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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出现在中国不过短短数年光景；但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在中国的历史几乎和文学的历史一样绵长。然而，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定却把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生态文学资源抛却在视野之外，由此带来了生态文学范围狭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生态文学主题先行，其艺术性难以体现；否定中国传统文学的当代价值和生态价值；生态文学和与其一体两面的生态批评难以同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现有的生态文学概念只是生态文学之一种，可以名之为自觉的生态文学。此外，还有大量的自发的生态文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生态文学。
［关键词］生态文学；人类中心主义；自觉；自发
[中图分类号]I059.99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2）04-0102-09
［作者简介］王 惠（1970—），女，湖南常德人，文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云南昆明 650031）
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出现在中国不过短短数年光景；但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在中国的历史几乎和文学的历史一样绵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哲学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和自然相依相守、声气相感、血脉相通的关系，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学离不开自然的涵育，并由此形成了独到的生态文学景观。
遗憾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老大帝国的心态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涌入中国，晚清知识者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世界，在强国保种的梦想光照之下，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西学东渐于是蔚然成风。到“五四”时期，西方现代化的理念已经浸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文化俨然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文学无法独善其身，在西方现代文学理念的感召和技法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此一路踉跄、一路趔趄地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步伐，直到西方文化迈进后现代的新路。此时，人们对自启蒙运动开始便裹挟着以理性与技术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来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清算，现代性的悖论和恶果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对于前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充满了怀念之情。如今，由现代性造成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由后现代启动的越发壮阔的生态思潮促使生态文学概念的出现和创作的兴盛，无论人们对此概念持何态度、对该类型的文学创作作何评价，这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生态文学虽说仍然由西而来，但基于后现代与前现代在思想旨趣与文化精神方面的关联性，传统中国的哲学观和文学现象获得了浮出历史地表的机会，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然而，新生的生态文学在概念的界定方面却因为过于强调文学的当代性以及人类的主体性和责任感造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忽略。日益迫近的生态危局，亟待生态文学形成规模效应，发挥理想效应，由此，我们理应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加大了解、增强信心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生态文学的定位予以思考。
一、生态文学的当前界定
什么是生态文学？目前，被学界和文学界所普遍认可的界定乃是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王诺教授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为生态文学一词所作的界定：“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讨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①
在王诺教授的界定中，生态文学具有如下几个重要要素：第一，生态文学的写作者应该是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这一生态思想应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第二，生态文学的写作内容或者题材应该是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的，尤其应以表现生态危机、探讨其社会根源为题中应有之义；第三，生态文学的写作主旨应该是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其他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王诺教授的这一界定，无疑取得了很大的理论成就，具体说来，该生态文学概念体现出如下特点：
1.清算了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观念。众所周知，生态文学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现实基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催发了生态思潮，日趋壮阔的生态思潮催发了生态文学。如果说生态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那么，生态思潮就要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主导思想进行反拨乃至颠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则要表达生态思潮的精神主旨、承担生态思潮的历史使命。正如王诺教授所言：“生态思潮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观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根源，是当代生态思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①
王诺教授在对生态文学的概念进行界定之时，始终牢记导致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出现的现代性思想根源，格外强调了生态文学的现实基础和历史使命，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生态文学的最高价值，否定了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传统文学，否定了人类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的传统态度，注重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联系性，坚定地认为生态文学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正负价值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即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地自然存在，而不是是否有利于人类。
当然，反对以人类为自然界之中心、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文学之所以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行批驳、予以否定，正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文学理论家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从而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现代性在强化人类对于自然之力量的同时，促成了人类的短视甚至盲目，而生态文学必须纠正这一点。
