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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位于北京市百子湾南二路乐成国际学校内的根与芽北京办公室又开始忙碌起来。正值年初，合作企业的扶助资金又纷纷到位，这让根与芽中国区总干事黄丽珍格外高兴。“来根与芽做志愿者吧！”刚一进门，她就向记者这样打起了招呼。
经过十几年的磨砺，虽然发展已慢慢步入正轨，但外界也许很难想象，作为拥有丰富经验的全球著名青少年环保NGO组织，由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所创建的根与芽在中国的发展会走过如此坎坷的道路，但希望永远与痛苦并存，用黄丽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能做得更多。”
筹款的苦与痛
1994年，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社会活动家珍·古道尔在坦桑尼亚创立了全球性青少年环保组织“根与芽”。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一群当地孩子找到古道尔，倾诉他们的困惑，“现在环境问题这么厉害，但为什么大人都无动于衷？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听到这些，珍·古道尔鼓励他们道，“不要因为自己小就以为什么也做不了，每个人都很宝贵，以后地球会交给你们。”受到古道尔的启发，孩子们开始在坦桑尼亚的沙滩上收集垃圾，大人们看到后也自觉买来垃圾桶，帮助孩子们捡拾垃圾。不久，坦桑尼亚海滩的环境有了明显改善，而珍·古道尔也发现了孩子们所蕴藏的无限力量，于是决定成立根与芽，从小的事情开始，培育孩子们的环保理念。这以后不久，黄丽珍加入根与芽，并参与了随后机构发展的全过程。
几年前，凭着一腔热血，和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黄丽珍只身来到中国。彼时，虽然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但由于生产方式粗放，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主客观原因，中国的环境问题已非常突出，而培育环保类社会组织的土壤却还没有形成。“中国经济需要长期快速增长，就必须做到可持续发展，而这其中环保问题必须被重视起来。”
但重视是一回事，真正做又是另一回事，在实际工作中黄丽珍和她的同事们遇到了诸多困难，最让他们头疼的，还是筹资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资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来自于企业的支持，这其中又以外资企业占据绝大多数，他们在年初就定下了公益的款项，很多甚至会主动找到我们。”黄丽珍对记者表示，由于根与芽在国外比较有名，所以会得到很多公司的认可，但要想成功获得项目资金，这却不是唯一的条件。“一些企业会附加要求我们做许多提升品牌形象的活动，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此外，投资人往往会把人工成本压到最低。”
众所周知，NGO待遇不高的问题由来已久，但根与芽却有所不同。马涛来到根与芽已经一年了，在她看来，一切都还好，前提是你必须喜欢这份工作。“刚来时工资也就2，000多，现在拿到手的有3，000多，另外也有保险。”马涛觉得这个工资还可以，根与芽最吸引她的是机构的成长空间和黄丽珍的支持。“在别的机构不一定能获得这么强有力的支持和信任，并且能够与每个家庭做非常具体的交流。”马涛认为，工作的主要乐趣在于可以做出一些所有人都能认可和赞誉的项目，“公益机构不是企业，更类似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所有款项必须花完，项目也要有进度报告。”
“在中国，一切东西都发展得太快了，所有人都不适应，我们不仅要跟着它走，还要试图掌握它，这很有挑战性。以前我们在其他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变化这么快的。”在黄丽珍看来，青少年环保的种子，只有扎得够深才能长得够壮，“这都需要时间，需要点滴穿石的努力，而不能仅凭热情。”黄丽珍说道。
还能做得更多
同样是专注于环保的NGO组织，虽然没有国外背景，但李涛和他的协作组协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今年是协作组协会成立的第十个年头，李涛也向《中国新时代》记者讲述了他的困扰。
按照李涛的观察，公益组织要想有专业性和持续性，人才是保障。但草根环保NGO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项目资助。NGO在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劣势，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工人才的优惠政策，但这些都还有待向体制外覆盖。“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有利好政策，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对于体制内外不能均等对待，导致草根机构在人才境遇上更加边缘化。”李涛如是说。
相比之下黄丽珍则显得要乐观一些，虽然深知作为非本土NGO，根与芽所能做的事还很有限，但黄丽珍认为，自己还有做更多的可能性。近日，由教育部主持编写的生态体验教材正式编纂完成，将很快在全国一些示范学校展开。教材的很多内容都参考了根与芽的项目经验，这让黄丽珍觉得她做的事更有意义，也让她有了更进一步的信心。她向记者表示，“现在我们更多地还是在一二线城市开展活动，但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在农村偏远地区，我们可以做更多。”几个月前，根与芽深入黄岛农村做环保项目，与大城市的景象完全不同，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让他们自己吃惊。“附近村子的人都跑过来看，不仅问环保，有个老师甚至还向我们讨教参与式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他们没听说过的。”据黄丽珍介绍，除了项目执行，中国在活动开展方式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开展活动必须得到老师和主管校长的支持，如果在大学则要落地到社团。自从1994年在第一所学校落地，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做着本土化的努力。”此外根与芽还有一系列的评估、调查和采访，用以检测活动为青少年、学校和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效果很好，许多早期的志愿者现在已经走到环保教育的工作岗位上，在绿色和平、自然之友工作或者攻读环境科学博士，这都让我们非常欣慰。”
