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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雇工的活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也为雇工大有作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举凡城镇的生产、商业、生活服务和文化教育等各个行业，都有雇工身影的存在，并且较诸前代呈现出了许多新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城镇雇工，生产领域，商业领域，生活服务领域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0-0037-05
宋代社会经济斩关夺隘，一路凯歌，势不可挡，亮点迭见，在中国封建社会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的扩大，而且反映在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经济结构、财税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为宋代雇工的活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也为宋代雇工大有作为提供了广阔舞台。于是，宋代雇工便以罕见的规模在各个领域活跃开来。本文立足宋代城镇的生产、商业、生活服务和文化教育四大行业，着力探讨这些行业雇工的形态及其有关问题。
一、生产领域
宋代城镇手工业高度发达，其门类之多、分工之细、工艺之精、产量之高均非前代可比，仅《梦粱录》中就列举了杭州22个手工业门类。不独如此，而且宋代还形成了许多具有浓郁手工业特色的专业化市镇：如专长陶瓷生产的饶州景德镇、徐州白土镇；矿冶生产的筠州清溪市；食盐生产的陵州赖镬镇；茶叶生产的彭州蒲村镇；制糖业发达的遂州凤台镇台。
1.矿冶业
矿冶业是宋代获得长足发展的手工业门类，政府采取了诸多有利矿冶业发展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矿冶业的发展。当时从事矿冶业生产的人称冶户、坑户、炉户，其中个别冶户所经营的冶铁、冶铜业规模相当可观，雇有大量工匠，如舒州冶铁主汪革属下工匠多至五百余人，信州铅山冶铜的坑户“常募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徐州冶铁业，“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
2.制瓷业
制瓷业是中国一项发达的传统手工业门类，至宋始大放异彩，步入黄金时期。期间，官、私瓷业竞相发展，制瓷工艺先进，产品各具特色，畅销海内外。
谈及宋代制瓷业，影响最大，声望最著，产品最精的首推饶州景德镇。景德镇产瓷，由来已久，入宋方迎来鼎盛时代，“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藉此饮食”。可见，该地制瓷业的兴盛及所雇“工匠人夫”之多。元人说：“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生产过程“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景德镇瓷业的规模大，产品精美，陶匠在生产过程中实行分工协作。徐州白土镇产瓷也驰名于世，“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人”，表明窑主均雇有一定数量的陶匠。
3.制盐业
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品。宋代专事制盐的人叫盐户、灶户、井户，其规模和资产不一。规模大、资产雄厚的盐户雇有不少工匠，例如四川井研县一带井户，“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每一家须没(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该则材料至少给我们透露了如下信息：(一)井户中的“豪者”规模可观，有盐井十多个，雇工四五十人；(二)工匠来自他乡的“浮浪无根著”者，即脱离土地的自由人，且辄“扇诱”、“哗噪”，具有一定的叛逆精神；(三)井户与工匠间构成了以“工直”为纽带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从而昭示宋代制盐业领域生产关系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
4.粮食加工业
宋代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人口急剧增加，如开封“人烟浩穰，添数十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杭州“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宋代城市的所有问题几乎都由此发轫或与此有关。首先是来自衣、食、住、行方面的巨大压力。单以食而论，“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南宋末年周密则具体推算到：“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不言而喻，供应城市居民吃饭的粮食加工业蓬勃兴起，催生了一批专门从事粮食加工的“磨户”。磨户的规模不一，多集粮食加工与面粉销售于一身。时人董国庆，其妾精明能干，“罄家所有，买磨驴七八头，麦数十斛，每得面，自骑驴入城鬻之，至晚负钱以归”。开封许大郎“增磨坊三处，买驴三四十头，市麦于外邑，贪多务得，无时少缓”，该材料虽未透漏许氏雇有人夫，但从其规模及购麦、磨面、销售和牲口喂养诸环节综合来看，至少得雇用10～20人，否则是没法运转开的。