2.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在王诺教授的界定中，是否生态文学的判断依据由写作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作品的主题和旨趣这三类信息所决定，而这三种信息，最终都落脚在写作者有意识的主体选择上。观念、题材和主旨，尽在作者的心心念念之中。 显然，王诺教授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虽然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但却肯定甚至强调了人类领先主义，也就是说，生态文学认为人类和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相比在发展上具有领先地位，并因而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和选择上的主动权，由此，生态文学格外强调人类的生态责任、生态良知和生态使命。
3.突出了生态文学的当代性。无疑，王诺教授之所以如此界定生态文学一词，是因为其思想深处对于生态思潮的认同，而生态思潮的出现，原本就根基于对于现实生态危机的回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生态思潮、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都是由严峻的生态危机和时代条件所催生出来的。虽然生态文学一词的界定中并没有出现现实性或当代性这样的语汇和表述，但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系统整体利益都是后现代的思想成果，是人类现实境遇的学术产物；“文明批判”和“生态理想”，前者着眼于过去，探讨“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后者着眼于未来，描摹生态和谐之社会蓝图，但都是处身于“现在”的时间位、承担现实的“生态责任”者所能够做到的。
4.划清了与传统文学的界限。如果说生态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那么，生态思潮就要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主导思想进行反拨乃至颠覆；如果说生态思潮亟需与以往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划清界限，那么，生态文学必然十分注重与以往的传统文学划清界限。生态文学的概念一经界定，我们便很容易在生态文学与传统文学（此处的传统文学一词主要意指以往的一些描写了自然的文学）之间划出界限：传统文学不是没有自然，而是以人为本、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写作的思想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在这样的文学中，人和自然之间大抵是一种功利关系，人以外的自然物成为抒发人类情感、表现人类心理、比附人间道德、象征人世关系的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和对应物，也就是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里的花和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里的山和水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感与恨、仁与智，花、鸟、山、水仅为工具尔。即使在一些表现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文学中，人也是审美活动的主体，自然物不过审美的对象，“情满于山”、“意溢于海”，均为内心充盈、情感饱满的审美主体对自然物的观照与投射。生态文学则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注重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联系性，并因此反对人类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在生态文学中，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价值，与人类在生物圈中并存。
正因为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所以需要与过去（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传统）划清界限，于是，生态文学研究者在术语的选择和使用上十分慎重，务必要体现生态思潮的价值取向和生态文学的思想基调。王诺教授的“为什么是生态的而非环境的？”一文把“生态的”（ecological）和“环境的”（environmental）两个词语的选用上升到支撑这两个术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上，指出“环境”意味着我们人类在中心，周围由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然，不独中国学界如此，王诺教授引经据典地告诉我们：当代生态思想家对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过严格的区分，指出“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海瓦德在《生态思想导论》、史密斯在《生态主义：走向生态公民权》、巴克斯特在《生态主义导论》、多布森在《绿色政治思想》里都明确论述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多布森特别强调：“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异，混淆它们的差异必将导致严重的知识性错误。”格罗特费尔蒂则认为，如果将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就不应当使用“环境文学”这个透露出人的自大和骄妄的术语。
既然生态思想家如此注重概念和话语的辨析和厘清，笔者也不由对生态文学一词多了一些思考和犹疑。笔者认为，生态文学的当前界定过多受到西学的影响，尚有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二、当前生态文学概念界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生态文学的上述界定存在如下缺失：
1.缩小了生态文学的范围。生态文学这一概念的当代性和主体性导致大量在题材内容和精神旨趣等方面具有生态文学特征的文学作品被排除在了生态文学之外。王诺教授在一篇名为《佳作难觅 中国生态文学现状令人担忧》的文章中谈到：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几个方面。之后，在同一篇文章中，王诺教授却又在具体分析了苇岸和周晓风的作品之后，否定了感悟自然这一类作品的生态文学属性：
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因此，他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思索和生态文学描写。……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①
正因为如此，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程顺溪在对2011年的中国生态文学创作进行总结和回顾之时，只能拈出张炜的《午夜来獾》、杨志军的《大悲原》、郭雪波的《青旗 嘎达梅林》、钟平的《天地之间》以及诗人华海的《静福山》、侯良学（阿红）的《圆桌舞台》和儿童文学作家湘女的散文集《大树杜鹃》等少数几部作品。①
何以如此？一方面确实诚如王诺教授所分析的文学对生态的态度还较为冷漠；另一方面却是因为生态文学高端的定位和高置的门槛。让生态文学肩负生态拯救的职责，这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在中国，“生态文学”远未成熟、投身到“生态文学”创作中的作家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如此一来，佳作难觅将会在相当长时间成为生态文学发展的瓶颈，生态拯救也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理想的图景。所以生态文学现有的界定缩小了生态文学的范围，这本身不利于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和声势的壮大，规模的不足自然使生态文学难以形成热潮、流派或者类别，更遑论卓有实效的生态干预和自然保护。
