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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的出版物，以非虚构著作而论，有几种书籍非常吸引眼球。套用时人经常讲的话：欲阅人，传记是最不可靠的，《全集》则一向不全，《年谱》又似清汤，唯有书信和日记，因是原始手迹，如果没有删削，倒是颇可一读的。
不久前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全套《吴宓日记》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日记》（2006～2007年出版，以下称“上海版”），无疑就是这样难得的出版物。这两套巨著，出版者都说明是没有删削或极少删削的，这就让读者很放心（此类读物过去无一例外是必须“动手术”的）。近日捧读《竺可桢全集・日记》，忽然想起过去阅读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竺可桢日记》（第1～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册，科学出版社1989～1990年出版。以下称“北京版”）。人們凭借着“北京版”《竺可桢日记》的文字，塑造、建构了竺可桢这位历史人物的形象——一位进步知识分子、红色科学家。当然，这个观察并非不是事实，只是其间的发展线索、转变过程，却被大大忽略甚至是失真了。
日记中的两个竺可桢？
一如目前很多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都提倡“说真话”，出版也理应如此。
竺可桢的日记，从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他逝世前一日止，共38年，“北京版”《竺可桢日记》只是一个摘选本。当然，笔者丝毫没有贬低“北京版”的意思，在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众多相关单位和竺可桢生前友好、亲人的不懈努力，5册《竺可桢日记》得以出版，毕竟是功德无量的伟业。
不过，也正是这“摘选”，今天比勘“上海版”《竺可桢全集・日记》，就会得出“两个”竺可桢的印象。
笔者根据“北京版”日记，曾发现竺可桢当年通过阅读革命和进步书刊而发生思想变化，如《西行漫记》，抗战时期后方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秘密读过。
“上海版”却有记云：1940年4月4日晚，竺可桢在重庆北碚始阅《西行漫记》。8日夜，他记下：书中“有云，共产党以为此次全民抗战只能在革命最彻底之领袖下方能胜利。战争之开始，资本主义制度下之政府可以行之，但结束战事必待于劳工。全国人民抗战情绪紧张，以后共产党将尽全力以得最后胜利。只要政府能抵抗，共党必与合作。倘若一犹豫，共党即将起而代之。共党以为此种趋势，政府一经败绩以后，不久即将发现云云。”（《竺可桢全集・日记》第7卷）9日夜，又记云：“此书过于为共产党宣传，使人读之觉其不可靠。”“北京版”悉数“摘”去以上内容。
又，竺可桢后来的变化，与他受到友人的影响有关。“上海版”在1940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竺可桢与马寅初的一次谈话，时马寅初因大胆抨击国民党豪富声名大振，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马寅初近来对于孔、蒋大肆抨击……颇信共产党为较有办法，认其领袖能刻苦为可佩。”竺可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余告以共产党以苏联为背景，惟Stalin之命是从……蒋纵容孔令仪、令侃、宋霭龄辈贪赃受贿，固属不符舆情，但国家欲养成全国爱戴之领袖亦不易。故以忠言劝告为善策，莫为共产党所利用也。”后面的这段话，“北京版”也“摘”去了。
当然，当年“北京版”也保留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文字，如1941年4月24日，竺可桢从贵州湄潭浙江大学赴永兴分部向学生演讲，提及外交情形时，“批评苏联各国均只知利害，不管是非，将来自食其果。我校求是精神，即只知是非，不顾利害。” 8月27日，竺可桢因公赴重庆，在与陈训慈的谈话中，针对时人要求国民党释放张学良，他以为：“张学良一纨绔，不思报父仇，泄泄沓沓，断送东三省，乃民国罪人也。”
考量和评价竺可桢的政治态度及思想变化，关键是浙江大学的几次学潮。如1942年1月16日，大后方发生了以西南联大学生为首的学潮，反对孔祥熙等国民党权贵派飞机接迎家眷、洋狗而弃接学者，浙江大学的学生也在遵义等地响应，后来很多回忆文章称赞竺可桢走在游行队伍前列，表现了他大无畏的气概等。其实，竺可桢当日出行，是担忧国民党军警会对学生施以暴力，他考虑到“难免不发生冲突，故决计出以劝导方式”，向学生“晓谕以守法”，结果学生“不听”，有学生被国民党军警捉去，竺可桢四处奔忙，并召开学校“行政谈话会”，对几位带头的学生“记大过”处分，随后他又在国民党当局的警备司令部“博弈”，对方“经余解释始晓然”。一边与国民党当局周旋，一边要求学生“守法”和克制，作为校长，他是恪守了自己的职责的。对于学生在游行中散发的传单（谓孔祥熙派“飞机去港接洋狗，而吴稚晖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宠惠、郭复初均不得出”），他却以为“全系谣言也”。以上内容，两本《日记》也稍有不同。
