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夜幕降临，都市中一些逼仄的角落里总会隐藏着一群人。有蜷缩在桥底的，栖身在城墙根里的，爬在树上的，甚至是住在井底的……这些地方，被他们称为“家”，而这些人，被统称为穴居人。
　　他们年龄不同，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生活所迫，但唯一相同的是，依旧劳作，拾荒、打零工，他们拒绝救助站。
　　我们通过和这些居住在不同地方的穴居人的近距离接触，通过和他们的对话相处，借以还原这些城市穴居人的生活喜忧、一隅之求。
　　井底之“蛙”
　　北京朝阳区丽都花园路的一侧，数百平米的绿化带上，共有17个井盖。井盖周围，是高级酒店区和均价在4万元以上的高档住宅区。
　　深夜，一些人会钻进丽都地区的热力井井底，距地3米之下，流着脏水的蒸汽管道，是他们的“家”。在这座城市，他们靠打工或乞讨拾荒为生，晚上，潜入只有一两平米的井底，成为穴居人。
　　夜里10点，王秀青朝四周望了望，双臂一抖，挪开二三十斤重的井盖，开始回“家”。
　　他双手撑住井沿，蜷着身体避开井内横竖交错的管道，伸脚探触井壁上镶嵌的7截钢筋，十几秒后，他到达3米多深的井底。
　　王秀青已在井下住了整10年，他不孤独，井下有很多“邻居”：薛老太太和她60多岁的女伴、同样年过花甲的老祝头……他们都占据着不同的井口，相距不到50米。在站直了就会碰到头的地下井室，穴居者大多数时间都在黑暗里，从不高声说话，他们怕城管、警察，甚至是路人惊奇的目光，那些都可能导致他们被驱逐出这个避风港。
　　10年来，他们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不让公众过多关注，他们担心失去这只有一两平方米的容身地。
　　每当偶有路人走过，望见井下异常的光亮，或看见井底的情景想拿手机拍照时，井底的光会立马消失，像是把灯关了。井下其实无灯可关，穴居人是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蜡烛使用者，当路面上有人发现井下有光，他们一口气就能吹灭。王秀青蜷缩在井底一隅：他的头顶和脚边分别有两个井，两井的交错处构成一个长约两米、宽1米、高约1.7米的空间，这是他的“家”。
　　王秀青是这里居住时间最长的人，10年来，尽管他的邻居来来走走，但他始终长住于此。大多数夜里，王秀青会吹灭蜡烛，躲在黑暗里抽着5块钱一包的黄果树香烟，这也是他吃饭之外唯一的固定消费。
　　刨除被管道占据的空间，他的活动空间实际上只有一平米多，地下井的沙灰地面上，为了防潮，他铺上了层硬纸板，一床布满污渍的被子，被他既当褥子，又当被子。他从来不伸直腿，为了不被憋闷致死，夜里，他会一直打开脚边的井盖。头顶上方的井壁上有下井扶手，他也搁了几件衣服，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恶作剧，突然拉开井盖扔下块石头或小解。
　　支撑王秀青过井下生活的动力，是供家里三个儿女念书。这位老家河北滦平的汉子以前在北京怀柔打工时，和现在的妻子彭雪玲相恋结婚。结婚前，彭是一位小男孩的单身妈妈，婚后，两人又生下两个女儿。她的老家在怀柔区长哨营乡遥岭村，那里群山环绕。
　　“没领结婚证，回到遥岭村后，民政局和派出所的人来了。”他说按规定，家里的三个孩子全部是超生，要罚款10万元。交不了罚款就上不了户口，为了凑钱交罚款也为了躲避，王秀青到了北京丽都饭店附近给人擦车。
　　王秀青自己解手和洗漱，都去附近的丽都公园。公园里有两个公厕和一个洗手池。丽都公园的保安和周边的环卫工把他们称为流浪者。
　　桥洞下的隐居者
　　不仅有住在井底的人，更多的都市穴居人映入大家的视角。北京市西三环六里桥下，两个衣着破旧的老人，用捡来的破纸板、塑料壳垫起两张“床”，然后撑开脏旧的被褥，掖好被子四角，和衣钻了进去……
　　头朝南躺着的老马，吉林省吉林市人，70岁。“身下三床被子，身上再盖三床被子，不是很冷。”加上一个锈迹斑斑的老式茶杯，就是老马的全部家当。老马曾是名工人，老伴去世以后，就离开了家乡，去过华北不少地方，当过保安，干过工地，10年前来到北京。
　　“刚开始也住过旅馆，租过房子，但租房费都够一个月伙食费了。”老马最终选择了在桥下居住，仅在六里桥桥下就待了六七年。
　　10多年来，老马没有踏回吉林一步。他在外打工、流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许多年前，还在老家的老马把儿子安排到砖瓦厂当司机，老房子给了没有工作的女儿，对此，儿子一直埋怨父亲。“他瞎混，爱赌钱。”老马对儿子很失望。前几年，儿子与其岳父因诈骗木材被判刑，伤心的老马没有到监狱看过儿子一次。
