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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7年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意识到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中国与东盟在货币合作方面也进行了多次尝试然而未得实质发展。本文研究了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现状及合作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策略，认为应当在提升人民币区域地位、分层次开展国家間货币合作、建立央行协调沟通机制、进一步优化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上入手开展货币合作。
关键词：中国;东盟;货币合作;推进策略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来，双方经贸关系日益加强，东盟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世界货币规则中一直探求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货币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绝佳切入点。以货币合作为视角研究中国与东盟各国货币合作难点并提出对策建议对中国-东盟未来经济金融深度合作有积极意义。
一、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理论基础
最优货币区理论是讨论区域能否形成货币区的经典理论，最早由蒙代尔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他主张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判定标准使得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这样一来即使工资和价格呈刚性，当出现非对称性冲击时，国际收支不平衡也可通过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来抵消。在最优货币区内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与货币区外的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自此许多学者关注到最优货币区理论并有所发展，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经济开放性标准”，他将社会总产品分为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其中贸易商品占的比例越大，说明该社会的开放程度越高，越应该建立相对封闭的货币区;“产品多样化标准”由彼得？凯南于1969年提出，他认为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能够经受外部经济冲击，能够承担汇率浮动的结果并灵活安排、具有相对独立性，相反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不能承受外部冲击，即无法承受固定汇率制的后果，不适合纳入货币区内;詹姆斯？依格拉姆在1973年提出“国际金融一体化标准”，他认为国际金融的一体化程度较低说明金融市场的交易是不充分的，金融市场的短期交易风险将由远期交易来弥补，进而导致利率结构失衡，从而造成汇率的较大波动，相反若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则利率的小幅波动就会引发资本的流动，从而可以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因此应以“国际金融一体化”为标准构建最优货币区;弗莱明于1971年提出了“通胀偏好相似性”标准，他认为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通过影响汇率、利率来影响短期资本流动，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组成最优货币区的国家必须具有通胀偏好相似性。此外，若加入货币区国家之间对通胀偏好不一致，将会影响超国家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降低货币政策执行可信度。
二、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现状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意识到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并于同年12月首次邀请中国共同发表《联合宣言》，在合作机制上达到重要突破，确定了双边友好互信合作关系，然而“亚洲货币基金”和“东亚货币基金”的提出却只停留在表面，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成行。2000年5月东盟各国与中日韩财长在泰国清迈签署《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倡议》，即清迈倡议（CMI）。2001年，中国就与泰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金额为20亿美元，这是我国央行第一次对外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为避免美元动荡引发的流动性风险，2010年3月东盟10+3财长会议决定将清迈倡议（CMI）进一步升级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东盟十国全部加入同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14个经济体合作拟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不平衡和短期流动性短缺等问题。2007年5月，东盟10+3财长同意建立“外汇储备库”，并于2009年5月将外汇储备库规模拟定为1200亿美元，2010年3月，该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但目前已存在的各类倡议、协定仍受政治环境、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
三、中国-东盟货币合作难点
（一）大国因素制衡
多年来中国-东盟金融货币合作受到区域外国家尤其是美、日大国的干扰。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构造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对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美国往往采取制衡牵制的手段以巩固其强国地位。201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提高关税以抑制中国贸易发展，降低中国在东亚国家的经济地位，这成为中国-东盟金融货币合作的干扰性因素，且不可忽视。日本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发展密切，目前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基建项目上中国、日本在东盟国家的竞争愈演愈烈。据越南通讯社报道，2019年印尼将造价60万亿印尼盾（约合300亿元人民币）的雅加达-泗水的中速铁路项目交给日企，同时日本计划通过提供优惠的融资，来换取东盟各国企业的信任度。东盟各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援助都给予较高评价，这形成中国-东盟金融货币合作中的竞争性因素。