2.削弱了生态文学的艺术性。生态文学把创作者的生态责任和时代使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以至于在判断一部作品是否生态文学之时，往往突出其文明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特点。在生态文学理论家看来，一部生态文学作品，可以不把直接描写自然作为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部完全没有直接描写自然的作品，只要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堪称生态文学作品，甚至堪称生态文学的优秀之作。如此一来，一部生态文学作品，很可能没有涉及任何自然属性的生态内容，更多的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征服和统治自然观、欲望动力观、发展至上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对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改造、竭泽而渔地榨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违反自然规律和干扰自然进程的科技创造、严重污染自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等许许多多的思想、文化、社会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如此主题先行，内容当先，难以避免文学的现实功利取向，难免忽略甚至削弱了生态文学的艺术性。 正因如此，当前的生态文学作品，常常因为其艺术性不足而遭到质疑和诟病；而与生态文学一体两面的生态批评，则认为从美学和艺术角度进行生态文学研究存在很大的困难，并干脆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于生态文学艺术性的强调和追求。2010年，王诺教授曾经试图建构起生态批评的诗学体系和美学原则，他说，生态批评不仅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自己的特性，而且在审美和艺术表现评判方面也有独特的、与其他批评不同的标准。这一标准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表现为三个主要的美学原则：从审美目的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一原则是自然性原则；从审美视域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二原则是整体性原则；从审美方法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三原则是交融性原则②。但这三大原则似乎很难支撑起生态文学的美学体系，近期，王诺教授在《生态文学的艺术性及其他》一文中提出：“如果生态批评大谈特谈结构、韵律、意象、想象、象征、情感等其他任何传统的批评都能做也都做过的研究，那还叫生态的批评吗？同理，如果生态文学的艺术性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或现代的环境文学都具有的艺术性，那么它在审美艺术方面还有‘生态的’特色吗？”③并如此论证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即使生态批评仅仅是思想文化批评，即便生态批评仅仅是通过对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批评流派也完全能够成立。从整体上看，文学批评当然不能仅仅是思想心态、文化社会视阈的批评，必须包括审美的艺术的批评；但就一个批评流派、一种批评方法来说，将批评的视野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不仅是可以的，而且甚至是必须的。”①
生态文学要不要艺术性？就目前生态文学的界定和辨认而言，确实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但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管它是什么题材、什么主旨，都不可能在艺术性方面稍逊风骚的。生态文学固然有特定的时代使命和现实需求，但也决不可能满足于救一时之急，解一地之困，行之久远，才有可能影响久远，这和生态文学虽不以人类为中心但却保障了人类利益的长效机制是一个道理，生态文学虽不强调艺术性却必然要以其艺术力量获得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认同。
生态文学有没有艺术性？就目前生态文学的界定和辨认而言，同样确实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但若放眼古今中外有自然观念和生态意识的诸多优秀文学作品，生态文学的艺术性就不用置喙了。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具有自然观念和生态意识的文学，就是满足了审美特性的。在某种程度上，生态意识和审美意识、文学性与生态性具有同质性。
3.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当代价值和生态价值。生态文学的概念一经确立，生态文学的指认便有了严格的依据。人们普遍认同的是：首先，中国生态文学是在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之下发生并发展的。在西方，梭罗的《瓦尔登湖》这一生态文学的滥觞之作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发表，正值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工业文明，绝大多数西方人陶醉于工业文明的美梦之时，梭罗却看到了工业文明与自然乃至人类精神之间的矛盾。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作品《寂静的春天》问世，标志着世界生态文学时代的正式来临，开启了一个自觉表达生态意识、深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阶段。之后，生态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中国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潮一样由西而来：1949年，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态思想移植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国生态文学最重要的影响源；上世纪70年代，《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这些西来的思想资源和文学参照为我国生态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真正成熟的中国生态文学作品并不多见。王诺教授认为，在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各界的重视下，文学对生态还显得较为冷漠。他还认为，在中国生态文学之中，感悟自然的作品因为缺少了生态整体观的思想基础，鲜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思索和生态文学描写，其创作根源于作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周晓风的《动物园》是也。展现危机的作品却在文化批判的力度上有所不足，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和《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长江传》、《我将飘逝》等多部作品是也。这些作品直面严峻的生态现实，真实记录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但在探讨和分析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决定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思想文化因素等方面明显不足。反思根源的作品如郭耕的《生命·生态·生活》、《保护动物，我们能做什么？》和《荒野之鼬与荒野之忧》等，詹克明的《世上本无害虫》，韩少功的《遥远的自然》，徐刚的《拯救大地》下卷和《我将飘逝》(2004)的后半部分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整体主义，反思文明对人的异化等，应当成为未来生态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和生态文学的主要任务。
由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所决定的这两大认知无疑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当代价值和生态价值。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哲学观中，自然具有鲜活的精神气质、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充盈的审美品性，以至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反思、随着生态批评和荒野哲学的崛起，中国文化浮出现代历史的地表，成为后现代最重要的文化资源，而中国生态文学固然由西方的生态思潮和生态文学所催生，但却更多地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找到思想基础和精神资源。比如中国古代山水诗，在表现人类开发荒野、缔造文化的现实历程的同时，指明了人类回归荒野、消解文明的精神之旅。再比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和谐相处的生存状况，描摹了天地神人无所束缚、诗意栖居的自在图景。这些中国传统文学，无论就对人类文明历程和文化创造的反思和批评而言，还是就对人类生存方式和精神追求的理想描摹而言，无疑都是极富价值的生态文学。但这些文学都被生态文学的概念排除在生态文学的队伍之外，其当代价值和生态价值自然也就难以被研究和重视。 4.拉大了与生态批评的距离。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形成的一种后现代批评派别，与西方思想界的现代性反思相伴而生。在西方，“生态批评”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是一种“以投入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进行的关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它于20世纪70-80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发展迅速，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已经产生了相当影响。王诺教授对批判性地分析了西方学界对于生态批评的种种界定之后，为生态批评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①