1945年4月，遵义的浙大学生再次掀起学潮，竺可桢周旋其间，不堪其苦。精疲力竭之余，他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次如有罢课行为，不惜全体开除。以此等要挟手段不可为法。”他以为：“凡民主必先注意两点，即法治精神与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亦须尊重少数人之意见。”对于民主程序中发生的“大众民主”的偏差，作为校长的竺可桢领受颇深。
左右夹击的尴尬
其实，在本质上，竺可桢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对中国当时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决不偏向任一方。或者说因为国民党政府是当时中国的政府，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是维护之而不是给以添乱的。对于学生的政治倾向，他一本自由主义的精神，取蔡元培当年在北大办学的宗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44年10月6日，竺可桢演讲《怎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提及“俄之民主无言论自由，以国家在民族之上”。对此，两本《日记》给读者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1945年6月7日，竺可桢在遵义阅读约翰・里德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对于这本描写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竺可桢写道：“按Read系共产党，故其所言不免于偏。”此后的1947年6月7日，竺可桢在旅美期间阅读一本“畅销书”《ThunderOutofChina》（《来自中国的惊雷》，一译为《中国震撼世界》），书的两位作者是二战期间美国驻重庆的《时代》记者，竺可桢写道：此书“对于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对于政府之攻击亦多不公允之处，且不多指出病源在于何处，无非随意谩骂，失去价值不少。”不过，竺可桢又认为：“闻国内对于此书禁止购买，则大可不必也。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正是竺可桢一贯的看法，而“北京版”却“摘”去了竺可桢批评作者的内容。
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使得全世界许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开始集体性“左转”，他们不约而同看好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如曾到中国访学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竺可桢与李约瑟有过多次接触，1947年8月10日，竺可桢在杭州阅读李约瑟的《历史在我们一边》，写道：李在书中“大为共产党辩护，故英国人称李约瑟为共产党，非无故也”。显然，这几个字反映了竺可桢对李约瑟的评价。而此前1945年7月7日，曾是中共元老、博古入党介绍人的历史系教授顾谷宜讲演《战后中国国际地位与应有政策》，竺可桢听后在日记中写道：“顾言词中多庇护共产党而批评国民党，但未明言也。”竺可桢也曾在顾谷宜讲演后发言，认为战后中国时局，“谓国民党在朝，既以（已）揭橥交出政局，应十分诚意，随时可以退为第二、第三党，但同时在野之共产党亦须有雅量，预备将来得志以后不致压迫敌党。民主之所以能保存，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亦不压迫少数。”对此，“北京版”又“摘”去了其中竺可桢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言论。
揆诸历史，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在时代的夹缝中尴尬地栖存着的。果然，战后回到杭州的浙江大学陷于政治风波之中，学潮迭起，乃至成为一座“东南民主堡垒”。校长竺可桢更是身心交瘁，决意从此离开浙江大学，再也不担任校长了。在此期间，学生运动与竺可桢校长之间，如果取“北京版”的日记资料来看，似是一种“共谋”的关系；而取“上海版”的日记资料，则是一种“博弈”的关系。竺可桢对学生的爱之恨之，尽情透露于字里行间：比如学生（自治会）实行罢课，理由或程序是否得当？再如罢课签名者第一名居然是竺安（竺可桢的儿子），竺可桢本能地置疑（其实是代签），他要求代表给予事实的澄清（“切实告诫”），因为这关乎“求是”。
