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时代中央权力强化了对岭南地区的支配,总体上加速了俚僚人群的华夏化进程,但广州与交州发展的分途异向在梁世也十分明显。广州地区在前代经营的基础上大规模分州置郡,以西江为交通主动脉,从北部的南岭山区到南部的滨海地带,州镇星罗棋布,深山海隅之地获得成片开拓,对俚区的统治大为深化;同时,俚人部落政治体向华夏州郡政治体的转变,加速了俚人的华夏化进程,华夏政治文明在南迁侨人家族的传播下,获得了土豪酋帅的广泛认同。俚酋豪帅向郡县长官的变身,使其在岭南地方的政治影响日趋扩大,梁陈之际成为岭南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相反,交州地区在大同以前一直未能有效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支配,萧梁政府只能先后利用土豪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侨寓家族的势力来压制交州本土的分离势力,通过彼此间的制衡来维系间接统治。梁末任用宗室强化控制交州的企图,反而导致了本土大规模的自立运动。交州地区与广州地区因内部差异而接受不同的治理方式,导致在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