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原先的一段历史，成为他在“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个原因。妈妈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与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她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毫无其他来源。
　　我经常看到，一到月底，妈妈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能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没有穿过衬衣。有的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给我买了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给我买了，弟弟妹妹们就更难了。我家当时是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子，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他们就更挤了。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洗干净，缝缝补补拼凑了一条。这条被单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抓一把，否则就会有一两个弟弟妹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极了。后来的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子，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玉米饼子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社会上顶多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小小的玉米饼子，是从父母与弟弟妹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弟妹妹们的入学录取一次又一次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变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爸爸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
　　我转入地方后，一开始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栽过跟头，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跟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