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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作为客家民系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具有“崇祖、重教、自治”的特点，在客家地区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正视客家宗族组织治理问题，努力挖掘客家宗族文化传统形态中的现代因子， 进行积极的引导，使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特别是社区治理、居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
关键词 客家宗族文化 现代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一、客家宗族文化的礼治秩序
在客家传统文化中，客家人通过依靠世代相承的血缘系谱关系来界定族内严格的社会规范和权利与义务，宗族的族规、族约是规范族人的行为标尺，使人际关系达到和谐相处。客家的宗族文化充分体现了“差序格局——礼治秩序”这一理想型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靠着私人联系而组成了一张以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为了維持这张关系网的彼此关联， 就需要用一种结实的连带物将每个结点连接起来，这种连带物便是“礼俗”。人们被动地接受“礼”的教化过程，同时也将当地的风俗习惯主动地内化于个人心里来指导行动，通过“礼俗”的社会化过程，人际关系网也越来越稳定，而乡土社会的秩序也因而得以形成并保持下来。客家文化以构建和谐为目的，全方位的规范道德行为，这对现代维护社会秩序、整肃风气，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与现代社区治理的比较
（一）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与居民参与。
中国宗族对乡村的治理能够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发挥很大的维稳作用。村民们一般的小矛盾都可以在族人们或者长者们的调和中平稳的解决。宗族加强了村民们的感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然而这种感情也会影响村民选举，宗族关系容易成为候选人竞争的资源和手段。对村干部治村行为也有影响，集中表现在村干部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及其工作方式上的影响。
城市社区中已经表现为居民广泛参与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形成了横向联系、齐抓共管的“强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构建了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政府管理体系的改革，必须以推进和谐社区自治能力的发育为出发点，形成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二）治理环境的礼治秩序与法理秩序。
我们从客家宗族组织治理的环境中可以看到，在宗族观念影响下，血缘人情关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少农民的日常生活多以血缘人情为标准，发生矛盾和纠纷也多以族规、族约来调节。对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认同，不仅不利于培养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而且也不利于农民的观念现代化。在这些宗族观念中，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
相比之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已初具一定的法律基础。法治的首要条件是有法可依。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与社区治理有关的从宪法、法律到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的一批法律规范，为依法进行社区治理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社区治理实践仍面临着一些障碍，如社区的法定体制与实践体制的错位，社区的理想治理模式与现实可行模式之间的差距等。
（三）社会结构的公与私。
我国的社会结构中个人没有道德地位、社会缺乏团体组织，致使利己主义成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和唯一的价值选择，社会应有的正常“公、私关系”在此完全错位。在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中，一些依靠宗族关系上台的村干部，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往往认为自己是族人选出来的，因而把宗族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在计划生育、土地承包、宅基地划分等方面，为同族人办好事、行方便，对他族的人则另搞一套。从而人为的制造不公，引起异族群众的不满，导致矛盾的发生。
中国社会基层社团中，现在最活跃的阶层是商住小区中的业主组织，被许多学者视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先行者”。现代社区中的业主群体在社会自主治理结构中作为民事主体具有同政府和市场机制不同的合法的功能性地位，其社群行为应是符合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原则。这样就有了制度性的基础，各自有其道德追求。符合群体行为规范的“公德”在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道德中尤为重要。
三、客家礼治秩序对现代社区治理的启发
（一）传承宗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
宗族文化倡导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以和为贵，具有很强大的的社会维稳作用，维持了乡村千百年来的相安无事。宗族作为一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现代社区治理不能抛弃的优良传统。我们在对待宗族对社区治理影响的过程中，应该持批判的继承的态度，对于宗族文化的和谐元素等优良传统应该发扬光大，而对于其消极影响则需不断改进。
（二）保留礼俗社会的公序良俗。
在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改革的目标迟迟不能达到的今天，我们应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俗与现实社会的法治环境结合起来。客家宗族文化的礼治秩序，既可以弥补政府处理类似问题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的缺陷，又可以使很多矛盾化解在居民内部，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弥补了国家法律控制机制的不足。现代社区中也应该形成自己的“公序良俗”，使之成为法治治理的补救手段和协同力量。
（三）借鉴客家宗族组织的管理模式和有益经验。
现代社区治理可以借鉴宗族组织传统的群防群治模式及有益经验，尝试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群众自治为主体、多方参与、多管齐下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机制，使管理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方面乃至家庭和个人生活，真正实现“是非曲直有乡评”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在使用和借助传统的乡规民约调处纠纷过程中，应发挥礼治秩序的内在优势，改变执法环境并形成合力，努力实现社区管理功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健康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团区委）
