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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越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党两国关系一直是十分友好和亲密的。在越南长期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斗争中，以及在全面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过程中，中国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当美国侵略者把战火烧遍越南北方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庄严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并且派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2万余人奔赴越南北方，同越南军民并肩抗击美国。胡志明曾深情地说：中国对越南是“恩深、义重、情长”。并用“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两国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取得胜利和全国统一之后，由黎笋掌权的一批人却背弃了之前胡志明确定的路线，推行侵柬反华排华政策，导致中越关系极度恶化，以至兵戎相见。由此，两国之间的不正常关系，长达10余年。
借道国防暗通联
1989年4月，我受命出任驻越大使，肩负重要的使命，即贯彻中央定下的方针，根据当前整个国际形势、地区形势以及以阮文灵为首的越共新领导班子的政策转变动向，早日促成越南彻底从柬埔寨撤军并按照国际社会的主张公正解决柬埔寨问题，从而为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铺平道路。
应该说，此时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是，我到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仍感困难，原因是黎笋的残余势力还在多方阻挠，中越关系还处于对立和对抗状态，边境纠纷还时有发生；两国间除外交关系之外，其它一切关系都断绝了。我采取了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广泛拜访越南各层次、各部门的负责人，围绕以上问题做工作，但收效甚微。时间已过去了一年，这时我考虑要设法找越方更高层的领导人深入谈一谈。期间，我曾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提出希望拜访越南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但囿于两国两党关系仍处在不正常状态，越外交部都未予安排。后来，我想到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在越南抗美斗争期间曾作为越南南方主要领导人秘密访华，在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我曾为他担任过翻译，他应该是记得我的，于是，我通过友人表示希望拜访他，终于在1990年6月5日获得接见。
阮文灵表现十分热情，见面时，他久久地握着我的手。谈话时，他由衷地怀念过去两党两国的美好关系，表示十分珍惜越中友好情谊，希望能够尽早恢复这种关系。我按中央的精神表示，中国领导人重视中越关系和传统友谊，希望越方能早日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好柬埔寨等问题，并为中越两国恢复正常关系铺平道路。阮文灵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并表示希望内部访华，亲自同中国高层领导直接商谈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次会见，因有较多陪同人员在场，阮文灵未就柬埔寨及两国问题深谈。但在这之后，事情就有了新的进展。
不久后，8月16日，越南社科院干部黄日新（黄文欢之子）来使馆见我，他神情激动地说：“8月13日晚，阮文灵总书记派车接我去他家里谈了一个小时，详细询问了我父亲生活和身体情况，十分亲切。总书记还说，他本想再次见张大使，但外交部说没有必要，进行阻拦。因此，他托我给您捎个口信。总书记讲的时候，我做了详细记录。最后又复述了一遍，得到了他的确认。”然后，黄日新郑重地向我转达了阮文灵总书记的口信，主要内容如下：
“凯山同志在去年10月转达了邓小平同志对我的问候和邓小平同志希望能早日看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话，我听了十分高兴。我同样殷切希望在我主持的越共六届中央任期之内能恢复越中友好关系，以便在越共召开七大时开始两国关系的新阶段。办成这件事，才不辜负越南人民和越共党员对我的信任。我想坦诚地说，柬埔寨问题这个障碍之所以长期拖着没能解决，是因为党内有人总把事情搞偏，没有贯彻中央的主要精神。我希望中方邀请我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及范文同顾问内部访华，以便同中国领导人直接、深入地商谈解决柬埔寨等问题，相信这些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很好解决，从而实现越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将沿着胡主席的道路，为培育美好的越中友谊，捍卫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越中共同的革命利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在认真听取了阮文灵的口信之后，我对黄日新说：“如有机会，请你转告阮文灵总书记同志，我理解他的意思和心情，我将立即报告我们中央。”
