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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有格，城市亦然。
繁华、喧嚣甚至疯狂，是香港的一面。这里是亚洲金融中心，也是自由贸易的港口，对于许多旅游者来说，这里仅仅是购物和消费的天堂。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香港，它都像一个巨大的信息光缆网络，不夜城不停转，哪怕是艺术，在这里也变化着节奏，创作、展览、拍卖、交易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每年一度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就是典型。而与英国马业一脉相承的香港赛马，也同样因投资、博彩而高速运转。
当然，也有“慢”的一面，比如张爱玲笔下的香港：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汨汨流入下意识里去。”
比如从未间断的粤剧演出，比如大街小巷的药材店和凉茶铺，比如随处可见的穿马褂的市民……传统与文化，在这座城市里深深扎根。
虚实结合
香港的作家们和导演们着实帮了旅游局的大忙。你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从未到过香港，但早已从文字里和影片里熟悉它，了解它。这种游历和体验不仅存在于空间，也存在于时间。宋代文学家孟元老写过一部《东京梦华录》，描述北宋覆亡前都城汴京的繁华，不动声色却写尽声色之极。我一直好奇，想象与现实的重合度能有多高。当我拖着行李箱，走在沉闷拥挤的马路上，身处出镜率最高的维多利亚港之中，看着眼前的街巷坊市、酒楼食肆、奢侈品标志，发现甚至连路人冷漠的表情都那么熟悉，不禁感叹：好一曲烟雨繁华梦。
尽管这个梦只有想象与虚构，没有情节与人物，但是强烈的代入感让我迅速对这个城市熟悉起来。比如，在向第二个人问过路之后我就决定不说普通话而改说英文——尽管街道上充斥着亚洲面孔，但普通话只会换来一脸茫然和不耐烦。
有时候，一个环境里面，不一定会出现跟这个环境同质的东西，反而会出现相反的东西。很多人会觉得香港代表着物质化与现实，是个没有想象力的城市，确实也是这样。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尤其对艺术家、作家来说，往往会出现一些反弹。很多香港作家都喜欢写香港，西西的《我城》，也斯的《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董启章的长篇《繁胜录》，而他们似乎更擅长虚实结合，在现实中穿插虚构，在严肃的考据中混入想象。
比如董启章在《糖街》一文中，就严肃地考据了这条街道的得名——一间制糖厂，而糖厂的前身是造币厂，城市的殖民历史就这样被一线牵出。对一个习惯文学分类的读者来说，这些作品让人纠结，你很难界定它究竟是小说还是论著。
被鄙视的奢侈
这种虚虚实实同样体现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过渡之中。这两者就像一对冤家，一方不断追剿，一方苦苦坚守。走在尖沙咀，前一分钟还身处奢侈品包围的光怪陆离中——被豪华酒店门前的限量版绿色兰博基尼吸引，结果和左右手各拎5个大袋子的高跟鞋小姐撞了个满怀，边抱歉边踉跄着后退两步，手中不知不觉被塞了3张传单，身边微笑着的领带西服侍者问我要不要去二楼的路易威登看看新到的走秀包。尴尬地绕过他，一个右拐——刚才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陈旧的凉茶铺，高低错落的繁体字招牌，旗袍小姐付钱给马褂先生买两钱熬汤用的茯苓和淮山药。恍若隔世。
也斯说过，都市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们的美感经验。小时候，我一直对商场大堂的玻璃帷幕怀有憧憬之情。记得小学的时候家住南京新街口附近，每天放学最爱做的事就是背着书包走到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金陵饭店楼下。这个高高矗立的洁白身影与周围灰暗低矮的建筑物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一门之隔的喷泉水似乎都是彩色的，带着白手套的门童拉车门的姿势是那么潇洒，“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的标识，只使用外币兑换券的规定……当时能想到的最奢侈的事情，便是在顶楼的璇宫吃上一顿自助餐——90美元一位呢，注意了，货币单位可是美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奢华与享受慢慢成为了被“鄙视”的对象。或者说，鄙视所谓的“奢侈”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我从不买奢侈品”成为了新的格调；出去旅游不能去国际大城市，而要走深山老林或者异域小镇；晒健身房和读书而不是逛街和吃饭才是更为“高大上”的行为……
