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系统工作了33年，先后当选为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越来越感觉国家专门出台一部卫生法的必要性。国民健康权利保障和医疗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这样一部基本法，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小宪法”。
　　2011年，我提交了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卫生法的议案，目前已被全国人大列入五年立法规划。诚然如此，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公共健康危机有效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重大突发传染病的疫情、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
　　诸多问题需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和协调，但是一些基本、原则性、刚性问题还没有法条明确，关于健康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范散见于各个卫生单行法中，制定一部卫生法迫在眉睫。
　　作为卫生医疗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我对卫生体制改革，尤其是西部地区基层卫生事业发展关注最多，投入的精力也最多。
　　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乡村医生是卫生体制改革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农民接触最多的医务人员，是国家三级医疗网络体系的网底和基础，但是收入微薄，行医受限，无奈地游走于灰色地带。
　　村卫生室也面临严重的人才困境：医科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很少愿意到基层工作，现有乡村医生都是依靠自学成长，很少有进修和晋升的机会，很难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为此，我连续几年提交了“修改医师法”“特设乡村医生认证体系”“建立基层医务人员培训长效机制”等议案建议，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提高村医待遇，改善村医工作环境，加强执业培训，在农村地区推广卫生适宜技术，并制定有针对性的考试认证、准入制度和培训机制，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就业。
　　这些年来，政府及医疗部门对村医加大了培训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