5.屠宰业
宋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也刺激了屠宰业的发展。此前那种一家一户零星的生猪养殖及屠宰显然不能满足市民的食肉需要。于是专门从事生猪养殖和屠宰的专业户迅速崛起，进而推动了养殖业和屠宰业的发展。
城市人口的剧增，导致市场对生肉的需求量猛增。开封南薰门，“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开封市生肉需求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杭州肉铺“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屠宰业随之发达起来，“(余干)屠宰者甚众，王生擅其利数世”，临安“修义坊，名日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一般而言，屠宰兼营卖肉，一身二任，“街坊肉铺，各自作坊，屠宰货卖矣”。“临安宰豕者，但一大屠为之长，每五鼓击杀于作坊，须割裂既竞，然后众屠儿分挈以去”。这表明屠户有专门屠宰的“作坊”，雇有不少专事宰杀与卖肉的“大屠”和“众屠儿”，且彼此间分工明确。开封“每日交五更……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足见这些屠户规模之大，所雇人夫定不会太少。
6.印刷业
宋代手工业发展显著特点之一，是此前处于家庭副业地位的手工加工变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或呈现出明显的独立化倾向，例如印刷业。宋代官、私印刷业都颇发达，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开封、杭州、成都、建阳四大印刷业中心。其中，私人经营的印刷作坊称书肆、书铺、书坊。私人书铺印书，大致有雕版、印刷、裱褙、装潢四道工序，相应的工匠有刻字匠、印刷匠、裱褙匠、装潢匠，且都需具备专门的工艺技巧，呈现出明显的分工协作的特点。于是，雇工从事雕版、印刷、裱褙、装潢等印书业务。成为私人书铺所必需的。例如，穆修曾于开封经营书铺，“募工镂板”雕印《柳宗元集》，杭州尹家书肆也“雇工镂板”多种文史典籍。从书铺出于赢利目的和传世的宋代文献之多，可知当时私营印刷业 的规模和所雇工匠人数都很可观。
上述均为宋代城镇发展比较充分、使用雇工比例较大或学界关注不够的几个手工业部门，其他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商业领域
商业发展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农业、手工业的发达则是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否则，商业的发展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宋代农业、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长途贩卖
跨州逾郡，懋迁有无的长途贩卖，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在中国早已有之，西汉杰出史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浓墨重彩、淋漓尽致的记述。降及宋朝，这一古老的商业活动更是获得了充分发展。商人们不仅来回穿梭于国内各地，甚至不惜性命出入于各敌对政权之间，不惧波涛巨浪贩舟海外。所谓“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因此，商人雇工操舟、驾车及装卸、护运物品等便成必然之事。例如“某州商人王兰，以贾贩起家，积资颇厚”，常有“亲仆”相随，登州行商宗立本“与妻贩缣帛抵潍州，宿一古庙，数仆击柝持杖守卫”，鄱阳民黄一，“受佣于盐商，为操舟往淮南”，徽州婺源民张四“以负担为业……受佣出十里外”，饶州浮梁人程发，“为人佣力，屡往江浙”，荆门人邹氏“常为人佣，跋涉远道”，乐平人陈五“受他人佣雇……负担远适”。泉州杨氏“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此处虽未明示杨氏雇人襄助，但雇人是肯定无疑的。且不说如驾舟、装卸、看守货物等需要人来做，仅从要抵御横行海上的海寇看，无人襄助也是断不可行的。“方客者，婺源人，为盐商，至芜湖遇盗。先缚其仆，以刃剚腹投江中”。“临安洪起畏，前宋为浙西宪，获到海寇14人”。所以，满载瓷器驶往海外的“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其中多数人当属海商所雇从事操舟、装卸及护运物品的雇工。
2.街市店铺
