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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禄（公元1882年—公元1948年），字石渠，号农人，别号南溟巨海，红火道人等，大理鹤庆甸南杨李登村人，白族。杨天禄是民国时期国内有名的画家，也是鹤庆妇孺皆知的白族大画家，当地人称之为“画痴”、“迂老”、“仙人”和“神笔”。他的国画作品在丹青高手云集的上海、南京也占有一席之地，许多作品曾在昆明、上海、南京等地展出。“鹰”和“钟馗”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他所绘“百雀图”、“乌龙图”、“钟馗捉鬼图”等，至今为人珍藏。
杨天禄自幼酷爱书画，博学多才，除绘画艺术有较高成就外，还长于书法、篆刻，也潜心学习医理、针灸。他幼年曾在鹤庆龙华山下读私塾，后来结业于云南省优级师范学校。早期注重工笔重彩画，后改习水墨画和大写意，善于以最简括洗练的笔墨应物传神，其书法真、草、隶、篆均妙，风格浑厚独步。《鹤庆县志》称：“他的山水画，泼墨点染，意境清高，以韵味胜。人物画则用笔极简，或勾线，或泼墨，笔墨古拙，颇为传神。花卉画用墨浓郁浑厚，墨气历久犹湿。其翎笔画几笔几点，姿态各异，互不相属。尤以画乌龙、猛虎为其拿手绝招，气势磅礴，雄壮威武，张牙舞爪，活灵活现。”诚哉斯言。他的不少传世书画作品，近年来在海内外被广为收藏。
杨天禄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白族农家庭院，童年时代就对麻雀的习性烂熟于心。为了作“百雀图”，他在天井中撒上一些谷子，有意让成群结队的麻雀来争食，自己则躲在窗后细心观察麻雀们的各种神态动作,有时为了观察麻雀的起落情况，他突然尖叫一声，惊得麻雀群起而飞，然后在屋里迅速画下雀群起落的速写。有时为了构图的需要，能在一张纸上画出百只活蹦乱跳的麻雀。他有意将天井当作纸张，按构思在地上成行成片，自然有序地撒布上谷粒，待麻雀来争食时即成一幅生动无比的地上“百雀图”。这样，反复观察，反复写生，反复试验，反复实践，时叹时笑，时歌时泣，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摸索努力，最终他画“百雀图”完全到了胸有成竹，心手相应，意到笔随，出神入化的地步。杨天禄所作“百雀图”或云“百子图”，非常受人欢迎。“百雀图”不但奠定了他后来进入大画家行列的基础，而且保证了他的生活来源，收入不菲就可以更好地安心作画。
杨李登村是个自然风光美丽，人才辈出的白族小村子，不足百户，历史上却出过不少名人，有“一村三进士，里内五名人”之称。村民历来崇尚“耕读传家”有“白日耕田夜读书”的传统。一天，杨天禄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喝过一点酒后，就到画室盘腿打坐，闭目养神。一声长长的鸡鸣唤醒了他的冥思，朝窗外望去，那只大红公鸡正在院坝里拍打着翅膀；东屋檐下，戴圆盘帽的夫人正在编打着草鞋，毛毛糙糙的草鞋坯像螃蟹一样爬了一地。杨天禄灵感忽来，他一跃起身，迅速在画桌上铺了一张六尺徽宣，冲动地几步跨出画室，冲到夫人身边抓起一只草鞋坯就往回跑。蹿回画室，杨天禄捋捋袖子，将抓在手中的草鞋坯往墨缸里蘸了几蘸，疾风暴雨式的迅速在宣纸上拓打挥画起来。只一会儿，一幅活灵活现水灵灵的“秋蟹图”便完成了。