（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制约了货币合作的发展进程。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若要构建货币区，区域内部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相近，这是重要条件之一，具体可借鉴欧盟模式。然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从经济规模总量上来看，2018年印度尼西亚GDP为10422亿美元，相比GDP为135亿美元的文莱多77倍。从人均GDP来看，新加坡人均GDP6.5万美元，文莱人均GDP3.2万美元，而柬埔寨只有0.15万美元，差距悬殊。这也意味着经济冲击对东盟各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弗莱明认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应考虑通胀偏好相似性，然而从数据上看，2018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通货膨胀率均低于1，而同年菲律宾达到5.21，缅甸达到6.87，可见东盟成员国通胀偏好相似性低，将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信度，进一步制约货币合作的开展。
（三）东盟成员国重视主权及防范心理的制约
经济的合作同样需要东盟各国政治上的合作意愿，Mintz（1970）认为政治上联合的意愿可被视为是采用共同货币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如果拟货币合作的国家没有政治融合，使其放弃本国货币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而加入共同货币区，可能只是一纸空谈。然而东盟国家由于种种因素高度看重国家主权，东盟目前签订的文件并不强制要求成员国履行，即使违反协议也没有具体的惩罚措施，这种无力的协议势必影响东盟有效合作的进程。中国-东盟近年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合作前景无量，但东盟部分成员国担心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会逐渐主导双边合作，削弱其在合作过程中的话语权，同时大量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出现也会与本国劳动力产生竞争关系，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各类合作心存疑虑，谨慎防范。不仅如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给中国面向东盟的货币合作增加了阻碍。 四、中国-东盟货币合作推进策略
（一）提升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地位
在中国-东盟货币合作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可能使得东盟成員国将人民币设定为锚货币从而减少对美元的过分依赖。中国应利用当前有利的经济条件，加强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在贸易中逐步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同时保持币值稳定，增强其价值储藏职能，深度提高其在东盟区域的使用频率，从而提升在整个区域内的地位。随着人民币在区域内计价结算比重的提高，东盟对人民币需求不断上升，中国可以逐步实现资本的完全可自由兑换，通过国内体制改革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实现利率、汇率市场化，为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金融市场条件。对于中日在东盟国家竞争的局面，中日政府应当求同存异，共同发挥其与东盟货币合作的领导作用，以双赢为目标推进货币合作的深入开展。
（二）分层次开展国家间货币合作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环境、历史文化、经济制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且各经济体对于货币政策的使用有不同的偏好和考量，因此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进行货币合作会存在很多的顾虑。中国可优先与经济水平相近的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开展货币合作，可通过共同盯住货币篮子制度建立汇率协调机制、加强经贸关系以增强货币合作意愿等进而逐步与东盟其他成员国合作，不断拓展合作国家数量、合作规模以实现不同层次的国家间货币合作。
（三）建立央行间沟通协调机制
东盟货币合作在各成员国重视主权的背景下难以得到实质性开展，因此不仅东盟成员国内部、中国与东盟之间都应以“共赢”为原则，寻求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平衡点进而有效开展经济合作。各国可根据自身国情、经济水平、区域合作目标适当让渡部分主权并以协调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向制定超国家货币政策分步完成货币合作。同时各国央行应就货币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中国可以倡导东盟各国建立自身的货币合作交流机构，并探讨适用于区域内部的金融法律以约束区域内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为货币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四）进一步优化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CMIM签署时，还成立了与IMF相关部门类似的机构——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平时可以监测区域内经济及金融的稳健状况，发生经济危机时可以监控贷款成员国以决定是否执行相关贷款条件。该机构仅能有限地实施监控职能，未来CMIM的优化仍需要在决策机制、贷款条件和经济监控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决策机制。在协议商定及决策时，可依据区域内成员出资比例分配投票权，如中国、日本出资比例32%，韩国出资16%，应给予较大的投票权，另外也应同时考虑各国经济变化、贸易份额等因素动态调整现有投票机制，实现决策机制科学化、合理化。
二是贷款条件。目前CMIM成员国初步可获得贷款额度30%的资金，一旦该国向IMF提出贷款援助申请，并获准启动其融资项目，该国才有权申请使用剩下70%的贷款额度。这是各成员国向CMIM申请全额贷款援助的前提条件。虽是考虑到目前CMIM在跟踪、监控成员国经济运行情况等方面尚不成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CMIM的使用，现阶段可通过在加强监控贷款国的同时，灵活调整贷款条件，逐步降低与IMF的挂钩比例，进一步拓展CMIM的适用性，以发挥其危机救助的实质作用。
三是经济监控。目前CMIM的主要缺陷是在经济监控方面的不足。经济监控的最高层次是通过政策建议明确在协议中规定贷款条件，但这需要很多的先决条件，首先是独立的监控实体，再是完善的监控指标，最后是各国对贷款条件的执行程度，三者环环相扣才能保障CMIM的有效实施。
综上，中国-东盟货币合作虽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只处于货币合作的初级阶段，目前仍受大国因素制衡、东盟内部经济水平不一等因素影响，中国要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地位，与东盟各国构建央行间协调沟通机制、分层次开展国家间货币合作，并进一步共同优化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从而实现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的实质性开展。
参考文献：
[1]周后红.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研究[J].中国商贸，2012，（18）：188-189.
[2]张涛.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进程及法制环境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0（1）：84-88.
