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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档案·张维迎]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
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1990年9月入读牛津大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
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6年3月，张维迎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近一段时期，房价高涨、宏观调控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显著的现象与特征；而外资并购、自主创新也成为经济领域舆论关注的焦点。对这些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的事件与趋势，张维迎又有何评价呢?近日，针对上述问题，张维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企业家改变中国
记者：“中国企业家论坛”刚刚在深圳闭幕。作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参与构思了本次论坛的主题，“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你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记者：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去不了，国企也去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上世纪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90年代的企业家和80年代的不一样。前一拨是乡镇企业家，主要搞贸易或者做产品；后一拨人受的教育比较高，视野比较开阔。例如90年代中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而80年代的企业家是搞不起泡沫的。搞泡沫要具备相当开阔的视野、相当高的智商才行。这样的人成为企业家，把中国经济搅活了。可以说，中国经济在80年代是量变，90年代是质变。
第三次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张维迎：企业家成长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只要给人们自由，就会有人去创业。比如某一个地方，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很高，就会有人想方设法，组织资源，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坐不了卧铺，坐飞机买不到票。到后来，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像的。
宏观调控的功与过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合谋抬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完了。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仓库里就可以的，要卖出去才行。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
你想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订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以致于漏洞百出，南辕北辙。
至于宏观调控，我觉得要反思，如 果一项政策再三受到阻碍，要考虑这个政策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一项政策本身就有问题，还要强制所有人去接受，对国家来说不是好事。
现在的宏观调控，很多做法还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审批这个，限制那个，叫你停你就停，不停就撤职查办。可是我很怀疑，如果按中央部委的思路搞投资会有什么结果。有人说地方政府投资不负责亏损，所以要严格控制。可是难道中央部委来管投资就有人负责亏损吗？
总之我认为，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国的好多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发起的，而且在地方政府刚做的时候，中央是不允许的。但因为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最后中央才承认。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而不是强迫地方政府接受中央的所有政策。
记者：现在对地方政府一个强烈指责是，由于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所以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有很多恶劣行为，例如野蛮拆迁、压低补偿，等等……
张维迎：这是荒唐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的结果。我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成本很低，对土地征用几乎是掠夺性的，但又是合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农民讨价还价。否则农民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这里蕴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想靠同情、怜悯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
国际并购和民企权利
记者：你对产权问题一向比较重视。不久前，在物权法的审议和修订中，立法部门提出，就产权保护而言，现实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所以要加强国有资产的保护。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话，我们看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由于某个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转让的时候价格被低估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水漂了。但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调查，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国家投资的项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内部人跟我讲，至少60％、70％都是浪费性投资。国家投出去1万亿，真正创造效益的只有4000亿。3000亿，甚至更低。这是没有办法靠物权法解决的。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
记者：如果出售国有资产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卖给谁?例如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案例，就有人认为，外资并购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另外国际关系是互相依存的，你怕他，他也怕你。如果美国和中国打仗，美国人自己就可能说别打了，因为那样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中止进口中国商品，美国非乱不可。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利，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没有，使他们不能很好地发展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话，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得风险大。
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得到与国有企业公平的待遇。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的话，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
自主创新隐忧
记者：你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和优秀品牌，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很多企业对自主创新寄以厚望。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创新是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和发明不一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得很清楚，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带来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技行为、政府行为，这是误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做得好，是因为企业家在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而政府成天忙着叫喊技术创新。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政府迫切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显示一下，树立典型。也许当事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造假，但想到领导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希望，自己没做出来对不起领导，于是想赶快弄一下，这个时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依赖于企业家。如果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对未来充满信心，创新自然有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放开投资领域，企业家总是提心吊胆，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业家行为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无论国家投多少钱，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
像汽车工业，现在满大街上跑的车，上档次的都是外国品牌。中国三大汽车制造厂都被外国的品牌汽车肢解了，这个合作一条生产线，那个合作一条生产线，“一女多嫁”。这样的好处是市场的车多了。但是我们想像一下，假如上世纪80年代就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即使说90年代开始就给像李书福这样的企业家做汽车的自由的话，外国汽车品牌不会像今天占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再比如华晨，好多年前就开始研制“中华”汽车，但就上不了政府的汽车生产目录。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哪些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张维迎：首先是金融体制。我们的金融体制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在增加交易成本，这是很大的问题。金融是创新的血液，如果没有好的金融体制，新的技术即使出来了，也没有办法投入生产。不过这一点现在越来越乐观，因为好多外国的私人资金进入中国，来帮助中国创新企业家融资。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好多违反市场原则的政策不断出现，加上舆论的推动，使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说停下来也就停下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
有个搞人力资源的资深人士讲，如果新的劳动法实施的话，就没有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了。因为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市场变得非常的僵化，人们把保护劳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场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还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你原来跟银行有一笔3亿或5亿贷款，一搞宏观调控银行就要求你提前收回来，你说怎么办?这就是侵犯产权。侵犯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抢，随时破坏游戏规则也是侵犯产权。
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没有哪个媒体敢登。你们一定要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一般不太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因为好词被坏人用得太多。但我还是想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国，就要扶持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
