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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面临中日矛盾迅速成为主要矛盾的严峻现实，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的抗日革命实践，制定出一系列抗日方针和策略。政治上，促成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提出了抗日的军事战略、战术；经济上，注重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这些方针和策略为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抗日方针和策略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属性和特征。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更是深深领悟到马克思主义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鲜明特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为指导，充分结合中国具体抗日战争的实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抗日方针和策略，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政治上，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抓住主要矛盾，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抗日战争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矛盾贯彻着事物发展的始终，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面对复杂多变的矛盾，为了推动事物的发展，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类别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①。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逐步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中日矛盾迅速上升。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趋势，指出中国社会“由一般帝国主义的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凸出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②，中日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最本质的东西。在掌握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社会各阶级所持有的抗日态度。针对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毛泽东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深刻认识到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结合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实，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③。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具体分析了这个阶级的处境，认识到这个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同时也看到了这个阶级具有的两面性，指出“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动摇着”④。最终，毛泽东认为他们中间的左翼部分是有抗日的可能性的，其他部分有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变化趋势的分析，以及各阶层阶级强烈的抗日要求，毛泽东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党的基本策略任务。
（二）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上，坚持联合和斗争的统一。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⑤。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虽然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旗帜之下，但是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各异，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两党的摩擦不断。毛泽东认识到这种矛盾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上，主张联合和斗争的统一。毛泽东强调，既不能用联合来否认斗争，又不能用斗争来否认联合。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大旗的指导下，要注重同国民党的联合。共产党在保持思想、政治、组织独立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彼此不挖墙角，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⑥另一方面，要正视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注重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建立，但是国共两党的摩擦仍然不断，针对国民党日益加强的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在内部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外部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大限度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使顽固派不敢向我们八路军进攻。
二、军事上，提出抗日的军事战略和战术
（一）具体分析中日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主张持久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宇宙观，其主要宗旨就是教导我们要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在运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性，从而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决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⑦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各自矛盾的特点，在抗日军事战略上，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以中日两国的国情为基础，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提出了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思想。毛泽东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和分析。
其一，敌强我弱。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日本强大的国力，指出：“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上也是五个著名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⑧同时，毛泽东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方面明显不如敌人。由于日本的综合国力的强大，这就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由于中国在国力方面的不足，这就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其二，敌小我大。毛泽东从两国大小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物力、军力、财力均感困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⑨而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人多、兵多、物博，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源支持长期战争。日本国度的狭小决定了其后备、后续力量的不足，经不起长久的战争消耗。相比较而言，地大物博的中国虽然国力较弱，但是经得起战争的消耗。
其三，敌退步，我进步。毛泽东从战争的正义性方面对双方进行了对比，指出日本侵略战争带有明显的退步性和野蛮性，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这种正义和进步必然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取得胜利。
其四，我多助，敌寡助。从外援来说，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中国能够获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援助。相对而言，“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10}。这样一来，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外援上就获得了更多的帮助。毛泽东基于以上四方面的具体分析，提出了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思想。
（二）突出游击战的重要性，注重战术之间的相互组合和转化。
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要方式，游击战是一种非常实用且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术。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概括提炼出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仍然注重发挥游击战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的巨大作用，突出游击战对战争全局的巨大影响力，指出：“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11}毛泽东把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十六字原则的基础上，归纳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的原则。其一，强调游击战要注重发挥其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针对主动性，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占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的主动权”{12}对于灵活性，毛泽东指出：“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13}同时毛泽东也强调了计划性的重要地位，指出：“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14}其二，抗日游击战要注意同正规战相配合，要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主张游击战要从战略的、战术的、战役的三个层面配合正规战。其三，要注重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突出强调了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15}同时，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根据地的分类、建立的条件，以及其促进其巩固和发展的措施。
在注重游击战争的同时，毛泽东非常灵活地运用了矛盾互相转化、质量互变的原理，注重游击战同其他战术间的相互组合和转化。毛泽东着眼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把正规战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式，同时强调游击战要配合正规战。同时，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毛泽东认为游击战必须向运动战转变，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指出：“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16}
三、经济上，注重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