[3]牟怡楠.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文献述评[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28（1）：95-100.
[4]阙澄宇，马斌.后危机时代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12，（1）：100-106.
关键词：中国;东盟;货币合作;推进策略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来，双方经贸关系日益加强，东盟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世界货币规则中一直探求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货币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绝佳切入点。以货币合作为视角研究中国与东盟各国货币合作难点并提出对策建议对中国-东盟未来经济金融深度合作有积极意义。
一、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理论基础
最优货币区理论是讨论区域能否形成货币区的经典理论，最早由蒙代尔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他主张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判定标准使得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这样一来即使工资和价格呈刚性，当出现非对称性冲击时，国际收支不平衡也可通过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来抵消。在最优货币区内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与货币区外的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自此许多学者关注到最优货币区理论并有所发展，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经济开放性标准”，他将社会总产品分为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其中贸易商品占的比例越大，说明该社会的开放程度越高，越应该建立相对封闭的货币区;“产品多样化标准”由彼得？凯南于1969年提出，他认为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能够经受外部经济冲击，能够承担汇率浮动的结果并灵活安排、具有相对独立性，相反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不能承受外部冲击，即无法承受固定汇率制的后果，不适合纳入货币区内;詹姆斯？依格拉姆在1973年提出“国际金融一体化标准”，他认为国际金融的一体化程度较低说明金融市场的交易是不充分的，金融市场的短期交易风险将由远期交易来弥补，进而导致利率结构失衡，从而造成汇率的较大波动，相反若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则利率的小幅波动就会引发资本的流动，从而可以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因此应以“国际金融一体化”为标准构建最优货币区;弗莱明于1971年提出了“通胀偏好相似性”标准，他认为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通过影响汇率、利率来影响短期资本流动，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组成最优货币区的国家必须具有通胀偏好相似性。此外，若加入货币区国家之间对通胀偏好不一致，将会影响超国家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降低货币政策执行可信度。
二、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现状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意识到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并于同年12月首次邀请中国共同发表《联合宣言》，在合作机制上达到重要突破，确定了双边友好互信合作关系，然而“亚洲货币基金”和“东亚货币基金”的提出却只停留在表面，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成行。2000年5月东盟各国与中日韩财长在泰国清迈签署《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倡议》，即清迈倡议（CMI）。2001年，中国就与泰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金额为20亿美元，这是我国央行第一次对外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为避免美元动荡引发的流动性风险，2010年3月东盟10+3财长会议决定将清迈倡议（CMI）进一步升级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东盟十国全部加入同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14个经济体合作拟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不平衡和短期流动性短缺等问题。2007年5月，东盟10+3财长同意建立“外汇储备库”，并于2009年5月将外汇储备库规模拟定为1200亿美元，2010年3月，该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但目前已存在的各类倡议、协定仍受政治环境、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
三、中国-东盟货币合作难点
（一）大国因素制衡
多年来中国-东盟金融货币合作受到区域外国家尤其是美、日大国的干扰。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构造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对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美国往往采取制衡牵制的手段以巩固其强国地位。201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提高关税以抑制中国贸易发展，降低中国在东亚国家的经济地位，这成为中国-东盟金融货币合作的干扰性因素，且不可忽视。日本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发展密切，目前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基建项目上中国、日本在东盟国家的竞争愈演愈烈。据越南通讯社报道，2019年印尼将造价60万亿印尼盾（约合300亿元人民币）的雅加达-泗水的中速铁路项目交给日企，同时日本计划通过提供优惠的融资，来换取东盟各国企业的信任度。东盟各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援助都给予较高评价，这形成中国-东盟金融货币合作中的竞争性因素。
（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制约了货币合作的发展进程。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若要构建货币区，区域内部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相近，这是重要条件之一，具体可借鉴欧盟模式。然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从经济规模总量上来看，2018年印度尼西亚GDP为10422亿美元，相比GDP为135亿美元的文莱多77倍。从人均GDP来看，新加坡人均GDP6.5万美元，文莱人均GDP3.2万美元，而柬埔寨只有0.15万美元，差距悬殊。这也意味着经济冲击对东盟各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弗莱明认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应考虑通胀偏好相似性，然而从数据上看，2018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通货膨胀率均低于1，而同年菲律宾达到5.21，缅甸达到6.87，可见东盟成员国通胀偏好相似性低，将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信度，进一步制约货币合作的开展。
