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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9日，这一天，日本正式在南京向中国投降。
先遣人员最初曾考虑以南京原国府路的“国府”作为受降典礼的场所。后发现该地缺乏较宽阔的操场和营房，后决定将受降典礼设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原址。
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消息传来，9月3日被宣布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全国放假3天。“南京受降”随之也为万众期待。
自9月5日起，新六军官兵陆续乘美国运输机飞往南京。其任务是占领南京，控制侵华日军总部，接收京沪铁路沿线防务，确保南京、上海之间的交通畅通。3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搭乘专机由芷江起飞，中午12时15分降落南京。冈村宁次偕驻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及今井武夫等日军将领自成一列另站，肃立恭迎。其他人如各盟国军事代表团、南京地方官员、地方商会、工会、农会，以及学生总会代表近一万多人前来迎接，场面极其盛大。
最初，要不要让冈村宁次去机场迎接何应钦，中美在南京的人员之间有过一番争执。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认为不应让他去，理由是去了敌我不分。中方人员反复强调的无非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训示，冈村宁次率领日军配合国军行动，拒绝共军迫降。事情报到何应钦那里，决定折中一下：准许来机场，但另站位置，以示区别。
何应钦搭乘的是“美龄号”双引擎座机，由9架战斗机护航，飞抵机场上空时，一时间万人翘首欢呼，掌声不绝。下机后，何应钦接受市民献花和“日月重光”的锦旗。在中外记者的包围中，何应钦满面笑容，接着走入欢迎行列，挥手答礼，随后驱车前往设于中央军校的陆军总部。
1945年9月的南京，历经日军铁蹄的践踏，满目疮痍。9日那天，六朝古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一派喜气洋洋。中国战区受降大典，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即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举行。一大早，从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沿柏油路两旁每隔50米就竖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旗杆旁并排站着新六军的武装士兵与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蹬皮鞋，身着笔挺的制服，戴白色手套持冲锋枪庄严挺立。黄埔路口有一座以松柏枝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缀“绿色和平”四个金字。中央军校门外牌坊顶端则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象征着胜利。其下方贴有一行金字：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
礼堂四周也彩饰如新，正门与其他出入口均有新六军士兵与宪兵把守。礼堂正中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大旗下为日本投降代表签字地，用淡蓝色的布，围成一个“凹”形。内置宽大的条桌和较窄的条桌各一张，受降席位居上首，上鋪白布，桌后有5把带扶手的皮靠椅；投降席位居下端，桌后放7把木靠椅。受降席和投降席的后面，各肃立8名武装士兵警卫。大厅上方，悬挂着4盏巨型银光灯，照亮全场。签字台两旁是参加盛典的中外来宾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楼上是中外普通官员的观礼席，共计200余人，加上室内外仪仗队及担任警卫的士兵，共约1000人左右。
8时50分，千余座位已座无虚席。计有汤恩伯、王懋功、冷欣、廖耀湘等陆、海、空军将校219人，谷正纲、马超俊、丁惟汾等国民政府文职官员51人，盟国代表47人，中外记者88人，等候见证日本投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原国民党新六军第14师作战科长王楚英，见证了“南京受降”的全过程，当年，他是站在何应钦身后左后方的那个年轻人，间隔约有3米远。
据王楚英回忆，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盏大型银光灯突然放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行步入会场，全场来宾肃立迎接，摄影记者们频频按动快门。何应钦在受降席居中坐下，左侧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侧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受降席正中，摆放有一个时钟，另有漆盘一个，内放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降书》、《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及何应钦签字后的讲话稿，依次摆放在案头。
8时58分，又是一阵闪光灯，日军签降代表，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礼堂正门入场。王楚英说：“这7个代表都是光头，身着军服，没有佩带军刀。”他们成纵队走进布栏后排成横队，冈村宁次居中，一齐向何应钦等脱帽作了45度鞠躬致敬，何应钦欠身作答，双方坐下。
按照事先的约定，日方7人中只有冈村宁次一人可以将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则只能放在自己膝上，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将帽子放在桌上。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经过几分钟的摄影时间，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验签降代表证件，以证明他的身份。冈村宁次命小林浅三郎呈递。小林浅三郎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鞠了一躬。何应钦检视后将文件留下，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文本由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身，双手捧接。
