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基于文学的“播植观”与基于信息学的“播映观”，正在一些出版物中形成混合型文化平台，使得媒介空间敞开，给予参与者对话的更大可能性，美国小说《S.》成为这类出版物的标志。与此同时，出版关涉的伦理，在践行“播植”理念的同时施行“播映”理念，从而达到追求同一性和承认他者性的统一。
[关键词] 出版 播植观 播映观 对话 伦理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4-0005-05
[Abstract] The “Spreading and Instilling View”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the “Spreading and Presenting View” based on bioinformatics is forming a hybrid cultural platform， which opens the media space and provides a greater probability for participants to have a conversation. The American novel S. has become a symbol of such publications. Meanwhile， the ethics involved in publication reach a unification in the pursuit for onenes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ness in the practice of both “Spreading and Instilling View” and “Spreading and Presenting View”.
[Key words] Publication Spreading and Instilling View Spreading and Presenting View Conversation Ethics
就词义学而论，早期文学的“播植观”（Spreading and Instilling View）多少有些“文以载道”的意念，并且是以作者为中心向客体的植入；而后起的信息学的“播映观”（Spreading and Presenting View）则不避自己的反射与映照功能，其功能的实现方式是置身社会的交互传播。
五四狂飙时期的许多新文化运动主将都是一身二任者，他们时而用文学播植新美学理念，时而通过新闻作品播映事件所载的社会理想，因而在某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当中，都互相植入对方的一些基因，形成二者兼备的文化传统。抱持“播植观”的徐志摩甚至在其翻译作品当中，也有意掺入一些原文所不具备的词句，以一种不全是原样的文学译作来用于渲志，自称目的是“以她（母亲）看得懂为标准”[1]。
无独有偶，这种承接于西方的播植观与播映观，在当代西文出版物中得到了新的实现，以满足当代人对出版物多重审美与认识的需求，这类出版物的标本就是美国的《S.》。
《S.》由美国莫荷兰出版社（Mulholland Books）出版，它是美国著名电影导演J.J·艾布拉姆斯（J.J.Abrams）和美国小说家道格·多瑞斯（Doug Dorst）联手创作的一部 “书中有书”的作品：《S.》包括一本名叫《忒休斯之船》（Ship of Theseus）的书以及书本空白处的笔记和23个附件。《忒休斯之船》是神秘作家斯特拉卡（Straka）的最后一部小说，讲述了失忆男子S被拐卖到陌生的船上，并和一群古怪的船员展开一段惊险航程的故事。译者F.X·卡尔德拉（F.X.Caldeira）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对斯特拉卡的身份进行了猜测，并描述与后者错过的那一天。大学生简无意中发现这本旧书，并被书中一位热心读者做的笔记所吸引，因此她在阅读这本书之后也在空白处留言。热心读者埃里克是研究生，他和简开始在《忒休斯之船》的空白处互相留言交流，讨论斯特拉卡的身份，并夹杂着各自的生活经历。他们不仅通过文字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次交流，而且在书中留下了各种物件，比如剪报、照片、罗盘，甚至是纸巾，这些物件构成《S.》里的23个附件。在网络出版蔚然成风的时代，纸质本《S.》以其新颖与厚重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同时从学理层面来看，它的出版具有将出版的“播植观”和“播映观”融为一体的重要意义。
1 出版的两种观念：播植观和播映观
当下的传播现实，存在着“媒介播植观”和“媒介播映观”两种不同的观念。出版的“播植观”对应于传播的“撒播观”，它是一种“出版是作者思想向读者广泛播撒和种植”的观点（朱玉祥，1998）。作者写下文字，交由出版社编辑出版，后由发行公司发行，最后由读者阅读；从写下文字到阅读文字，作者、出版社、发行公司以及读者依次排开，形成一个个连接点，将整个出版生产线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线状的过程链。而出版的“播映观”则对应于传播的“对话观”，它是一种“出版是作者、主人公以及读者等参与人员之间对话的平台”（张勇军，2005）的观点。作者将所思所想交付主人公言说出来，甚至思想能在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中产生，所形成的文本成为一个话语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1965），让其他人参与对话，对话者互相呼应，从而将参与者连接成一张网状的关系链。
