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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精心打造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平台，加大其辐射外溢效应，不断创新合作机制，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互鉴，文中提出了若干思考和建议。笔者认为，文博会应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引领，共商共建共享，倡导不同文化在平等基础上交流互鉴；文博会的议题设置及高端论坛选题应常论常新；应深化文博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应更多地举办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研讨交流活动；应通过文博会促进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媒体的长足发展；应进一步发挥好文博会“民相亲”“心相通”的桥梁作用。同时建议将敦煌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关键词]敦煌文博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交流互鉴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2-0005-04
2016年9月20～21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以下简称“文博会”），以“推动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宗旨，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以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合作为主题，以实现民心相通为目标，取得圆满成功。2017年9月20～21日，第二届文博会又在敦煌如期举行，以“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为主题，同样在文化融通、思想汇通、感情沟通等方面取得圆满成功。敦煌文博会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的国家级文化展示平台，努力建设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首届文博会上通过的《敦煌宣言》，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各国文明对话、文化交流、文脉融通的新共识，标志着“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新机制的建立，将为今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文化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习近平主席在给首届敦煌文博会的贺信中强调，世界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重要论述对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文化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博会上开展了平等互信、丰富多彩的广泛交流，集中展现了丝绸之路古今文化传承和创造成果，生动体现了丝路沿线文明交流交汇、文化多元共生的景观，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多项合作，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互利共赢机制。特别是在“民心相通”中，为沿线不同国家的人们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加深了友谊，为丝绸之路文化的交融搭建了相通之桥，为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推动沿线各国共同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首届、第二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如何乘文博会的东风，加大其辐射外溢效应，进一步创新合作机制，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互鉴，笔者提出如下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敦煌文博会在议题设置及“论、展、演、创、贸、游”等主要构架中，应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引领，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一带一路”上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为 21 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这一理念以共建美好世界为目标，不断增强中外人民的心灵相通，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和认同，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被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文件中。文博会应始终以这一理念为引领，始终坚持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发展大局的办会宗旨，紧贴“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姿态和包容心态，把握各方尤其是沿线各国的共同关注点，尊重各国的话语权，倡导不同文化在平等基础上交流互鉴，让文化背景差异、利益诉求不同的沿线国家，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使文博会真正形成有良好形象和广泛影响、有强大吸引力和可持续潜力的国际文化盛会，真正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本平台。应通过文博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不能对文化价值观进行排序或差别对待。世界上的文化、文明形态多样，各有千秋，谁也不能说谁的文明就先进，谁的文明就落后，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各自的独特之美。既要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承认各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共通性，发掘沿线国家文明的独特之美和时代价值，充实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内涵，诚心实意地汲取沿线国家文化中的优秀内涵，融汇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书写民心相通、文明互鉴、发展成果共享的多彩篇章。应继续秉持“開门办会、开放办会”的理念，汇聚更多丝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各省区的优秀文化资源和文化成果，让参会各方产生良好的存在感、获得感，使敦煌文博会成为沿线各国文化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的“百花园”。