9时7分，冈村宁次打开《日本投降书》，小林浅三郎在一旁磨墨，动作有些僵硬。冈村宁次一边匆匆翻阅降书，一边取笔欲蘸墨，却突然盯着毛笔怔了起来，手也颤抖起来。后来可能是为了掩饰紧张，他顺手捏下了笔头的几根羊毫，恭恭敬敬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伸出双手解上衣右上侧口袋的扣子，解了半天，取出方章来，如举千钧，蘸了红色的印泥，终于抖抖索索地盖到了投降书上。不想印章却稍稍盖歪了，冈村宁次面部微露难色，但已无可奈何。他站起身，恭立着，一面命令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一面朝长桌对面的何应钦点头。“这点头恐怕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则表示日军就此投降。”王楚英说。
小林浅三郎按冈村宁次的吩咐，捧着降书走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应钦。何应钦起身接过。正是这一起身，后来引来媒体猛烈批评。舆论认为何应钦竟然起身接降书是毫无气节、向日本人低头之举，有“媚日”之嫌，有损国格。而据王楚英回忆，因为受降席桌面十分宽大，小林浅三郎太矮，如果何应钦坐着，根本够不到小林浅三郎递过来的降书，因而只能起身。
何应钦检视后签名盖章，此时，时针正指向9时9分。随即，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让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在受领证上签名盖章后，命小林浅三郎呈递。
9时15分，何应钦宣布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号命令：自即时起，冈村宁次已不再是“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更名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具体任务就是传达、执行中国陆军司令部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宜。
随即，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并发表了简短演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何应钦的讲话迅速被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播。
9时20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中国战区120余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顺利完成，何应钦率领受降人员退席。当日中午，何应钦在今中山东路307号原励志社内举行酒会，宴请中外来宾，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先遣人员最初曾考虑以南京原国府路的“国府”作为受降典礼的场所。后发现该地缺乏较宽阔的操场和营房，后决定将受降典礼设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原址。
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消息传来，9月3日被宣布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全国放假3天。“南京受降”随之也为万众期待。
自9月5日起，新六军官兵陆续乘美国运输机飞往南京。其任务是占领南京，控制侵华日军总部，接收京沪铁路沿线防务，确保南京、上海之间的交通畅通。3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搭乘专机由芷江起飞，中午12时15分降落南京。冈村宁次偕驻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及今井武夫等日军将领自成一列另站，肃立恭迎。其他人如各盟国军事代表团、南京地方官员、地方商会、工会、农会，以及学生总会代表近一万多人前来迎接，场面极其盛大。
最初，要不要让冈村宁次去机场迎接何应钦，中美在南京的人员之间有过一番争执。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认为不应让他去，理由是去了敌我不分。中方人员反复强调的无非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训示，冈村宁次率领日军配合国军行动，拒绝共军迫降。事情报到何应钦那里，决定折中一下：准许来机场，但另站位置，以示区别。
何应钦搭乘的是“美龄号”双引擎座机，由9架战斗机护航，飞抵机场上空时，一时间万人翘首欢呼，掌声不绝。下机后，何应钦接受市民献花和“日月重光”的锦旗。在中外记者的包围中，何应钦满面笑容，接着走入欢迎行列，挥手答礼，随后驱车前往设于中央军校的陆军总部。
1945年9月的南京，历经日军铁蹄的践踏，满目疮痍。9日那天，六朝古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一派喜气洋洋。中国战区受降大典，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即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举行。一大早，从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沿柏油路两旁每隔50米就竖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旗杆旁并排站着新六军的武装士兵与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蹬皮鞋，身着笔挺的制服，戴白色手套持冲锋枪庄严挺立。黄埔路口有一座以松柏枝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缀“绿色和平”四个金字。中央军校门外牌坊顶端则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象征着胜利。其下方贴有一行金字：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