次日收到复电指示，要我立即对口信内容进行核实，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本人想在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总书记”，直接了解阮文灵的真实意图。
10多年来，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使馆同阮文灵身边的人无联系，如通过越共中央对外部的途径，担心保不了密，也难以实现“单独会见”。于是我想到与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少将有过较好交往，这次来越后同他见过几次面，关系甚好，可通过他要求内部往见与阮文灵关系亲密的黎德英大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当面请黎德英协助安排我秘密会见阮文灵。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我即让赵锐武官同武春荣局长联系。赵武官往见武春荣局长时郑重提出：“张大使有紧急和重要的事情需要会见黎德英部长，请局长同志尽快安排。”当天下午，武春荣就复告赵武官称：“大将同志很乐意同大使同志见面，明天上午8时或下午7时都可以。大将还说，今后大使同志要见他，由国防部外事局安排即可。”
8月20日上午8时，我的车直驶越南国防部。武春荣少将在大楼门口迎候，将我引进部长会客厅之后就退了出去，并把门关严。我正向前走时黎德英也从另一道门走进客厅，相见时黎德英十分热情地与我握手、拥抱。我客气地说：“真对不起，一大早就来打扰大将同志。”黎德英笑容可掬地说：“大使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客厅里除我们两人外，无其他人陪同。简单寒暄后我即转入正题，首先表示中国领导人重视中越关系，现在国际形势发展很快，时不我待，双方应把握时机，尽快排除柬埔寨问题这个障碍，进而实现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然后我提到阮文灵总书记给我捎的口信，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希望能够单独会见阮文灵总书记，以便直接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同时我也有些话想当面和总书记谈谈。我说，目前通过别的途径有困难，所以想烦请大将同志予以帮助。黎德英很爽快地表示：“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就把大使的要求向总书记报告。”
单独会见明真意
事情进行得比预想的顺利。8月20日下午，武春荣局长就紧急约见武官赵锐，告称：“奉黎德英大将指示，请转告张大使。22日19时30分，阮文灵总书记在国防部部长会客厅单独会见张大使。双方都不带译员和记录。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小车，不插国旗，从国防部侧门进入。”
当晚，我按约定准时到达越南国防部。在40多分钟的会见中，阮文灵总书记同我的谈话十分亲切和坦诚，他证实了黄日新所捎的口信。阮说，越南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抗法、抗美战争中，一贯得到中国真心实意的巨大支持和援助。我本人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阮文灵谈到，1986年他当总书记后，便下决心克服各种阻力，逐步纠正过去的错误，恢复对华友好。 他说，他首先说服越共中央建议国会删去宪法中有关反华的内容， 并修改了对华人华侨的错误政策。之后，又对各方面做工作，终于作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决定。阮文灵强调说，他最大的夙愿是在1991年年中召开越共七大前能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这对越南全党全民都将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
关于柬埔寨问题，阮文灵说，他深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这次他拟和一两位高级领导人亲赴北京，以同志式的、诚挚交心的态度，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直接商谈，寻求最佳解决方案。阮文灵认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满足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让西哈努克当头，保证未来的柬埔寨成为一个和平、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同各国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其次，促进柬埔寨各派都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捐弃前嫌，真正和解。这样做不意味着一方向另一方投降，也不存在谁吞并谁的问题，而是各方携手合作，共创未来。他强调，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未来的柬埔寨落入美国之手，成为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推行和平演变的跳板。
阮文灵还深情地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在了，他和杜梅、范文同同志内部访华时希望能见到邓小平，亲自聆听他的意见和经验。
公开会见喜受邀
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关于同意越南领导人阮文灵、杜梅、范文同于9月3日至4日内部访华的复电。我立即让赵锐武官约见武春荣外事局长。很不凑巧，武春荣去了海防市，第二天才能返回河内。赵锐武官当机立断，立即改约外事局处长武频中校。