（三）东盟成员国重视主权及防范心理的制约
经济的合作同样需要东盟各国政治上的合作意愿，Mintz（1970）认为政治上联合的意愿可被视为是采用共同货币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如果拟货币合作的国家没有政治融合，使其放弃本国货币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而加入共同货币区，可能只是一纸空谈。然而东盟国家由于种种因素高度看重国家主权，东盟目前签订的文件并不强制要求成员国履行，即使违反协议也没有具体的惩罚措施，这种无力的协议势必影响东盟有效合作的进程。中国-东盟近年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合作前景无量，但东盟部分成员国担心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会逐渐主导双边合作，削弱其在合作过程中的话语权，同时大量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出现也会与本国劳动力产生竞争关系，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各类合作心存疑虑，谨慎防范。不仅如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给中国面向东盟的货币合作增加了阻碍。 四、中国-东盟货币合作推进策略
（一）提升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地位
在中国-东盟货币合作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可能使得东盟成員国将人民币设定为锚货币从而减少对美元的过分依赖。中国应利用当前有利的经济条件，加强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在贸易中逐步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同时保持币值稳定，增强其价值储藏职能，深度提高其在东盟区域的使用频率，从而提升在整个区域内的地位。随着人民币在区域内计价结算比重的提高，东盟对人民币需求不断上升，中国可以逐步实现资本的完全可自由兑换，通过国内体制改革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实现利率、汇率市场化，为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金融市场条件。对于中日在东盟国家竞争的局面，中日政府应当求同存异，共同发挥其与东盟货币合作的领导作用，以双赢为目标推进货币合作的深入开展。
（二）分层次开展国家间货币合作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环境、历史文化、经济制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且各经济体对于货币政策的使用有不同的偏好和考量，因此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进行货币合作会存在很多的顾虑。中国可优先与经济水平相近的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开展货币合作，可通过共同盯住货币篮子制度建立汇率协调机制、加强经贸关系以增强货币合作意愿等进而逐步与东盟其他成员国合作，不断拓展合作国家数量、合作规模以实现不同层次的国家间货币合作。
（三）建立央行间沟通协调机制
东盟货币合作在各成员国重视主权的背景下难以得到实质性开展，因此不仅东盟成员国内部、中国与东盟之间都应以“共赢”为原则，寻求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平衡点进而有效开展经济合作。各国可根据自身国情、经济水平、区域合作目标适当让渡部分主权并以协调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向制定超国家货币政策分步完成货币合作。同时各国央行应就货币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中国可以倡导东盟各国建立自身的货币合作交流机构，并探讨适用于区域内部的金融法律以约束区域内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为货币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四）进一步优化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CMIM签署时，还成立了与IMF相关部门类似的机构——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平时可以监测区域内经济及金融的稳健状况，发生经济危机时可以监控贷款成员国以决定是否执行相关贷款条件。该机构仅能有限地实施监控职能，未来CMIM的优化仍需要在决策机制、贷款条件和经济监控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决策机制。在协议商定及决策时，可依据区域内成员出资比例分配投票权，如中国、日本出资比例32%，韩国出资16%，应给予较大的投票权，另外也应同时考虑各国经济变化、贸易份额等因素动态调整现有投票机制，实现决策机制科学化、合理化。
二是贷款条件。目前CMIM成员国初步可获得贷款额度30%的资金，一旦该国向IMF提出贷款援助申请，并获准启动其融资项目，该国才有权申请使用剩下70%的贷款额度。这是各成员国向CMIM申请全额贷款援助的前提条件。虽是考虑到目前CMIM在跟踪、监控成员国经济运行情况等方面尚不成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CMIM的使用，现阶段可通过在加强监控贷款国的同时，灵活调整贷款条件，逐步降低与IMF的挂钩比例，进一步拓展CMIM的适用性，以发挥其危机救助的实质作用。
三是经济监控。目前CMIM的主要缺陷是在经济监控方面的不足。经济监控的最高层次是通过政策建议明确在协议中规定贷款条件，但这需要很多的先决条件，首先是独立的监控实体，再是完善的监控指标，最后是各国对贷款条件的执行程度，三者环环相扣才能保障CMIM的有效实施。
综上，中国-东盟货币合作虽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只处于货币合作的初级阶段，目前仍受大国因素制衡、东盟内部经济水平不一等因素影响，中国要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地位，与东盟各国构建央行间协调沟通机制、分层次开展国家间货币合作，并进一步共同优化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从而实现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的实质性开展。
参考文献：
[1]周后红.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研究[J].中国商贸，2012，（18）：188-189.
[2]张涛.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进程及法制环境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0（1）：84-88.
[3]牟怡楠.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文献述评[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28（1）：95-100.
[4]阙澄宇，马斌.后危机时代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12，（1）：1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