街市铺席买卖也是一种古老的商业活动。宋代城市正处在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的功能、风貌、布局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市政治气息渐趋淡化，而经济、文化色彩与日俱浓，作为一国一地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职能日渐突出。开封商业街，“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而杭州“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甚至“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浓郁的商业氛围跃然纸上。在经营店铺的商人中，其中“屋宇雄壮，门面广阔”的资本雄厚者，就显然非自个及家庭成员所能应付，雇工是必然的。
三、生活服务领域
随着宋代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人口的急剧增加，生活服务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范围不断拓宽，层次不断提升。宋人依据“家赀”多寡将城镇居民划分成坊郭十等户，不管其“家赀”多寡，户等高低，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需要生活服务，不同的只是服务的内容、要求上的差异。兹按家庭内部、饮食服务、生活服务三个层面分述于下。
1.家庭内部
役使奴婢从事侍老养小、缝补洗浆、洒扫清除、门户守卫等家内杂务劳动的做法，为古代上流社会之通例。其中役使者称主，被役使者男性称奴或仆，女性称婢。这一现象从古代到近代相沿未变。纵观中国奴婢发展历史可知，宋代正处在由奴隶制向雇佣制转变的重要时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身份不同，此前奴婢的原始身份为罪犯或奴婢后代，而宋代则俱出“良家”；二是来源渠道不同，此前主要靠籍没罪犯，掠卖获得，而宋代则通过牙人来雇佣，“南城邓礼生子，雇田仆妻高氏为乳母”；三是有服役期限，此前奴婢属于终身乃至世袭，而宋代有固定期限；四是主人不许私自惩处奴婢，此前主人可随意惩处以至虐杀奴婢，宋代则“依法治之”；五是主奴关系的变化，此前主人与奴婢间为不打折扣的主仆关系，而宋代则代之以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由主人、奴婢及牙人当面议定有关雇佣期限、待遇等事宜。被雇期内为主、仆名分，期满则不复存在。种种迹象表明，宋代家内雇工地位是很高的，“晏元献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数十年，一家颇加礼，既死，犹以时节祭之”。《夷坚志》中记载了主人纳女婢为妾和不少主仆互敬如宾或危难时刻仆人舍身救主的感人故事，或主人子弟对仆人“事之如诸父”。
2.饮食服务业
衣、食、住、行，乃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可一日或缺。以食而论，宋代城市人口剧增，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饮食市场的繁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典籍连篇累牍地描绘了当时城市饮食业兴旺的景象，至有使人有不胜其烦之感。其中，既有巍峨壮丽如开封矾楼、杭州任店一类大型酒楼，“彩楼相对，绣旗相招，掩翳天日”；也有遍及市内大街小巷、星罗棋布、鳞次栉比的面街茶肆食店；更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摊小吃，从而构成了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以下着重介绍酒楼、茶肆中的雇工情况。
酒楼宋代文献中有关酒楼的称谓尚有酒垆、酒肆、酒店等多种。开封有一定档次、规模酒楼的所谓“正店”有72户，其中声名较著者有矾楼、杨楼、会仙楼，尤以“三层相高，五楼相向”的矾楼为最，杭州名著者有康家、沈家等。这些酒楼雄踞一方，既有同于今日酒店，专事酒食的加工与买卖，又有不同于今日酒店之处。大致说来，宋代酒楼是由酒的酿造与销售、饭菜的蒸烹与买卖四种业务组成，其中每种业务都需要雇工，四者相加数量一定不少。如名冠汴京的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其派头、气势十足，俨然汴京一景，作为“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宋仁宗时该楼每年造酒所需酒曲就达50000斤，所造之酒可供3000个角店零售，可见其酒的产销量之大。矾楼雇工多少，史载缺失，不过从其“饮徒常千余人”的接待规模及酒的巨额产量看，再联系东京某些饼店雇佣50多人的事实，估计至少需200～300人。这些雇工的情况大致是：(一)雇工称谓有博士、铛头、行菜、过买、师公、大伯等多种；(二)雇工来源渠道是通过行老中介环节来“引领”；(三)雇工职责包括菜食加工、菜谱传唤、端盘上菜、清洗洒扫、顾客迎送等；(四)雇工业务技艺精湛，例如端盘时，可做到“左手权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无妨，过卖、铛头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五)雇工与店主间构成了以“工价”为纽带的雇佣被雇佣的关系；(六)雇工地位较低，服务时一旦出现“差错”，“座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气势恢宏的酒楼雇有大量人手，自在情理之中，而东京张家、郑家饼店“每家有五十余炉”，至少得雇50多人，方能运转开来，就不能不叫人惊诧了。
