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讲话”，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日本无条件投降。当天，国民政府正式收悉日本致中、英、美、苏四国的投降电文后，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对各大战区做受降部署。

芷江洽降意味深长

　　据何应钦所著的《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一书记载：“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我军即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所划分之受降区规定，接受日军投降。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依划分应为中华民国（东三省划归苏俄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1945年8月17日下午5时32分，蒋介石接到冈村宁次发来的复电，冈村宁次原计划派今井武夫等人到江西玉山与中方洽降，但当时的玉山机场因雨后损坏已不能使用，同时环境也不安全。相对而言，湖南的芷江机场保存完好，可供各种大小飞机起降，又驻扎了装备精良的新编第六军，于是中国方面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让日本人到芷江来洽降。
　　仅在几个月前，侵华日军为夺取芷江机场，集结了7个师团约七八万兵力，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引发了被称为中日“最后一战”的湘西会战。从4月打到6月，数万日军被困在茫茫雪峰山中，寸步难行，直至会战结束，他们的作战目标芷江仍安然无恙，而湘西会战的中方总指挥正是后来代表中国战区受降的何应钦。
　　8月18日，蒋介石电令冈村宁次于21日派代表到芷江洽降，同日，芷江的纳降准备工作全面启动。中方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由廖耀湘担任主任委员，典礼地点选在了位于芷江县城3公里之外的七里桥空军第五大队营房。
　　8月20日，何应钦乘坐飞机由重庆飞往芷江。同日，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人也由南京秘密飞往汉口，并于21日乘坐冈村宁次的专机飞往芷江。日本高层的洽降之行之所以要秘密进行，是因当时日本军队中还有很多少壮派官兵不愿接受战败的事实，并极力以武力阻止投降。前往芷江之日，飞机飞至洞庭湖上空时，今井武夫意外发现机舱内有一挺机枪，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命令随从将机枪扔进了洞庭湖。
　　据当时负责洽降工作的新编第六军第十四师作战课长王楚英回忆：“8月21日，芷江城风和日丽，我和钮先铭、王启瑞等人乘车各处巡视，检查今井武夫住处的接待准备和警卫工作。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万寿宫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六军士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芷江军民一大早就聚集街头，歡庆抗战胜利，都想亲眼看一看日军投降的场面。今井武夫一行人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
　　8月21日至23日，中日双方代表在芷江举行了日军洽降典礼。会上今井武夫只言“停战”，只字不提“投降”，这令主持洽降的萧毅肃将军十分不满，他对今井训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事实，日本天皇已广播了日本投降诏书，你刚才不用‘投降’而用‘停战’，殊为不妥，应予纠正。”
　　洽降工作结束后，今井武夫等人步入冈村宁次专用的MC号飞机的机舱，飞离芷江。多年以后，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乘坐的MC号机，是为了顾全日军最后的体面而选择借用的总司令的专机，它饱经战争的苦难之后，漆皮脱落，弹痕累累，看着就寒酸，不由得使我想到一首诗：饱经岁月苦，线朽乱横斜。且顾残衣甲，褴褛难遮掩。”

跨国受降与台湾光复

　　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第一号命令：越南十六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无条件向中国政府投降。日本投降后，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奉命代表中国政府率部开赴越南对当地日军进行受降，这是中国16个受降区中唯一的境外受降区，也被称为“跨国受降”。1945年9月8日晚，以云南将士为主体的中国军队在卢汉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部队抵达越南后，首先对当地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进行集中管理。
　　1945年9月28日，这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仪式在河内顺利进行。张同友回忆说：“移交枪支后，日本兵回到兵营，然后有船只送走他们，中国军队解押他们，他们有不愿回日本的，就在越南下乡。但是当时越南也有游击队，（日军）也不敢乱跑。”
　　在抗战胜利、举国狂欢之际，被日本占据了50年之久的中国台湾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后须将中国台湾、澎湖列岛主权归还中国，何应钦于8月26日将台、澎地区划为中国第16个受降区，并指定台北为受降地点。为了让中国台湾地区的受降和接收能够顺利进行，国民政府与中国军队投入了更多力量，在受降仪式结束后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中国台湾的接收工作。
　　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现中山堂）举行，中国的受降主官为陈仪将军，日军代表为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当安藤利吉将签完字的降书呈送给中方后，主受降官陈仪即向全世界广播：“从今天起，台湾、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极为有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

北平受降10万人观礼

　　1945年秋天，整个北平都沸腾了，在侵略者铁蹄下度过了8年的人们欢呼雀跃，相互道贺。街道上的商店门前贴出了“庆祝胜利”等标语，天安门前竖起了一块书有“还我山河”四个白色大字的黑色大型标语木牌，阔别已久的中国国旗再度在北平的上空迎风飘扬。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即于8月18日电令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为主受降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日军华北派遣军的直辖部队。随后，何应钦在芷江电告孙连仲，指定北平为受降地点。
　　胜利的消息传来，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北平城的日军开始售卖枪支等物品；有两名日本士兵因争抢一个馒头而大打出手；日侨为了回国也纷纷开始四处筹钱。当然，也有不少“死硬派”日军故意破坏仓库和武器，甚至蓄意闹事。对此情况，时任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吕文贞将军召见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要求其对部下“切实负责，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相比其他受降区，北平的日军似乎更为嚣张跋扈，他们竟向中方提出在受降仪式上佩戴军刀、勋章的要求，妄图保留所谓“帝国军人的尊严”。这一违反同盟国规定的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中方严词拒绝。为挫灭日军的嚣张气焰，吕文贞将受降地点由原定的中南海怀仁堂改为故宫太和殿，并要求受降典礼要公开隆重。1945年10月10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又适逢民国国庆，故宫太和殿广场上人山人海，受邀参加仪式的有多名同盟国政要。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莅临现场监督。
　　上午9时50分，军乐响起，担任受降主官的孙连仲偕同吕文贞步入太和殿广场，在司仪的宣读声中，日方代表根本博在降书上一一签字盖章后呈交给孙连仲将军，随后又举行了“献刀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高桥坦等人依次呈献了21把军刀。当日观礼群众超过10万人，整个太和殿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典礼之规模甚至超过了南京受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