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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管理办法颁布之前，有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财富管理市场的参与机构；商业银行通过银行理财产品切入财富管理市场之后，一举揭开国内财富管理市场之门。
至此，在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国内金融体系中，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到了财富管理市场，进而推动了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的快速稳健发展，业内通常也将2005年界定为“银行理财元年”。此后，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参与机构从两个维度向纵深发展，一个维度是金融机构相继推出部门导向的高净值客户服务，如2007年的“私人银行元年”以及2013年的“家族信托元年”等。另一个维度是非金融机构参与到财富管理市场中来，典型代表则是2010年独立财富管理机构诺亚财富的上市以及2015年诺亚等3家家族办公室落户青岛。2017年，工行、招行和光大等商业银行以及建信信托和中信信托等信托公司相继推出家族办公室服务，部分金融或非金融机构更是将家族办公室业务定位为2018年新的业务增长点。鉴于此，我们将2017年界定为“家族办公室元年”，并发布《家族办公室发展报告（2017）》，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财富管理市场以及国际家族办公室市场的基础上，从机构、企业和历史案例等维度陈述国内家族办公室市场，进而给出进一步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财富传承市场：家办虚位
本节，我们通过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两个概念的对比分析给出财富管理的基本界定，在对全球和国内财富管理市场概览的基础上，从家族财富传承和家族企业传承角度指出家族办公室虚位的市场格局。
（一）基本概念：财富管理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这两个概念以直接采用为主，截至目前对二者做过界定的主要文献和著作如下。任丁秋等在《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的范例》中认为“资产组合管理，简称资产管理，它经常与Markowitz为代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联系在一起。当代银行业的资产组合管理，通常是指私人银行业的客户资产组合管理。资产组合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容易交易的投资，例如现金、存款、证券、贵金属等，以符合客户要求的最大利益为原则，进行积极监控和专业决策。”王聪和于蓉在《美国金融中介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及启示》一文中，重在总结美国金融中介机构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的服务经验对国内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发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启示，其中对资产管理的界定是通过金融中介参与金融市场，实现个人和机构的货币资产与非货币资产的保值增值。
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 2013）认为资产管理表示以产品为中心，对资产进行管理和运用，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财富管理则以客户为核心，通过分析客户财务状况和风险偏好发掘其财富管理需求，制订财富管理目标和计划，平衡资产和负债，以实现财富的积累、保值、增值和转移，如表1所示。任军的《探索建立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私人银行业务经营模式》在研究国内私人银行发展资产管理业务的意义、模式和建议时认为，资产管理是私人银行的核心领域，通过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投资等组合投资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财富管理的实质是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则是客户需求的管理。
哈罗德·埃文斯基等从咨询范围、管理方法、客户信息和投资限制等维度对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进行了比较，如表2所示。从咨询范围来看，资产管理局限于针对性的金融资产，而财富管理的咨询范围则更加宽泛，除金融资产外还有客户的隐含资产，如预期退休金管理和预期财务规划等。从管理方法来看，资产管理以税前或税后的收益率大小为导向，即税收中性；财富管理则以客户目标为导向，看重税后资产积累，也就是所谓的税收非中性，因为对具体客户而言，其目标除保值、增值或传承外，可能还有节税要求。从客户信息来看，资产管理对客户信息没有限制，但对投资附加值要求很高，反过来，财富管理则对投资的附加值要求不高，但对不同目标导向的个性化客户信息披露要求则极高。从投资限制来看，以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为例的资产管理具有无限的投资周期，而以客户养老规划为例的财富管理则至少包含积累和分配两个不同的阶段，即财富管理的有限性和多阶段性。综上，我们认为哈罗德·埃文斯基等（2015）对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区分和界定更加严格、标准。
（二）全球市场：西风东渐