茶肆宋世饮茶之风极盛，“君子小人靡不嗜也”，直接推动了茶叶种植与加工业发展。于是，城镇中专为人们提供饮茶休闲场所的茶肆便应势而 生。茶肆当时又称茶坊，与酒楼、食店交织一起，数量颇多。如同酒楼有上、中、下之分，茶肆亦有大、中、小之别，规模较大者均雇有人手，“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于观风桥下”，所雇崔三“月得雇值不过千钱”。从史料记载看，宋代茶肆尚有一些鲜明特色：一是环境幽雅，温馨可人，杭州茶肆内“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以使人能“消遣久待”；二是不单卖茶水，且兼卖其他饮料，“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鼓汤，暑天兼卖梅花酒”：三是功能多样，除了作为饮茶去处，大致还有作为“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娼妓弟兄打聚”、“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的场所等多种功能；四是茶肆主与雇工构成了以“工值”为纽带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3.生活服务
社会生活服务的领域十分宽泛，服务的种类、对象极其博杂，关乎每一个人，涉及千家万户。既有如上述固定、集中、经常性的家政服务、饮食行业中的服务形式，更多的则是零散、临时、琐细而具体的一些服务方式，诸如“锢路钉铰、修补锅铫、箍桶、修鞋、修幞斗帽子……接梳儿、染红绿牙梳、穿结珠子、修洗鹿胎冠子、修磨刀剪、磨镜……扫街盘垃圾……修扇子、打镴器、修灶”，“打水”“淘井”，“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出路……游学”的途中侍奉，“搬运物品”等等，都可能需要雇工来完成。宋代在这些方面的服务是很发达的。除了搬运的脚夫有“甲头管领”，承担“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等，“在途服役”的脚夫有“出陆行老”管领，雇佣时需履行一定手续，其他方面的服务，要么“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要么清早便聚立“桥市街巷口”，雇时“随手即就。更有“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举办筵席则“以钱倩”人承办，这些人“只直惯熟，不致失礼节，省主者之劳也”。可见，宋时城镇社会生活服务业之发达。通观这类雇工，也有诸多特征：一是服务方式随机、具体、琐细；二是服务项目多样，服务对象众多博杂；三是身份较为自由；四是除个别在雇佣时要通过行老、甲头履行一定手续，大多由雇方和雇工双方协商面议，“随手即就”。
四、文化教育领域
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究其原因，固有很多，但政府、民间重视教育，教育的普及发达是很重要的一点，形成了一个由官方、民间、京师、州县、城镇、乡村、基础、专科、高、中、低等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学校组成的立体化的教育体系。此风所致，出现了官僚、豪强、望族等上流社会人士竞相延聘文人书生充当馆客、门客、塾师为其子弟传道授学的情况。
史载扬州人仲简“以贫佣书(杨)大年门下"，鄱阳民刘十二，“居槐花巷东，以佣书自给”，平江人林氏招黄生作塾师，黄生“巧逢迎，胁肩谄笑，能得主人欢心……束修之外，遇有干求，亦应之不靳”。浦城人赵氏“欲以月钱三十千”雇瓯宁人范氏做馆客，临安有郡太守拟“以百千招一习书者充馆客”。正像经典作家所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的和令人敬晨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最后，我们在讨论宋代城镇雇工时，还不能轻易遗漏官府在城镇某些领域中雇工的情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官府与雇工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货币为纽带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较诸私人雇工只是性质上的差异。在此谨扼要述之。事实上，官府在修桥补路、转运物资、土木兴造、印刷书籍、茶叶加工、采矿冶炼、兵器制造、烧制瓷器、货币铸造、纺织印染、车船制造、造曲酿酒、修浚河渠、清淤浚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仰赖大量雇工完成。有时因“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之”。至于官营矿冶、铸钱等行业中雇工的待遇也是不菲的。
以上我们按大的行业透析了宋代城镇雇工的分布情况，不难看出宋代城镇雇工分布之广泛，遍及当时城镇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雇工身上体现出的若干新的时代特征，也从一个侧面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宋代社会已经或正在进行着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化。
[作者简介]刘树友，1963年生，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 吴玉玲，女，1971年生，陕西澄城县人，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