以至于现在连去香港都被视为一种“Low爆了”的行为，往往会伴随着一个白眼以及忍住没说的内心独白——“又是去扫货的大陆人”。
但是所谓奢侈真的那么Low吗？建筑的美在于它是高楼大厦还是园林景观，还是在于它是否以美学角度和使用需求为出发点；一件衣服或者一个包的美在于它是奢侈大牌还是小众潮牌，还是在于它的设计是否真正尊重了对美和典雅的收藏，是否在质量和手艺上精益求精；酒店饭店的美在于它是国际连锁还是农家小院，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服务真正能让人身心愉悦和宾至如归？
许多人讨厌或岐视奢侈品，其实讨厌的不过是奢侈品品牌背后的标签和族群，又想显示出自己的特立独行罢了。就像购买奢侈品的人，其实主要是靠买一件“小东西”，企图进入“比自己阶层更高”的阶层的人。而现在，多亏了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个“小东西”开始被“与名人的合影”、“健康的生活方式”、“充实的大脑”所替代。毕竟，人总是想证明自己比真正所在的阶层高。
写在后面
找酒店的途中问路，对方是一位五六十岁的阿姨，吃力地试图用普通话跟我沟通，但是非常耐心而且热情。最后跟我说了一句“祝你旅途愉快”，并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去HMV买窦靖童的新唱片，结账的服务员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我咨询她有没有附送的海报，她低着头没有搭理我，我以为她不懂普通话，于是用英文又问了一遍，她很不耐烦地说：“有就有，送光就没有了。”末了结完账，转过身就听到她用粤语和同伴交流：“大陆人好烦啊。”
我很喜欢香港，喜欢街头努力卖艺的老伯伯，唱着Beyond的老歌；喜欢古旧但是干净的街道；喜欢形形色色的路边小吃。
我也很害怕香港，害怕用普通话问路的时候年轻小女孩嫌弃的眼神；害怕用英语愉快地挑选好东西之后拿出来内地的信用卡结账时店员一瞬间阴沉的脸；害怕点菜时一副“懒得理你”的服务员。
双重性格的香港。
有格，城市亦然。
繁华、喧嚣甚至疯狂，是香港的一面。这里是亚洲金融中心，也是自由贸易的港口，对于许多旅游者来说，这里仅仅是购物和消费的天堂。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香港，它都像一个巨大的信息光缆网络，不夜城不停转，哪怕是艺术，在这里也变化着节奏，创作、展览、拍卖、交易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每年一度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就是典型。而与英国马业一脉相承的香港赛马，也同样因投资、博彩而高速运转。
当然，也有“慢”的一面，比如张爱玲笔下的香港：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汨汨流入下意识里去。”
比如从未间断的粤剧演出，比如大街小巷的药材店和凉茶铺，比如随处可见的穿马褂的市民……传统与文化，在这座城市里深深扎根。
虚实结合
香港的作家们和导演们着实帮了旅游局的大忙。你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从未到过香港，但早已从文字里和影片里熟悉它，了解它。这种游历和体验不仅存在于空间，也存在于时间。宋代文学家孟元老写过一部《东京梦华录》，描述北宋覆亡前都城汴京的繁华，不动声色却写尽声色之极。我一直好奇，想象与现实的重合度能有多高。当我拖着行李箱，走在沉闷拥挤的马路上，身处出镜率最高的维多利亚港之中，看着眼前的街巷坊市、酒楼食肆、奢侈品标志，发现甚至连路人冷漠的表情都那么熟悉，不禁感叹：好一曲烟雨繁华梦。
尽管这个梦只有想象与虚构，没有情节与人物，但是强烈的代入感让我迅速对这个城市熟悉起来。比如，在向第二个人问过路之后我就决定不说普通话而改说英文——尽管街道上充斥着亚洲面孔，但普通话只会换来一脸茫然和不耐烦。
有时候，一个环境里面，不一定会出现跟这个环境同质的东西，反而会出现相反的东西。很多人会觉得香港代表着物质化与现实，是个没有想象力的城市，确实也是这样。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尤其对艺术家、作家来说，往往会出现一些反弹。很多香港作家都喜欢写香港，西西的《我城》，也斯的《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董启章的长篇《繁胜录》，而他们似乎更擅长虚实结合，在现实中穿插虚构，在严肃的考据中混入想象。