当晚9时，赵武官一见到武频中校就开门见山地说，张大使有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事情，希望能尽快会见黎德英大将，请中校同志协助安排。武频说，大将今晚参加越共九中全会会议，不知什么时候散会，我马上去他家看看。大将一定下会见时间，我就立即电话通知你。赵武官回到使馆没多大一会儿，就接到武频的电话答复：“明天上午8时整大将会见张大使，地点仍在老地方。”
29日上午，我准时到达越南国防部部长会客厅。见面时黎德英大将风趣地说：“看大使同志高兴的样子，一定是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喽。”我说：“昨天傍晚，我接到中央的重要指示。所以，今天一早就又来打扰您了。”接着我向黎德英通报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邀请阮文灵、杜梅、范文同内部访华一事，请黎转告并安排我再次会见总书记一次，以便当面答复他。黎德英表示：“这的确是好消息，我听了感到非常高兴。请大使同志放心，我会立即向总书记报告。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要为访问取得成功做出最大努力。”
告辞黎德英回到使馆后约一个多小时，越国防部武频中校就约告赵武官称：阮文灵总书记定于今天下午4时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一起会见张大使。大使可正式向越共中央对外部提出会见要求。我随即约见越共中央对外部郑玉泰副部长，称有紧急事情要求拜访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希望他立即报告。过不了多久，越共中央对外部礼宾司就通知我馆：应张德维大使要求，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主席定于下午4时在越共中央会客厅单独会见张德维大使。
下午3时55分，我乘坐插了国旗的轿车到达越共中央大楼门口，越共中央对外部礼宾司代司长范光英引领我进入会客厅，这时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已在厅内，他们都分别与我热烈握手和拥抱。根据越方提议，这次仍是不安排翻译、记录和陪见人员。阮文灵说：“据中央对外部报告，大使同志有紧急事情要和我们谈，我们很乐意见你。”我说：“昨天傍晚，我接到国内指示，要我尽快向越共中央领导同志正式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阮文灵总书记、杜梅主席、范文同同志于9月3日至4日内部访华的意见。为便于保密，地点安排在成都。”然后我从文件包里拿出用越文打印好的说帖逐字念了一遍。阮文灵还向我要了那份说帖，他看了一下又交给杜梅看。阮、杜两位当即商议之后，阮文灵表示：“我和杜梅主席非常高兴、非常欢迎、非常感谢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我们十分愉快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谈时间、地点及有关安排。我们将尽快向政治局报告，从速确定代表团名单和着手准备工作，至于范文同，只要他健康状况允许，也一定会愉快接受邀请前往的。”会见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半个多小时，阮文灵总书记又再次提出非常希望能见到邓小平，亲自聆听他的意见和宝贵经验。
9月2日晚，主席府大厅灯火辉煌。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主持越南国庆招待会，范文同顾问站在主宾席。范文同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尤其是在晚上，只能凭听觉来识别人。他拉我到一边小声说：“我在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这次能去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特别希望能见到邓小平同志，讲讲心里话。”
成都会晤泯恩仇
9月3日，北京时间11点整，越方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南宁专用机场。中国外交部齐怀远副部长、徐敦信部长助理、中央对外联络部朱善卿副部长等在舷梯前迎接客人。为了保密，广西地方负责人没有出面，我们下了越方专机后便立即登上我方的专机，向成都方向飞去。
下午1时，专机抵达成都机场。代表团到达四川省委宾馆时，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已到客厅门口迎接客人。宾主就座后，互致问候并进行了简单交谈。江总书记解释说：“邓小平同志正在外地休息，所以这次就不能见各位了。”
下午3时，双方开始进行首轮正式会谈。江泽民总书记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李鹏总理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作了详尽的发言。随后，阮文灵发言强调，过去中国对越南革命和抗法、抗美战争都给予了极其巨大的支持和援助，越南党、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表示当前愿同中方一道努力解决好柬埔寨问题，尽早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越中传统的友好关系。杜梅主席也表示越方对我方提出的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将进行仔细研究。首轮会谈，主要围绕越南从柬埔寨全部彻底撤军和撤军后在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柬埔寨最高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即权力分配方案）进行。
晚间宴会后，双方工作班子就按各自领导的具体指示，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方案的细节进行了紧张的磋商，为次日正式会谈作好准备，并按我方建议连夜起草了一个共同文件草稿。