传播学者彼得斯（Peters）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中对苏格拉底（Socrates）和耶稣（Jesus）两位先哲所持有的传播思想进行研究，他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种有同有异的传播观念。彼得斯认为，苏格拉底的传播观是偏向发送者的，更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在苏格拉底看来，文字是“制造麻烦的苦心孤诣的产物”，它没有个性并缺乏内在的灵魂和亲切感，它使思想脱离人体，因此造成文字不受说话人和听话人控制的局面，结果是书写不分对象的随意撒播。基于种种对文字和书写的谴责，苏格拉底更喜爱对话交流的亲切性，他把对话看作是彼此之间纯真的爱欲，和文字随意的播撒种子不同，对话是两个人之间的真切、鲜活和互动的结合，是人与人之间互惠性的直接体现，因此“苏格拉底想要的，是口头问答的亲切而不是书写的广泛传播，是受精多产而不是广种薄收”[2]。 和苏格拉底相反，耶稣更为看重接受者，认为撒播才是交流的规范。彼得斯分析认为，耶稣倾向于广种薄收，随意地撒播自己的思想，任由种子在它任意可以生长的他人心里生根发芽，并且发送者不对接受者的接收活动做任何干涉，任由接受者对所接收的思想进行解释。彼得斯认为，苏格拉底的对话是“一报还一报”式的，发送者说出去的话“强制”着听话人对他的话作出反应和回馈，而耶稣式的撒播则消解了对话式交流的霸道，所以苏格拉底践行着“述而不作”（Do leture no writing）的理念，而耶稣则躬行着博爱式的单向行善（One way to do dood）。
基于网络时代的传播现实，正如彼得斯所说，“这两种传播的观念——紧密的对话和松散的单向撒播——今天仍然存在”[3]，苏格拉底的“对话观”以及耶稣的“撒播观”共同反映着传播实践。出版作为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对这两种传播观念的践行。与彼得斯提出的传播的“撒播观”和“对话观”相对应，出版的“播植观”在传统出版物中大量体现，而出版的“播映观”在网络出版中得到真切呈现，但两种观念之间的界限并非牢不可破，《S.》的出版印证了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它反而将两种观点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向所有人敞开的出版空间。
2 敞开的出版空间：播植观和播映观相互作用
传统出版用文字铸就一个封闭的空间，“文字把词语从声音迁移为视觉，印刷术最后把词语锁定在这个空间里。空间控制是印刷术压倒一切的目标”[4]。在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沃尔特（Walter J. Wong）看来，印刷术对空间的控制规定着文字的位置和词句之间的距离，造就了井井有条、格式一律的文本，因此他和苏格拉底一样，认为文字和印刷将话语和人体分开、和思想分离。他在揣摩书籍带给人的感受之后认为，印刷品的视觉表层充斥着“强加的意义”（Imposed meaning），这种冰冷的字句给人以冷漠：它们是自给自足的，和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他总结说，“印刷术促成了一种封闭空间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文本里的东西已经定论，业已完成”[5]。
传统出版营造的封闭空间对读者是排斥的，正如媒介环境学派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所言，“印刷术给人馈赠的最重要的礼品，是超脱和不卷入的态度——只需行动而不必作出反映”[6]。读者捧在手里的文本是一个纯粹的客体。虽然常言道，“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对话”，但读者的问话得不到作者的回应，心里的疑问也只能去文本中继续寻找，或得或不得，而作者却从不站出来真正和读者对话；看着手里沉默不语的书本，读者似乎能体味作者搁下书本、转身离开、不做解释的漠然态度。读者也能写信，甚至写书评对作者留下的文本进行回应，而作者也能通过书信和读者进行沟通，但这种沟通是延时和滞后的，这种交流的不即时性往往因为时空横亘其中失去对话的效力，而网络勾连时空的特性赋予网络出版允许参与者沟通的能力。
“网络出版”（Web publishing）是一个没有定论的概念，但学者们强调了网络出版的开放性和互动性，认为“网络出版的出版者、中介、读者、作者处于一个共同的平台，这就扭转了传统出版以出版者为导向的局面，形成了互动关系，角色可以相互转化”[7]，并且针对网络出版对多方协同的需求，学者建议建立协同式网络出版环境[8]。因此网络出版形成一个敞开的空间，任何人可以进入其中进行对话和交流，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接龙小说（Collaborative fiction）：没有固定不变的“作者”和“读者”概念，任何人可以开启小说的开头，任何人也可以接着上一个人的文本展现的故事发展脉络往下写。作者和读者混杂在一起，甚至一个人可以交替扮演两种身份角色，多种身份在网络出版空间中对话和交流，彼此融为一体。网络出版的开放性建构于网络的开放性之上，网络的特性被“赠予”运行于其上的网络出版，因此麦克卢汉指出的“复印机把每一个作者变成出版人”在网络时代才真正成为鲜活的现实。
《S.》的出版从出版伦理（Publication ethics）角度证明，获取表达空间并非网络出版的特权。它虽然只是一部纸质小说，但其已经具备网络出版颂扬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S.》所包涵空间的多层次性；二是《S.》允许介入的人员的广泛性。所涉空间的多层次性是指，《S.》作为一部纸质书，自身包涵了另外一部小说《忒休斯之船》作为自己的底本，形成“书中有书”的双层次空间；从参与者来看，《忒休斯之船》叙述了斯特拉卡的惊险旅程空间，其神秘作者斯特拉卡的身份构成有待解密的秘密空间，翻译者卡尔德拉的疑惑形成对秘密空间的探寻空间，简和埃里克之间的交流探讨织就对秘密空间的求索空间，同时又夹杂个人生活空间于其中，最后读者面对的是一个包涵了前述众多空间的“复合空间”（Complex space）；从阅读方式来看，阅读提示指示的6遍阅读形成六个互相叠印的空间，因为每一遍阅读都是对母本《忒休斯之船》的阅读，但因为简和埃里克在小说空白处进行了不同时期的轮番交流，并且通过不同颜色的笔迹反映出来，因此每一遍阅读都要遵循提示阅读不同颜色的笔记，同时23个附件也并非是一次性插入书本来帮助理解，而是必须在某一遍阅读的特定位置插入特定的附件。介入人员的广泛性是指，《S.》中所出现的人员包括作者、主人公、译者、简和埃里克以及该书的读者，这些人员或真实或虚拟、或明晰或神秘，虽然跨越了时空距离，但都因为《S.》而汇集到一起，并分别介入这部小说，构成这部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这种介入是非限定性的，敞开的空间允许读者继续写下自己的笔记，就像简和埃里克一样，也正如他们所发现的一样：当快接近作者身份真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第三个人的笔记。
