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只研究和考察法国，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托克维尔的倡议同样适用于中国。要正确解释中国在过往3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逆增长，以及展望政治周期更替后面临的严峻挑战，都难以绕开对世界经济宏观整体的把握。拥有深厚中国经济研究功底，同时具备世行首席顾问资历的林毅夫，或许是最有资格发言的经济学家之一。
　　林毅夫的传奇人生以及围绕他的各种争议已无需笔者赘述。但坊间颇为盛行的一种不良倾向，就是热衷于将林毅夫的观点概念化，为其生硬地加上抵制改革和拥抱国家主义的政治标签，无视其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所在。阅读林毅夫的新书《从西潮到东风》，或许能对以上诸问题作出回应。
　　这本书着重分析近十年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深层原因。西方经济学主流认为，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和高储蓄策略，导致美国经常账户状况恶化。与这种指责不同，林毅夫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流动性问题的放任形成的高杠杆率和低利率政策。随之而来的流动性泛滥、房地产投资泡沫、过度消费和忽视制造业创新等因素累积后，以次贷危机总爆发为临界点，扩散成具有全球杀伤力的金融和货币危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要旨，是根除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和其相对不受限制的货币政策之间产生的结构性矛盾。
　　林毅夫由此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倡议，以及帮助贫困国家实现追赶的办法。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特点在于，呼吁全球主要经济体协同合作，以抓住基础性产业和公共设施升级为突破口，进行反周期的大规模投资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彼此在教育、公共交通、环保等方面的梯次升级。
　　以中国为代表的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应抓住机遇实现现有产业升级，并带动贫困国家，特别是部分非洲国家实现生产力转移和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的重组。国内机会有限的发达国家也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以投资发展中国家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规避新一轮因量化宽松政策而出现的新流动性风险，从而实现共赢局面。
　　林毅夫将其概括为全球性的马歇尔计划，该计划能否实施执行的关键在于，以世行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合作组织能否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从长期发展的眼光出发来解决落后国家的问题。
　　林毅夫呼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适时抓住当前全球的再工业化转移和农业技术革新趋势，实现从“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的转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但不可否认，这一宏伟愿景要想实现，能否克服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腐败和低效民主或许是另一道不易跨过的坎。
　　承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判断，林毅夫认为单一或多元的以主权国家货币为储备的全球货币格局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但从实际状况出发，实现超国家货币的产生或许只能是一个“崇高的梦想”，相关利益攸关方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仍需要长时间的多边博弈和尝试。
　　《从西潮到东风》的前身是林毅夫作为世行首席顾问针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诊断报告，文中诸多观点亦引起西方学术界的争论。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斯蒂格利茨、加里·贝克尔、福格尔等就此与林本人多次展开交流，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难题的林氏药方也由此为全球主流媒体所熟知。
　　卸职归国后，林毅夫就中国当下面临的经济结构转型提出诸多建议：《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本体无常》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无不带有对相关问题的前瞻性探索。
　　无疑，林毅夫所倡议的发展经济学具有浓厚的中国模式色彩，坚信政府的向善和服务民众福祉的功能导向，这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将政府视作必要的恶而存在的看法截然不同。我们也需要看到，林毅夫在不同场合提到过中国发展道路上面临的三大陷阱，即市场与调控体系的不完善、内外货币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以及最终需要转型的官僚政治体制，这些都切中当下政经改革的命门。
　　作为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林毅夫擅长为完善的国家治理做加法，这让很多人士不舒服，揶揄刻薄之语也就随之而生。依笔者浅见，我们不妨“风物长宜放眼量”，且静观林氏药方之成效。
　　《从西潮到东风》，林毅夫著，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
　　作者为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