（一）注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由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不稳固，必然影响上层建筑的稳定。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加上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资极度缺乏，困难时候“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7}。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保障供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毛泽东的倡导并推动下，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发展经济。其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他的带领下，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学校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来，毛泽东要求：“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18}八路军120师359旅开垦南泥湾就是其中的典型。其二，鼓励多种类型的所有制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和公营经济的发展对保障战争供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41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的经济发展方针。提倡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和对外贸易，改变和废除各种垄断的方法，反对公营事业对私营事业的吞并，指出：“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9}其三，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庞大的战争机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开支，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疯狂的扫荡，根据地已经缩小，没必要像过去那样维持着那么庞大的机构。为了进一步精简机构，压缩开支，节约人力物力，在毛泽东倡议和指导下，精兵简政这一政策在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被迅速地贯彻实施，毛泽东亲自为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的原则和方法，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各项支出明显减少，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20}。
（二）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发挥其抗战的积极性。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巨大的革命潜力，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1}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只有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才能调动他们抗日的积极性。1942年，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要给人民以东西。”{22}在当时严峻的抗日形势下，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其实就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其生活水平，这是提高其抗战积极性的前提和基础。 这一时期，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土地方面，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实行这一政策，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促进生产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23}税收财政方面，必须要以增加人民福利为根本原则，减轻人民群众的税负。一方面毛泽东强调税收要取之于民，另一方面要拿税收来促使人民经济增长，使人民从经济增长获得更多收益。财政方面，毛泽东主张“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24}
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我们的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毛泽东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深深领悟到其精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借鉴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真理的基础上，客观、全面、具体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实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探索，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抗日方针和策略，这些方针和策略从根本上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0.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2.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5.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5，
306.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7.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9.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7.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8.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8.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2.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1.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2.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4.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9.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32.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1.
{19}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622.
{20}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629.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1，
480.
{2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63-564.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7.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
关键词：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抗日方针和策略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属性和特征。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更是深深领悟到马克思主义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鲜明特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为指导，充分结合中国具体抗日战争的实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抗日方针和策略，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政治上，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抓住主要矛盾，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抗日战争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矛盾贯彻着事物发展的始终，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面对复杂多变的矛盾，为了推动事物的发展，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类别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①。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逐步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中日矛盾迅速上升。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趋势，指出中国社会“由一般帝国主义的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凸出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②，中日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最本质的东西。在掌握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社会各阶级所持有的抗日态度。针对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毛泽东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深刻认识到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结合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实，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③。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具体分析了这个阶级的处境，认识到这个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同时也看到了这个阶级具有的两面性，指出“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动摇着”④。最终，毛泽东认为他们中间的左翼部分是有抗日的可能性的，其他部分有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变化趋势的分析，以及各阶层阶级强烈的抗日要求，毛泽东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党的基本策略任务。
（二）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上，坚持联合和斗争的统一。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⑤。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虽然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旗帜之下，但是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各异，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两党的摩擦不断。毛泽东认识到这种矛盾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上，主张联合和斗争的统一。毛泽东强调，既不能用联合来否认斗争，又不能用斗争来否认联合。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大旗的指导下，要注重同国民党的联合。共产党在保持思想、政治、组织独立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彼此不挖墙角，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⑥另一方面，要正视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注重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建立，但是国共两党的摩擦仍然不断，针对国民党日益加强的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在内部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外部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大限度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使顽固派不敢向我们八路军进攻。
二、军事上，提出抗日的军事战略和战术
（一）具体分析中日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主张持久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宇宙观，其主要宗旨就是教导我们要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在运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性，从而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决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⑦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各自矛盾的特点，在抗日军事战略上，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以中日两国的国情为基础，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提出了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思想。毛泽东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和分析。