[责任编辑：柳文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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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雇工，生产领域，商业领域，生活服务领域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0-0037-05
宋代社会经济斩关夺隘，一路凯歌，势不可挡，亮点迭见，在中国封建社会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的扩大，而且反映在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经济结构、财税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为宋代雇工的活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也为宋代雇工大有作为提供了广阔舞台。于是，宋代雇工便以罕见的规模在各个领域活跃开来。本文立足宋代城镇的生产、商业、生活服务和文化教育四大行业，着力探讨这些行业雇工的形态及其有关问题。
一、生产领域
宋代城镇手工业高度发达，其门类之多、分工之细、工艺之精、产量之高均非前代可比，仅《梦粱录》中就列举了杭州22个手工业门类。不独如此，而且宋代还形成了许多具有浓郁手工业特色的专业化市镇：如专长陶瓷生产的饶州景德镇、徐州白土镇；矿冶生产的筠州清溪市；食盐生产的陵州赖镬镇；茶叶生产的彭州蒲村镇；制糖业发达的遂州凤台镇台。
1.矿冶业
矿冶业是宋代获得长足发展的手工业门类，政府采取了诸多有利矿冶业发展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矿冶业的发展。当时从事矿冶业生产的人称冶户、坑户、炉户，其中个别冶户所经营的冶铁、冶铜业规模相当可观，雇有大量工匠，如舒州冶铁主汪革属下工匠多至五百余人，信州铅山冶铜的坑户“常募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徐州冶铁业，“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
2.制瓷业
制瓷业是中国一项发达的传统手工业门类，至宋始大放异彩，步入黄金时期。期间，官、私瓷业竞相发展，制瓷工艺先进，产品各具特色，畅销海内外。
谈及宋代制瓷业，影响最大，声望最著，产品最精的首推饶州景德镇。景德镇产瓷，由来已久，入宋方迎来鼎盛时代，“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藉此饮食”。可见，该地制瓷业的兴盛及所雇“工匠人夫”之多。元人说：“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生产过程“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景德镇瓷业的规模大，产品精美，陶匠在生产过程中实行分工协作。徐州白土镇产瓷也驰名于世，“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人”，表明窑主均雇有一定数量的陶匠。
3.制盐业
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品。宋代专事制盐的人叫盐户、灶户、井户，其规模和资产不一。规模大、资产雄厚的盐户雇有不少工匠，例如四川井研县一带井户，“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每一家须没(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该则材料至少给我们透露了如下信息：(一)井户中的“豪者”规模可观，有盐井十多个，雇工四五十人；(二)工匠来自他乡的“浮浪无根著”者，即脱离土地的自由人，且辄“扇诱”、“哗噪”，具有一定的叛逆精神；(三)井户与工匠间构成了以“工直”为纽带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从而昭示宋代制盐业领域生产关系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
4.粮食加工业
宋代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人口急剧增加，如开封“人烟浩穰，添数十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杭州“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宋代城市的所有问题几乎都由此发轫或与此有关。首先是来自衣、食、住、行方面的巨大压力。单以食而论，“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南宋末年周密则具体推算到：“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不言而喻，供应城市居民吃饭的粮食加工业蓬勃兴起，催生了一批专门从事粮食加工的“磨户”。磨户的规模不一，多集粮食加工与面粉销售于一身。时人董国庆，其妾精明能干，“罄家所有，买磨驴七八头，麦数十斛，每得面，自骑驴入城鬻之，至晚负钱以归”。开封许大郎“增磨坊三处，买驴三四十头，市麦于外邑，贪多务得，无时少缓”，该材料虽未透漏许氏雇有人夫，但从其规模及购麦、磨面、销售和牲口喂养诸环节综合来看，至少得雇用10～20人，否则是没法运转开的。