《S.》所营造的敞开的出版空间是传统出版的“播植观”和网络出版的“播映观”耦合的反映。《S.》虽然以纸质书的形式呈现，但它不同于传统出版，反而具备了网络出版的特质：开放性、互动性和对话性（彭兰，2013）。《S.》虽然具备网络出版的特性，但它又不同于网络出版，反而回归传统出版，以纸质定本的形态呈献给读者。传统出版的“播植观”展现出不可更改的“傲慢性”，网络出版的“播映观”呈现出可以对话的“谦卑性”，二者在作品《S.》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使得它成为对话的传统出版的典范。 3 对话的传统出版：播植观和播映观共同实现
出版空间的敞开性给予参与者进入出版空间的可能性，对话在网络出版中大行其道，也在传统出版中暗自滋生。传统出版本身包涵了“能引人阅读者”和“能引人书写者”两种不同的出版物范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其称之为“古典之文”的“能引人阅读者”展现出“一幅守身如玉的正经样：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所有者，只是要么接受文要么拒绝文这一可怜的自由罢了：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9]，而“能引人书写者”是他所描述的理想文本，“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个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10]，他所认为的理想的“能引人书写者”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性的、具有多义性，并需要读者去自我完善的作品。
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认为作者写就文本之后就不存在了，“作者”失去了神圣性，文本交由读者来处置，只有他具有发言权，因此“写作并非是作者发向读者的某种信息的通讯；写作按特性完全就是阅读的声音：在文之内，只有读者在说话”[11]。除巴特以外，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举旗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倡导对传统线性叙事的颠覆以及读者的主动性，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互文性。他认为，文本通过具备的可引用性和可分割性，“它就可以脱离每个给定的语境，以绝对无限的方式生产出无穷大的新语境”[12]。巴特和德里达论述的对象是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文学书写，但网络出版的开放性、去中心化和去权威性正是两位思想家言论的最好注脚。
网络出版造就开放的出版空间以及对话性，这点毋庸赘言。巴特和德里达等人论述的传统出版同样具有去权威性和去中心化的特性，这些特性导致传统出版的语义开放性和读者的能动性，以及与之伴生的对话性。比如许多先锋性的实验小说借助碎片化、互文性、多条线索的同步推进以及多重空间的同时呈现等写作技法来实现文本的开放性和读者的能动性，展现多层面的对话性。《S.》作为传统纸质出版形式，表面上看只是这些先锋性实验小说的追随者，但从本质上来看，它更为贴近巴特和德里达论述的“理想文本”。与网络出版相比，《S.》具备传统出版物的纸质形态，但它同时具有网络出版物的特性；和巴特及德里达关注的“理想文本”相比，《S.》具备它们无法比拟的互文性和能动性：“理想文本”的互文性是对其他文本的征用，两者形成互文关系，它更强调文字文本，而《S.》征用的“文本”不仅限于书信和剪报这类文字文本，还包括纸巾和罗盘等非文字“文本”，“文本”的涵义更为宽泛；“理想文本”读者的能动性是指他们在头脑中对文本意义的完善，而《S.》包涵的《忒休斯之船》的读者却能相互留下笔记进行交流，笔记正如巴特所说的构成文学本身的文学评论一样，构成《S.》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因此，《S.》在传统出版和网络出版之中，也在它们之外：它是网络出版的纸质版，也是传统出版的进化版。这无疑得益于它实现了出版“播植观”和“播映观”两者的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敞开的出版空间，空间的敞开性允许任何人进入其中参与对话。
出版作为文化本身，亦作为文化的载体，需要具备对话的特性。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创造性地发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复调”（Polyphony）思想，这种复调“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13]，因此作者和小说中主人公两者绝对独立于对方，作者不能决定主人公的思想，两者处于对话状态，前者甚至不能说服和把握后者，而只能任由主人公随着他自身的命运发展，因此整部小说不是由作者唱就的单声部小调，而是由多种声音复合演奏的多声部合唱。巴赫金认为这种复调小说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的各个部分存在对话关系，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14]。巴赫金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口，阐述了自己的“对话”思想，并形成其“对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来看，出版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应该具有对话性：不仅具有间接的对话性，也应该具有直接的对话性。