二、敦煌文博会的议题设置及高端论坛选题，应常论常新，以全新的思想定位和机制选择，集中体现时代性、富于创新性，避免与其他地区举办的文化博览会“同质化”
每届文博会议题在其传承、弘扬、创新丝绸之路精神的基本主题确定后，还应设计好每个年度性的会议主题，始终使基本主题与时段性、年度性主题保持内在一致。还应寻找丝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若干热点问题和一些带有普遍性、广受关注的问题深入探讨，谋求破解之道，增进共识。如应进一步重视与沿线国家进行宗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尝试开展宗教与文明对话，充分尊重沿线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现中国在文化与宗教方面的包容性。应寻求与沿线国家一道保护和开发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宗教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又如，教育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培养人文素养、传承人文精神、传递人文情感和锻造人文力量的重要路径。文博会上应进一步关注双向流动的教育交流，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交流互鉴。除继续深入开展文博会上已有的“‘一带一路’高校联盟大学校长论坛”层面的交流外，尚需逐步完善与加强其他层面的教育交流。如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本土化的技能人才，职业技术教育交流与合作势必大有可为。在留学生领域，应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全面实施国家“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 三、深化文博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构建文博会与旅游协同运作的政府主导机制和市场运作模式
旅游业的交流合作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文明互鉴和增进友谊的重要桥梁，而且是人员交往的重要载体。应充分发挥旅游业兼容性高、带动性强的特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项目。应鼓励我国旅游企业与会展企业开展多样性深度合作，跨领域拓展业务。应积极培育、打造会展旅游骨干企业、龙头企业，以此有效地带动和提升一批宾馆酒店、餐饮服务、交通运输、旅游购物等企业的发展水平。应面向海内外广大游客，大大提升敦煌及甘肃全省文化旅游的层次，增强敦煌乃至全省旅游的国际性、民族性、开放性文化内涵，提高沿线国家对敦煌和丝绸之路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唤起共同的记忆，以此推动甘肃及整个丝路沿线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可通过互办旅游年活动，推广对方的旅游产品，介绍对方的旅游产业，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对彼此旅游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认知，增强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感情。据国家旅游局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1.5亿人次中国游客和超过2000亿美元的旅游消费。同时，随着“丝绸之路旅游年”宣传主题的推广，“丝绸之路”旅游品牌效益必将激发“一带一路”游客入境中国旅游的潜力。甘肃地处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无疑也应发展成为令人向往的丝绸之路沿线旅游的“黄金地段”。
四、敦煌文博会应更多地举办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研讨交流活动
应积极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联合申报、保护与管理，以及同源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合保护、研究、人员培训和项目交流，促进与沿线国家在考古研究、文物修复、文物展出、博物馆管理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实施“一带一路”文物保护援助工程，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和世界遗产申报等方面的长效合作机制。同时，应积极鼓励地方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大“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如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该项目路线长度大约8700公里，包括33处遗迹，其中我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总结经验，积极开展多领域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联合保护、研究、申报等方面的合作。同时还应积极谋求世界文化遗产扩展项目。例如据笔者的研究，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玉门关”遗址并非只有敦煌小方盘城一处，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中还有另外两处，即嘉峪关石关峡与瓜州县双塔堡一带。由于受限于“凯恩斯规定”，一个国家一年最多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进入名录，但对于遗产保护的“扩展”无此限定。因而建议嘉峪关市与瓜州县通力合作，进一步做好宣传与保护工作，创造条件，争取尽快通过“玉门关遗产扩展”的方式，将石关峡与双塔堡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样一来嘉峪关市和瓜州县除现有的“万里长城嘉峪关城楼”与“锁阳城”外，又各自多拥有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市、县拥有两项世界文化遗产，这在全国其他市县中是极为罕见的，由此也可为“一带一路”和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以及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增添异样的光彩。