作为校长，竺可桢更不满意于学生在学校“到处张贴反政府、骂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报”，向學生代表表示：“事实胜于雄辩，侮辱谩骂之壁报必须撕去。”这除了是竺可桢不能容忍非理性的所谓“大众民主”之外，更是为学生考虑：“彼等若反动漫画继续不绝，则人人自将目浙大为反动之大本营，甚至军警入内捕人，自召祸端。”来自南京教育部的情报则认为竺可桢“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无怪社会人士认浙大为共匪之租界”。其实，若论竺可桢的真实想法和教育理念，则是：“余素来主张，政党不要入学校也。”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和观念，而彼时，这种立场和观念受到了左、右双方的排斥和攻击，竺可桢只能局促其间，左支右绌，在政治风暴的夹缝中坚守自己的底线。因此，竺可桢在学潮中的形象和角色，与许多书籍和文章中所描写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当时竺可桢被左派学生视为必欲去之而后快的人物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当年“这一个”的竺可桢已因自由主义立场和作派而招致部分浙大学生的不满，浙大校内的壁报甚至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可桢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了他的人生转折的。如果我们不对他转变的方方面面认真梳理和解读，仅凭他此前曾阅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等书籍而简单地下结论，这一结论无疑是过于仓促的。
竺可桢的转变，是逐渐对新社会真正有了感性的认知，包括对旧社会的反省，在阅读、听闻以及亲历中开始的。如1949年5月27日的日记：“吴正之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各团体定于六月一日下午在科学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竺可桢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和认真的读者若要对他有全面的认识，可通过他的真实的“文本”去细读、去体会，进而对历史有全方位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版”《竺可桢全集・日记》的出版，是可贺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不久前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全套《吴宓日记》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日记》（2006～2007年出版，以下称“上海版”），无疑就是这样难得的出版物。这两套巨著，出版者都说明是没有删削或极少删削的，这就让读者很放心（此类读物过去无一例外是必须“动手术”的）。近日捧读《竺可桢全集・日记》，忽然想起过去阅读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竺可桢日记》（第1～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册，科学出版社1989～1990年出版。以下称“北京版”）。人們凭借着“北京版”《竺可桢日记》的文字，塑造、建构了竺可桢这位历史人物的形象——一位进步知识分子、红色科学家。当然，这个观察并非不是事实，只是其间的发展线索、转变过程，却被大大忽略甚至是失真了。
日记中的两个竺可桢？
一如目前很多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都提倡“说真话”，出版也理应如此。
竺可桢的日记，从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他逝世前一日止，共38年，“北京版”《竺可桢日记》只是一个摘选本。当然，笔者丝毫没有贬低“北京版”的意思，在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众多相关单位和竺可桢生前友好、亲人的不懈努力，5册《竺可桢日记》得以出版，毕竟是功德无量的伟业。
不过，也正是这“摘选”，今天比勘“上海版”《竺可桢全集・日记》，就会得出“两个”竺可桢的印象。
笔者根据“北京版”日记，曾发现竺可桢当年通过阅读革命和进步书刊而发生思想变化，如《西行漫记》，抗战时期后方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秘密读过。
