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4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暨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首任名誉院长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张大千来到敦煌
　　
　　 1941年5月，著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怀着寻求中国绘画发展源流的心愿，从成都出发，克服了种种困难与障碍，来到他渴慕已久的敦煌。到达莫高窟的当天夜里，张大千不顾旅途疲劳，就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参观。莫高窟的万堵丹青、千尊彩塑，顿时使张大千惊讶万分，欣喜若狂。他曾在其《临抚敦煌壁画画集序》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莫高窟，诚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大千流连绘事，倾慕平生，古人之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其什九，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乃类于寻梦！石室之壁画，简籍所不备，往哲所不闻，丹青千壁，遁光不曜，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继作，实先迹奥府，绘事之神皋……”
　　面对如此辉煌壮丽的文化遗产，为了保护和弘扬石窟文物艺术，张大千生出了宏愿：把敦煌的壁画临摹下来，传扬出去！随即，他在敦煌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编号、研究、考证和壁画临摹工作。而且，他还屡屡延长了自己在敦煌的时间计划，在敦煌呆了近三年之久！
　　 张大千在敦煌时的种种艰辛和繁忙工作，不及备述。由此，敦煌艺术研究，乃至中国石窟艺术的现代保护研究工作，揭开了序幕！
　　
　　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1年10月5日，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中央监察委员兼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敦煌莫高窟，会见了老友张大千。
　　 当时，张大千谈起对莫高窟的现状与前景极为痛心与担心，他向于右任提出，国家应赶快把莫高窟等石窟收归国有，并立即建立起一个机构，把莫高窟等地的石窟文物管理起来，以便于保护、整理、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
　　 于右任非常赞同张大千的建议，答应尽快建立起莫高窟的管理机构，拟将这里建成一个“敦煌艺术学院”，寓管理、保护、研究、教学等于一体，并由张大千任院长。
　　 1941年12月14日，于右任回到重庆，当天即向国民政府呈交了一份正式提案，要求尽快建立敦煌艺术学院，妥善保管、研究、发扬敦煌文物艺术。
　　 根据于右任的议案，1943年1月18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正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隶属教育部，并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请高一涵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另聘张维、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等七人为筹委会委员。
　　 不久，教育部又正式行文公告：聘请高一涵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主任委员，常书鸿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筹委会秘书兼委员，又聘张维、张大千、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等五人为筹委会委员。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筹委会班子的进一步完善，表明当时我国已将敦煌文物艺术的保护与研究纳入了国家的正式计划。
　　
　　常书鸿来到敦煌
　　
　　 1943年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著名画家、被委任为敦煌艺研所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常书鸿，将妻儿留在重庆，单枪匹马踏上了奔赴敦煌的征程。
　　 常书鸿到兰州以后，敦煌艺研所筹委会曾开了一次会，商讨艺研所今后的工作。会上有人提出要把艺研所设在兰州，遭到了常书鸿的坚决反对。后来，常书鸿将艺研所设在敦煌的意见尽管得到了于右任等人的支持，但赴敦煌的人员和物资，却没有着落。常书鸿对此焦虑不堪，又东奔西跑，东拼西凑，才将赴敦煌的班子初步集齐，于1943年2月20日清晨离开了兰州。常书鸿一行人连乘汽车带骑骆驼，于3月24日抵达敦煌莫高窟。
　　 当时正在莫高窟全力工作的张大千，闻知常已到敦煌后，非常高兴。因怕常书鸿不识路，连忙派儿子张心智和侄儿张心德，骑马驰往途中迎接。常书鸿到莫高窟后，张大千热情相迎，并亲自下厨炒菜，设宴为常接风，常书鸿吃到了自离开兰州以来最好吃的一顿饭。饭后，张大千还把常书鸿等人亲自送到了莫高窟中寺安宿——这是张大千预先安排好的。常书鸿对此感激不尽。
　　 从此，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址，就设在了莫高窟的中寺（又名皇庆寺）。
　　 常书鸿到莫高窟后，立即投入到对敦煌艺术的调查和考察中。尽管当时张大千很忙，人手很紧，但他为了使常书鸿能够尽快熟悉情况，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学生萧建初陪常书鸿去莫高窟的各个洞窟参观，并作仔细的讲解和介绍，直到把莫高窟全部看完为止。张大千自己也常抽出时间，亲自陪常书鸿考察各个重点洞窟，向他介绍窟中壁画和雕塑的内容、历史和特点等等。这一切对常书鸿迅速熟悉、掌握莫高窟的历史和现状帮助极大。
　　 常书鸿来到莫高窟时，正是张大千临摹工作的收尾阶段。平时工作非常忙，但为了艺研所的未来，张大千经常挤出时间，同常书鸿商讨敦煌文物的保护措施，以及如何开展敦煌艺术的研究工作等等。在生活上，张大千对常也甚是关心，他见艺研所的生活清苦，常常请常书鸿到自己住的上寺吃饭，给他“补充油水”。