出版的“播植观”强调间接的对话性，而出版的“播映观”更强调直接的对话性，两者融合作用下的产物《S.》同时具备了间接和直接两种特性。从《S.》的纸质出版形态来看，它包括简和埃里克在内的作者和读者的间接对话，从内容来看，它还包涵了作者、译者、S、简、埃里克、第三人以及读者之间的直接对话。《S.》中间接对话和直接对话构成对话的“复调”，参与者众声喧哗。它不仅体现多元对话性，还给予读者对话的欲望和感觉。这种心理感受是传统出版不能给予的，甚至是被后者抹杀的，“事情就是这样”成为印刷世界的标签，给人以冷漠和决绝的态度，抑制了读者进行交流的欲望，并且“在印刷场景中，人们不能轻易地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15]，因此更加削弱了参与者交流的可能性。而《S.》在具备印刷文本《忒休斯之船》之外，在印刷文本的空白处间杂着简和埃里克之间“对话”的笔记，这些笔记完全是手写的，具有手稿文化（Manuscript culture）的特征，它们“与其边界之外的世界在进行对话。它们还比较贴近口头表达那种有来有往的特点。和阅读印刷文本的读者比较，手稿的读者和作者并非完全隔绝，没有缺席的感觉”[16]。因此从《S.》中包涵的文字内容来看，《忒休斯之船》采用印刷文本展现，这种印刷文本更多地体现出版的“播植观”：将文字播撒出去，不做回应；而《忒休斯之船》空白处的交流笔记则采用手写文本呈现，这种手写文本更好地展现了出版的“播映观”：文字的互相沟通，有来有往。手写文本的采用本身就呈现了简和埃里克的对话，同时手写字迹的亲切性也引诱读者参与交流的欲望，从而构筑具有对话性的传统出版。
4 结 语
出版的“播植观”和“播映观”在《S.》中实现耦合，形成一个敞开的出版空间，空间的敞开性给予参与者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出版是若干种子的随意撒播，也是两个心灵之间的倾心交谈。但正如彼得斯所言，“没有对话的撒播可能会成为胡乱抛撒，没有撒播的对话也可能是无休止的霸道”[17]，因此撒播作为最基本的传播形式，应该成为建立对话场合的基础。同样，出版的“播植观”和“播映观”也应该彼此配合和相互融合，在碰撞和交汇中产生“中和作用”，从而收敛传统出版“旁若无人”的冷峻态度，呈现“洗耳恭听”的谦卑姿态。从这一意义来看，出版的两种观念关涉传播的两种伦理：出版的“播植观”是对同一性的追求，作者或文本构成唯一的主体，准许读者进入文本却不做任何回应；出版的“播映观”是对他者性的肯定，承认他人的自主性，在对话过程中建构勒维纳斯（E. Levinas）所言的“绝对他者”。出版既可以秉承“播植观”，从而追求同一性，也可以践行“播映观”，以此承认他者性，亦或像《S.》一样将两者融合，达到同一性和他者性的统一。出版作为传播的主要形态，关涉伦理，而何去何从，则需要出版人的抉择智慧。
注 释
[1]刘介民，刘小晨.论徐志摩早期翻译的媒介理念[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北京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2015（11）：53
[2][3][17][美]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2，31，49
[4][5][16][美]沃尔特·翁著；何道宽译.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2，100
[6][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9
[7]周蔚华.网络出版的兴起与出版的范式转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117
[8]陈少华，朱光喜.网络出版传播中的协同问题及其研究[J].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38-42
[9][10][法]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6，62
[11][法]罗兰·巴特著；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253
[12]Derrida，Jacques. Signature Event Context. Glyph 1.John Hopkins Texual Studies.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1977：158
[13][14][苏]巴赫金著；钱中文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4，57
[15][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71
[关键词] 出版 播植观 播映观 对话 伦理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4-0005-05
[Abstract] The “Spreading and Instilling View”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the “Spreading and Presenting View” based on bioinformatics is forming a hybrid cultural platform， which opens the media space and provides a greater probability for participants to have a conversation. The American novel S. has become a symbol of such publications. Meanwhile， the ethics involved in publication reach a unification in the pursuit for onenes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ness in the practice of both “Spreading and Instilling View” and “Spreading and Presenting View”.