五、通過敦煌文博会平台，促进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媒体的长足发展，大力发展国际文化传媒产业，精心建构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对外话语体系
应在坚持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根基的前提下，紧跟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特点，从做强涉外媒体入手，加强我国媒体对外人文交流的能力建设。国内各种媒体应有意识地建立平等互鉴、包容尊重、命运共同的传播话语体系，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诉求、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如实地传达给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精心建构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对外话语体系是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关键，应积极探讨、打造汇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富有亲和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的话语来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外人民的心灵相通，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和认同。构建反映我国文化特点的话语体系，要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符合中国国情；要与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相对接，要充分尊重和顾及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及风俗文化，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
六、国与国的关系基础是“民心相通”，应进一步发挥好文博会“民相亲”“心相通”的桥梁作用
既应集中全力办好一年一度的文博盛会，又应加强平时的“常流水不断线”；既应突出政府间的对话交流，又应注重深化民间、学界往来，注重发挥民间力量，吸收学界智慧，加强各个层面的合作交流，使文化“走出去、请进来”常态化，润物无声，久久为功。文化交流互鉴的主要目的在于深化与丝路沿线各国民心相通，在相互欣赏、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积极探索官民并举的文化交流模式，鼓励民间力量在人文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充分引领社会各界主动参与到与丝路沿线国家开展多种方式的经常性的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应积极鼓励支持文化企业、学术机构、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主动开展丝路文化学术互访交流、智库间的互动交流、留学生互派、丝路文化遗产共同保护、艺术团体交流互演、中医走出国门等多领域的项目合作，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敦煌文博会应有的资源和优势。还应注意发挥沿线国家华侨华人的文化交流使者作用。据统计，全球 6000 万海外华人中约 60% 居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们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情实现更好对接。
七、建议敦煌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作为国际文博会的永久举办地，客观上要求其有较高的城市等级，以便于其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布局中承担文化交流互鉴的重大使命，也利于其一些国际性活动的组织和开展 无论是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所享有的巨大影响与声誉、其所拥有的灿烂的历史文化资源上，还是从河西走廊西部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布局等方面考虑，敦煌均有条件、有资格也很有必要升格为地级市。一是敦煌在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央直辖的“郡”“州”一级行政建置。史载，早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就将敦煌从酒泉郡中分出单独建郡，西汉全国共有103个郡（国），郡属于中央直辖的一级行政区划。当时之所以将敦煌单独设郡，其主要原因一是敦煌距酒泉太远，不便于管理；二是随着敦煌作为西出西域的前进基地和丝绸之路枢纽地位的提高，需要提升其行政级别而单独设郡。在以后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朝历代大多沿袭了这一行政架构。东汉、三国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仍设敦煌郡，并且于公元400～405年敦煌还被西凉立为都城，北魏又在敦煌郡的基础上设敦煌镇，其管辖范围扩大至酒泉军（今肃州区）、伊吾戍（今哈密市）等地。西魏、北周在敦煌设瓜州，隋代仍设敦煌郡，唐代设沙州，并一度将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晚唐五代宋初在敦煌设立归义军政权，其管辖范围一度奄有整个河西走廊及哈密等地。西夏仍设沙州，并设沙州监军司，属于西夏一级军、政建置。元代设沙州路，属于甘肃行省直辖的一级行政区划。明代嘉靖三年（1524）封闭嘉峪关，敦煌遂成为关外少数民族游牧之地。清雍正年间在敦煌置沙州卫，后改设敦煌县，敦煌遂降格为县级城市。由此可见，从公元前111年西汉建郡起直到清末的大约2021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部分时间均在敦煌设立国家一级行政区域，元代为省级直辖的一级区域。如此设置无疑缘于国家对西北地区经营治理的需要以及历史发展传承的合理性，值得我们今天的行政区划借鉴。