有一次，他得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连续临摹，专心研究，颇有心得。他不但认真学习古人，而且非常注意师法自然，无论走路或歇息，总喜欢认真观察周围的景物，山水树石，花草虫鱼都不放过，务使烂熟于心。早期，他注意工笔重彩画，后改作墨笔小写意，间或加以彩笔点染。年轻时在昆明进行过一次个人画展以后杨天禄的名声大振，不少人开始出钱向他索购《乌龙图》、《秋蟹图》、《钟馗捉鬼图》等。民国时期，杨天禄的国画作品曾在上海、江西等地展出，这些逸事，当时昆明、上海的报纸上曾有报道。在南京、上海等地作画行医期间，杨天禄有幸结识了吴昌硕、王缇等人，加入了上海文人雅集画会“海上题襟馆”，并经常应邀到西泠印社参加活动。杨天禄发表在《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画家》巨型画册的作品《卓立英风图》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画图之中一只雄鹰卓立在一块巨石上仰望蓝天，石下有几朵菊花，旁边是几枝竹子，印章齐全，并题辞云：“卓立英风，汉如春留正，宣统元年，石渠杨天禄”。当时画家27岁，正值风华正茂之年，他的乌龙、鹰、钟馗等一时间被誉为神品、仙品，杨天禄本人也被当时的一些媒体称为全国著名画家，并称其画作为云南第一。
中年后，杨天禄开始出游四川、浙江、上海等地，以墨会友，开拓眼界，融诸家之长，不断使绘画技法有新突破。他对墨色的渗化浸润极有把握，将浓就淡，以力就深，在墨的浓淡变化中生发出万千气象。用墨以“元气淋漓幛尤湿”为特点,观其笔下的《乌龙图》，即可见有的浓墨深化，作烟云飘渺状；有的淡墨轻染，为空间遥远之隔；有的重笔勾画，使“龙”翻腾于纸上，令人拍手叫绝。他学习刻苦，特别喜爱绘画，经常临摹古典小说中的绣像插图和所能见到的壁画挂图等。正当他的绘画艺术事业在上海步入高峰期之际，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开始对上海举行狂轰滥炸。杨天禄不得不忍痛离开上海，带着无尽的惆怅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云南。回到云南后，杨天禄留在昆明，打算谋求一份职业，先安定下来。不久，他就在省政府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任职数月之后，由于实在看不惯官场的种种恶习和丑态，杨天禄弃官回到家乡鹤庆，并在县城中学谋到了教授美术的差事，同时兼任卫生教员。在家乡终于安定了下来，杨天禄却闲不住，他在学校大门的对面租下房子，并开了一个医馆，取名为“太古医庐”。授课之余杨天禄就在医馆里开门行医，闲暇的时候专心作画。因为杨天禄主要擅长于用针灸为老百姓治病，对百姓为人谦和，又颇具修养，但他对贵人，特别是贪官污吏却横眉冷眼，很快就在当地百姓之中有了“万病一针”和“迂老仙人”之美誉。
杨天禄曾经在医馆外贴了一副自己题写的楹联：“侬原自食其力，非公仆亦非私奴，岂容他人信口驱使；人本随遇而安，是挑葱或是卖蒜，由我辈亲手培成。”可见他为人虽然桀骜不驯，但是处处体现出高风傲骨，嫉恶如仇的本质。他还有一副“偶成”联云：“手提大地濯沧海；头出九天观太虚。”这也正是他精神气质的写照。
1946年抗战胜利后，远在上海的画友写来信函，诚挚邀请他再回上海举办画展。杨天禄不愿辜负朋友的一番好意，用了一年时间精心创作了百幅画作，准备赴上海举办个人画展，然而终因年纪已大，体力大不如前，再赴上海已不现实，于是迅速给上海的画友回复了信函表示了歉意。信函虽复，却在心中烙下了深深的遗憾，并逐渐演变成老人最大的心病。1948年，白族著名画家杨天禄老人抱憾病逝于家乡鹤庆，终年68岁。
杨天禄一生创作丰富，开云南大写意先风。其画风当时影响着云南本土画家，青年学子周霖、哈三、刘华轩等都受到过他的影响。杨天禄的大多作品流落民间及海外，在云南省博物馆出版的“云南文人画”画集的前言中，张永康副馆长写道：“晚清至近现代主要代表性画家有缪嘉惠、果成、杨天禄、周霖等人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近十年来，经云南省博物馆、大理州博物馆和丽江画院等有关单位的不懈努力，杨天禄的画作得到了有效保护。随着一些精品画作的逐渐被发现，白族著名画家杨天禄的生平事迹也逐渐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对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也是对杨天禄老人在天之灵的深深告慰。