[Key words] Publication Spreading and Instilling View Spreading and Presenting View Conversation Ethics
就词义学而论，早期文学的“播植观”（Spreading and Instilling View）多少有些“文以载道”的意念，并且是以作者为中心向客体的植入；而后起的信息学的“播映观”（Spreading and Presenting View）则不避自己的反射与映照功能，其功能的实现方式是置身社会的交互传播。
五四狂飙时期的许多新文化运动主将都是一身二任者，他们时而用文学播植新美学理念，时而通过新闻作品播映事件所载的社会理想，因而在某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当中，都互相植入对方的一些基因，形成二者兼备的文化传统。抱持“播植观”的徐志摩甚至在其翻译作品当中，也有意掺入一些原文所不具备的词句，以一种不全是原样的文学译作来用于渲志，自称目的是“以她（母亲）看得懂为标准”[1]。
无独有偶，这种承接于西方的播植观与播映观，在当代西文出版物中得到了新的实现，以满足当代人对出版物多重审美与认识的需求，这类出版物的标本就是美国的《S.》。
《S.》由美国莫荷兰出版社（Mulholland Books）出版，它是美国著名电影导演J.J·艾布拉姆斯（J.J.Abrams）和美国小说家道格·多瑞斯（Doug Dorst）联手创作的一部 “书中有书”的作品：《S.》包括一本名叫《忒休斯之船》（Ship of Theseus）的书以及书本空白处的笔记和23个附件。《忒休斯之船》是神秘作家斯特拉卡（Straka）的最后一部小说，讲述了失忆男子S被拐卖到陌生的船上，并和一群古怪的船员展开一段惊险航程的故事。译者F.X·卡尔德拉（F.X.Caldeira）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对斯特拉卡的身份进行了猜测，并描述与后者错过的那一天。大学生简无意中发现这本旧书，并被书中一位热心读者做的笔记所吸引，因此她在阅读这本书之后也在空白处留言。热心读者埃里克是研究生，他和简开始在《忒休斯之船》的空白处互相留言交流，讨论斯特拉卡的身份，并夹杂着各自的生活经历。他们不仅通过文字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次交流，而且在书中留下了各种物件，比如剪报、照片、罗盘，甚至是纸巾，这些物件构成《S.》里的23个附件。在网络出版蔚然成风的时代，纸质本《S.》以其新颖与厚重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同时从学理层面来看，它的出版具有将出版的“播植观”和“播映观”融为一体的重要意义。
1 出版的两种观念：播植观和播映观
当下的传播现实，存在着“媒介播植观”和“媒介播映观”两种不同的观念。出版的“播植观”对应于传播的“撒播观”，它是一种“出版是作者思想向读者广泛播撒和种植”的观点（朱玉祥，1998）。作者写下文字，交由出版社编辑出版，后由发行公司发行，最后由读者阅读；从写下文字到阅读文字，作者、出版社、发行公司以及读者依次排开，形成一个个连接点，将整个出版生产线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线状的过程链。而出版的“播映观”则对应于传播的“对话观”，它是一种“出版是作者、主人公以及读者等参与人员之间对话的平台”（张勇军，2005）的观点。作者将所思所想交付主人公言说出来，甚至思想能在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中产生，所形成的文本成为一个话语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1965），让其他人参与对话，对话者互相呼应，从而将参与者连接成一张网状的关系链。
传播学者彼得斯（Peters）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中对苏格拉底（Socrates）和耶稣（Jesus）两位先哲所持有的传播思想进行研究，他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种有同有异的传播观念。彼得斯认为，苏格拉底的传播观是偏向发送者的，更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在苏格拉底看来，文字是“制造麻烦的苦心孤诣的产物”，它没有个性并缺乏内在的灵魂和亲切感，它使思想脱离人体，因此造成文字不受说话人和听话人控制的局面，结果是书写不分对象的随意撒播。基于种种对文字和书写的谴责，苏格拉底更喜爱对话交流的亲切性，他把对话看作是彼此之间纯真的爱欲，和文字随意的播撒种子不同，对话是两个人之间的真切、鲜活和互动的结合，是人与人之间互惠性的直接体现，因此“苏格拉底想要的，是口头问答的亲切而不是书写的广泛传播，是受精多产而不是广种薄收”[2]。 和苏格拉底相反，耶稣更为看重接受者，认为撒播才是交流的规范。彼得斯分析认为，耶稣倾向于广种薄收，随意地撒播自己的思想，任由种子在它任意可以生长的他人心里生根发芽，并且发送者不对接受者的接收活动做任何干涉，任由接受者对所接收的思想进行解释。彼得斯认为，苏格拉底的对话是“一报还一报”式的，发送者说出去的话“强制”着听话人对他的话作出反应和回馈，而耶稣式的撒播则消解了对话式交流的霸道，所以苏格拉底践行着“述而不作”（Do leture no writing）的理念，而耶稣则躬行着博爱式的单向行善（One way to do dood）。