5.屠宰业
宋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也刺激了屠宰业的发展。此前那种一家一户零星的生猪养殖及屠宰显然不能满足市民的食肉需要。于是专门从事生猪养殖和屠宰的专业户迅速崛起，进而推动了养殖业和屠宰业的发展。
城市人口的剧增，导致市场对生肉的需求量猛增。开封南薰门，“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开封市生肉需求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杭州肉铺“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屠宰业随之发达起来，“(余干)屠宰者甚众，王生擅其利数世”，临安“修义坊，名日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一般而言，屠宰兼营卖肉，一身二任，“街坊肉铺，各自作坊，屠宰货卖矣”。“临安宰豕者，但一大屠为之长，每五鼓击杀于作坊，须割裂既竞，然后众屠儿分挈以去”。这表明屠户有专门屠宰的“作坊”，雇有不少专事宰杀与卖肉的“大屠”和“众屠儿”，且彼此间分工明确。开封“每日交五更……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足见这些屠户规模之大，所雇人夫定不会太少。
6.印刷业
宋代手工业发展显著特点之一，是此前处于家庭副业地位的手工加工变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或呈现出明显的独立化倾向，例如印刷业。宋代官、私印刷业都颇发达，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开封、杭州、成都、建阳四大印刷业中心。其中，私人经营的印刷作坊称书肆、书铺、书坊。私人书铺印书，大致有雕版、印刷、裱褙、装潢四道工序，相应的工匠有刻字匠、印刷匠、裱褙匠、装潢匠，且都需具备专门的工艺技巧，呈现出明显的分工协作的特点。于是，雇工从事雕版、印刷、裱褙、装潢等印书业务。成为私人书铺所必需的。例如，穆修曾于开封经营书铺，“募工镂板”雕印《柳宗元集》，杭州尹家书肆也“雇工镂板”多种文史典籍。从书铺出于赢利目的和传世的宋代文献之多，可知当时私营印刷业 的规模和所雇工匠人数都很可观。
上述均为宋代城镇发展比较充分、使用雇工比例较大或学界关注不够的几个手工业部门，其他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商业领域
商业发展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农业、手工业的发达则是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否则，商业的发展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宋代农业、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长途贩卖
跨州逾郡，懋迁有无的长途贩卖，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在中国早已有之，西汉杰出史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浓墨重彩、淋漓尽致的记述。降及宋朝，这一古老的商业活动更是获得了充分发展。商人们不仅来回穿梭于国内各地，甚至不惜性命出入于各敌对政权之间，不惧波涛巨浪贩舟海外。所谓“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因此，商人雇工操舟、驾车及装卸、护运物品等便成必然之事。例如“某州商人王兰，以贾贩起家，积资颇厚”，常有“亲仆”相随，登州行商宗立本“与妻贩缣帛抵潍州，宿一古庙，数仆击柝持杖守卫”，鄱阳民黄一，“受佣于盐商，为操舟往淮南”，徽州婺源民张四“以负担为业……受佣出十里外”，饶州浮梁人程发，“为人佣力，屡往江浙”，荆门人邹氏“常为人佣，跋涉远道”，乐平人陈五“受他人佣雇……负担远适”。泉州杨氏“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此处虽未明示杨氏雇人襄助，但雇人是肯定无疑的。且不说如驾舟、装卸、看守货物等需要人来做，仅从要抵御横行海上的海寇看，无人襄助也是断不可行的。“方客者，婺源人，为盐商，至芜湖遇盗。先缚其仆，以刃剚腹投江中”。“临安洪起畏，前宋为浙西宪，获到海寇14人”。所以，满载瓷器驶往海外的“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其中多数人当属海商所雇从事操舟、装卸及护运物品的雇工。
2.街市店铺
街市铺席买卖也是一种古老的商业活动。宋代城市正处在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的功能、风貌、布局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市政治气息渐趋淡化，而经济、文化色彩与日俱浓，作为一国一地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职能日渐突出。开封商业街，“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而杭州“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甚至“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浓郁的商业氛围跃然纸上。在经营店铺的商人中，其中“屋宇雄壮，门面广阔”的资本雄厚者，就显然非自个及家庭成员所能应付，雇工是必然的。