据波士顿报告数据显示，到2019年，全球私人财富管理市场的总规模将达到210.1万亿美元。分地区来看，北美洲的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最高为62.5万亿美元，占比300/0；排名第二的是亚太地区（除日本之外，以下同），其私人财富规模将达到55.2万亿美元。在估计不同地区到2019年的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时，波士顿假定北美、西欧、东欧、日本、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的增速分别为4.2010、4.4%、8.7%、1.65、11.3%、8.4%和10.9%，以此作为基准，我们同样可以测算出到2020年，全球私人财富管理规模将达到224.22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的规模为61.39万亿美元，如图1所示。
从麦肯锡2013年发布的全球私人银行调研报告（如表3所示）来看：西欧市场私人银行业务的收入下降、成本持平，由收入和成本之差所得的私人银行业务利润水平下降了1个基点；北美市场的成本和收入双双下降，但成本下降幅度高于收入下降幅度，所以北美市场私人银行业务的利润水平小幅上涨2个基点；亚洲市场私人银行业务不仅收入水平上升，同时其成本也在呈下降趋势，在此双重动力下，亚洲市场的盈利水平提高了6個基点。这表明全球财富管理市场在盈利水平上呈现了“西风东渐”的发展态势。
再者，Scorpio Ranking 2016的报告数据显示，以可投资资产规模（ Invested Asset）为排名依据的前25名财富管理机构（如图2所示），有3家中资机构，分别是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排名顺序依次为第20名、第22名和第24名，其中招商银行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1930亿美元。进一步，如果假定其他财富管理机构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不变的话，2016年年末招商银行在全球财富管理机构的排名将达第14名。最后，排名前25名之外的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分别为1250亿美元和1240亿美元，与排名第25位的隆奥银行可投资资产规模相差不足100亿美元。这是全球财富管理市场西风东渐的第3个表现。 （三）国内市场：供给不足
居民可投资资产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两类，其中非金融资产表示房地产投资，金融资产分储蓄存款、一级市场和金融产品三类。其中，储蓄存款又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两类，一级市场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两类，金融产品分银行系、证券系和保险系三类。其中，银行系金融产品再细分为银行理财（针对普通客户）、私人银行和信托产品三类，证券系金融产品分为公募基金、证券公司资管产品、基金公司专户产品、基金子公司专户产品、期货公司资管产品和私募机构私募产品，保险系金融产品指寿险等针对居民销售的保险产品等。
据测算，2015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波动区间的下限和上限分别为149万亿元和212万亿元人民币，中等情形2015年末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181万亿元人民币，2016年末将达到213万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波动区间的下限和上限分别为356万亿元人民币和474万亿元人民币，中等情形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415万亿元人民币。利用前述计算方法算得2019～2020年的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增速为18.23%，高于波士顿咨询公司设定的亚太地区私人财富增速10.9%。另外，以2015年6月末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63为基准，中等情形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4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2.59万亿美元，高于波士顿预测亚太地区61.39万亿美元。
與前述供给层面的表现相对应，我们以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下辖金融机构发售的金融产品为基准来说明国内财富管理市场供给层面的发展特点。总体特点是“结构调整”，具体而言（如表4所示）：第一，存量规模汇总由2007年的6.59万亿元飙升到2017年的130万亿元，但2017年的绝对增幅为近5年来最低，同样，与GDP的深化程度不升反降；第二，分市场而言，与过去普涨格局不同，2017年则有涨有跌，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基金专户以及期货资管等存量规模出现回落，其他市场的存量规模则有所提升；第三，结构调整的原因不外乎本轮强监管下的业务调整，如银行理财的金融机构同业业务为4.6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余额的16.24%，余额下降2万元，下降幅度为31%，占比下降7个百分点。
（四）家办市场：虚位以待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系列双年报告中指出，财富传承受到高净值客户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其中精神财富的传承又远大于物质财富的传承，高净值客户比较注重的精神财富有教育观、拼搏精神、经商哲学、婚恋观、家族心态和家族礼节等，其中2017年发布的报告更是将家族办公室单独列一个专题。事实上，如果我们以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国内家族企业发展的起点，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国内家族企业发展的第二波高潮，以25～30岁作为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起始年龄，那么1978年的第一代创业者目前的年龄约在64～69岁，而1992年的第二代创业者目前的年龄约在50～55岁。这表明1978～1992年的创业群体目前的最小年龄也已50岁，所以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家族财富传承或家族企业传承服务。