次日上午举行第二轮会谈，重点是柬埔寨问题。经过双方一夜的努力，双方对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已渐趋一致。但第二轮会谈时也还出现过一点分歧，即我方提出的柬埔寨最高委员会组成是13名代表，具体分配是：6+2+2+2+1（即洪森派6名、民柬派2名、西哈努克派2名、宋双派2名+西哈努克本人任主席）。杜梅表示赞成西哈努克担任最高委员会主席，但认为西哈努克应包括在西派名额之中。范文同则提出根据柬埔寨当前实际状况来分配名额，双方各半对金边已是吃亏了，如对立派方面还多了一名，这样不公平。我方据理阐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主张和要求，说明这个方案是最适当的。休息期间，阮文灵同杜、范再作了一番商议。复会时阮文灵代表越方表示全部同意我方提出的方案，并表示他们回国后要立即向金边做工作，也希望中国推动红色高棉与金边方面实现真正和解。至此，柬埔寨问题已经谈妥，中越关系中的一大障碍排除了。
接下来，关于恢复两国两党关系问题就谈得比较顺利了。这次会谈的两大问题全部谈妥后，江泽民总书记表示，我们之间从此可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并用了鲁迅的诗句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作为这次内部会谈的结束语。越方表示对这次会谈成果十分满意和高兴。最后，江泽民总书记建议，双方应就这次会谈的成果签署一个纪要，阮文灵欣然同意。当天下午在越南代表团离开成都之前，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与阮文灵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都《会谈纪要》。
阮文灵、杜梅、范文同一行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及曾庆红、齐怀远、朱善卿等道别之后，乘我方专机离开成都飞往南宁，抵南宁后即换乘越方专机返河内。我亦随机陪同越代表团一道返回河内。途中，机舱内的气氛与来的时候很不一样了。领导人多在交换意见，其他人亦谈笑风生。越共中办主任红河兴奋地对我说：“这次会晤非常成功，太好了！” 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也兴致勃勃地说，回河内后我要宴请大使同志品尝越南名菜香肉全席。过一会儿，杜梅主席走过来问我：“江泽民同志引用的两句诗原文是怎么讲的？”我当即用汉越读音（注：越南儒学中对汉字有一种固定的读法）念了一遍给他听，他还要我把原文写下来，并请我译成越文。杜梅将原文和译文反复看了两遍后说：“江泽民同志在会谈结束时引用这两句诗太恰当了！” 回河内数日后，我又读到阮文灵在成都会谈成功后写下的一首体现其感慨心情的诗句：“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翌年（1991）仲夏，越南共产党如期召开了七大。新的领导班子作了很大调整。阮文灵顺利地交了班，可惜他未能在越共七大之前实现夙愿——离任之前正式公布越中两国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是年，随着柬埔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的实现和柬四方联合的全国最高委员会组成，中越关系正常化也水到渠成。1991年11月，应我党中央和政府的邀请，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领导同志与越南代表团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越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压题照片为：1990年9月3日，中越领导人成都会晤）
借道国防暗通联
1989年4月，我受命出任驻越大使，肩负重要的使命，即贯彻中央定下的方针，根据当前整个国际形势、地区形势以及以阮文灵为首的越共新领导班子的政策转变动向，早日促成越南彻底从柬埔寨撤军并按照国际社会的主张公正解决柬埔寨问题，从而为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铺平道路。
应该说，此时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是，我到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仍感困难，原因是黎笋的残余势力还在多方阻挠，中越关系还处于对立和对抗状态，边境纠纷还时有发生；两国间除外交关系之外，其它一切关系都断绝了。我采取了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广泛拜访越南各层次、各部门的负责人，围绕以上问题做工作，但收效甚微。时间已过去了一年，这时我考虑要设法找越方更高层的领导人深入谈一谈。期间，我曾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提出希望拜访越南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但囿于两国两党关系仍处在不正常状态，越外交部都未予安排。后来，我想到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在越南抗美斗争期间曾作为越南南方主要领导人秘密访华，在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我曾为他担任过翻译，他应该是记得我的，于是，我通过友人表示希望拜访他，终于在1990年6月5日获得接见。
阮文灵表现十分热情，见面时，他久久地握着我的手。谈话时，他由衷地怀念过去两党两国的美好关系，表示十分珍惜越中友好情谊，希望能够尽早恢复这种关系。我按中央的精神表示，中国领导人重视中越关系和传统友谊，希望越方能早日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好柬埔寨等问题，并为中越两国恢复正常关系铺平道路。阮文灵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并表示希望内部访华，亲自同中国高层领导直接商谈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次会见，因有较多陪同人员在场，阮文灵未就柬埔寨及两国问题深谈。但在这之后，事情就有了新的进展。