二是敦煌曾是古丝绸路上重要的国际性“都会”之一，拥有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遗迹。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意思是说由于敦煌在开辟西域方面的重大意义，所以才赋予它这样一个具有盛大含义的名字。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敦煌迅速发展成为西出西域无可替代的咽喉枢纽，敦煌也因之遗存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遗迹。今天敦煌一带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达4处之多，即莫高窟、玉门关、悬泉置、瓜州锁阳城，若再加上敦煌汉长城遗址（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敦煌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可达4+1处。这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不仅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莫高窟为世界上仅有的两项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全部六条标准的文化遗存之一。敦煌又是最能代表丝绸之路学术文化、国际瞩目的显学——敦煌学的故里。敦煌真可谓人类文化皇冠上耀眼的明珠，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牌，被誉为“文化圣殿，人类敦煌”。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诚如其言，敦煌为丝绸之路上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交融与创新之地，敦煌文化堪称为丝绸之路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正因为如此，很有必要提升敦煌的城市级别，以与其所拥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灿烂的文化禀赋相适应。
三是敦煌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布局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担负着重大使命。敦煌不仅是万余公里丝绸之路上文化积淀最丰厚、最能代表丝绸之路精神与文化精髓的城市，而且敦煌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历久弥新，它所体现的国际性、包容性、开放性、亲和性和跨时空的创新力，是唤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记忆、联络沿线国家人民情感、加强我国与沿线各国人民文明对话、扩大文化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和平台，是增进沿线国家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提高中国文化感召力、加强中国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因而敦煌被确定为文博会的永久性会址，每年举办一届。敦煌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布局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担负着重大使命，作为国家级的国际文化交流大平台，这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显然其行政级别过低，因而亟待提升其城市等级，将敦煌升格为地级市。
四是敦煌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担负着重大使命。2013年1月，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化传承创新区，其中作为“核心”所系的敦煌，擔负着引领、带动整个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建设、发展的重任，同时也扮演着整个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龙头”的重要角色，重任所系，因而很有必要提升敦煌的城市等级。2014年3月，甘肃省又出台了《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发展规划纲要》，努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性城市，争做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排头兵，构建国家文化向西开发的战略平台，实现敦煌文化的现代复兴。欲实现上述创建目标，使敦煌发挥更大影响力和引领带动作用，无疑需要提升其城市级别。
五是甘肃省西部城市与行政区划科学布局的需要。现代行政区划理论认为，行政区域应管理方便、节约成本，高效运转、布局合理。现行酒泉市的行政区划是甘肃省地级、县级行政管理成本中最高的地区，其中不科学、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是其最重要原因。酒泉市现辖2个县级市（玉门、敦煌）、1个县级区（肃州区）和4个县（金塔、瓜州、肃北、阿克塞），全市国土面积广达16.8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1.54万人。在全市7个县市中，除玉门市和金塔县距离市政府所在地距离在150公里以内外，其余几个县市距离肃州区都颇为遥远，敦煌市城距肃州区远达420公里，瓜州县城距肃州区300公里，而肃北、阿克塞县城距肃州区均接近500公里，如此一来酒泉市县的行政运行管理成本很高。而瓜州县城距敦煌市的距离不超过120公里，肃北、阿克塞两县距敦煌市的距离均约80公里左右。若敦煌升格为地级市，将瓜州、肃北、阿克塞3县划入，不仅可大大节约运行管理成本，而且给予敦煌经济、文化的发展强有力的支撑，大大加强这四个县市间的联系，有利于做大做强敦煌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及国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而且从历史上看，自西汉建郡伊始敦煌郡所辖敦煌、冥安、渊泉、效谷、龙勒、广至6县，其范围就相当于今敦煌、瓜州、肃北、阿克塞4县市地域，以后各代也大体上维持了这一区划，亦即传统的“瓜沙”地区，这也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六是敦煌为甘、新、青三省区以及西藏、内蒙古西部重要的节点城市，有必要提升其城市级别，使其发挥更大的辐射带动功能。敦煌位处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及内蒙古西部的交汇处，在历史上其影响力就一直辐射到这些地区。远的暂且不论（如东汉时“护西域副校尉”就设在敦煌，以“西抚诸国，总护南北道”），就拿建国以后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石油工业部运输公司（正地级建制）就设在敦煌，以沟通克拉玛依、玉门、青海冷胡等地所产原油的运输。直到今天，青海石油管理局的生活基地仍然设在敦煌七里镇，人口超过5万。又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敦煌又是进藏物质的主要集散地。50年代末兰新铁路通车后，内地大批进藏物质先由铁路运至柳园车站（一度改名为敦煌车站），然后再用汽车经由敦煌而运送到格尔木、拉萨等地，同时，敦煌又是青海西部和西藏重要的蔬菜、瓜果等食品的供应基地。今天在西部大开发持续推进和“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新时期，敦煌必将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因而很有必要提升其城市等级。