无论从西方还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都有共同的源头，那就是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生态灾难、日渐壮大的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但却各有自己的起点，西方生态文学于19世纪中期肇始，生态批评在1978年才出现；中国生态文学于20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对于生态批评的相关思考和研究在九十年代末期才开始。之后，在自觉的生态文艺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才逐渐合流，成为一体之两面。这种一体性和两面性从王诺教授对于二者的界定之中便可见出端倪。
有趣的是，理论基础和文字表述如此接近的两个概念，却出现了两种全然不同的境况：生态文学门槛高、口径小、范围窄，而生态批评却决然相反，“它研究和评论的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是否描写了自然，不是生态批评能否展开的必要条件。只要有关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只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文学作品哪怕完全不涉及自然景物，哪怕只表现一个破坏生态的政策的出台过程、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一次严重的污染事件（比如生态审丑所审的就不一定是自然物，而更多的是人造物或人类行为），也是生态批评应当探讨、甚至重点探讨的对象。”②不仅仅是整个当代的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努力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揭示其中的生态思想，对它们进行价值重估，并进而推动对文学发展史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推动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的审美观念的建立，最终推动人类生态意识的形成并强化、推动导致生态危机的文化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就其目的而言，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又一次表现出一体两面性，二者肩负同样的历史使命和生态责任。
在生态批评领域，王诺教授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他和他的团队成员身体力行地开展了诸多批评实践。这种批评的火热与创作的寂寥形成极大的反差，使一体两面的两个事物难以保持同步发展，呈现出吊诡的局面。
5.背离了生态文学的基本理念。毋庸置疑，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高屋建瓴、清晰明了，取得了很大的理论成就，但正如文学理论领域的反本质主义者无法脱离本质主义的话语体系一样，该生态文学的概念因为过于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从而有悖于生态文学的精神旨趣，容易陷入与西方传统一脉相承的现代性的思维范式和话语体系。笔者认为，生态文学的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生态文学思想基础和基本理念的背离，以至于很容易走到生态文学自身的对立面去。甚至可以说，人类领先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共同的思想认知；生态文学和主张现代性的现代文学，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张炜在《午夜来獾》如是说：“功利化的、太切近和太直接的文学表述，将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物欲主义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所谓的生态文学中的焦思不完全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人类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感和责任——也就是说，不是更高意义上的善意，而只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能向大自然持续索取而产生的忧虑”，便很容易导致生态文学走向它的反面，即“在文学表达上陷入过分的自觉，并表现出功利心的峻急。这就走向了反面。”①
三、生态文学概念界定之我见
如此，笔者认为，王诺教授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只能是生态文学之一种，可以名之为自觉的生态文学。也就是说，当前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学界应该加大对此问题的关注力度，形成更合理的生态文学概念，以指导和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
在思考此一问题时，笔者认为必须考虑如下因素：
1.广义的生态文学与狭义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无疑，广义的生态文学可以指全部的文学，因为“实际上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应建立在自然生态的背景之上，而不是相反。无论何时何地，大自然永远都是生命的基础，文学表达一旦脱离，就会变得浮浅和狭窄。……文学离开了万千生命簇拥的自然和大地是不可思议的。”②而狭义的生态文学是在题材和观念两方面都表现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深刻关系的文学。
按照此种对于文学的理解，一些被指认为是生态文学的作品，“不可能化进生命的浑然和本能的感受之中，结果就从文学的肌体上剥离下来。”也就是说，不具备文学性的生态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它所表现出的，很有可能“是网络时代、一个文学小时代的特征。”③这从反向证明了生态文学的艺术性，也就是说，真正的生态文学，一定是真正的文学。
2.自觉的生态文学与自发的生态文学
王诺教授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是中国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笔者认为，有自觉的生态文学，也有自发的生态文学，甚至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生态文学。自觉的生态文学具有强烈的主体性、高蹈的使命感、明确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它虽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却着力弘扬人类领先主义，这样的文学无疑为当今时代所亟需，但却难以避免因为过多地时代介入和现实操作而带来的功利性、难以体现文学的超越性和艺术性。而自发的生态文学往往是在主体消冥、与物为春、澄怀味象的写作状态下完成的，虽然不见得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和现实意图，但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生态观念和生态精神，更符合文学的审美性质。正如作家张炜所言：“以前的人对于大自然的情感是难以分离的，是混沌无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对自然的歌颂或牵念不是出于无奈之情，也不是因为逼迫而生出的责任心，更不是出于对物欲的关切而推导出来的功利心；那时的‘生态文学’如果有的话，当是更纯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为激动人心的。”①
必须要明确的是，自觉的生态文学并不是狭义的生态文学。自觉的生态文学中除了狭义的生态文学之外，还包含那些虽未书写自然题材但却表达了反思文明之主旨的文学，这一类文学虽然在文学性上被诟病，甚至存在反文学的嫌疑，但却阶段性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了理解文学、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狭义的生态文学中除了自觉的生态文学之外，还包括那些书写自然题材、表达自然观念但并不承担生态责任的文学，即介于自觉的生态文学和自发的生态文学之间的生态文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自觉的生态文学还是自发的生态文学，都是对人类本性的唤醒，向文学本性的回归，而且，因为生态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同质性，生态文学是最具审美特性的文学。
①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①王诺：《为什么是生态的而非环境的？》，《中国绿色时报》2012年2月3日第4版。
①王诺、陈初：《佳作难觅 中国生态文学现状令人担忧》，《中国艺术报》2005年4月 21日。
①程顺溪：《2011中国生态文学：在收获的路上》，《中国绿色时报》2011年12月23日第4版。
②王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③王诺：《生态文学的艺术性及其他》，《中国绿色时报》2012年5月3日。
①王诺：《生态文学的艺术性及其他》，《中国绿色时报》2012年5月3日。
