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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十年之后，于敏回到公众视野，是因为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评价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亦称赞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国产土专家一号”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上学的时候于敏就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一边学习，一边总结，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作出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些工作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物理学家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他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中国“氢弹之父”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于敏说。
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按照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作出影响更大的成果。在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除了没有去国外学习深造交流有些遗憾，于敏最大的遗憾就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让他备受“折磨”，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是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
于敏是一位好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好老师。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中科院院士胡仁宇说，自己从事科研几十年，遇到了不少老师、同事和朋友。而在这些人当中，于敏是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人之一，是他的良师益友。“这是我一生中有幸碰到的‘机遇’之一。”
1952年秋天，胡仁宇第一次见到于敏，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实习员。此时正处于我国开始核武器理论探索的初期。当时，他们这批新进研究所的大学生，一方面为有幸参加这门新兴热门领域的研究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畏难心理。因为解放前夕的动荡和解放初期各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他们在校的专业基础知识学得不够，更谈不上系统完整、融会贯通。
平常，胡仁宇等年轻人总喜欢找于敏聊天、讨论问题。在他看来，于敏平时讲话不多，但思维敏捷，思考深刻，对一些重大问题总能多方深入思考，往往具有独到的见解。“与他讨论，如沐春风，有时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得益匪浅。”胡仁宇说。
在于敏家客厅的墙上高悬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中国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如今，89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责任编辑 张小华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十年之后，于敏回到公众视野，是因为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评价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亦称赞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国产土专家一号”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上学的时候于敏就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一边学习，一边总结，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作出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些工作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物理学家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他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中国“氢弹之父”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于敏说。
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按照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作出影响更大的成果。在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除了没有去国外学习深造交流有些遗憾，于敏最大的遗憾就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让他备受“折磨”，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是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
于敏是一位好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好老师。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中科院院士胡仁宇说，自己从事科研几十年，遇到了不少老师、同事和朋友。而在这些人当中，于敏是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人之一，是他的良师益友。“这是我一生中有幸碰到的‘机遇’之一。”
1952年秋天，胡仁宇第一次见到于敏，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实习员。此时正处于我国开始核武器理论探索的初期。当时，他们这批新进研究所的大学生，一方面为有幸参加这门新兴热门领域的研究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畏难心理。因为解放前夕的动荡和解放初期各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他们在校的专业基础知识学得不够，更谈不上系统完整、融会贯通。
平常，胡仁宇等年轻人总喜欢找于敏聊天、讨论问题。在他看来，于敏平时讲话不多，但思维敏捷，思考深刻，对一些重大问题总能多方深入思考，往往具有独到的见解。“与他讨论，如沐春风，有时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得益匪浅。”胡仁宇说。
在于敏家客厅的墙上高悬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中国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如今，89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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