基于上述理由，建议甘肃省向国务院申请，将敦煌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同时调整现行酒泉市的行政区划，将敦煌、瓜州、肃北、阿克塞4市县划归新的敦煌市管辖，将目前的敦煌市改名为沙州区。新的酒泉市辖肃州区、玉门市、金塔县三市县区，以后还可考虑嘉峪关市与酒泉市的合并。
[关键词]敦煌文博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交流互鉴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2-0005-04
2016年9月20～21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以下简称“文博会”），以“推动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宗旨，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以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合作为主题，以实现民心相通为目标，取得圆满成功。2017年9月20～21日，第二届文博会又在敦煌如期举行，以“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为主题，同样在文化融通、思想汇通、感情沟通等方面取得圆满成功。敦煌文博会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的国家级文化展示平台，努力建设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首届文博会上通过的《敦煌宣言》，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各国文明对话、文化交流、文脉融通的新共识，标志着“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新机制的建立，将为今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文化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习近平主席在给首届敦煌文博会的贺信中强调，世界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重要论述对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文化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博会上开展了平等互信、丰富多彩的广泛交流，集中展现了丝绸之路古今文化传承和创造成果，生动体现了丝路沿线文明交流交汇、文化多元共生的景观，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多项合作，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互利共赢机制。特别是在“民心相通”中，为沿线不同国家的人们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加深了友谊，为丝绸之路文化的交融搭建了相通之桥，为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推动沿线各国共同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首届、第二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如何乘文博会的东风，加大其辐射外溢效应，进一步创新合作机制，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互鉴，笔者提出如下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敦煌文博会在议题设置及“论、展、演、创、贸、游”等主要构架中，应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引领，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一带一路”上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为 21 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这一理念以共建美好世界为目标，不断增强中外人民的心灵相通，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和认同，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被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文件中。文博会应始终以这一理念为引领，始终坚持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发展大局的办会宗旨，紧贴“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姿态和包容心态，把握各方尤其是沿线各国的共同关注点，尊重各国的话语权，倡导不同文化在平等基础上交流互鉴，让文化背景差异、利益诉求不同的沿线国家，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使文博会真正形成有良好形象和广泛影响、有强大吸引力和可持续潜力的国际文化盛会，真正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本平台。应通过文博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不能对文化价值观进行排序或差别对待。世界上的文化、文明形态多样，各有千秋，谁也不能说谁的文明就先进，谁的文明就落后，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各自的独特之美。既要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承认各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共通性，发掘沿线国家文明的独特之美和时代价值，充实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内涵，诚心实意地汲取沿线国家文化中的优秀内涵，融汇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书写民心相通、文明互鉴、发展成果共享的多彩篇章。应继续秉持“開门办会、开放办会”的理念，汇聚更多丝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各省区的优秀文化资源和文化成果，让参会各方产生良好的存在感、获得感，使敦煌文博会成为沿线各国文化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的“百花园”。