①②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①张炜：《午夜来獾》，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②③张炜：《午夜来獾》，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①张炜：《午夜来獾》，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责任编辑：龙迪勇
［关键词］生态文学；人类中心主义；自觉；自发
[中图分类号]I059.99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2）04-0102-09
［作者简介］王 惠（1970—），女，湖南常德人，文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云南昆明 650031）
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出现在中国不过短短数年光景；但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在中国的历史几乎和文学的历史一样绵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哲学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和自然相依相守、声气相感、血脉相通的关系，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学离不开自然的涵育，并由此形成了独到的生态文学景观。
遗憾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老大帝国的心态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涌入中国，晚清知识者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世界，在强国保种的梦想光照之下，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西学东渐于是蔚然成风。到“五四”时期，西方现代化的理念已经浸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文化俨然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文学无法独善其身，在西方现代文学理念的感召和技法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此一路踉跄、一路趔趄地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步伐，直到西方文化迈进后现代的新路。此时，人们对自启蒙运动开始便裹挟着以理性与技术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来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清算，现代性的悖论和恶果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对于前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充满了怀念之情。如今，由现代性造成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由后现代启动的越发壮阔的生态思潮促使生态文学概念的出现和创作的兴盛，无论人们对此概念持何态度、对该类型的文学创作作何评价，这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生态文学虽说仍然由西而来，但基于后现代与前现代在思想旨趣与文化精神方面的关联性，传统中国的哲学观和文学现象获得了浮出历史地表的机会，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然而，新生的生态文学在概念的界定方面却因为过于强调文学的当代性以及人类的主体性和责任感造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忽略。日益迫近的生态危局，亟待生态文学形成规模效应，发挥理想效应，由此，我们理应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加大了解、增强信心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生态文学的定位予以思考。
一、生态文学的当前界定
什么是生态文学？目前，被学界和文学界所普遍认可的界定乃是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王诺教授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为生态文学一词所作的界定：“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讨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①
在王诺教授的界定中，生态文学具有如下几个重要要素：第一，生态文学的写作者应该是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这一生态思想应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第二，生态文学的写作内容或者题材应该是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的，尤其应以表现生态危机、探讨其社会根源为题中应有之义；第三，生态文学的写作主旨应该是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其他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王诺教授的这一界定，无疑取得了很大的理论成就，具体说来，该生态文学概念体现出如下特点：
1.清算了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观念。众所周知，生态文学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现实基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催发了生态思潮，日趋壮阔的生态思潮催发了生态文学。如果说生态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那么，生态思潮就要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主导思想进行反拨乃至颠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则要表达生态思潮的精神主旨、承担生态思潮的历史使命。正如王诺教授所言：“生态思潮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观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根源，是当代生态思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①
王诺教授在对生态文学的概念进行界定之时，始终牢记导致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出现的现代性思想根源，格外强调了生态文学的现实基础和历史使命，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生态文学的最高价值，否定了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传统文学，否定了人类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的传统态度，注重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联系性，坚定地认为生态文学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正负价值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即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地自然存在，而不是是否有利于人类。
当然，反对以人类为自然界之中心、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文学之所以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行批驳、予以否定，正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文学理论家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从而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现代性在强化人类对于自然之力量的同时，促成了人类的短视甚至盲目，而生态文学必须纠正这一点。
2.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在王诺教授的界定中，是否生态文学的判断依据由写作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作品的主题和旨趣这三类信息所决定，而这三种信息，最终都落脚在写作者有意识的主体选择上。观念、题材和主旨，尽在作者的心心念念之中。 显然，王诺教授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虽然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但却肯定甚至强调了人类领先主义，也就是说，生态文学认为人类和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相比在发展上具有领先地位，并因而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和选择上的主动权，由此，生态文学格外强调人类的生态责任、生态良知和生态使命。