“上海版”却有记云：1940年4月4日晚，竺可桢在重庆北碚始阅《西行漫记》。8日夜，他记下：书中“有云，共产党以为此次全民抗战只能在革命最彻底之领袖下方能胜利。战争之开始，资本主义制度下之政府可以行之，但结束战事必待于劳工。全国人民抗战情绪紧张，以后共产党将尽全力以得最后胜利。只要政府能抵抗，共党必与合作。倘若一犹豫，共党即将起而代之。共党以为此种趋势，政府一经败绩以后，不久即将发现云云。”（《竺可桢全集・日记》第7卷）9日夜，又记云：“此书过于为共产党宣传，使人读之觉其不可靠。”“北京版”悉数“摘”去以上内容。
又，竺可桢后来的变化，与他受到友人的影响有关。“上海版”在1940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竺可桢与马寅初的一次谈话，时马寅初因大胆抨击国民党豪富声名大振，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马寅初近来对于孔、蒋大肆抨击……颇信共产党为较有办法，认其领袖能刻苦为可佩。”竺可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余告以共产党以苏联为背景，惟Stalin之命是从……蒋纵容孔令仪、令侃、宋霭龄辈贪赃受贿，固属不符舆情，但国家欲养成全国爱戴之领袖亦不易。故以忠言劝告为善策，莫为共产党所利用也。”后面的这段话，“北京版”也“摘”去了。
当然，当年“北京版”也保留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文字，如1941年4月24日，竺可桢从贵州湄潭浙江大学赴永兴分部向学生演讲，提及外交情形时，“批评苏联各国均只知利害，不管是非，将来自食其果。我校求是精神，即只知是非，不顾利害。” 8月27日，竺可桢因公赴重庆，在与陈训慈的谈话中，针对时人要求国民党释放张学良，他以为：“张学良一纨绔，不思报父仇，泄泄沓沓，断送东三省，乃民国罪人也。”
考量和评价竺可桢的政治态度及思想变化，关键是浙江大学的几次学潮。如1942年1月16日，大后方发生了以西南联大学生为首的学潮，反对孔祥熙等国民党权贵派飞机接迎家眷、洋狗而弃接学者，浙江大学的学生也在遵义等地响应，后来很多回忆文章称赞竺可桢走在游行队伍前列，表现了他大无畏的气概等。其实，竺可桢当日出行，是担忧国民党军警会对学生施以暴力，他考虑到“难免不发生冲突，故决计出以劝导方式”，向学生“晓谕以守法”，结果学生“不听”，有学生被国民党军警捉去，竺可桢四处奔忙，并召开学校“行政谈话会”，对几位带头的学生“记大过”处分，随后他又在国民党当局的警备司令部“博弈”，对方“经余解释始晓然”。一边与国民党当局周旋，一边要求学生“守法”和克制，作为校长，他是恪守了自己的职责的。对于学生在游行中散发的传单（谓孔祥熙派“飞机去港接洋狗，而吴稚晖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宠惠、郭复初均不得出”），他却以为“全系谣言也”。以上内容，两本《日记》也稍有不同。
1945年4月，遵义的浙大学生再次掀起学潮，竺可桢周旋其间，不堪其苦。精疲力竭之余，他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次如有罢课行为，不惜全体开除。以此等要挟手段不可为法。”他以为：“凡民主必先注意两点，即法治精神与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亦须尊重少数人之意见。”对于民主程序中发生的“大众民主”的偏差，作为校长的竺可桢领受颇深。
左右夹击的尴尬
其实，在本质上，竺可桢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对中国当时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决不偏向任一方。或者说因为国民党政府是当时中国的政府，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是维护之而不是给以添乱的。对于学生的政治倾向，他一本自由主义的精神，取蔡元培当年在北大办学的宗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44年10月6日，竺可桢演讲《怎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提及“俄之民主无言论自由，以国家在民族之上”。对此，两本《日记》给读者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1945年6月7日，竺可桢在遵义阅读约翰・里德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对于这本描写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竺可桢写道：“按Read系共产党，故其所言不免于偏。”此后的1947年6月7日，竺可桢在旅美期间阅读一本“畅销书”《ThunderOutofChina》（《来自中国的惊雷》，一译为《中国震撼世界》），书的两位作者是二战期间美国驻重庆的《时代》记者，竺可桢写道：此书“对于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对于政府之攻击亦多不公允之处，且不多指出病源在于何处，无非随意谩骂，失去价值不少。”不过，竺可桢又认为：“闻国内对于此书禁止购买，则大可不必也。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正是竺可桢一贯的看法，而“北京版”却“摘”去了竺可桢批评作者的内容。