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1990年9月入读牛津大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
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6年3月，张维迎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近一段时期，房价高涨、宏观调控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显著的现象与特征；而外资并购、自主创新也成为经济领域舆论关注的焦点。对这些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的事件与趋势，张维迎又有何评价呢?近日，针对上述问题，张维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企业家改变中国
记者：“中国企业家论坛”刚刚在深圳闭幕。作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参与构思了本次论坛的主题，“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你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记者：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去不了，国企也去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上世纪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90年代的企业家和80年代的不一样。前一拨是乡镇企业家，主要搞贸易或者做产品；后一拨人受的教育比较高，视野比较开阔。例如90年代中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而80年代的企业家是搞不起泡沫的。搞泡沫要具备相当开阔的视野、相当高的智商才行。这样的人成为企业家，把中国经济搅活了。可以说，中国经济在80年代是量变，90年代是质变。
第三次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张维迎：企业家成长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只要给人们自由，就会有人去创业。比如某一个地方，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很高，就会有人想方设法，组织资源，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坐不了卧铺，坐飞机买不到票。到后来，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像的。
宏观调控的功与过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合谋抬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完了。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仓库里就可以的，要卖出去才行。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
你想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订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以致于漏洞百出，南辕北辙。
至于宏观调控，我觉得要反思，如 果一项政策再三受到阻碍，要考虑这个政策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一项政策本身就有问题，还要强制所有人去接受，对国家来说不是好事。
现在的宏观调控，很多做法还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审批这个，限制那个，叫你停你就停，不停就撤职查办。可是我很怀疑，如果按中央部委的思路搞投资会有什么结果。有人说地方政府投资不负责亏损，所以要严格控制。可是难道中央部委来管投资就有人负责亏损吗？
总之我认为，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国的好多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发起的，而且在地方政府刚做的时候，中央是不允许的。但因为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最后中央才承认。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而不是强迫地方政府接受中央的所有政策。
记者：现在对地方政府一个强烈指责是，由于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所以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有很多恶劣行为，例如野蛮拆迁、压低补偿，等等……
张维迎：这是荒唐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的结果。我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成本很低，对土地征用几乎是掠夺性的，但又是合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农民讨价还价。否则农民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这里蕴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想靠同情、怜悯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
国际并购和民企权利
记者：你对产权问题一向比较重视。不久前，在物权法的审议和修订中，立法部门提出，就产权保护而言，现实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所以要加强国有资产的保护。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话，我们看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由于某个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转让的时候价格被低估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水漂了。但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调查，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国家投资的项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内部人跟我讲，至少60％、70％都是浪费性投资。国家投出去1万亿，真正创造效益的只有4000亿。3000亿，甚至更低。这是没有办法靠物权法解决的。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
记者：如果出售国有资产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卖给谁?例如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案例，就有人认为，外资并购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另外国际关系是互相依存的，你怕他，他也怕你。如果美国和中国打仗，美国人自己就可能说别打了，因为那样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中止进口中国商品，美国非乱不可。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利，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没有，使他们不能很好地发展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话，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得风险大。
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得到与国有企业公平的待遇。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的话，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
自主创新隐忧
记者：你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和优秀品牌，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很多企业对自主创新寄以厚望。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创新是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和发明不一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得很清楚，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带来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技行为、政府行为，这是误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做得好，是因为企业家在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而政府成天忙着叫喊技术创新。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政府迫切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显示一下，树立典型。也许当事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造假，但想到领导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希望，自己没做出来对不起领导，于是想赶快弄一下，这个时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依赖于企业家。如果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对未来充满信心，创新自然有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放开投资领域，企业家总是提心吊胆，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业家行为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无论国家投多少钱，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
像汽车工业，现在满大街上跑的车，上档次的都是外国品牌。中国三大汽车制造厂都被外国的品牌汽车肢解了，这个合作一条生产线，那个合作一条生产线，“一女多嫁”。这样的好处是市场的车多了。但是我们想像一下，假如上世纪80年代就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即使说90年代开始就给像李书福这样的企业家做汽车的自由的话，外国汽车品牌不会像今天占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再比如华晨，好多年前就开始研制“中华”汽车，但就上不了政府的汽车生产目录。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哪些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张维迎：首先是金融体制。我们的金融体制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在增加交易成本，这是很大的问题。金融是创新的血液，如果没有好的金融体制，新的技术即使出来了，也没有办法投入生产。不过这一点现在越来越乐观，因为好多外国的私人资金进入中国，来帮助中国创新企业家融资。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好多违反市场原则的政策不断出现，加上舆论的推动，使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说停下来也就停下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
有个搞人力资源的资深人士讲，如果新的劳动法实施的话，就没有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了。因为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市场变得非常的僵化，人们把保护劳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场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还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你原来跟银行有一笔3亿或5亿贷款，一搞宏观调控银行就要求你提前收回来，你说怎么办?这就是侵犯产权。侵犯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抢，随时破坏游戏规则也是侵犯产权。
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没有哪个媒体敢登。你们一定要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一般不太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因为好词被坏人用得太多。但我还是想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国，就要扶持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