下面以福布斯富豪百人榜中的企业为样本来分析家族企业创始人和接班人以及家族企业传承方式等相关问题。从创始人的年龄分布上来看，创始人中最小者为排名28和排名35的44岁的蔡荣军和刘载望，最大者为82岁的百丽国际创始人邓耀，企业排名第10。创始人年龄分布中，60岁以上者占比51010，其余49%为40～59岁之间的创始人，而60～69岁的占比最多达38%。据统计，信息明确的104位家族企业中有41位已经完成传承；已传承的家族企业中，除因司法问题而被动传承的47岁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外，其余已传承的家族企业创始人年龄均在50岁以上。由图4可以看出，随着创始人年龄的增长，已传承家族企业数量占不同年龄段家族企业创始人的比重逐步提高。总体而言，家族企业创始人多在60岁以后才考虑或完成家族企业传承。反过来看，10家创始人年龄在70～79岁的家族企业中，也还有4家尚未考虑/完成家族企业传承。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已完成传承的家族企业传承方式及接班人情况。就“传亲”和“传贤”两种方式而言，41家信息明确的已传承家族企业中，有28家选择传给家族成员的传亲方式（如图5所示），其余13家选择传给职业经理人的传贤方式。在70～79岁的创始人年龄段中，有2人选择将家族企业传给职业经理人的传承方式，其中一家是目前较为成功的代表——美的集团。从趋势上看，年龄越大的家族企业创始人越倾向于选择传给家族成员的家族企业传承方式，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的宗法制家族观念影响，肥水不流外人田；二是受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年龄相对较轻的家族企业创始人只有一个孩子，父辈和子辈之间的代沟以及子辈的能力不足，都有可能是影响家族企业选择传贤的主要原因。
再者，我们分析不同年龄阶段接班人的分布情况。总体而言，年龄在50岁以下的接班人占接班人总数的80%，其中40～49岁年龄段的接班人占比数量最多为41%，30岁以下的接班人只有一个，为排名第75位的中国生物制药家族企业继承人谢其润。44名继承人中有8名女性，且都是通过家族继承而来。15名职业经理人中无一名女性。从不同年龄阶段传贤男性和传亲男性的人员数量分布情况来看，家族企业一开始都倾向将家族企业传给家族成员，后期可能还会将家族企业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统计发现，30～39岁的接班人中，传亲男性远大于传贤男性；而50～59岁的职业经理人中，传贤男性和传亲男性比例已各占一半（如图6所示）。
最后，从家族企业传承的角度而言，不外乎家族继承和聘用职业经理人两种方式。第一，在职业经理人聘用方面，我们同样可以借鉴方式钱庄聘用职业经理人的模式以及其对职业经理人的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第二，从家族继承的角度而言，又可细分为实际继承和虚拟继承两种形式，实际继承即接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等相关实际管理职位；而虚拟继承则利用现有的家族企业传承方式或传承工具等，如利用家族办公室、家族信托、家族基金或慈善基金等机制或制度。调查结果表明，高净值客户选择家族办公室作为其服务机构的比例不超过5%，高净值客户选择家族办公室作为其虚拟传承工具的比例更是几乎为零，再次印证家族办公室“供给创造需求”的市场格局，如图7所示。
至此，在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国内金融体系中，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到了财富管理市场，进而推动了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的快速稳健发展，业内通常也将2005年界定为“银行理财元年”。此后，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参与机构从两个维度向纵深发展，一个维度是金融机构相继推出部门导向的高净值客户服务，如2007年的“私人银行元年”以及2013年的“家族信托元年”等。另一个维度是非金融机构参与到财富管理市场中来，典型代表则是2010年独立财富管理机构诺亚财富的上市以及2015年诺亚等3家家族办公室落户青岛。2017年，工行、招行和光大等商业银行以及建信信托和中信信托等信托公司相继推出家族办公室服务，部分金融或非金融机构更是将家族办公室业务定位为2018年新的业务增长点。鉴于此，我们将2017年界定为“家族办公室元年”，并发布《家族办公室发展报告（2017）》，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财富管理市场以及国际家族办公室市场的基础上，从机构、企业和历史案例等维度陈述国内家族办公室市场，进而给出进一步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财富传承市场：家办虚位
本节，我们通过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两个概念的对比分析给出财富管理的基本界定，在对全球和国内财富管理市场概览的基础上，从家族财富传承和家族企业传承角度指出家族办公室虚位的市场格局。
（一）基本概念：财富管理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这两个概念以直接采用为主，截至目前对二者做过界定的主要文献和著作如下。任丁秋等在《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的范例》中认为“资产组合管理，简称资产管理，它经常与Markowitz为代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联系在一起。当代银行业的资产组合管理，通常是指私人银行业的客户资产组合管理。资产组合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容易交易的投资，例如现金、存款、证券、贵金属等，以符合客户要求的最大利益为原则，进行积极监控和专业决策。”王聪和于蓉在《美国金融中介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及启示》一文中，重在总结美国金融中介机构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的服务经验对国内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发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启示，其中对资产管理的界定是通过金融中介参与金融市场，实现个人和机构的货币资产与非货币资产的保值增值。