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使得全世界许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开始集体性“左转”，他们不约而同看好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如曾到中国访学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竺可桢与李约瑟有过多次接触，1947年8月10日，竺可桢在杭州阅读李约瑟的《历史在我们一边》，写道：李在书中“大为共产党辩护，故英国人称李约瑟为共产党，非无故也”。显然，这几个字反映了竺可桢对李约瑟的评价。而此前1945年7月7日，曾是中共元老、博古入党介绍人的历史系教授顾谷宜讲演《战后中国国际地位与应有政策》，竺可桢听后在日记中写道：“顾言词中多庇护共产党而批评国民党，但未明言也。”竺可桢也曾在顾谷宜讲演后发言，认为战后中国时局，“谓国民党在朝，既以（已）揭橥交出政局，应十分诚意，随时可以退为第二、第三党，但同时在野之共产党亦须有雅量，预备将来得志以后不致压迫敌党。民主之所以能保存，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亦不压迫少数。”对此，“北京版”又“摘”去了其中竺可桢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言论。
揆诸历史，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在时代的夹缝中尴尬地栖存着的。果然，战后回到杭州的浙江大学陷于政治风波之中，学潮迭起，乃至成为一座“东南民主堡垒”。校长竺可桢更是身心交瘁，决意从此离开浙江大学，再也不担任校长了。在此期间，学生运动与竺可桢校长之间，如果取“北京版”的日记资料来看，似是一种“共谋”的关系；而取“上海版”的日记资料，则是一种“博弈”的关系。竺可桢对学生的爱之恨之，尽情透露于字里行间：比如学生（自治会）实行罢课，理由或程序是否得当？再如罢课签名者第一名居然是竺安（竺可桢的儿子），竺可桢本能地置疑（其实是代签），他要求代表给予事实的澄清（“切实告诫”），因为这关乎“求是”。
作为校长，竺可桢更不满意于学生在学校“到处张贴反政府、骂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报”，向學生代表表示：“事实胜于雄辩，侮辱谩骂之壁报必须撕去。”这除了是竺可桢不能容忍非理性的所谓“大众民主”之外，更是为学生考虑：“彼等若反动漫画继续不绝，则人人自将目浙大为反动之大本营，甚至军警入内捕人，自召祸端。”来自南京教育部的情报则认为竺可桢“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无怪社会人士认浙大为共匪之租界”。其实，若论竺可桢的真实想法和教育理念，则是：“余素来主张，政党不要入学校也。”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和观念，而彼时，这种立场和观念受到了左、右双方的排斥和攻击，竺可桢只能局促其间，左支右绌，在政治风暴的夹缝中坚守自己的底线。因此，竺可桢在学潮中的形象和角色，与许多书籍和文章中所描写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当时竺可桢被左派学生视为必欲去之而后快的人物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当年“这一个”的竺可桢已因自由主义立场和作派而招致部分浙大学生的不满，浙大校内的壁报甚至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可桢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了他的人生转折的。如果我们不对他转变的方方面面认真梳理和解读，仅凭他此前曾阅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等书籍而简单地下结论，这一结论无疑是过于仓促的。
竺可桢的转变，是逐渐对新社会真正有了感性的认知，包括对旧社会的反省，在阅读、听闻以及亲历中开始的。如1949年5月27日的日记：“吴正之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各团体定于六月一日下午在科学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竺可桢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和认真的读者若要对他有全面的认识，可通过他的真实的“文本”去细读、去体会，进而对历史有全方位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版”《竺可桢全集・日记》的出版，是可贺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