3.突出了生态文学的当代性。无疑，王诺教授之所以如此界定生态文学一词，是因为其思想深处对于生态思潮的认同，而生态思潮的出现，原本就根基于对于现实生态危机的回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生态思潮、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都是由严峻的生态危机和时代条件所催生出来的。虽然生态文学一词的界定中并没有出现现实性或当代性这样的语汇和表述，但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系统整体利益都是后现代的思想成果，是人类现实境遇的学术产物；“文明批判”和“生态理想”，前者着眼于过去，探讨“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后者着眼于未来，描摹生态和谐之社会蓝图，但都是处身于“现在”的时间位、承担现实的“生态责任”者所能够做到的。
4.划清了与传统文学的界限。如果说生态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那么，生态思潮就要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主导思想进行反拨乃至颠覆；如果说生态思潮亟需与以往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划清界限，那么，生态文学必然十分注重与以往的传统文学划清界限。生态文学的概念一经界定，我们便很容易在生态文学与传统文学（此处的传统文学一词主要意指以往的一些描写了自然的文学）之间划出界限：传统文学不是没有自然，而是以人为本、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写作的思想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在这样的文学中，人和自然之间大抵是一种功利关系，人以外的自然物成为抒发人类情感、表现人类心理、比附人间道德、象征人世关系的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和对应物，也就是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里的花和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里的山和水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感与恨、仁与智，花、鸟、山、水仅为工具尔。即使在一些表现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文学中，人也是审美活动的主体，自然物不过审美的对象，“情满于山”、“意溢于海”，均为内心充盈、情感饱满的审美主体对自然物的观照与投射。生态文学则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注重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联系性，并因此反对人类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在生态文学中，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价值，与人类在生物圈中并存。
正因为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所以需要与过去（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传统）划清界限，于是，生态文学研究者在术语的选择和使用上十分慎重，务必要体现生态思潮的价值取向和生态文学的思想基调。王诺教授的“为什么是生态的而非环境的？”一文把“生态的”（ecological）和“环境的”（environmental）两个词语的选用上升到支撑这两个术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上，指出“环境”意味着我们人类在中心，周围由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然，不独中国学界如此，王诺教授引经据典地告诉我们：当代生态思想家对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过严格的区分，指出“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海瓦德在《生态思想导论》、史密斯在《生态主义：走向生态公民权》、巴克斯特在《生态主义导论》、多布森在《绿色政治思想》里都明确论述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多布森特别强调：“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异，混淆它们的差异必将导致严重的知识性错误。”格罗特费尔蒂则认为，如果将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就不应当使用“环境文学”这个透露出人的自大和骄妄的术语。
既然生态思想家如此注重概念和话语的辨析和厘清，笔者也不由对生态文学一词多了一些思考和犹疑。笔者认为，生态文学的当前界定过多受到西学的影响，尚有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二、当前生态文学概念界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生态文学的上述界定存在如下缺失：
1.缩小了生态文学的范围。生态文学这一概念的当代性和主体性导致大量在题材内容和精神旨趣等方面具有生态文学特征的文学作品被排除在了生态文学之外。王诺教授在一篇名为《佳作难觅 中国生态文学现状令人担忧》的文章中谈到：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几个方面。之后，在同一篇文章中，王诺教授却又在具体分析了苇岸和周晓风的作品之后，否定了感悟自然这一类作品的生态文学属性：
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因此，他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思索和生态文学描写。……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①
正因为如此，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程顺溪在对2011年的中国生态文学创作进行总结和回顾之时，只能拈出张炜的《午夜来獾》、杨志军的《大悲原》、郭雪波的《青旗 嘎达梅林》、钟平的《天地之间》以及诗人华海的《静福山》、侯良学（阿红）的《圆桌舞台》和儿童文学作家湘女的散文集《大树杜鹃》等少数几部作品。①
何以如此？一方面确实诚如王诺教授所分析的文学对生态的态度还较为冷漠；另一方面却是因为生态文学高端的定位和高置的门槛。让生态文学肩负生态拯救的职责，这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在中国，“生态文学”远未成熟、投身到“生态文学”创作中的作家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如此一来，佳作难觅将会在相当长时间成为生态文学发展的瓶颈，生态拯救也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理想的图景。所以生态文学现有的界定缩小了生态文学的范围，这本身不利于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和声势的壮大，规模的不足自然使生态文学难以形成热潮、流派或者类别，更遑论卓有实效的生态干预和自然保护。
2.削弱了生态文学的艺术性。生态文学把创作者的生态责任和时代使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以至于在判断一部作品是否生态文学之时，往往突出其文明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特点。在生态文学理论家看来，一部生态文学作品，可以不把直接描写自然作为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部完全没有直接描写自然的作品，只要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堪称生态文学作品，甚至堪称生态文学的优秀之作。如此一来，一部生态文学作品，很可能没有涉及任何自然属性的生态内容，更多的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征服和统治自然观、欲望动力观、发展至上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对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改造、竭泽而渔地榨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违反自然规律和干扰自然进程的科技创造、严重污染自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等许许多多的思想、文化、社会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如此主题先行，内容当先，难以避免文学的现实功利取向，难免忽略甚至削弱了生态文学的艺术性。 正因如此，当前的生态文学作品，常常因为其艺术性不足而遭到质疑和诟病；而与生态文学一体两面的生态批评，则认为从美学和艺术角度进行生态文学研究存在很大的困难，并干脆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于生态文学艺术性的强调和追求。