　　 有一次，常书鸿独自去某窟观摩壁画时，不慎踩到了软沙，结果人悬在窟外，上不去，下不来，危险万分。刚巧，张大千那天又派人来请常吃饭，遍寻之下，才把常搭救下来。当晚，张大千还亲自下厨炒川菜回锅肉，为常“压惊”，常书鸿非常感动，对此事终生难忘。
　　
　　临别赠“秘密地图”
　　
　　 1943年5月，张大千因受人诬陷，虽然在莫高窟的临摹工作还没有完成，但在当时甘肃省政府的电令“驱逐”下，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敦煌。
　　 临行前，张大千将自己收集到的许多极宝贵的敦煌遗物，通通送给了常书鸿，请他交给艺研所保存和研究。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祖先在敦煌留下的，也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还是让它们留在敦煌吧。”
　　 张大千还交给常书鸿一大包资料，这是他在敦煌近三年时间所作的调查研究和记录考证的成果。这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馆藏文物与科研资料，它们为常书鸿和艺研所人员后来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艺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
　　 在莫高窟分手的那天，张大千握住常书鸿的手，久久不放，并无限深情地说：“我们走了，而你却要长期留下来，无穷无尽地研究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呀！”
　　 张大千还交给常书鸿一个纸卷，要常在他们走后再拆开看。张大千的身影在三危山麓刚刚消失，常书鸿就迫不及待地拆开纸卷，原来这是张大千亲手绘制的一张在莫高窟的水边树林里采摘蘑菇的“秘密地图”！地图上标明了蘑菇的具体生长位置，每天可以采摘的数量，以及何时可以采摘等等，这使常书鸿非常感动，更深为感激。
　　 也因此，后来敦煌艺研所的工作人员们，在当时无比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每当吃起根据张大千的“秘密地图”而采摘回来的蘑菇时，心里就涌现出一股说不出的甜美和复杂的滋味！
　　
　　李承仙来到敦煌
　　
　　 1947年，张大千的“师妹”——其教师李瑞清的堂弟李容恢的女儿李承仙，从四川艺专毕业，张大千遂鼓励她来敦煌学习、工作，同时又托她将日本松本荣一著的一套《敦煌画之研究》，送给常书鸿和艺研所。这套书是张大千的心爱之物，他曾经阅读研究过多次，在上面做了许多朱笔眉批。可当他听说敦煌艺研所极缺参考书籍时，毅然将此套珍贵书籍赠给了他们。
　　 常书鸿及艺研所的同人们见到此书时，个个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深感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食粮”。此书的文字内容，给常书鸿和同事们从事敦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张大千还托李承仙给敦煌艺研所的同人们每人带去了一幅赠画，用以表达他对敦煌友人们在沙漠中坚持工作的敬意与鼓励。
　　 不久后，李承仙和常书鸿喜结良缘。张大千闻之大喜，专门绘《嘉藕图》一幅，赠送给常书鸿夫妇，以示热烈祝贺和美好祝愿。
　　 后来，常书鸿回忆道，当他在莫高窟吃着蘑菇，看着张大千的赠书与赠画时，不禁“常常思念起赠送给我蘑菇图的张大千先生了”，乃至他“也从此喜爱画蘑菇，并自赋成打油诗一首：‘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艰苦创业
　　
　　 常书鸿来到敦煌以后，在非常困苦的条件下，领导着艺研所的同人在莫高窟等地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编号、清理流沙、修筑围墙、维修莫高窟的危崖残壁、临摹石窟壁画、绘制莫高窟全景图等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同时还筹备在敦煌成立艺研所，筚路蓝缕，艰苦创业。
　　 1944年1月1日，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正式成立，由常书鸿担任所长，正式开展对于敦煌文物艺术的管理、保护、研究等工作。
　　 与此同时，张大千继在兰州之后，又在成都和重庆两地，连续举办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轰动全国，在内地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敦煌旋风”，使国人知道了敦煌，了解到了精美绝伦的敦煌艺术，并由此认识到了敦煌的伟大和重要，从而更加重视这一国宝。这些，对于常书鸿和当时敦煌艺研所的各项工作，都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与配合。
　　 在“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的巨大影响和常书鸿的热诚感召下，无数青年学生、美术工作者、学者、专家先后从内地来到敦煌，考察、研究敦煌文物和艺术，发掘、整理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史岩、李浴、董希文、张琳英、苏莹辉、乌密风、周绍淼、邵其芳、龚祥礼、潘 兹、段文杰、霍熙亮、孙儒涧、欧阳琳、史苇湘等很多人在此留了下来，同所长常书鸿一起，艰苦工作。有许多人更是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敦煌，并“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为敦煌文物艺术的保护，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6年，常书鸿因公赴重庆时，曾专程去成都拜会张大千。张大千欣喜之余，详细询问了艺研所的工作和敦煌的近况，对之极为关切，然后画了一幅《荷花》，并在画上题诗，赠予常书鸿。得到此图，常书鸿喜之不尽，“感到从中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对此图爱不释手，一直珍藏。
　　
　　昭雪冤屈
　　
　　 1948年，国民党甘肃省参议会听信谗言，通过了由敦煌县参议员郭永禄等人提出的联名诬告张大千“借名罔利，破坏敦煌古迹”（即“破坏了敦煌壁画”）之案，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对张大千进行“严办”，“以重历史文化而儆效尤”。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也无中生有，同时发难，在南京对张大千进行了“提案弹劾”和“就近查究”。