关键词 客家宗族文化 现代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一、客家宗族文化的礼治秩序
在客家传统文化中，客家人通过依靠世代相承的血缘系谱关系来界定族内严格的社会规范和权利与义务，宗族的族规、族约是规范族人的行为标尺，使人际关系达到和谐相处。客家的宗族文化充分体现了“差序格局——礼治秩序”这一理想型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靠着私人联系而组成了一张以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为了維持这张关系网的彼此关联， 就需要用一种结实的连带物将每个结点连接起来，这种连带物便是“礼俗”。人们被动地接受“礼”的教化过程，同时也将当地的风俗习惯主动地内化于个人心里来指导行动，通过“礼俗”的社会化过程，人际关系网也越来越稳定，而乡土社会的秩序也因而得以形成并保持下来。客家文化以构建和谐为目的，全方位的规范道德行为，这对现代维护社会秩序、整肃风气，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与现代社区治理的比较
（一）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与居民参与。
中国宗族对乡村的治理能够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发挥很大的维稳作用。村民们一般的小矛盾都可以在族人们或者长者们的调和中平稳的解决。宗族加强了村民们的感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然而这种感情也会影响村民选举，宗族关系容易成为候选人竞争的资源和手段。对村干部治村行为也有影响，集中表现在村干部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及其工作方式上的影响。
城市社区中已经表现为居民广泛参与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形成了横向联系、齐抓共管的“强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构建了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政府管理体系的改革，必须以推进和谐社区自治能力的发育为出发点，形成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二）治理环境的礼治秩序与法理秩序。
我们从客家宗族组织治理的环境中可以看到，在宗族观念影响下，血缘人情关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少农民的日常生活多以血缘人情为标准，发生矛盾和纠纷也多以族规、族约来调节。对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认同，不仅不利于培养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而且也不利于农民的观念现代化。在这些宗族观念中，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
相比之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已初具一定的法律基础。法治的首要条件是有法可依。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与社区治理有关的从宪法、法律到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的一批法律规范，为依法进行社区治理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社区治理实践仍面临着一些障碍，如社区的法定体制与实践体制的错位，社区的理想治理模式与现实可行模式之间的差距等。
（三）社会结构的公与私。
我国的社会结构中个人没有道德地位、社会缺乏团体组织，致使利己主义成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和唯一的价值选择，社会应有的正常“公、私关系”在此完全错位。在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中，一些依靠宗族关系上台的村干部，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往往认为自己是族人选出来的，因而把宗族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在计划生育、土地承包、宅基地划分等方面，为同族人办好事、行方便，对他族的人则另搞一套。从而人为的制造不公，引起异族群众的不满，导致矛盾的发生。
中国社会基层社团中，现在最活跃的阶层是商住小区中的业主组织，被许多学者视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先行者”。现代社区中的业主群体在社会自主治理结构中作为民事主体具有同政府和市场机制不同的合法的功能性地位，其社群行为应是符合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原则。这样就有了制度性的基础，各自有其道德追求。符合群体行为规范的“公德”在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道德中尤为重要。
三、客家礼治秩序对现代社区治理的启发
（一）传承宗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
宗族文化倡导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以和为贵，具有很强大的的社会维稳作用，维持了乡村千百年来的相安无事。宗族作为一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现代社区治理不能抛弃的优良传统。我们在对待宗族对社区治理影响的过程中，应该持批判的继承的态度，对于宗族文化的和谐元素等优良传统应该发扬光大，而对于其消极影响则需不断改进。
（二）保留礼俗社会的公序良俗。
在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改革的目标迟迟不能达到的今天，我们应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俗与现实社会的法治环境结合起来。客家宗族文化的礼治秩序，既可以弥补政府处理类似问题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的缺陷，又可以使很多矛盾化解在居民内部，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弥补了国家法律控制机制的不足。现代社区中也应该形成自己的“公序良俗”，使之成为法治治理的补救手段和协同力量。
（三）借鉴客家宗族组织的管理模式和有益经验。
现代社区治理可以借鉴宗族组织传统的群防群治模式及有益经验，尝试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群众自治为主体、多方参与、多管齐下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机制，使管理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方面乃至家庭和个人生活，真正实现“是非曲直有乡评”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在使用和借助传统的乡规民约调处纠纷过程中，应发挥礼治秩序的内在优势，改变执法环境并形成合力，努力实现社区管理功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健康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团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