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 2013）认为资产管理表示以产品为中心，对资产进行管理和运用，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财富管理则以客户为核心，通过分析客户财务状况和风险偏好发掘其财富管理需求，制订财富管理目标和计划，平衡资产和负债，以实现财富的积累、保值、增值和转移，如表1所示。任军的《探索建立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私人银行业务经营模式》在研究国内私人银行发展资产管理业务的意义、模式和建议时认为，资产管理是私人银行的核心领域，通过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投资等组合投资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财富管理的实质是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则是客户需求的管理。
哈罗德·埃文斯基等从咨询范围、管理方法、客户信息和投资限制等维度对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进行了比较，如表2所示。从咨询范围来看，资产管理局限于针对性的金融资产，而财富管理的咨询范围则更加宽泛，除金融资产外还有客户的隐含资产，如预期退休金管理和预期财务规划等。从管理方法来看，资产管理以税前或税后的收益率大小为导向，即税收中性；财富管理则以客户目标为导向，看重税后资产积累，也就是所谓的税收非中性，因为对具体客户而言，其目标除保值、增值或传承外，可能还有节税要求。从客户信息来看，资产管理对客户信息没有限制，但对投资附加值要求很高，反过来，财富管理则对投资的附加值要求不高，但对不同目标导向的个性化客户信息披露要求则极高。从投资限制来看，以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为例的资产管理具有无限的投资周期，而以客户养老规划为例的财富管理则至少包含积累和分配两个不同的阶段，即财富管理的有限性和多阶段性。综上，我们认为哈罗德·埃文斯基等（2015）对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区分和界定更加严格、标准。
（二）全球市场：西风东渐
据波士顿报告数据显示，到2019年，全球私人财富管理市场的总规模将达到210.1万亿美元。分地区来看，北美洲的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最高为62.5万亿美元，占比300/0；排名第二的是亚太地区（除日本之外，以下同），其私人财富规模将达到55.2万亿美元。在估计不同地区到2019年的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时，波士顿假定北美、西欧、东欧、日本、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的增速分别为4.2010、4.4%、8.7%、1.65、11.3%、8.4%和10.9%，以此作为基准，我们同样可以测算出到2020年，全球私人财富管理规模将达到224.22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的规模为61.39万亿美元，如图1所示。
从麦肯锡2013年发布的全球私人银行调研报告（如表3所示）来看：西欧市场私人银行业务的收入下降、成本持平，由收入和成本之差所得的私人银行业务利润水平下降了1个基点；北美市场的成本和收入双双下降，但成本下降幅度高于收入下降幅度，所以北美市场私人银行业务的利润水平小幅上涨2个基点；亚洲市场私人银行业务不仅收入水平上升，同时其成本也在呈下降趋势，在此双重动力下，亚洲市场的盈利水平提高了6個基点。这表明全球财富管理市场在盈利水平上呈现了“西风东渐”的发展态势。
再者，Scorpio Ranking 2016的报告数据显示，以可投资资产规模（ Invested Asset）为排名依据的前25名财富管理机构（如图2所示），有3家中资机构，分别是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排名顺序依次为第20名、第22名和第24名，其中招商银行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1930亿美元。进一步，如果假定其他财富管理机构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不变的话，2016年年末招商银行在全球财富管理机构的排名将达第14名。最后，排名前25名之外的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分别为1250亿美元和1240亿美元，与排名第25位的隆奥银行可投资资产规模相差不足100亿美元。这是全球财富管理市场西风东渐的第3个表现。 （三）国内市场：供给不足
居民可投资资产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两类，其中非金融资产表示房地产投资，金融资产分储蓄存款、一级市场和金融产品三类。其中，储蓄存款又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两类，一级市场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两类，金融产品分银行系、证券系和保险系三类。其中，银行系金融产品再细分为银行理财（针对普通客户）、私人银行和信托产品三类，证券系金融产品分为公募基金、证券公司资管产品、基金公司专户产品、基金子公司专户产品、期货公司资管产品和私募机构私募产品，保险系金融产品指寿险等针对居民销售的保险产品等。