责任编辑 左家琦
杨天禄自幼酷爱书画，博学多才，除绘画艺术有较高成就外，还长于书法、篆刻，也潜心学习医理、针灸。他幼年曾在鹤庆龙华山下读私塾，后来结业于云南省优级师范学校。早期注重工笔重彩画，后改习水墨画和大写意，善于以最简括洗练的笔墨应物传神，其书法真、草、隶、篆均妙，风格浑厚独步。《鹤庆县志》称：“他的山水画，泼墨点染，意境清高，以韵味胜。人物画则用笔极简，或勾线，或泼墨，笔墨古拙，颇为传神。花卉画用墨浓郁浑厚，墨气历久犹湿。其翎笔画几笔几点，姿态各异，互不相属。尤以画乌龙、猛虎为其拿手绝招，气势磅礴，雄壮威武，张牙舞爪，活灵活现。”诚哉斯言。他的不少传世书画作品，近年来在海内外被广为收藏。
杨天禄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白族农家庭院，童年时代就对麻雀的习性烂熟于心。为了作“百雀图”，他在天井中撒上一些谷子，有意让成群结队的麻雀来争食，自己则躲在窗后细心观察麻雀们的各种神态动作,有时为了观察麻雀的起落情况，他突然尖叫一声，惊得麻雀群起而飞，然后在屋里迅速画下雀群起落的速写。有时为了构图的需要，能在一张纸上画出百只活蹦乱跳的麻雀。他有意将天井当作纸张，按构思在地上成行成片，自然有序地撒布上谷粒，待麻雀来争食时即成一幅生动无比的地上“百雀图”。这样，反复观察，反复写生，反复试验，反复实践，时叹时笑，时歌时泣，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摸索努力，最终他画“百雀图”完全到了胸有成竹，心手相应，意到笔随，出神入化的地步。杨天禄所作“百雀图”或云“百子图”，非常受人欢迎。“百雀图”不但奠定了他后来进入大画家行列的基础，而且保证了他的生活来源，收入不菲就可以更好地安心作画。
杨李登村是个自然风光美丽，人才辈出的白族小村子，不足百户，历史上却出过不少名人，有“一村三进士，里内五名人”之称。村民历来崇尚“耕读传家”有“白日耕田夜读书”的传统。一天，杨天禄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喝过一点酒后，就到画室盘腿打坐，闭目养神。一声长长的鸡鸣唤醒了他的冥思，朝窗外望去，那只大红公鸡正在院坝里拍打着翅膀；东屋檐下，戴圆盘帽的夫人正在编打着草鞋，毛毛糙糙的草鞋坯像螃蟹一样爬了一地。杨天禄灵感忽来，他一跃起身，迅速在画桌上铺了一张六尺徽宣，冲动地几步跨出画室，冲到夫人身边抓起一只草鞋坯就往回跑。蹿回画室，杨天禄捋捋袖子，将抓在手中的草鞋坯往墨缸里蘸了几蘸，疾风暴雨式的迅速在宣纸上拓打挥画起来。只一会儿，一幅活灵活现水灵灵的“秋蟹图”便完成了。
有一次，他得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连续临摹，专心研究，颇有心得。他不但认真学习古人，而且非常注意师法自然，无论走路或歇息，总喜欢认真观察周围的景物，山水树石，花草虫鱼都不放过，务使烂熟于心。早期，他注意工笔重彩画，后改作墨笔小写意，间或加以彩笔点染。年轻时在昆明进行过一次个人画展以后杨天禄的名声大振，不少人开始出钱向他索购《乌龙图》、《秋蟹图》、《钟馗捉鬼图》等。民国时期，杨天禄的国画作品曾在上海、江西等地展出，这些逸事，当时昆明、上海的报纸上曾有报道。在南京、上海等地作画行医期间，杨天禄有幸结识了吴昌硕、王缇等人，加入了上海文人雅集画会“海上题襟馆”，并经常应邀到西泠印社参加活动。杨天禄发表在《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画家》巨型画册的作品《卓立英风图》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画图之中一只雄鹰卓立在一块巨石上仰望蓝天，石下有几朵菊花，旁边是几枝竹子，印章齐全，并题辞云：“卓立英风，汉如春留正，宣统元年，石渠杨天禄”。当时画家27岁，正值风华正茂之年，他的乌龙、鹰、钟馗等一时间被誉为神品、仙品，杨天禄本人也被当时的一些媒体称为全国著名画家，并称其画作为云南第一。