其一，敌强我弱。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日本强大的国力，指出：“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上也是五个著名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⑧同时，毛泽东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方面明显不如敌人。由于日本的综合国力的强大，这就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由于中国在国力方面的不足，这就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其二，敌小我大。毛泽东从两国大小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物力、军力、财力均感困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⑨而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人多、兵多、物博，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源支持长期战争。日本国度的狭小决定了其后备、后续力量的不足，经不起长久的战争消耗。相比较而言，地大物博的中国虽然国力较弱，但是经得起战争的消耗。
其三，敌退步，我进步。毛泽东从战争的正义性方面对双方进行了对比，指出日本侵略战争带有明显的退步性和野蛮性，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这种正义和进步必然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取得胜利。
其四，我多助，敌寡助。从外援来说，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中国能够获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援助。相对而言，“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10}。这样一来，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外援上就获得了更多的帮助。毛泽东基于以上四方面的具体分析，提出了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思想。
（二）突出游击战的重要性，注重战术之间的相互组合和转化。
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要方式，游击战是一种非常实用且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术。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概括提炼出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仍然注重发挥游击战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的巨大作用，突出游击战对战争全局的巨大影响力，指出：“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11}毛泽东把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十六字原则的基础上，归纳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的原则。其一，强调游击战要注重发挥其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针对主动性，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占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的主动权”{12}对于灵活性，毛泽东指出：“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13}同时毛泽东也强调了计划性的重要地位，指出：“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14}其二，抗日游击战要注意同正规战相配合，要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主张游击战要从战略的、战术的、战役的三个层面配合正规战。其三，要注重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突出强调了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15}同时，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根据地的分类、建立的条件，以及其促进其巩固和发展的措施。
在注重游击战争的同时，毛泽东非常灵活地运用了矛盾互相转化、质量互变的原理，注重游击战同其他战术间的相互组合和转化。毛泽东着眼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把正规战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式，同时强调游击战要配合正规战。同时，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毛泽东认为游击战必须向运动战转变，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指出：“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16}
三、经济上，注重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
（一）注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由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不稳固，必然影响上层建筑的稳定。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加上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资极度缺乏，困难时候“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7}。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保障供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毛泽东的倡导并推动下，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发展经济。其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他的带领下，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学校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来，毛泽东要求：“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18}八路军120师359旅开垦南泥湾就是其中的典型。其二，鼓励多种类型的所有制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和公营经济的发展对保障战争供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41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的经济发展方针。提倡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和对外贸易，改变和废除各种垄断的方法，反对公营事业对私营事业的吞并，指出：“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9}其三，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庞大的战争机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开支，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疯狂的扫荡，根据地已经缩小，没必要像过去那样维持着那么庞大的机构。为了进一步精简机构，压缩开支，节约人力物力，在毛泽东倡议和指导下，精兵简政这一政策在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被迅速地贯彻实施，毛泽东亲自为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的原则和方法，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各项支出明显减少，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20}。
（二）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发挥其抗战的积极性。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巨大的革命潜力，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1}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只有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才能调动他们抗日的积极性。1942年，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要给人民以东西。”{22}在当时严峻的抗日形势下，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其实就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其生活水平，这是提高其抗战积极性的前提和基础。 这一时期，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土地方面，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实行这一政策，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促进生产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23}税收财政方面，必须要以增加人民福利为根本原则，减轻人民群众的税负。一方面毛泽东强调税收要取之于民，另一方面要拿税收来促使人民经济增长，使人民从经济增长获得更多收益。财政方面，毛泽东主张“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24}
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我们的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毛泽东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深深领悟到其精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借鉴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真理的基础上，客观、全面、具体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实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探索，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抗日方针和策略，这些方针和策略从根本上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0.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2.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5.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5，
306.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7.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9.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7.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8.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8.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2.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1.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2.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4.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9.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32.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1.
{19}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622.
{20}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629.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1，
480.
{2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63-564.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7.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