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地铁里站着几个疲惫的年轻人。一个小伙子讲着电话：“跟你们说了不是加班，北京错峰下班都这个点！我工作不累，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地铁到站，一大拔人挤上车。小伙子有点慌：“就这样嘛，你们照顾好自己……”一边说，一边抱歉地冲旁边的同事笑，好像生怕他们戳穿。
　　其实，谁会不理解呢？我遇到的大部分年轻“北漂”，都有报喜不报忧的习惯。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再苦再累，只字不提，净捡好听的说。有些人是为了逞强，不愿意让亲人看低了自己;也有一些人觉得，父母离得那么远，自己遇到困难，他们什么忙都帮不上，徒惹一场担心，何苦呢？
　　一个学生告诉我她的一桩经历：她读本科的时候，有一年生了重病，在北京跑了好几家医院，始终自己应付。最后医生跟她商量手术事宜，提到手术失败会有瘫痪的可能，她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觉得还是有义务跟父母汇报一声。“万一出来最坏的结果，一下子扔给他们，我怕他们犯心脏病。”
　　
　　“所以在那之前，一个字都没提过？”我问。
　　“没提。”看病足足有半年，“说了他们肯定着急，要过来看我，可他们就算来了也没什么用，制造紧张气氛。不如等病好了再告诉他们。”
　　“这么重的病，父母照顾一下不好么？”我想不通。
　　她摇摇头：“又不是不能照顾自己，再说还有别的朋友陪着。”
　　她的理由无懈可击：“父母不懂这个病，也没条件帮我在北京找到更好的医生，他们什么忙都帮不上。顶多就是给我钱，可我已经有钱了。”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心态却颇具代表性。我在大学工作的时候，规定学生遇到了重大困难，校方有义务通告监护人。这对于有的学生来说，比挂科、处分、学位不保更让他们痛苦10倍。就像小学生，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一听说要“请家长”，就吓得千方百计求饶。但他们毕竟不是小学生了，有的学生就大声跟我们理论：“告诉他们有什么意义？他们什么都帮不了！”
　　他们说得没错，从理性上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反正帮不上忙，冲父母“报忧”又有何意义？按照这个时代讲求效率的风气，没有“意义”的事自然不必做。但这只是理性层面的考虑，虽然正确，却单薄。人同时也是有情感需要的。情感是非理性层面的存在，倘若完全不理会它的声音，人会孤独。
　　我们遇到难过的事，常常想找人聊聊。这个人未必“有用”，未必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聊聊”这个行为本身，发乎自然，不加思考，不需要那些计较。一个电话拨过去，对方问道：“有什么事？”我们回答：“没事，就想找你聊聊。”吃个饭，喝个茶，逛个街，这些活动有什么非做不可的必要性呢？但情感上我们因此感到踏实。他人的存在，哪怕什么也不做，本身就有分享情感的功能。喜怒哀乐让人们聚到一起，毫无必要地聚到一起，这是一种本能。
　　但是这种本能，在快节奏高密度的现代社会，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我们的问候从“吃了吗”变成“最近在忙什么”，因为我们假定所有人都在忙，都很累。时间变成了最高昂的成本，任何人付出时间，都期待它有点什么“意义”。同城的朋友见面成了奢侈，哪怕请客，人家还不一定舍得时间。“有什么事？”一条短信发来，谁会厚颜无耻地回以“没事，就想找你聊聊”呢？
　　既然时间宝贵，凡事必追究意义，报喜不报忧就只能是现代人无奈的选择。独自漂泊在外的人，尤其熟悉这种理智的孤独、无可言说的空虚。小伙子对父母说“我工作不累”，挂掉电话，恐怕也有点怅然若失。理智会说：“有什么用呢？他们又帮不上忙。”而人的情感，总会留恋那一份热汤热水的温暖。
　　nt-size：8.0000pt; mso-font-kerning：0.0000pt; " >70年代相始终。在这十年里，不仅学英语，还学了法语和日语。他自己说：“从写诗转到学外语，好像是转移一种精神寄托。”“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秋，建华凭着他扎实的外语基础和渊博的文学知识，以同等学力直接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在我认识的学者朋友中，陈建华可说是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学者和有学者风度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