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黄丽珍对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变得更有底气，“根与芽来到中国十几年了，核心团队越来越稳定，但做具体执行工作的员工流动性还是相对大一点。工作人员的来源，有从社会上招聘的老师，有参与活动留下来的志愿者，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黄丽珍也觉得缺少一些企业经营人才，但她也相信，根与芽坚持的理念非常专一，提供捐助的人群也大多在外企，可供施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经过十几年的磨砺，虽然发展已慢慢步入正轨，但外界也许很难想象，作为拥有丰富经验的全球著名青少年环保NGO组织，由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所创建的根与芽在中国的发展会走过如此坎坷的道路，但希望永远与痛苦并存，用黄丽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能做得更多。”
筹款的苦与痛
1994年，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社会活动家珍·古道尔在坦桑尼亚创立了全球性青少年环保组织“根与芽”。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一群当地孩子找到古道尔，倾诉他们的困惑，“现在环境问题这么厉害，但为什么大人都无动于衷？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听到这些，珍·古道尔鼓励他们道，“不要因为自己小就以为什么也做不了，每个人都很宝贵，以后地球会交给你们。”受到古道尔的启发，孩子们开始在坦桑尼亚的沙滩上收集垃圾，大人们看到后也自觉买来垃圾桶，帮助孩子们捡拾垃圾。不久，坦桑尼亚海滩的环境有了明显改善，而珍·古道尔也发现了孩子们所蕴藏的无限力量，于是决定成立根与芽，从小的事情开始，培育孩子们的环保理念。这以后不久，黄丽珍加入根与芽，并参与了随后机构发展的全过程。
几年前，凭着一腔热血，和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黄丽珍只身来到中国。彼时，虽然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但由于生产方式粗放，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主客观原因，中国的环境问题已非常突出，而培育环保类社会组织的土壤却还没有形成。“中国经济需要长期快速增长，就必须做到可持续发展，而这其中环保问题必须被重视起来。”
但重视是一回事，真正做又是另一回事，在实际工作中黄丽珍和她的同事们遇到了诸多困难，最让他们头疼的，还是筹资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资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来自于企业的支持，这其中又以外资企业占据绝大多数，他们在年初就定下了公益的款项，很多甚至会主动找到我们。”黄丽珍对记者表示，由于根与芽在国外比较有名，所以会得到很多公司的认可，但要想成功获得项目资金，这却不是唯一的条件。“一些企业会附加要求我们做许多提升品牌形象的活动，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此外，投资人往往会把人工成本压到最低。”
众所周知，NGO待遇不高的问题由来已久，但根与芽却有所不同。马涛来到根与芽已经一年了，在她看来，一切都还好，前提是你必须喜欢这份工作。“刚来时工资也就2，000多，现在拿到手的有3，000多，另外也有保险。”马涛觉得这个工资还可以，根与芽最吸引她的是机构的成长空间和黄丽珍的支持。“在别的机构不一定能获得这么强有力的支持和信任，并且能够与每个家庭做非常具体的交流。”马涛认为，工作的主要乐趣在于可以做出一些所有人都能认可和赞誉的项目，“公益机构不是企业，更类似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所有款项必须花完，项目也要有进度报告。”
“在中国，一切东西都发展得太快了，所有人都不适应，我们不仅要跟着它走，还要试图掌握它，这很有挑战性。以前我们在其他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变化这么快的。”在黄丽珍看来，青少年环保的种子，只有扎得够深才能长得够壮，“这都需要时间，需要点滴穿石的努力，而不能仅凭热情。”黄丽珍说道。
还能做得更多
同样是专注于环保的NGO组织，虽然没有国外背景，但李涛和他的协作组协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今年是协作组协会成立的第十个年头，李涛也向《中国新时代》记者讲述了他的困扰。
按照李涛的观察，公益组织要想有专业性和持续性，人才是保障。但草根环保NGO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项目资助。NGO在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劣势，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工人才的优惠政策，但这些都还有待向体制外覆盖。“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有利好政策，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对于体制内外不能均等对待，导致草根机构在人才境遇上更加边缘化。”李涛如是说。
相比之下黄丽珍则显得要乐观一些，虽然深知作为非本土NGO，根与芽所能做的事还很有限，但黄丽珍认为，自己还有做更多的可能性。近日，由教育部主持编写的生态体验教材正式编纂完成，将很快在全国一些示范学校展开。教材的很多内容都参考了根与芽的项目经验，这让黄丽珍觉得她做的事更有意义，也让她有了更进一步的信心。她向记者表示，“现在我们更多地还是在一二线城市开展活动，但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在农村偏远地区，我们可以做更多。”几个月前，根与芽深入黄岛农村做环保项目，与大城市的景象完全不同，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让他们自己吃惊。“附近村子的人都跑过来看，不仅问环保，有个老师甚至还向我们讨教参与式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他们没听说过的。”据黄丽珍介绍，除了项目执行，中国在活动开展方式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开展活动必须得到老师和主管校长的支持，如果在大学则要落地到社团。自从1994年在第一所学校落地，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做着本土化的努力。”此外根与芽还有一系列的评估、调查和采访，用以检测活动为青少年、学校和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效果很好，许多早期的志愿者现在已经走到环保教育的工作岗位上，在绿色和平、自然之友工作或者攻读环境科学博士，这都让我们非常欣慰。”
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黄丽珍对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变得更有底气，“根与芽来到中国十几年了，核心团队越来越稳定，但做具体执行工作的员工流动性还是相对大一点。工作人员的来源，有从社会上招聘的老师，有参与活动留下来的志愿者，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黄丽珍也觉得缺少一些企业经营人才，但她也相信，根与芽坚持的理念非常专一，提供捐助的人群也大多在外企，可供施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