三、生活服务领域
随着宋代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人口的急剧增加，生活服务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范围不断拓宽，层次不断提升。宋人依据“家赀”多寡将城镇居民划分成坊郭十等户，不管其“家赀”多寡，户等高低，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需要生活服务，不同的只是服务的内容、要求上的差异。兹按家庭内部、饮食服务、生活服务三个层面分述于下。
1.家庭内部
役使奴婢从事侍老养小、缝补洗浆、洒扫清除、门户守卫等家内杂务劳动的做法，为古代上流社会之通例。其中役使者称主，被役使者男性称奴或仆，女性称婢。这一现象从古代到近代相沿未变。纵观中国奴婢发展历史可知，宋代正处在由奴隶制向雇佣制转变的重要时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身份不同，此前奴婢的原始身份为罪犯或奴婢后代，而宋代则俱出“良家”；二是来源渠道不同，此前主要靠籍没罪犯，掠卖获得，而宋代则通过牙人来雇佣，“南城邓礼生子，雇田仆妻高氏为乳母”；三是有服役期限，此前奴婢属于终身乃至世袭，而宋代有固定期限；四是主人不许私自惩处奴婢，此前主人可随意惩处以至虐杀奴婢，宋代则“依法治之”；五是主奴关系的变化，此前主人与奴婢间为不打折扣的主仆关系，而宋代则代之以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由主人、奴婢及牙人当面议定有关雇佣期限、待遇等事宜。被雇期内为主、仆名分，期满则不复存在。种种迹象表明，宋代家内雇工地位是很高的，“晏元献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数十年，一家颇加礼，既死，犹以时节祭之”。《夷坚志》中记载了主人纳女婢为妾和不少主仆互敬如宾或危难时刻仆人舍身救主的感人故事，或主人子弟对仆人“事之如诸父”。
2.饮食服务业
衣、食、住、行，乃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可一日或缺。以食而论，宋代城市人口剧增，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饮食市场的繁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典籍连篇累牍地描绘了当时城市饮食业兴旺的景象，至有使人有不胜其烦之感。其中，既有巍峨壮丽如开封矾楼、杭州任店一类大型酒楼，“彩楼相对，绣旗相招，掩翳天日”；也有遍及市内大街小巷、星罗棋布、鳞次栉比的面街茶肆食店；更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摊小吃，从而构成了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以下着重介绍酒楼、茶肆中的雇工情况。
酒楼宋代文献中有关酒楼的称谓尚有酒垆、酒肆、酒店等多种。开封有一定档次、规模酒楼的所谓“正店”有72户，其中声名较著者有矾楼、杨楼、会仙楼，尤以“三层相高，五楼相向”的矾楼为最，杭州名著者有康家、沈家等。这些酒楼雄踞一方，既有同于今日酒店，专事酒食的加工与买卖，又有不同于今日酒店之处。大致说来，宋代酒楼是由酒的酿造与销售、饭菜的蒸烹与买卖四种业务组成，其中每种业务都需要雇工，四者相加数量一定不少。如名冠汴京的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其派头、气势十足，俨然汴京一景，作为“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宋仁宗时该楼每年造酒所需酒曲就达50000斤，所造之酒可供3000个角店零售，可见其酒的产销量之大。矾楼雇工多少，史载缺失，不过从其“饮徒常千余人”的接待规模及酒的巨额产量看，再联系东京某些饼店雇佣50多人的事实，估计至少需200～300人。这些雇工的情况大致是：(一)雇工称谓有博士、铛头、行菜、过买、师公、大伯等多种；(二)雇工来源渠道是通过行老中介环节来“引领”；(三)雇工职责包括菜食加工、菜谱传唤、端盘上菜、清洗洒扫、顾客迎送等；(四)雇工业务技艺精湛，例如端盘时，可做到“左手权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无妨，过卖、铛头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五)雇工与店主间构成了以“工价”为纽带的雇佣被雇佣的关系；(六)雇工地位较低，服务时一旦出现“差错”，“座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气势恢宏的酒楼雇有大量人手，自在情理之中，而东京张家、郑家饼店“每家有五十余炉”，至少得雇50多人，方能运转开来，就不能不叫人惊诧了。