礼堂四周也彩饰如新，正门与其他出入口均有新六军士兵与宪兵把守。礼堂正中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大旗下为日本投降代表签字地，用淡蓝色的布，围成一个“凹”形。内置宽大的条桌和较窄的条桌各一张，受降席位居上首，上鋪白布，桌后有5把带扶手的皮靠椅；投降席位居下端，桌后放7把木靠椅。受降席和投降席的后面，各肃立8名武装士兵警卫。大厅上方，悬挂着4盏巨型银光灯，照亮全场。签字台两旁是参加盛典的中外来宾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楼上是中外普通官员的观礼席，共计200余人，加上室内外仪仗队及担任警卫的士兵，共约1000人左右。
8时50分，千余座位已座无虚席。计有汤恩伯、王懋功、冷欣、廖耀湘等陆、海、空军将校219人，谷正纲、马超俊、丁惟汾等国民政府文职官员51人，盟国代表47人，中外记者88人，等候见证日本投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原国民党新六军第14师作战科长王楚英，见证了“南京受降”的全过程，当年，他是站在何应钦身后左后方的那个年轻人，间隔约有3米远。
据王楚英回忆，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盏大型银光灯突然放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行步入会场，全场来宾肃立迎接，摄影记者们频频按动快门。何应钦在受降席居中坐下，左侧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侧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受降席正中，摆放有一个时钟，另有漆盘一个，内放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降书》、《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及何应钦签字后的讲话稿，依次摆放在案头。
8时58分，又是一阵闪光灯，日军签降代表，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礼堂正门入场。王楚英说：“这7个代表都是光头，身着军服，没有佩带军刀。”他们成纵队走进布栏后排成横队，冈村宁次居中，一齐向何应钦等脱帽作了45度鞠躬致敬，何应钦欠身作答，双方坐下。
按照事先的约定，日方7人中只有冈村宁次一人可以将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则只能放在自己膝上，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将帽子放在桌上。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经过几分钟的摄影时间，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验签降代表证件，以证明他的身份。冈村宁次命小林浅三郎呈递。小林浅三郎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鞠了一躬。何应钦检视后将文件留下，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文本由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身，双手捧接。
9时7分，冈村宁次打开《日本投降书》，小林浅三郎在一旁磨墨，动作有些僵硬。冈村宁次一边匆匆翻阅降书，一边取笔欲蘸墨，却突然盯着毛笔怔了起来，手也颤抖起来。后来可能是为了掩饰紧张，他顺手捏下了笔头的几根羊毫，恭恭敬敬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伸出双手解上衣右上侧口袋的扣子，解了半天，取出方章来，如举千钧，蘸了红色的印泥，终于抖抖索索地盖到了投降书上。不想印章却稍稍盖歪了，冈村宁次面部微露难色，但已无可奈何。他站起身，恭立着，一面命令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一面朝长桌对面的何应钦点头。“这点头恐怕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则表示日军就此投降。”王楚英说。
小林浅三郎按冈村宁次的吩咐，捧着降书走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应钦。何应钦起身接过。正是这一起身，后来引来媒体猛烈批评。舆论认为何应钦竟然起身接降书是毫无气节、向日本人低头之举，有“媚日”之嫌，有损国格。而据王楚英回忆，因为受降席桌面十分宽大，小林浅三郎太矮，如果何应钦坐着，根本够不到小林浅三郎递过来的降书，因而只能起身。
何应钦检视后签名盖章，此时，时针正指向9时9分。随即，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让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在受领证上签名盖章后，命小林浅三郎呈递。
9时15分，何应钦宣布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号命令：自即时起，冈村宁次已不再是“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更名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具体任务就是传达、执行中国陆军司令部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宜。
随即，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并发表了简短演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何应钦的讲话迅速被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播。
9时20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中国战区120余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顺利完成，何应钦率领受降人员退席。当日中午，何应钦在今中山东路307号原励志社内举行酒会，宴请中外来宾，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