相互影响较弱，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
其次，应尽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国外经验表明，直接融资占比越高，实体经济对利率的反应也越敏感。而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利率敏感性不足，利率对实体经济的调控功能较低一直是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不尽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整合现有金融调控体系
“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应该进行改革和整合，特别是要加强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央行这一宏观调控部门与银行、证券、保险等中观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
可以考虑成立金融协调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一行三会”进行整合，对监管进行协调，对监管领域进行重新的规划，做出新的权力的配置和分工。
（作者单位：安徽工商管理学院、安徽中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政策
调控效果毁誉参半
第一，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法定目标。
但事实上，近年来，结合具体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主要围绕四个目标来设定，第一是低通货膨胀，第二是经济增长，第三是保持较高的就业率，第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即可理解为，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
第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回顾
回顾过去几年，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经济增长和币值稳定（控制通胀）之间轮番转换。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货币政策还在阻击物价上涨中，实质紧缩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思路。为抑制通货膨胀，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短短一年半时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基准利率。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倒闭,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正式拉开帷幕，全球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发达经济体经济迅速陷入衰退，经济增长成为各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为充裕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的普遍选择，中国也没有例外。
但2010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缓解和国内经济较快增长，在全球过于充裕的流行性的推动下，中国CPI又开始不断攀升，通胀预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再次转向，从“经济增长”重回“币值稳定”。
此后，随着物价过快上涨趋势得到控制，在外围经济持续萎靡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速又开始出现下滑迹象，中国货币政策目标重点又开始从“币值稳定转向为“控通胀”“保增长”“调结构”三者共存。2011年11月30日，人民银行时隔三年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2月18日，人民银行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第三，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分析
结合经济增长情况和币值稳定情况分析，各界对过去几年的中国货币政策效果毁誉参半。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备受好评。但在流动性过度投放、政策缺乏前瞻性等方面又饱受诟病。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及时转向和果断出手，有力地支持了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对抵御金融危机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调控政策的刺激下，我国经济迅速企稳向好，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
数据显示，2008年四季度我国GDP环比年增长率只有1.8%，2009年一季度则升至8%，二季度达到15%。而2009年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最为惨淡的一年，但中国在有效刺激政策的刺激下，GDP同比增速逐季提高，全年GDP增长达到9.1%。
2010年开始的应对新一轮通胀，效果也同样显著。数据显示，经过连续政策的紧密调控，中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同比增长率由2009年末的27%降低到2011年10月末的12.7%。CPI同比涨幅则在2011年7月份以6.5%见顶后持续回落，至2011年12月已经降低至4.1%的15个月新低。
但这一期间的中国政策也饱受诟病。政策缺乏前瞻性，转向过快、密集度过高等一些问题导致市场无所适从，被学术界评论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已经陷入了“一热就紧、一紧就叫、一叫就松、一松又热”的怪圈。
影响中国货币政策
效果的因素分析
一般而言，决策体制、外部环境、政策传导机制等因素是影响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的主要因素。综合分析影响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各种因素，对于有针对性地提高调控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人民银行独立性不足
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央行能否有效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实现调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央行独立性的强弱。
虽然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世界各国央行和其政府的关系都是既分权又合作，央行不太可能拥有绝对的独立性，因此独立和不独立只是程度的不同。一般来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独立监管和控制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
但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来看，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却处于较低的水平，其目标制定权和工具执行权并不完备。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央行更多的只是一个咨询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并非决策机构。
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一些高威工具的制定决定权往往不在央行，而是掺杂了过多的其他部门的意志，这往往影响到了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和政策效率。
第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取向，而且取决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行为的市场化程度。
但在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依然较低，金融市场并没有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
第三，国际资本流入
国际资本涌入中国的冲动在最近几年不断高涨。而国际资本的流入，也因此成为制约中国货币政策运用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而利率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最有效手段，准备金对付通货膨胀作用相对间接。但近些年来，中国货币政策更多倚重于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非常慎用价格型工具，即使在通胀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2010年2月开始，中国就进入负利率时代，至今已经三年时间。数量型工具缺乏价格型工具的配合，导致金融市场出现严重失衡。
终究原因，中国央行不敢轻易动用利率工具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要防止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大幅提升利率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加剧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外汇占款增速进一步上升。近些年来，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欧美国家零利率政策又使得国内外息差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涌入中国的冲动不断高涨。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的投放中不断占据主导地位，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日益增大。而事实上，对冲外汇占款也是存款准备金率不得不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宏观调控和监管机制不协调
中国目前的金融调控监管模式也是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一大因素。
按照目前中国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体制，央行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来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则重在通过具体的监管政策，从中观和微观进行具体调整。两者貌似分工明确，但实践证明，两者之间也存在监管交叉和未能有效协调的问题。近些年一行三会监管协调机制效率低下问题也逐渐凸显，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矛盾亟待解决。
提高中国货币政策调控
效果的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人民银行独立性
为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国务院应赋予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上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考虑由央行牵头成立专门机构来实施协调监管。
应进一步完善和修改《人民银行法》，调整央行职能，强化金融稳定目标，将央行的职能由目前的以货币政策为核心转向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并重。同时，通过法律制度确认央行宏观审慎监管权。专家建议，并赋予央行一定的金融机构功能监管权。
第二，进一步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要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关键是要构建能够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传导机制。
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应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体系，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因为在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条件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独立性较强，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基本是隔离的，相互影响较弱，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
其次，应尽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国外经验表明，直接融资占比越高，实体经济对利率的反应也越敏感。而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利率敏感性不足，利率对实体经济的调控功能较低一直是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不尽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整合现有金融调控体系
“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应该进行改革和整合，特别是要加强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央行这一宏观调控部门与银行、证券、保险等中观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
可以考虑成立金融协调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一行三会”进行整合，对监管进行协调，对监管领域进行重新的规划，做出新的权力的配置和分工。
（作者单位：安徽工商管理学院、安徽中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