　　 这个“官家告名人”案的消息一经传出，顿时闹得惊天动地，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甘肃省政府，对此案都极为重视。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亲自下令“调查”。甘肃省政府也将此案详情发文通知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随附了一份《张大千在敦煌的十大罪状》文件，指控张在敦煌时曾“任意剥落壁头，偷盗藏经，破坏壁画，盗窃壁画，买卖壁画，赠送壁 画……”，并“命令”艺研所将张大千在敦煌时的“各项犯罪事实，立即统计，行文上报”。
　　 常书鸿看了这些“公文”之后，悲愤莫名。张大千先生为了保护和发扬敦煌文化艺术，饱受艰辛，历尽磨难，苦苦面壁，债台高筑，甚至还冒了多次生命危险，最后却遭小人陷害，落得这种下场。想到这些，他义愤填膺！
　　 因此，正直的常书鸿拍案而起。在当时极大的压力下，他不惜冒着“得罪权贵”、“开罪舆论”的种种风险，挺身而出，实事求是，极力为张大千大声鸣冤，洗刷辩诬。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为了替张大千昭雪冤屈，常书鸿“亲自出面作证”，在此案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面对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严厉责问”，常书鸿更是坚持事实，仗义执言，回答道：“说什么‘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纯属子虚乌有，我是毫不晓得！”
　　 接着，常书鸿又将这些内容，公开向报界作了揭露，以“沙漠中寂寞的工作者——张大千是何许人也”为题，充分肯定了张大千对敦煌文化艺术的开拓性贡献，驳斥了强加给张大千的“十大罪状”。
　　 最后，在常书鸿以及许多正义人士坚持事实、打抱不平下，张大千在敦煌的所谓“十大罪状”，终于被全部彻底推翻。在经过了各方面再三的详细调查后，当时的甘肃省政府和甘肃省参议会，也不得不做出“张大千在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的最终结论。
　　
　　张大千情系敦煌
　　
　　 1949年底，张大千接受印度美术学会邀请，赴印度举行画展，展出了多幅他临摹的敦煌壁画，首次将敦煌艺术宣传到了国外。
　　 张大千在海外期间，仍非常关心敦煌的建设，关心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关心敦煌学的研究事业。为了支持中国文物事业和中国敦煌学研究事业的发展，1952年夏，张大千将自己购买收藏的稀世名画——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等一批国宝，还有他在国外重金购得的一批敦煌遗书、卷子等，在香港以极低的价格，“半赠半卖”给了国家文物局。
　　 这一批国宝被拿回北京后，立即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了一次“特展”，一时轰动中外。在这批国宝中，属于敦煌的文书、卷子等部分，由国家文物局划拨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
　　 当时担任敦煌文研所所长的常书鸿，收到国家文物局拨下来的这些敦煌遗物时，尤其当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张大千在海外购买了专门送回来之时，他感到无比的亲切与感动。通过这些东西，他深深看出了张大千的情系敦煌、梦萦敦煌和他对敦煌的无限热爱。
　　
　　 绝笔赠知己
　　
　　 解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常、张二人失去了联系。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身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横遭迫害，被打成了“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被批判、揪斗、抄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身心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尽管此时张大千身在海外，但他始终忧心忡忡地看着国内所发生的这一切。他看见无数宝贵文物被当成“四旧”来“横扫”；国内的无数老友，纷纷被“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了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他自己虽然远在海外，但姓名也在国内被划上了大黑叉，并连遭“炮轰”、“火烧”、“油炸”，亲属、友人都受到了株连；留在国内的无数作品，也被扔进了废品站，或是被抛入火堆中，一把火给消灭了。对此，张大千感到极其痛心。
　　 苦难过去，一唱雄鸡天下白，“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终于结束了。
　　 1981年5月，正逢张大千83岁寿辰，当时已经定居在台北的张大千，忽然收到了常书鸿从敦煌托人辗转送来的寿礼——杭州西湖的红梅牌高级龙井茶和遥远的祝福。张大千闻着这来自祖国喷香的龙井茶叶，他的心顿时飞过海峡，飞到万里之外，飞到他日思夜想的敦煌，飞到了老友常书鸿等人的身旁。他当即吟诗一首，曰：“梅花落尽杏成围，二月春风燕子飞；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亲友们的无比思念。
　　 随后，身体日渐衰弱的张大千，颤巍巍地拿起笔，给常书鸿、李承仙夫妇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的近况，倾诉了自己对敦煌和国内老友们的想念和对于常书鸿的万里馈赠茶叶，情浓意长的“万里鸿毛一线牵”，深表感动和感激。同时还随信附了自己的一帧近作《红梅》，同信一起托人转赠给常书鸿夫妇，以作纪念。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张大千给常书鸿的绝笔！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不幸去世。消息传来，当时正在东京访问、讲学的常书鸿，闻之大悲，如雷轰顶，他立即向台北的张大千家属发去了唁电，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和对老友张大千的深深悼念。
　　 常书鸿回国后，仍止不住地时时怀念张大千。他和妻子李承仙或写文章，或向别人诉说，或接受记者的采访，高度评价了张大千对敦煌的巨大功绩，详细叙述了张大千对他和敦煌艺研所的无私帮助，深情回忆了他与张大千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