二、敦煌文博会的议题设置及高端论坛选题，应常论常新，以全新的思想定位和机制选择，集中体现时代性、富于创新性，避免与其他地区举办的文化博览会“同质化”
每届文博会议题在其传承、弘扬、创新丝绸之路精神的基本主题确定后，还应设计好每个年度性的会议主题，始终使基本主题与时段性、年度性主题保持内在一致。还应寻找丝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若干热点问题和一些带有普遍性、广受关注的问题深入探讨，谋求破解之道，增进共识。如应进一步重视与沿线国家进行宗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尝试开展宗教与文明对话，充分尊重沿线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现中国在文化与宗教方面的包容性。应寻求与沿线国家一道保护和开发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宗教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又如，教育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培养人文素养、传承人文精神、传递人文情感和锻造人文力量的重要路径。文博会上应进一步关注双向流动的教育交流，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交流互鉴。除继续深入开展文博会上已有的“‘一带一路’高校联盟大学校长论坛”层面的交流外，尚需逐步完善与加强其他层面的教育交流。如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本土化的技能人才，职业技术教育交流与合作势必大有可为。在留学生领域，应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全面实施国家“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 三、深化文博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构建文博会与旅游协同运作的政府主导机制和市场运作模式
旅游业的交流合作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文明互鉴和增进友谊的重要桥梁，而且是人员交往的重要载体。应充分发挥旅游业兼容性高、带动性强的特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项目。应鼓励我国旅游企业与会展企业开展多样性深度合作，跨领域拓展业务。应积极培育、打造会展旅游骨干企业、龙头企业，以此有效地带动和提升一批宾馆酒店、餐饮服务、交通运输、旅游购物等企业的发展水平。应面向海内外广大游客，大大提升敦煌及甘肃全省文化旅游的层次，增强敦煌乃至全省旅游的国际性、民族性、开放性文化内涵，提高沿线国家对敦煌和丝绸之路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唤起共同的记忆，以此推动甘肃及整个丝路沿线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可通过互办旅游年活动，推广对方的旅游产品，介绍对方的旅游产业，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对彼此旅游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认知，增强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感情。据国家旅游局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1.5亿人次中国游客和超过2000亿美元的旅游消费。同时，随着“丝绸之路旅游年”宣传主题的推广，“丝绸之路”旅游品牌效益必将激发“一带一路”游客入境中国旅游的潜力。甘肃地处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无疑也应发展成为令人向往的丝绸之路沿线旅游的“黄金地段”。
四、敦煌文博会应更多地举办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研讨交流活动
应积极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联合申报、保护与管理，以及同源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合保护、研究、人员培训和项目交流，促进与沿线国家在考古研究、文物修复、文物展出、博物馆管理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实施“一带一路”文物保护援助工程，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和世界遗产申报等方面的长效合作机制。同时，应积极鼓励地方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大“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如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该项目路线长度大约8700公里，包括33处遗迹，其中我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总结经验，积极开展多领域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联合保护、研究、申报等方面的合作。同时还应积极谋求世界文化遗产扩展项目。例如据笔者的研究，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玉门关”遗址并非只有敦煌小方盘城一处，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中还有另外两处，即嘉峪关石关峡与瓜州县双塔堡一带。由于受限于“凯恩斯规定”，一个国家一年最多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进入名录，但对于遗产保护的“扩展”无此限定。因而建议嘉峪关市与瓜州县通力合作，进一步做好宣传与保护工作，创造条件，争取尽快通过“玉门关遗产扩展”的方式，将石关峡与双塔堡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样一来嘉峪关市和瓜州县除现有的“万里长城嘉峪关城楼”与“锁阳城”外，又各自多拥有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市、县拥有两项世界文化遗产，这在全国其他市县中是极为罕见的，由此也可为“一带一路”和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以及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增添异样的光彩。
五、通過敦煌文博会平台，促进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媒体的长足发展，大力发展国际文化传媒产业，精心建构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对外话语体系