不久后，8月16日，越南社科院干部黄日新（黄文欢之子）来使馆见我，他神情激动地说：“8月13日晚，阮文灵总书记派车接我去他家里谈了一个小时，详细询问了我父亲生活和身体情况，十分亲切。总书记还说，他本想再次见张大使，但外交部说没有必要，进行阻拦。因此，他托我给您捎个口信。总书记讲的时候，我做了详细记录。最后又复述了一遍，得到了他的确认。”然后，黄日新郑重地向我转达了阮文灵总书记的口信，主要内容如下：
“凯山同志在去年10月转达了邓小平同志对我的问候和邓小平同志希望能早日看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话，我听了十分高兴。我同样殷切希望在我主持的越共六届中央任期之内能恢复越中友好关系，以便在越共召开七大时开始两国关系的新阶段。办成这件事，才不辜负越南人民和越共党员对我的信任。我想坦诚地说，柬埔寨问题这个障碍之所以长期拖着没能解决，是因为党内有人总把事情搞偏，没有贯彻中央的主要精神。我希望中方邀请我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及范文同顾问内部访华，以便同中国领导人直接、深入地商谈解决柬埔寨等问题，相信这些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很好解决，从而实现越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将沿着胡主席的道路，为培育美好的越中友谊，捍卫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越中共同的革命利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在认真听取了阮文灵的口信之后，我对黄日新说：“如有机会，请你转告阮文灵总书记同志，我理解他的意思和心情，我将立即报告我们中央。”
次日收到复电指示，要我立即对口信内容进行核实，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本人想在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总书记”，直接了解阮文灵的真实意图。
10多年来，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使馆同阮文灵身边的人无联系，如通过越共中央对外部的途径，担心保不了密，也难以实现“单独会见”。于是我想到与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少将有过较好交往，这次来越后同他见过几次面，关系甚好，可通过他要求内部往见与阮文灵关系亲密的黎德英大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当面请黎德英协助安排我秘密会见阮文灵。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我即让赵锐武官同武春荣局长联系。赵武官往见武春荣局长时郑重提出：“张大使有紧急和重要的事情需要会见黎德英部长，请局长同志尽快安排。”当天下午，武春荣就复告赵武官称：“大将同志很乐意同大使同志见面，明天上午8时或下午7时都可以。大将还说，今后大使同志要见他，由国防部外事局安排即可。”
8月20日上午8时，我的车直驶越南国防部。武春荣少将在大楼门口迎候，将我引进部长会客厅之后就退了出去，并把门关严。我正向前走时黎德英也从另一道门走进客厅，相见时黎德英十分热情地与我握手、拥抱。我客气地说：“真对不起，一大早就来打扰大将同志。”黎德英笑容可掬地说：“大使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客厅里除我们两人外，无其他人陪同。简单寒暄后我即转入正题，首先表示中国领导人重视中越关系，现在国际形势发展很快，时不我待，双方应把握时机，尽快排除柬埔寨问题这个障碍，进而实现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然后我提到阮文灵总书记给我捎的口信，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希望能够单独会见阮文灵总书记，以便直接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同时我也有些话想当面和总书记谈谈。我说，目前通过别的途径有困难，所以想烦请大将同志予以帮助。黎德英很爽快地表示：“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就把大使的要求向总书记报告。”
单独会见明真意
事情进行得比预想的顺利。8月20日下午，武春荣局长就紧急约见武官赵锐，告称：“奉黎德英大将指示，请转告张大使。22日19时30分，阮文灵总书记在国防部部长会客厅单独会见张大使。双方都不带译员和记录。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小车，不插国旗，从国防部侧门进入。”
当晚，我按约定准时到达越南国防部。在40多分钟的会见中，阮文灵总书记同我的谈话十分亲切和坦诚，他证实了黄日新所捎的口信。阮说，越南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抗法、抗美战争中，一贯得到中国真心实意的巨大支持和援助。我本人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阮文灵谈到，1986年他当总书记后，便下决心克服各种阻力，逐步纠正过去的错误，恢复对华友好。 他说，他首先说服越共中央建议国会删去宪法中有关反华的内容， 并修改了对华人华侨的错误政策。之后，又对各方面做工作，终于作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决定。阮文灵强调说，他最大的夙愿是在1991年年中召开越共七大前能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这对越南全党全民都将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