　　
　　 常书鸿魂系敦煌
　　
　　 常书鸿生前最爱说：“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弘扬敦煌，继续敦煌！”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之后，他为保护敦煌文物，研究、弘扬敦煌艺术，促进敦煌学的发展和繁荣，奉献出了毕生的热血和精力。因此，他被人们尊称为“佛爷”，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正如其夫人李承仙所讲的那样：“先生的心里，装的只有敦煌。”“对于他来讲，敦煌就是生命，敦煌就是一切。他是在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深切怀恋中，离开我们，离开人世的。先生魂系敦煌！”（李承仙：《新版前言》，载常书鸿著《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先生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文物，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奉献给了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奉献给了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和发展。尽管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他曾经饱受沧桑，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但他依然是锲而不舍，义无反顾，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心为保护、研究敦煌艺术，而默默地工作着、奉献着，从而为我国的文物事业和艺术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做出了巨大贡献。
　　 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曾组织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修复壁画，搜集和整理流散的敦煌文物，撰写了大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专著，并临摹了大量精美的敦煌壁画，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了敦煌艺术大型展览，又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敦煌画册，从而向国内外介绍了敦煌艺术，介绍了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
　　 抚今追昔，历史，特别是敦煌的历史，必将永远记住常书鸿、张大千等许多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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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书鸿 简 历
　　
　　 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新市场浣沙西二弄2-4号，自小学画
　　 1923年，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专业毕业，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
　　 1927年6月，带职自费赴法留学；11月，考入国立里昂美术专业学校预科学习，第二年升入专科
　　 1932年，从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及纺织图案系毕业；8月，以《浴后梳妆》获第一名，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在新古典主义大师劳郎斯画室学习
　　 1936年9月，回国任教育部部聘教授、国立北平艺专造型艺术部主任
　　 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任副主任委员。离开重庆赴兰州，进一步展开筹备工作
　　 1943年3月24日到达敦煌莫高窟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开始规划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清除洞窟积沙，修筑保护围墙，绘制莫高窟全景图，考察洞窟并逐窟作内容记录
　　 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研究院
　　 1949年10月20日，酒泉解放军军分区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
　　 1951年元月，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更名“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长
　　 1960年，全面主持兰州艺术学院工作，建常书鸿画室，并任导师
　　 1963年春，国务院拨巨款，开始对莫高窟进行大规模加固工程
　　 1966年6月，被卷入“文化大革命”
　　 1974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敦煌艺术》一书
　　 1978年10月，恢复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职务，整理散失稿件，组织开展研究工作
　　 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198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敦煌研究院，任名誉院长
　　 1992年，《敦煌的光彩——常书鸿与池田大作对谈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3年8月，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1994年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