应在坚持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根基的前提下，紧跟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特点，从做强涉外媒体入手，加强我国媒体对外人文交流的能力建设。国内各种媒体应有意识地建立平等互鉴、包容尊重、命运共同的传播话语体系，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诉求、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如实地传达给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精心建构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对外话语体系是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关键，应积极探讨、打造汇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富有亲和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的话语来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外人民的心灵相通，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和认同。构建反映我国文化特点的话语体系，要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符合中国国情；要与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相对接，要充分尊重和顾及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及风俗文化，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
六、国与国的关系基础是“民心相通”，应进一步发挥好文博会“民相亲”“心相通”的桥梁作用
既应集中全力办好一年一度的文博盛会，又应加强平时的“常流水不断线”；既应突出政府间的对话交流，又应注重深化民间、学界往来，注重发挥民间力量，吸收学界智慧，加强各个层面的合作交流，使文化“走出去、请进来”常态化，润物无声，久久为功。文化交流互鉴的主要目的在于深化与丝路沿线各国民心相通，在相互欣赏、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积极探索官民并举的文化交流模式，鼓励民间力量在人文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充分引领社会各界主动参与到与丝路沿线国家开展多种方式的经常性的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应积极鼓励支持文化企业、学术机构、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主动开展丝路文化学术互访交流、智库间的互动交流、留学生互派、丝路文化遗产共同保护、艺术团体交流互演、中医走出国门等多领域的项目合作，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敦煌文博会应有的资源和优势。还应注意发挥沿线国家华侨华人的文化交流使者作用。据统计，全球 6000 万海外华人中约 60% 居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们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情实现更好对接。
七、建议敦煌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作为国际文博会的永久举办地，客观上要求其有较高的城市等级，以便于其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布局中承担文化交流互鉴的重大使命，也利于其一些国际性活动的组织和开展 无论是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所享有的巨大影响与声誉、其所拥有的灿烂的历史文化资源上，还是从河西走廊西部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布局等方面考虑，敦煌均有条件、有资格也很有必要升格为地级市。一是敦煌在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央直辖的“郡”“州”一级行政建置。史载，早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就将敦煌从酒泉郡中分出单独建郡，西汉全国共有103个郡（国），郡属于中央直辖的一级行政区划。当时之所以将敦煌单独设郡，其主要原因一是敦煌距酒泉太远，不便于管理；二是随着敦煌作为西出西域的前进基地和丝绸之路枢纽地位的提高，需要提升其行政级别而单独设郡。在以后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朝历代大多沿袭了这一行政架构。东汉、三国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仍设敦煌郡，并且于公元400～405年敦煌还被西凉立为都城，北魏又在敦煌郡的基础上设敦煌镇，其管辖范围扩大至酒泉军（今肃州区）、伊吾戍（今哈密市）等地。西魏、北周在敦煌设瓜州，隋代仍设敦煌郡，唐代设沙州，并一度将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晚唐五代宋初在敦煌设立归义军政权，其管辖范围一度奄有整个河西走廊及哈密等地。西夏仍设沙州，并设沙州监军司，属于西夏一级军、政建置。元代设沙州路，属于甘肃行省直辖的一级行政区划。明代嘉靖三年（1524）封闭嘉峪关，敦煌遂成为关外少数民族游牧之地。清雍正年间在敦煌置沙州卫，后改设敦煌县，敦煌遂降格为县级城市。由此可见，从公元前111年西汉建郡起直到清末的大约2021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部分时间均在敦煌设立国家一级行政区域，元代为省级直辖的一级区域。如此设置无疑缘于国家对西北地区经营治理的需要以及历史发展传承的合理性，值得我们今天的行政区划借鉴。
二是敦煌曾是古丝绸路上重要的国际性“都会”之一，拥有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遗迹。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意思是说由于敦煌在开辟西域方面的重大意义，所以才赋予它这样一个具有盛大含义的名字。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敦煌迅速发展成为西出西域无可替代的咽喉枢纽，敦煌也因之遗存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遗迹。今天敦煌一带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达4处之多，即莫高窟、玉门关、悬泉置、瓜州锁阳城，若再加上敦煌汉长城遗址（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敦煌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可达4+1处。这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不仅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莫高窟为世界上仅有的两项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全部六条标准的文化遗存之一。敦煌又是最能代表丝绸之路学术文化、国际瞩目的显学——敦煌学的故里。敦煌真可谓人类文化皇冠上耀眼的明珠，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牌，被誉为“文化圣殿，人类敦煌”。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诚如其言，敦煌为丝绸之路上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交融与创新之地，敦煌文化堪称为丝绸之路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正因为如此，很有必要提升敦煌的城市级别，以与其所拥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灿烂的文化禀赋相适应。