关于柬埔寨问题，阮文灵说，他深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这次他拟和一两位高级领导人亲赴北京，以同志式的、诚挚交心的态度，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直接商谈，寻求最佳解决方案。阮文灵认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满足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让西哈努克当头，保证未来的柬埔寨成为一个和平、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同各国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其次，促进柬埔寨各派都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捐弃前嫌，真正和解。这样做不意味着一方向另一方投降，也不存在谁吞并谁的问题，而是各方携手合作，共创未来。他强调，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未来的柬埔寨落入美国之手，成为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推行和平演变的跳板。
阮文灵还深情地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在了，他和杜梅、范文同同志内部访华时希望能见到邓小平，亲自聆听他的意见和经验。
公开会见喜受邀
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关于同意越南领导人阮文灵、杜梅、范文同于9月3日至4日内部访华的复电。我立即让赵锐武官约见武春荣外事局长。很不凑巧，武春荣去了海防市，第二天才能返回河内。赵锐武官当机立断，立即改约外事局处长武频中校。
当晚9时，赵武官一见到武频中校就开门见山地说，张大使有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事情，希望能尽快会见黎德英大将，请中校同志协助安排。武频说，大将今晚参加越共九中全会会议，不知什么时候散会，我马上去他家看看。大将一定下会见时间，我就立即电话通知你。赵武官回到使馆没多大一会儿，就接到武频的电话答复：“明天上午8时整大将会见张大使，地点仍在老地方。”
29日上午，我准时到达越南国防部部长会客厅。见面时黎德英大将风趣地说：“看大使同志高兴的样子，一定是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喽。”我说：“昨天傍晚，我接到中央的重要指示。所以，今天一早就又来打扰您了。”接着我向黎德英通报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邀请阮文灵、杜梅、范文同内部访华一事，请黎转告并安排我再次会见总书记一次，以便当面答复他。黎德英表示：“这的确是好消息，我听了感到非常高兴。请大使同志放心，我会立即向总书记报告。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要为访问取得成功做出最大努力。”
告辞黎德英回到使馆后约一个多小时，越国防部武频中校就约告赵武官称：阮文灵总书记定于今天下午4时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一起会见张大使。大使可正式向越共中央对外部提出会见要求。我随即约见越共中央对外部郑玉泰副部长，称有紧急事情要求拜访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希望他立即报告。过不了多久，越共中央对外部礼宾司就通知我馆：应张德维大使要求，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主席定于下午4时在越共中央会客厅单独会见张德维大使。
下午3时55分，我乘坐插了国旗的轿车到达越共中央大楼门口，越共中央对外部礼宾司代司长范光英引领我进入会客厅，这时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已在厅内，他们都分别与我热烈握手和拥抱。根据越方提议，这次仍是不安排翻译、记录和陪见人员。阮文灵说：“据中央对外部报告，大使同志有紧急事情要和我们谈，我们很乐意见你。”我说：“昨天傍晚，我接到国内指示，要我尽快向越共中央领导同志正式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阮文灵总书记、杜梅主席、范文同同志于9月3日至4日内部访华的意见。为便于保密，地点安排在成都。”然后我从文件包里拿出用越文打印好的说帖逐字念了一遍。阮文灵还向我要了那份说帖，他看了一下又交给杜梅看。阮、杜两位当即商议之后，阮文灵表示：“我和杜梅主席非常高兴、非常欢迎、非常感谢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我们十分愉快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谈时间、地点及有关安排。我们将尽快向政治局报告，从速确定代表团名单和着手准备工作，至于范文同，只要他健康状况允许，也一定会愉快接受邀请前往的。”会见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半个多小时，阮文灵总书记又再次提出非常希望能见到邓小平，亲自聆听他的意见和宝贵经验。
9月2日晚，主席府大厅灯火辉煌。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主持越南国庆招待会，范文同顾问站在主宾席。范文同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尤其是在晚上，只能凭听觉来识别人。他拉我到一边小声说：“我在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这次能去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特别希望能见到邓小平同志，讲讲心里话。”