茶肆宋世饮茶之风极盛，“君子小人靡不嗜也”，直接推动了茶叶种植与加工业发展。于是，城镇中专为人们提供饮茶休闲场所的茶肆便应势而 生。茶肆当时又称茶坊，与酒楼、食店交织一起，数量颇多。如同酒楼有上、中、下之分，茶肆亦有大、中、小之别，规模较大者均雇有人手，“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于观风桥下”，所雇崔三“月得雇值不过千钱”。从史料记载看，宋代茶肆尚有一些鲜明特色：一是环境幽雅，温馨可人，杭州茶肆内“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以使人能“消遣久待”；二是不单卖茶水，且兼卖其他饮料，“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鼓汤，暑天兼卖梅花酒”：三是功能多样，除了作为饮茶去处，大致还有作为“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娼妓弟兄打聚”、“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的场所等多种功能；四是茶肆主与雇工构成了以“工值”为纽带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3.生活服务
社会生活服务的领域十分宽泛，服务的种类、对象极其博杂，关乎每一个人，涉及千家万户。既有如上述固定、集中、经常性的家政服务、饮食行业中的服务形式，更多的则是零散、临时、琐细而具体的一些服务方式，诸如“锢路钉铰、修补锅铫、箍桶、修鞋、修幞斗帽子……接梳儿、染红绿牙梳、穿结珠子、修洗鹿胎冠子、修磨刀剪、磨镜……扫街盘垃圾……修扇子、打镴器、修灶”，“打水”“淘井”，“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出路……游学”的途中侍奉，“搬运物品”等等，都可能需要雇工来完成。宋代在这些方面的服务是很发达的。除了搬运的脚夫有“甲头管领”，承担“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等，“在途服役”的脚夫有“出陆行老”管领，雇佣时需履行一定手续，其他方面的服务，要么“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要么清早便聚立“桥市街巷口”，雇时“随手即就。更有“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举办筵席则“以钱倩”人承办，这些人“只直惯熟，不致失礼节，省主者之劳也”。可见，宋时城镇社会生活服务业之发达。通观这类雇工，也有诸多特征：一是服务方式随机、具体、琐细；二是服务项目多样，服务对象众多博杂；三是身份较为自由；四是除个别在雇佣时要通过行老、甲头履行一定手续，大多由雇方和雇工双方协商面议，“随手即就”。
四、文化教育领域
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究其原因，固有很多，但政府、民间重视教育，教育的普及发达是很重要的一点，形成了一个由官方、民间、京师、州县、城镇、乡村、基础、专科、高、中、低等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学校组成的立体化的教育体系。此风所致，出现了官僚、豪强、望族等上流社会人士竞相延聘文人书生充当馆客、门客、塾师为其子弟传道授学的情况。
史载扬州人仲简“以贫佣书(杨)大年门下"，鄱阳民刘十二，“居槐花巷东，以佣书自给”，平江人林氏招黄生作塾师，黄生“巧逢迎，胁肩谄笑，能得主人欢心……束修之外，遇有干求，亦应之不靳”。浦城人赵氏“欲以月钱三十千”雇瓯宁人范氏做馆客，临安有郡太守拟“以百千招一习书者充馆客”。正像经典作家所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的和令人敬晨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最后，我们在讨论宋代城镇雇工时，还不能轻易遗漏官府在城镇某些领域中雇工的情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官府与雇工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货币为纽带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较诸私人雇工只是性质上的差异。在此谨扼要述之。事实上，官府在修桥补路、转运物资、土木兴造、印刷书籍、茶叶加工、采矿冶炼、兵器制造、烧制瓷器、货币铸造、纺织印染、车船制造、造曲酿酒、修浚河渠、清淤浚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仰赖大量雇工完成。有时因“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之”。至于官营矿冶、铸钱等行业中雇工的待遇也是不菲的。
以上我们按大的行业透析了宋代城镇雇工的分布情况，不难看出宋代城镇雇工分布之广泛，遍及当时城镇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雇工身上体现出的若干新的时代特征，也从一个侧面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宋代社会已经或正在进行着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化。
[作者简介]刘树友，1963年生，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 吴玉玲，女，1971年生，陕西澄城县人，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
[责任编辑：柳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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