基于网络时代的传播现实，正如彼得斯所说，“这两种传播的观念——紧密的对话和松散的单向撒播——今天仍然存在”[3]，苏格拉底的“对话观”以及耶稣的“撒播观”共同反映着传播实践。出版作为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对这两种传播观念的践行。与彼得斯提出的传播的“撒播观”和“对话观”相对应，出版的“播植观”在传统出版物中大量体现，而出版的“播映观”在网络出版中得到真切呈现，但两种观念之间的界限并非牢不可破，《S.》的出版印证了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它反而将两种观点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向所有人敞开的出版空间。
2 敞开的出版空间：播植观和播映观相互作用
传统出版用文字铸就一个封闭的空间，“文字把词语从声音迁移为视觉，印刷术最后把词语锁定在这个空间里。空间控制是印刷术压倒一切的目标”[4]。在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沃尔特（Walter J. Wong）看来，印刷术对空间的控制规定着文字的位置和词句之间的距离，造就了井井有条、格式一律的文本，因此他和苏格拉底一样，认为文字和印刷将话语和人体分开、和思想分离。他在揣摩书籍带给人的感受之后认为，印刷品的视觉表层充斥着“强加的意义”（Imposed meaning），这种冰冷的字句给人以冷漠：它们是自给自足的，和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他总结说，“印刷术促成了一种封闭空间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文本里的东西已经定论，业已完成”[5]。
传统出版营造的封闭空间对读者是排斥的，正如媒介环境学派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所言，“印刷术给人馈赠的最重要的礼品，是超脱和不卷入的态度——只需行动而不必作出反映”[6]。读者捧在手里的文本是一个纯粹的客体。虽然常言道，“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对话”，但读者的问话得不到作者的回应，心里的疑问也只能去文本中继续寻找，或得或不得，而作者却从不站出来真正和读者对话；看着手里沉默不语的书本，读者似乎能体味作者搁下书本、转身离开、不做解释的漠然态度。读者也能写信，甚至写书评对作者留下的文本进行回应，而作者也能通过书信和读者进行沟通，但这种沟通是延时和滞后的，这种交流的不即时性往往因为时空横亘其中失去对话的效力，而网络勾连时空的特性赋予网络出版允许参与者沟通的能力。
“网络出版”（Web publishing）是一个没有定论的概念，但学者们强调了网络出版的开放性和互动性，认为“网络出版的出版者、中介、读者、作者处于一个共同的平台，这就扭转了传统出版以出版者为导向的局面，形成了互动关系，角色可以相互转化”[7]，并且针对网络出版对多方协同的需求，学者建议建立协同式网络出版环境[8]。因此网络出版形成一个敞开的空间，任何人可以进入其中进行对话和交流，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接龙小说（Collaborative fiction）：没有固定不变的“作者”和“读者”概念，任何人可以开启小说的开头，任何人也可以接着上一个人的文本展现的故事发展脉络往下写。作者和读者混杂在一起，甚至一个人可以交替扮演两种身份角色，多种身份在网络出版空间中对话和交流，彼此融为一体。网络出版的开放性建构于网络的开放性之上，网络的特性被“赠予”运行于其上的网络出版，因此麦克卢汉指出的“复印机把每一个作者变成出版人”在网络时代才真正成为鲜活的现实。
《S.》的出版从出版伦理（Publication ethics）角度证明，获取表达空间并非网络出版的特权。它虽然只是一部纸质小说，但其已经具备网络出版颂扬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S.》所包涵空间的多层次性；二是《S.》允许介入的人员的广泛性。所涉空间的多层次性是指，《S.》作为一部纸质书，自身包涵了另外一部小说《忒休斯之船》作为自己的底本，形成“书中有书”的双层次空间；从参与者来看，《忒休斯之船》叙述了斯特拉卡的惊险旅程空间，其神秘作者斯特拉卡的身份构成有待解密的秘密空间，翻译者卡尔德拉的疑惑形成对秘密空间的探寻空间，简和埃里克之间的交流探讨织就对秘密空间的求索空间，同时又夹杂个人生活空间于其中，最后读者面对的是一个包涵了前述众多空间的“复合空间”（Complex space）；从阅读方式来看，阅读提示指示的6遍阅读形成六个互相叠印的空间，因为每一遍阅读都是对母本《忒休斯之船》的阅读，但因为简和埃里克在小说空白处进行了不同时期的轮番交流，并且通过不同颜色的笔迹反映出来，因此每一遍阅读都要遵循提示阅读不同颜色的笔记，同时23个附件也并非是一次性插入书本来帮助理解，而是必须在某一遍阅读的特定位置插入特定的附件。介入人员的广泛性是指，《S.》中所出现的人员包括作者、主人公、译者、简和埃里克以及该书的读者，这些人员或真实或虚拟、或明晰或神秘，虽然跨越了时空距离，但都因为《S.》而汇集到一起，并分别介入这部小说，构成这部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这种介入是非限定性的，敞开的空间允许读者继续写下自己的笔记，就像简和埃里克一样，也正如他们所发现的一样：当快接近作者身份真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第三个人的笔记。