中年后，杨天禄开始出游四川、浙江、上海等地，以墨会友，开拓眼界，融诸家之长，不断使绘画技法有新突破。他对墨色的渗化浸润极有把握，将浓就淡，以力就深，在墨的浓淡变化中生发出万千气象。用墨以“元气淋漓幛尤湿”为特点,观其笔下的《乌龙图》，即可见有的浓墨深化，作烟云飘渺状；有的淡墨轻染，为空间遥远之隔；有的重笔勾画，使“龙”翻腾于纸上，令人拍手叫绝。他学习刻苦，特别喜爱绘画，经常临摹古典小说中的绣像插图和所能见到的壁画挂图等。正当他的绘画艺术事业在上海步入高峰期之际，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开始对上海举行狂轰滥炸。杨天禄不得不忍痛离开上海，带着无尽的惆怅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云南。回到云南后，杨天禄留在昆明，打算谋求一份职业，先安定下来。不久，他就在省政府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任职数月之后，由于实在看不惯官场的种种恶习和丑态，杨天禄弃官回到家乡鹤庆，并在县城中学谋到了教授美术的差事，同时兼任卫生教员。在家乡终于安定了下来，杨天禄却闲不住，他在学校大门的对面租下房子，并开了一个医馆，取名为“太古医庐”。授课之余杨天禄就在医馆里开门行医，闲暇的时候专心作画。因为杨天禄主要擅长于用针灸为老百姓治病，对百姓为人谦和，又颇具修养，但他对贵人，特别是贪官污吏却横眉冷眼，很快就在当地百姓之中有了“万病一针”和“迂老仙人”之美誉。
杨天禄曾经在医馆外贴了一副自己题写的楹联：“侬原自食其力，非公仆亦非私奴，岂容他人信口驱使；人本随遇而安，是挑葱或是卖蒜，由我辈亲手培成。”可见他为人虽然桀骜不驯，但是处处体现出高风傲骨，嫉恶如仇的本质。他还有一副“偶成”联云：“手提大地濯沧海；头出九天观太虚。”这也正是他精神气质的写照。
1946年抗战胜利后，远在上海的画友写来信函，诚挚邀请他再回上海举办画展。杨天禄不愿辜负朋友的一番好意，用了一年时间精心创作了百幅画作，准备赴上海举办个人画展，然而终因年纪已大，体力大不如前，再赴上海已不现实，于是迅速给上海的画友回复了信函表示了歉意。信函虽复，却在心中烙下了深深的遗憾，并逐渐演变成老人最大的心病。1948年，白族著名画家杨天禄老人抱憾病逝于家乡鹤庆，终年68岁。
杨天禄一生创作丰富，开云南大写意先风。其画风当时影响着云南本土画家，青年学子周霖、哈三、刘华轩等都受到过他的影响。杨天禄的大多作品流落民间及海外，在云南省博物馆出版的“云南文人画”画集的前言中，张永康副馆长写道：“晚清至近现代主要代表性画家有缪嘉惠、果成、杨天禄、周霖等人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近十年来，经云南省博物馆、大理州博物馆和丽江画院等有关单位的不懈努力，杨天禄的画作得到了有效保护。随着一些精品画作的逐渐被发现，白族著名画家杨天禄的生平事迹也逐渐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对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也是对杨天禄老人在天之灵的深深告慰。
责任编辑 左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