三是敦煌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布局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担负着重大使命。敦煌不仅是万余公里丝绸之路上文化积淀最丰厚、最能代表丝绸之路精神与文化精髓的城市，而且敦煌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历久弥新，它所体现的国际性、包容性、开放性、亲和性和跨时空的创新力，是唤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记忆、联络沿线国家人民情感、加强我国与沿线各国人民文明对话、扩大文化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和平台，是增进沿线国家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提高中国文化感召力、加强中国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因而敦煌被确定为文博会的永久性会址，每年举办一届。敦煌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布局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担负着重大使命，作为国家级的国际文化交流大平台，这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显然其行政级别过低，因而亟待提升其城市等级，将敦煌升格为地级市。
四是敦煌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担负着重大使命。2013年1月，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化传承创新区，其中作为“核心”所系的敦煌，擔负着引领、带动整个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建设、发展的重任，同时也扮演着整个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龙头”的重要角色，重任所系，因而很有必要提升敦煌的城市等级。2014年3月，甘肃省又出台了《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发展规划纲要》，努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性城市，争做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排头兵，构建国家文化向西开发的战略平台，实现敦煌文化的现代复兴。欲实现上述创建目标，使敦煌发挥更大影响力和引领带动作用，无疑需要提升其城市级别。
五是甘肃省西部城市与行政区划科学布局的需要。现代行政区划理论认为，行政区域应管理方便、节约成本，高效运转、布局合理。现行酒泉市的行政区划是甘肃省地级、县级行政管理成本中最高的地区，其中不科学、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是其最重要原因。酒泉市现辖2个县级市（玉门、敦煌）、1个县级区（肃州区）和4个县（金塔、瓜州、肃北、阿克塞），全市国土面积广达16.8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1.54万人。在全市7个县市中，除玉门市和金塔县距离市政府所在地距离在150公里以内外，其余几个县市距离肃州区都颇为遥远，敦煌市城距肃州区远达420公里，瓜州县城距肃州区300公里，而肃北、阿克塞县城距肃州区均接近500公里，如此一来酒泉市县的行政运行管理成本很高。而瓜州县城距敦煌市的距离不超过120公里，肃北、阿克塞两县距敦煌市的距离均约80公里左右。若敦煌升格为地级市，将瓜州、肃北、阿克塞3县划入，不仅可大大节约运行管理成本，而且给予敦煌经济、文化的发展强有力的支撑，大大加强这四个县市间的联系，有利于做大做强敦煌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及国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而且从历史上看，自西汉建郡伊始敦煌郡所辖敦煌、冥安、渊泉、效谷、龙勒、广至6县，其范围就相当于今敦煌、瓜州、肃北、阿克塞4县市地域，以后各代也大体上维持了这一区划，亦即传统的“瓜沙”地区，这也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六是敦煌为甘、新、青三省区以及西藏、内蒙古西部重要的节点城市，有必要提升其城市级别，使其发挥更大的辐射带动功能。敦煌位处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及内蒙古西部的交汇处，在历史上其影响力就一直辐射到这些地区。远的暂且不论（如东汉时“护西域副校尉”就设在敦煌，以“西抚诸国，总护南北道”），就拿建国以后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石油工业部运输公司（正地级建制）就设在敦煌，以沟通克拉玛依、玉门、青海冷胡等地所产原油的运输。直到今天，青海石油管理局的生活基地仍然设在敦煌七里镇，人口超过5万。又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敦煌又是进藏物质的主要集散地。50年代末兰新铁路通车后，内地大批进藏物质先由铁路运至柳园车站（一度改名为敦煌车站），然后再用汽车经由敦煌而运送到格尔木、拉萨等地，同时，敦煌又是青海西部和西藏重要的蔬菜、瓜果等食品的供应基地。今天在西部大开发持续推进和“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新时期，敦煌必将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因而很有必要提升其城市等级。
基于上述理由，建议甘肃省向国务院申请，将敦煌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同时调整现行酒泉市的行政区划，将敦煌、瓜州、肃北、阿克塞4市县划归新的敦煌市管辖，将目前的敦煌市改名为沙州区。新的酒泉市辖肃州区、玉门市、金塔县三市县区，以后还可考虑嘉峪关市与酒泉市的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