2010年，王诺教授曾经试图建构起生态批评的诗学体系和美学原则，他说，生态批评不仅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自己的特性，而且在审美和艺术表现评判方面也有独特的、与其他批评不同的标准。这一标准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表现为三个主要的美学原则：从审美目的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一原则是自然性原则；从审美视域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二原则是整体性原则；从审美方法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三原则是交融性原则②。但这三大原则似乎很难支撑起生态文学的美学体系，近期，王诺教授在《生态文学的艺术性及其他》一文中提出：“如果生态批评大谈特谈结构、韵律、意象、想象、象征、情感等其他任何传统的批评都能做也都做过的研究，那还叫生态的批评吗？同理，如果生态文学的艺术性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或现代的环境文学都具有的艺术性，那么它在审美艺术方面还有‘生态的’特色吗？”③并如此论证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即使生态批评仅仅是思想文化批评，即便生态批评仅仅是通过对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批评流派也完全能够成立。从整体上看，文学批评当然不能仅仅是思想心态、文化社会视阈的批评，必须包括审美的艺术的批评；但就一个批评流派、一种批评方法来说，将批评的视野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不仅是可以的，而且甚至是必须的。”①
生态文学要不要艺术性？就目前生态文学的界定和辨认而言，确实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但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管它是什么题材、什么主旨，都不可能在艺术性方面稍逊风骚的。生态文学固然有特定的时代使命和现实需求，但也决不可能满足于救一时之急，解一地之困，行之久远，才有可能影响久远，这和生态文学虽不以人类为中心但却保障了人类利益的长效机制是一个道理，生态文学虽不强调艺术性却必然要以其艺术力量获得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认同。
生态文学有没有艺术性？就目前生态文学的界定和辨认而言，同样确实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但若放眼古今中外有自然观念和生态意识的诸多优秀文学作品，生态文学的艺术性就不用置喙了。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具有自然观念和生态意识的文学，就是满足了审美特性的。在某种程度上，生态意识和审美意识、文学性与生态性具有同质性。
3.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当代价值和生态价值。生态文学的概念一经确立，生态文学的指认便有了严格的依据。人们普遍认同的是：首先，中国生态文学是在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之下发生并发展的。在西方，梭罗的《瓦尔登湖》这一生态文学的滥觞之作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发表，正值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工业文明，绝大多数西方人陶醉于工业文明的美梦之时，梭罗却看到了工业文明与自然乃至人类精神之间的矛盾。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作品《寂静的春天》问世，标志着世界生态文学时代的正式来临，开启了一个自觉表达生态意识、深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阶段。之后，生态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中国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潮一样由西而来：1949年，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态思想移植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国生态文学最重要的影响源；上世纪70年代，《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这些西来的思想资源和文学参照为我国生态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真正成熟的中国生态文学作品并不多见。王诺教授认为，在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各界的重视下，文学对生态还显得较为冷漠。他还认为，在中国生态文学之中，感悟自然的作品因为缺少了生态整体观的思想基础，鲜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思索和生态文学描写，其创作根源于作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周晓风的《动物园》是也。展现危机的作品却在文化批判的力度上有所不足，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和《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长江传》、《我将飘逝》等多部作品是也。这些作品直面严峻的生态现实，真实记录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但在探讨和分析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决定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思想文化因素等方面明显不足。反思根源的作品如郭耕的《生命·生态·生活》、《保护动物，我们能做什么？》和《荒野之鼬与荒野之忧》等，詹克明的《世上本无害虫》，韩少功的《遥远的自然》，徐刚的《拯救大地》下卷和《我将飘逝》(2004)的后半部分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整体主义，反思文明对人的异化等，应当成为未来生态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和生态文学的主要任务。
由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所决定的这两大认知无疑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当代价值和生态价值。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哲学观中，自然具有鲜活的精神气质、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充盈的审美品性，以至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反思、随着生态批评和荒野哲学的崛起，中国文化浮出现代历史的地表，成为后现代最重要的文化资源，而中国生态文学固然由西方的生态思潮和生态文学所催生，但却更多地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找到思想基础和精神资源。比如中国古代山水诗，在表现人类开发荒野、缔造文化的现实历程的同时，指明了人类回归荒野、消解文明的精神之旅。再比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和谐相处的生存状况，描摹了天地神人无所束缚、诗意栖居的自在图景。这些中国传统文学，无论就对人类文明历程和文化创造的反思和批评而言，还是就对人类生存方式和精神追求的理想描摹而言，无疑都是极富价值的生态文学。但这些文学都被生态文学的概念排除在生态文学的队伍之外，其当代价值和生态价值自然也就难以被研究和重视。 4.拉大了与生态批评的距离。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形成的一种后现代批评派别，与西方思想界的现代性反思相伴而生。在西方，“生态批评”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是一种“以投入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进行的关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它于20世纪70-80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发展迅速，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已经产生了相当影响。王诺教授对批判性地分析了西方学界对于生态批评的种种界定之后，为生态批评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①
无论从西方还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都有共同的源头，那就是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生态灾难、日渐壮大的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但却各有自己的起点，西方生态文学于19世纪中期肇始，生态批评在1978年才出现；中国生态文学于20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对于生态批评的相关思考和研究在九十年代末期才开始。之后，在自觉的生态文艺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才逐渐合流，成为一体之两面。这种一体性和两面性从王诺教授对于二者的界定之中便可见出端倪。