　　“眼不见、心不烦。”在老伴去世不久后，孤独倔强的老马背起了外出的行囊，留下了自己的退休金。这一走就是10多年。
　　“邻居”老郑 ，47岁，河南人，出来打工已经有20年的历史，进过厂，干过工地，去年开始在六里桥附近跑人力三轮车。他平均一个月收成2000多元，曾狠心租了间500元一月的房子，但因房东怀疑他偷肉，一气之下退了房，“乔迁”桥下，“这离拉活儿的地方近，每天可以多干两个小时。”
　　老郑是周口市鹿邑县人，为响应当地政府号召，早早地把自家先辈坟平了。他的家乡人均土地只有4分多，单纯的农业生产收入难够开支。20多年间，老郑在江浙、广东等多地打工，最终还是选择长住北京。
　　老郑外出打工的主要动力是儿子。“今年儿子已经19岁，再有两年就要结婚，我必须给他置套房子。”置新房娶媳妇是老郑家乡多年不变的传统，也是女方出嫁的首提要求。“前几年自家盖，这两年流行到乡镇或县城去买，少说一套也要20多万。”老郑感觉到压力。
　　回家过春节是老郑向往的，届时孩子从外地回来了，常年在外打工的两个弟弟也能见面了，最主要的是他担心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双亲。听到“春节”二字，健谈的老马沉默了，狠狠地把烧到过滤嘴的香烟扔掉，再从烟盒中抽出一支。
　　近期，老马晚上常常一点多就醒了，瞪着两眼到天亮，睡不着。“我害怕死在外面，没人管。”“现在老了，不得不想想自己的后事了。”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就像一个不断壮大的章鱼紧紧地抓住捆绑着他。他不知道什么时间回去，更不知道回家后如何与他的儿孙相处，或者说回家后儿孙会不会赡养他……
　　城墙根里的穴居族
　　在陕西省榆林市的繁华街市里，有那么一小群人，住在有50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肚子”里，过着没有燃气、暖气和下水管的“穴居”生活。他们盼着有一天，城墙修复能让他们搬出去。
　　李月英家的窑洞，房门向西而开，室内唯一的自然光源在窑洞的尽头——一直打到了城墙东侧的一扇小窗。窑洞不到20平方米，为了支撑上面城墙的重量，中间架着一根木桩子，窑内顶部已经有明显的龟裂。
　　“早些年榆林城里修路拆迁，我们家没处搬，就借这地方打了窑洞，一待就是 40来年。”李月英当年和不少困难群众的无奈之举得到了许可，“后来和建设局还办过手续，但到现在也没有房产证。”孩子们早已搬出去住，她和“掌柜的”仍守在这里，“接了上水管，没接下水管，去年6月下大雨，城墙的黄土都被冲了下来，吓得我们没敢进窑洞。”
　　在驼峰路与翠花路交口处，西侧的东城墙被打出了一道宽八九米的“城豁子”，供人流车流往来城内。沿着“城豁子”內侧的东山路北行，这一侧的城墙夯土已经全部裸露在外，李月英家的窑洞就打在这夯土里。而以东山路为界，东城墙的“肚子”里有100多间窑洞，住着百多户人家。
　　“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可以解释城墙‘穴居族’的存在。”榆林市古城文管所所长张飞荣说，“多年前部分困难群众没有住处，政府能力有限，当时又没有法规约束，选择在城墙里打窑洞，虽属人为破坏，但不能算违法，更何况很大一部分‘穴居族’当时确实办了手续。”
　　近些年，随着榆林卫城成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一份包括古城墙、重要街区、民居等在内的榆林卫城保护规划已制定出来，“春节后将进行专家评审”，张飞荣介绍，但规划中没有涉及城墙“穴居族”的问题，目前东城墙具体保护工作的实施也没有时间表，“保护的实施还是政府行为，但这个问题涉及拆迁安置，比较复杂，不好处理。”
　　面对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张飞荣认为，在积极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要严禁再乱建、改建、新建其他建筑。李月英也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欢迎保护，如果将来要修城墙的话，得让我们先搬出去，希望政府有个合理的补偿款。人又不是雀儿，总要寻个落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