据测算，2015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波动区间的下限和上限分别为149万亿元和212万亿元人民币，中等情形2015年末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181万亿元人民币，2016年末将达到213万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波动区间的下限和上限分别为356万亿元人民币和474万亿元人民币，中等情形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415万亿元人民币。利用前述计算方法算得2019～2020年的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增速为18.23%，高于波士顿咨询公司设定的亚太地区私人财富增速10.9%。另外，以2015年6月末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63为基准，中等情形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4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2.59万亿美元，高于波士顿预测亚太地区61.39万亿美元。
與前述供给层面的表现相对应，我们以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下辖金融机构发售的金融产品为基准来说明国内财富管理市场供给层面的发展特点。总体特点是“结构调整”，具体而言（如表4所示）：第一，存量规模汇总由2007年的6.59万亿元飙升到2017年的130万亿元，但2017年的绝对增幅为近5年来最低，同样，与GDP的深化程度不升反降；第二，分市场而言，与过去普涨格局不同，2017年则有涨有跌，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基金专户以及期货资管等存量规模出现回落，其他市场的存量规模则有所提升；第三，结构调整的原因不外乎本轮强监管下的业务调整，如银行理财的金融机构同业业务为4.6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余额的16.24%，余额下降2万元，下降幅度为31%，占比下降7个百分点。
（四）家办市场：虚位以待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系列双年报告中指出，财富传承受到高净值客户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其中精神财富的传承又远大于物质财富的传承，高净值客户比较注重的精神财富有教育观、拼搏精神、经商哲学、婚恋观、家族心态和家族礼节等，其中2017年发布的报告更是将家族办公室单独列一个专题。事实上，如果我们以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国内家族企业发展的起点，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国内家族企业发展的第二波高潮，以25～30岁作为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起始年龄，那么1978年的第一代创业者目前的年龄约在64～69岁，而1992年的第二代创业者目前的年龄约在50～55岁。这表明1978～1992年的创业群体目前的最小年龄也已50岁，所以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家族财富传承或家族企业传承服务。
下面以福布斯富豪百人榜中的企业为样本来分析家族企业创始人和接班人以及家族企业传承方式等相关问题。从创始人的年龄分布上来看，创始人中最小者为排名28和排名35的44岁的蔡荣军和刘载望，最大者为82岁的百丽国际创始人邓耀，企业排名第10。创始人年龄分布中，60岁以上者占比51010，其余49%为40～59岁之间的创始人，而60～69岁的占比最多达38%。据统计，信息明确的104位家族企业中有41位已经完成传承；已传承的家族企业中，除因司法问题而被动传承的47岁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外，其余已传承的家族企业创始人年龄均在50岁以上。由图4可以看出，随着创始人年龄的增长，已传承家族企业数量占不同年龄段家族企业创始人的比重逐步提高。总体而言，家族企业创始人多在60岁以后才考虑或完成家族企业传承。反过来看，10家创始人年龄在70～79岁的家族企业中，也还有4家尚未考虑/完成家族企业传承。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已完成传承的家族企业传承方式及接班人情况。就“传亲”和“传贤”两种方式而言，41家信息明确的已传承家族企业中，有28家选择传给家族成员的传亲方式（如图5所示），其余13家选择传给职业经理人的传贤方式。在70～79岁的创始人年龄段中，有2人选择将家族企业传给职业经理人的传承方式，其中一家是目前较为成功的代表——美的集团。从趋势上看，年龄越大的家族企业创始人越倾向于选择传给家族成员的家族企业传承方式，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的宗法制家族观念影响，肥水不流外人田；二是受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年龄相对较轻的家族企业创始人只有一个孩子，父辈和子辈之间的代沟以及子辈的能力不足，都有可能是影响家族企业选择传贤的主要原因。
再者，我们分析不同年龄阶段接班人的分布情况。总体而言，年龄在50岁以下的接班人占接班人总数的80%，其中40～49岁年龄段的接班人占比数量最多为41%，30岁以下的接班人只有一个，为排名第75位的中国生物制药家族企业继承人谢其润。44名继承人中有8名女性，且都是通过家族继承而来。15名职业经理人中无一名女性。从不同年龄阶段传贤男性和传亲男性的人员数量分布情况来看，家族企业一开始都倾向将家族企业传给家族成员，后期可能还会将家族企业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统计发现，30～39岁的接班人中，传亲男性远大于传贤男性；而50～59岁的职业经理人中，传贤男性和传亲男性比例已各占一半（如图6所示）。
最后，从家族企业传承的角度而言，不外乎家族继承和聘用职业经理人两种方式。第一，在职业经理人聘用方面，我们同样可以借鉴方式钱庄聘用职业经理人的模式以及其对职业经理人的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第二，从家族继承的角度而言，又可细分为实际继承和虚拟继承两种形式，实际继承即接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等相关实际管理职位；而虚拟继承则利用现有的家族企业传承方式或传承工具等，如利用家族办公室、家族信托、家族基金或慈善基金等机制或制度。调查结果表明，高净值客户选择家族办公室作为其服务机构的比例不超过5%，高净值客户选择家族办公室作为其虚拟传承工具的比例更是几乎为零，再次印证家族办公室“供给创造需求”的市场格局，如图7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