有趣的是，理论基础和文字表述如此接近的两个概念，却出现了两种全然不同的境况：生态文学门槛高、口径小、范围窄，而生态批评却决然相反，“它研究和评论的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是否描写了自然，不是生态批评能否展开的必要条件。只要有关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只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文学作品哪怕完全不涉及自然景物，哪怕只表现一个破坏生态的政策的出台过程、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一次严重的污染事件（比如生态审丑所审的就不一定是自然物，而更多的是人造物或人类行为），也是生态批评应当探讨、甚至重点探讨的对象。”②不仅仅是整个当代的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努力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揭示其中的生态思想，对它们进行价值重估，并进而推动对文学发展史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推动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的审美观念的建立，最终推动人类生态意识的形成并强化、推动导致生态危机的文化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就其目的而言，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又一次表现出一体两面性，二者肩负同样的历史使命和生态责任。
在生态批评领域，王诺教授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他和他的团队成员身体力行地开展了诸多批评实践。这种批评的火热与创作的寂寥形成极大的反差，使一体两面的两个事物难以保持同步发展，呈现出吊诡的局面。
5.背离了生态文学的基本理念。毋庸置疑，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高屋建瓴、清晰明了，取得了很大的理论成就，但正如文学理论领域的反本质主义者无法脱离本质主义的话语体系一样，该生态文学的概念因为过于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从而有悖于生态文学的精神旨趣，容易陷入与西方传统一脉相承的现代性的思维范式和话语体系。笔者认为，生态文学的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生态文学思想基础和基本理念的背离，以至于很容易走到生态文学自身的对立面去。甚至可以说，人类领先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共同的思想认知；生态文学和主张现代性的现代文学，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张炜在《午夜来獾》如是说：“功利化的、太切近和太直接的文学表述，将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物欲主义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所谓的生态文学中的焦思不完全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人类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感和责任——也就是说，不是更高意义上的善意，而只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能向大自然持续索取而产生的忧虑”，便很容易导致生态文学走向它的反面，即“在文学表达上陷入过分的自觉，并表现出功利心的峻急。这就走向了反面。”①
三、生态文学概念界定之我见
如此，笔者认为，王诺教授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只能是生态文学之一种，可以名之为自觉的生态文学。也就是说，当前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学界应该加大对此问题的关注力度，形成更合理的生态文学概念，以指导和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
在思考此一问题时，笔者认为必须考虑如下因素：
1.广义的生态文学与狭义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无疑，广义的生态文学可以指全部的文学，因为“实际上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应建立在自然生态的背景之上，而不是相反。无论何时何地，大自然永远都是生命的基础，文学表达一旦脱离，就会变得浮浅和狭窄。……文学离开了万千生命簇拥的自然和大地是不可思议的。”②而狭义的生态文学是在题材和观念两方面都表现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深刻关系的文学。
按照此种对于文学的理解，一些被指认为是生态文学的作品，“不可能化进生命的浑然和本能的感受之中，结果就从文学的肌体上剥离下来。”也就是说，不具备文学性的生态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它所表现出的，很有可能“是网络时代、一个文学小时代的特征。”③这从反向证明了生态文学的艺术性，也就是说，真正的生态文学，一定是真正的文学。
2.自觉的生态文学与自发的生态文学
王诺教授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是中国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笔者认为，有自觉的生态文学，也有自发的生态文学，甚至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生态文学。自觉的生态文学具有强烈的主体性、高蹈的使命感、明确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它虽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却着力弘扬人类领先主义，这样的文学无疑为当今时代所亟需，但却难以避免因为过多地时代介入和现实操作而带来的功利性、难以体现文学的超越性和艺术性。而自发的生态文学往往是在主体消冥、与物为春、澄怀味象的写作状态下完成的，虽然不见得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和现实意图，但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生态观念和生态精神，更符合文学的审美性质。正如作家张炜所言：“以前的人对于大自然的情感是难以分离的，是混沌无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对自然的歌颂或牵念不是出于无奈之情，也不是因为逼迫而生出的责任心，更不是出于对物欲的关切而推导出来的功利心；那时的‘生态文学’如果有的话，当是更纯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为激动人心的。”①
必须要明确的是，自觉的生态文学并不是狭义的生态文学。自觉的生态文学中除了狭义的生态文学之外，还包含那些虽未书写自然题材但却表达了反思文明之主旨的文学，这一类文学虽然在文学性上被诟病，甚至存在反文学的嫌疑，但却阶段性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了理解文学、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狭义的生态文学中除了自觉的生态文学之外，还包括那些书写自然题材、表达自然观念但并不承担生态责任的文学，即介于自觉的生态文学和自发的生态文学之间的生态文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自觉的生态文学还是自发的生态文学，都是对人类本性的唤醒，向文学本性的回归，而且，因为生态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同质性，生态文学是最具审美特性的文学。
①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①王诺：《为什么是生态的而非环境的？》，《中国绿色时报》2012年2月3日第4版。
①王诺、陈初：《佳作难觅 中国生态文学现状令人担忧》，《中国艺术报》2005年4月 21日。
①程顺溪：《2011中国生态文学：在收获的路上》，《中国绿色时报》2011年12月23日第4版。
②王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③王诺：《生态文学的艺术性及其他》，《中国绿色时报》2012年5月3日。
①王诺：《生态文学的艺术性及其他》，《中国绿色时报》2012年5月3日。
①②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①张炜：《午夜来獾》，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②③张炜：《午夜来獾》，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①张炜：《午夜来獾》，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责任编辑：龙迪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