成都会晤泯恩仇
9月3日，北京时间11点整，越方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南宁专用机场。中国外交部齐怀远副部长、徐敦信部长助理、中央对外联络部朱善卿副部长等在舷梯前迎接客人。为了保密，广西地方负责人没有出面，我们下了越方专机后便立即登上我方的专机，向成都方向飞去。
下午1时，专机抵达成都机场。代表团到达四川省委宾馆时，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已到客厅门口迎接客人。宾主就座后，互致问候并进行了简单交谈。江总书记解释说：“邓小平同志正在外地休息，所以这次就不能见各位了。”
下午3时，双方开始进行首轮正式会谈。江泽民总书记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李鹏总理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作了详尽的发言。随后，阮文灵发言强调，过去中国对越南革命和抗法、抗美战争都给予了极其巨大的支持和援助，越南党、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表示当前愿同中方一道努力解决好柬埔寨问题，尽早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越中传统的友好关系。杜梅主席也表示越方对我方提出的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将进行仔细研究。首轮会谈，主要围绕越南从柬埔寨全部彻底撤军和撤军后在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柬埔寨最高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即权力分配方案）进行。
晚间宴会后，双方工作班子就按各自领导的具体指示，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方案的细节进行了紧张的磋商，为次日正式会谈作好准备，并按我方建议连夜起草了一个共同文件草稿。
次日上午举行第二轮会谈，重点是柬埔寨问题。经过双方一夜的努力，双方对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已渐趋一致。但第二轮会谈时也还出现过一点分歧，即我方提出的柬埔寨最高委员会组成是13名代表，具体分配是：6+2+2+2+1（即洪森派6名、民柬派2名、西哈努克派2名、宋双派2名+西哈努克本人任主席）。杜梅表示赞成西哈努克担任最高委员会主席，但认为西哈努克应包括在西派名额之中。范文同则提出根据柬埔寨当前实际状况来分配名额，双方各半对金边已是吃亏了，如对立派方面还多了一名，这样不公平。我方据理阐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主张和要求，说明这个方案是最适当的。休息期间，阮文灵同杜、范再作了一番商议。复会时阮文灵代表越方表示全部同意我方提出的方案，并表示他们回国后要立即向金边做工作，也希望中国推动红色高棉与金边方面实现真正和解。至此，柬埔寨问题已经谈妥，中越关系中的一大障碍排除了。
接下来，关于恢复两国两党关系问题就谈得比较顺利了。这次会谈的两大问题全部谈妥后，江泽民总书记表示，我们之间从此可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并用了鲁迅的诗句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作为这次内部会谈的结束语。越方表示对这次会谈成果十分满意和高兴。最后，江泽民总书记建议，双方应就这次会谈的成果签署一个纪要，阮文灵欣然同意。当天下午在越南代表团离开成都之前，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与阮文灵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都《会谈纪要》。
阮文灵、杜梅、范文同一行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及曾庆红、齐怀远、朱善卿等道别之后，乘我方专机离开成都飞往南宁，抵南宁后即换乘越方专机返河内。我亦随机陪同越代表团一道返回河内。途中，机舱内的气氛与来的时候很不一样了。领导人多在交换意见，其他人亦谈笑风生。越共中办主任红河兴奋地对我说：“这次会晤非常成功，太好了！” 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也兴致勃勃地说，回河内后我要宴请大使同志品尝越南名菜香肉全席。过一会儿，杜梅主席走过来问我：“江泽民同志引用的两句诗原文是怎么讲的？”我当即用汉越读音（注：越南儒学中对汉字有一种固定的读法）念了一遍给他听，他还要我把原文写下来，并请我译成越文。杜梅将原文和译文反复看了两遍后说：“江泽民同志在会谈结束时引用这两句诗太恰当了！” 回河内数日后，我又读到阮文灵在成都会谈成功后写下的一首体现其感慨心情的诗句：“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翌年（1991）仲夏，越南共产党如期召开了七大。新的领导班子作了很大调整。阮文灵顺利地交了班，可惜他未能在越共七大之前实现夙愿——离任之前正式公布越中两国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是年，随着柬埔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的实现和柬四方联合的全国最高委员会组成，中越关系正常化也水到渠成。1991年11月，应我党中央和政府的邀请，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领导同志与越南代表团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越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压题照片为：1990年9月3日，中越领导人成都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