比如董启章在《糖街》一文中，就严肃地考据了这条街道的得名——一间制糖厂，而糖厂的前身是造币厂，城市的殖民历史就这样被一线牵出。对一个习惯文学分类的读者来说，这些作品让人纠结，你很难界定它究竟是小说还是论著。
被鄙视的奢侈
这种虚虚实实同样体现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过渡之中。这两者就像一对冤家，一方不断追剿，一方苦苦坚守。走在尖沙咀，前一分钟还身处奢侈品包围的光怪陆离中——被豪华酒店门前的限量版绿色兰博基尼吸引，结果和左右手各拎5个大袋子的高跟鞋小姐撞了个满怀，边抱歉边踉跄着后退两步，手中不知不觉被塞了3张传单，身边微笑着的领带西服侍者问我要不要去二楼的路易威登看看新到的走秀包。尴尬地绕过他，一个右拐——刚才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陈旧的凉茶铺，高低错落的繁体字招牌，旗袍小姐付钱给马褂先生买两钱熬汤用的茯苓和淮山药。恍若隔世。
也斯说过，都市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们的美感经验。小时候，我一直对商场大堂的玻璃帷幕怀有憧憬之情。记得小学的时候家住南京新街口附近，每天放学最爱做的事就是背着书包走到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金陵饭店楼下。这个高高矗立的洁白身影与周围灰暗低矮的建筑物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一门之隔的喷泉水似乎都是彩色的，带着白手套的门童拉车门的姿势是那么潇洒，“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的标识，只使用外币兑换券的规定……当时能想到的最奢侈的事情，便是在顶楼的璇宫吃上一顿自助餐——90美元一位呢，注意了，货币单位可是美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奢华与享受慢慢成为了被“鄙视”的对象。或者说，鄙视所谓的“奢侈”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我从不买奢侈品”成为了新的格调；出去旅游不能去国际大城市，而要走深山老林或者异域小镇；晒健身房和读书而不是逛街和吃饭才是更为“高大上”的行为……
以至于现在连去香港都被视为一种“Low爆了”的行为，往往会伴随着一个白眼以及忍住没说的内心独白——“又是去扫货的大陆人”。
但是所谓奢侈真的那么Low吗？建筑的美在于它是高楼大厦还是园林景观，还是在于它是否以美学角度和使用需求为出发点；一件衣服或者一个包的美在于它是奢侈大牌还是小众潮牌，还是在于它的设计是否真正尊重了对美和典雅的收藏，是否在质量和手艺上精益求精；酒店饭店的美在于它是国际连锁还是农家小院，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服务真正能让人身心愉悦和宾至如归？
许多人讨厌或岐视奢侈品，其实讨厌的不过是奢侈品品牌背后的标签和族群，又想显示出自己的特立独行罢了。就像购买奢侈品的人，其实主要是靠买一件“小东西”，企图进入“比自己阶层更高”的阶层的人。而现在，多亏了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个“小东西”开始被“与名人的合影”、“健康的生活方式”、“充实的大脑”所替代。毕竟，人总是想证明自己比真正所在的阶层高。
写在后面
找酒店的途中问路，对方是一位五六十岁的阿姨，吃力地试图用普通话跟我沟通，但是非常耐心而且热情。最后跟我说了一句“祝你旅途愉快”，并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去HMV买窦靖童的新唱片，结账的服务员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我咨询她有没有附送的海报，她低着头没有搭理我，我以为她不懂普通话，于是用英文又问了一遍，她很不耐烦地说：“有就有，送光就没有了。”末了结完账，转过身就听到她用粤语和同伴交流：“大陆人好烦啊。”
我很喜欢香港，喜欢街头努力卖艺的老伯伯，唱着Beyond的老歌；喜欢古旧但是干净的街道；喜欢形形色色的路边小吃。
我也很害怕香港，害怕用普通话问路的时候年轻小女孩嫌弃的眼神；害怕用英语愉快地挑选好东西之后拿出来内地的信用卡结账时店员一瞬间阴沉的脸；害怕点菜时一副“懒得理你”的服务员。
双重性格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