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了一部重量级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并引发各界关注和探讨。报告指出，未来8至10年，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提高，社会中间阶层将有一个跳跃式扩大，农业劳动者将进一步大幅度减少，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中间阶层（Middle Class），又称中产阶级、中间阶级或中产阶层，它并不属于马克思经典理论所指称的纯粹阶级范畴，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职业特征、自我感知等趋同及社会评价与认同一致的一个群体。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于几年前大胆预测，20世纪末，中国的中间阶层数量将达到100万人，而现实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中国中间阶层人数已达到8000万以上。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权威人士也曾指出，21世纪初的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间阶层。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如社科院的这项报告所预测的那样，中间阶层在未来10年之内将会得到几何级的增长，中国的社会结构也会迅速从哑铃型向纺锤型的方向转变。
　　1949年以来，由于政治强力的作用，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迅速断裂。城市群体基本上被纳入了有国家保障的党政官员体系，农民成了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赤贫群体，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官方对保护公民私有产权提供了政策性、法律性、甚至宪制性层面的各种保障。清晰界定的产权是民间社会内部以及和公权力机构博弈的起点，博弈又是促生法制规则的重要动力；反过来，公平公正的法制规则又能够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底层人士依靠个人能力迅速晋升为中间阶层。由此，中国的社会分层开始多元化，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拥有一定财富的有产者阶层迅速扩大。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存在依赖于一个堪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的存在。美国政治学者李普塞特就曾指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稳定运行的条件。一般来讲，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通常不会支持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运动，而是主张渐进的、遵循现有法制秩序的改革方式，对新生事物和新变化采取开放的、宽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因此，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倾向有助于社会稳定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就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人群数量还是掌握的社会资源，中国的中间阶层还难以彻底改变中国目前这种哑铃型的二元社会体制。不仅如此，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仍然相当严重，根据2002年6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20%的存款大户拥有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64.8%和89.1%，而20%存款最少的户只占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1.2%和0.2%，高低相差63.6-88.9个百分点。世界银行也曾计算，早在1998年，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高达0.403，已经超出了0.4这个国际警戒线。
　　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人们获得财富的渠道缺乏制度性的约束，相当一部分富人的致富途径缺乏足够的合法性，有的来源于权力寻租，有的甚至直接来源于暴力掠夺。致富途径合法性的缺失，也使部分有产者阶层缺乏健康理性的财富观，并萌生了很多不理性的消费方式。部分富人的炫耀财富、恃财傲物的行为，使部分民众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仇富心理。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劫杀富人的恶性刑事案件都足以说明，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有产者阶层还很难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社会阶层的断裂和族群的冲突仍然时隐时现。
　　但是，中国中产阶层中的健康力量的成长也有目共睹。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NGO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NGO组织的成员自费参与环保、艾滋病防治等工作。据统计，仅仅北京一地，NGO组织成员就高达上万人。这些NGO的成员大都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他们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对介入公共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除此以外，很多富人也热心于各种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在很多捐助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中国中间阶层的成长历程和现实境遇可以说明，有产者阶层的扩大并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具有社会担当意识的中间群体的增多才能真正会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才有可能有力地促进中国向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平顺转型。
　　（王光泽，哲学硕士，第五届《财经》杂志新闻奖学金获得者，现任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社论部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