《S.》所营造的敞开的出版空间是传统出版的“播植观”和网络出版的“播映观”耦合的反映。《S.》虽然以纸质书的形式呈现，但它不同于传统出版，反而具备了网络出版的特质：开放性、互动性和对话性（彭兰，2013）。《S.》虽然具备网络出版的特性，但它又不同于网络出版，反而回归传统出版，以纸质定本的形态呈献给读者。传统出版的“播植观”展现出不可更改的“傲慢性”，网络出版的“播映观”呈现出可以对话的“谦卑性”，二者在作品《S.》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使得它成为对话的传统出版的典范。 3 对话的传统出版：播植观和播映观共同实现
出版空间的敞开性给予参与者进入出版空间的可能性，对话在网络出版中大行其道，也在传统出版中暗自滋生。传统出版本身包涵了“能引人阅读者”和“能引人书写者”两种不同的出版物范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其称之为“古典之文”的“能引人阅读者”展现出“一幅守身如玉的正经样：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所有者，只是要么接受文要么拒绝文这一可怜的自由罢了：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9]，而“能引人书写者”是他所描述的理想文本，“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个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10]，他所认为的理想的“能引人书写者”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性的、具有多义性，并需要读者去自我完善的作品。
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认为作者写就文本之后就不存在了，“作者”失去了神圣性，文本交由读者来处置，只有他具有发言权，因此“写作并非是作者发向读者的某种信息的通讯；写作按特性完全就是阅读的声音：在文之内，只有读者在说话”[11]。除巴特以外，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举旗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倡导对传统线性叙事的颠覆以及读者的主动性，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互文性。他认为，文本通过具备的可引用性和可分割性，“它就可以脱离每个给定的语境，以绝对无限的方式生产出无穷大的新语境”[12]。巴特和德里达论述的对象是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文学书写，但网络出版的开放性、去中心化和去权威性正是两位思想家言论的最好注脚。
网络出版造就开放的出版空间以及对话性，这点毋庸赘言。巴特和德里达等人论述的传统出版同样具有去权威性和去中心化的特性，这些特性导致传统出版的语义开放性和读者的能动性，以及与之伴生的对话性。比如许多先锋性的实验小说借助碎片化、互文性、多条线索的同步推进以及多重空间的同时呈现等写作技法来实现文本的开放性和读者的能动性，展现多层面的对话性。《S.》作为传统纸质出版形式，表面上看只是这些先锋性实验小说的追随者，但从本质上来看，它更为贴近巴特和德里达论述的“理想文本”。与网络出版相比，《S.》具备传统出版物的纸质形态，但它同时具有网络出版物的特性；和巴特及德里达关注的“理想文本”相比，《S.》具备它们无法比拟的互文性和能动性：“理想文本”的互文性是对其他文本的征用，两者形成互文关系，它更强调文字文本，而《S.》征用的“文本”不仅限于书信和剪报这类文字文本，还包括纸巾和罗盘等非文字“文本”，“文本”的涵义更为宽泛；“理想文本”读者的能动性是指他们在头脑中对文本意义的完善，而《S.》包涵的《忒休斯之船》的读者却能相互留下笔记进行交流，笔记正如巴特所说的构成文学本身的文学评论一样，构成《S.》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因此，《S.》在传统出版和网络出版之中，也在它们之外：它是网络出版的纸质版，也是传统出版的进化版。这无疑得益于它实现了出版“播植观”和“播映观”两者的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敞开的出版空间，空间的敞开性允许任何人进入其中参与对话。
出版作为文化本身，亦作为文化的载体，需要具备对话的特性。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创造性地发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复调”（Polyphony）思想，这种复调“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13]，因此作者和小说中主人公两者绝对独立于对方，作者不能决定主人公的思想，两者处于对话状态，前者甚至不能说服和把握后者，而只能任由主人公随着他自身的命运发展，因此整部小说不是由作者唱就的单声部小调，而是由多种声音复合演奏的多声部合唱。巴赫金认为这种复调小说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的各个部分存在对话关系，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14]。巴赫金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口，阐述了自己的“对话”思想，并形成其“对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来看，出版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应该具有对话性：不仅具有间接的对话性，也应该具有直接的对话性。
出版的“播植观”强调间接的对话性，而出版的“播映观”更强调直接的对话性，两者融合作用下的产物《S.》同时具备了间接和直接两种特性。从《S.》的纸质出版形态来看，它包括简和埃里克在内的作者和读者的间接对话，从内容来看，它还包涵了作者、译者、S、简、埃里克、第三人以及读者之间的直接对话。《S.》中间接对话和直接对话构成对话的“复调”，参与者众声喧哗。它不仅体现多元对话性，还给予读者对话的欲望和感觉。这种心理感受是传统出版不能给予的，甚至是被后者抹杀的，“事情就是这样”成为印刷世界的标签，给人以冷漠和决绝的态度，抑制了读者进行交流的欲望，并且“在印刷场景中，人们不能轻易地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15]，因此更加削弱了参与者交流的可能性。而《S.》在具备印刷文本《忒休斯之船》之外，在印刷文本的空白处间杂着简和埃里克之间“对话”的笔记，这些笔记完全是手写的，具有手稿文化（Manuscript culture）的特征，它们“与其边界之外的世界在进行对话。它们还比较贴近口头表达那种有来有往的特点。和阅读印刷文本的读者比较，手稿的读者和作者并非完全隔绝，没有缺席的感觉”[16]。因此从《S.》中包涵的文字内容来看，《忒休斯之船》采用印刷文本展现，这种印刷文本更多地体现出版的“播植观”：将文字播撒出去，不做回应；而《忒休斯之船》空白处的交流笔记则采用手写文本呈现，这种手写文本更好地展现了出版的“播映观”：文字的互相沟通，有来有往。手写文本的采用本身就呈现了简和埃里克的对话，同时手写字迹的亲切性也引诱读者参与交流的欲望，从而构筑具有对话性的传统出版。
4 结 语
出版的“播植观”和“播映观”在《S.》中实现耦合，形成一个敞开的出版空间，空间的敞开性给予参与者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出版是若干种子的随意撒播，也是两个心灵之间的倾心交谈。但正如彼得斯所言，“没有对话的撒播可能会成为胡乱抛撒，没有撒播的对话也可能是无休止的霸道”[17]，因此撒播作为最基本的传播形式，应该成为建立对话场合的基础。同样，出版的“播植观”和“播映观”也应该彼此配合和相互融合，在碰撞和交汇中产生“中和作用”，从而收敛传统出版“旁若无人”的冷峻态度，呈现“洗耳恭听”的谦卑姿态。从这一意义来看，出版的两种观念关涉传播的两种伦理：出版的“播植观”是对同一性的追求，作者或文本构成唯一的主体，准许读者进入文本却不做任何回应；出版的“播映观”是对他者性的肯定，承认他人的自主性，在对话过程中建构勒维纳斯（E. Levinas）所言的“绝对他者”。出版既可以秉承“播植观”，从而追求同一性，也可以践行“播映观”，以此承认他者性，亦或像《S.》一样将两者融合，达到同一性和他者性的统一。出版作为传播的主要形态，关涉伦理，而何去何从，则需要出版人的抉择智慧。
注 释
[1]刘介民，刘小晨.论徐志摩早期翻译的媒介理念[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北京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2015（11）：53
[2][3][17][美]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2，31，49
[4][5][16][美]沃尔特·翁著；何道宽译.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2，100
[6][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9
[7]周蔚华.网络出版的兴起与出版的范式转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117
[8]陈少华，朱光喜.网络出版传播中的协同问题及其研究[J].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38-42
[9][10][法]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6，62
[11][法]罗兰·巴特著；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253
[12]Derrida，Jacques. Signature Event Context. Glyph 1.John Hopkins Texual Studies.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1977：158
[13][14][苏]巴赫金著；钱中文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4，57
[15][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