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渝光曾任扬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1944年，他出生于重庆，不久后随父母回迁至上海，他的父亲当时是国内少有的照相制版技术专家。解放后不久，扬州市急于引进照相制版技术，派人到上海寻找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于是11岁那年，他跟随父母迁居扬州。
　　在扬州，他的父亲在报社搞照相制版，是有技术的红人。中学毕业后，他到了社办厂搞塑料印花，扬州日报社要他父亲去专门搞照相制版，他父亲就把儿子推荐过去了。在父亲教导下学了一年多的照相制版技术，他来到当时的市委机关报《红扬日报》工作，成了主要的技术负责人，每天都和照片打交道，了解到报纸总是需要照片。“文革”中的报纸，除了毛主席的整版照片，还有大量照片，报道了各地发生的新闻，有几个摄影记者关系也不错，这让他对摄影留下了印象。
　　张渝光是个好动的人，曾经是扬州市少年队的乒乓球运动员，上班后还担任着扬州市乒乓球业余教练队的隊长，乒乓球当时是这个年轻人最重要的业余生活。1976年，人生的关卡到来，他要结婚了。结婚前，未婚妻对他说：“以前你爱打乒乓球，怎么弄我没意见，乒乓球不是正当事情，成家以后，不许搞了”。张渝光心想，不打球也可以，总得有个爱好，他想起在工作中认识的扬州文化馆一位老师曾建议他学习拍照片，于是他想起了摄影，这符合他爱动的性格，听起来也比较高雅，他和未婚妻说，想搞一样事业，就是摄影。夫人同意了，他开始和那位老师学习拍照。

　　改革开放之初，摄影爱好者特别活跃，活动层出不穷，特别热闹。他给各种摄影比赛投稿，花卉摄影展、农业摄影展、古建筑摄影展……1991年，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扬州组织了抗洪抢险小分队，张渝光带领的扬州市职工摄影协会拍了很多反映抗洪抢险的专题，在《大众摄影》杂志登出专版，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
　　那些年他经常到全国各地采风创作，80年代末，他在云南拍的一张照片《我要上学》刊登在《羊城晚报》上。照片中，老师在教室前面生火，这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照片的真实性受到怀疑，有两位部队的读者写信给《羊城晚报》，质疑照片真实性，不相信国内还有这样落后的现象，后来报社把这两封信寄给了张渝光，他分别回了两封信，介绍了当地的情况，过了二十来天，部队回信说，很感谢你为我们部队拍了这样一张照片，教育了我们，我们马上要帮助这个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有消息传来，一个新的希望工程小学在那里落成。《羊城晚报》让张渝光到原地再报道一下，他看到部队在这里援建了小学，不但有三四层的大楼，而且每个老师都有了住房。他发现了一张照片的威力。
　　那些年他的采风地，从西北到西南，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云南，一年要去两三次。他觉得那边的百姓朴实好客，无论风光还是民俗，都有拍不完的题材。他在大理认识了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影友，每次去大理都会帮这位影友看看照片。1996年，他在那位影友的照片中看到了一个山区小学的样子，破烂的房子，简陋的条件，第二天他就让影友带他到了这个地方，并开始了对这个地方长达二十年的拍摄，这就是大理南涧县乐秋乡。这是一处典型的山区民族农业乡，长期以来自然条件差，科技文化落后，是云南省的扶贫攻坚乡。面对孩子们渴望求助的眼神，他想到了之前投稿的经历，也许自己的相机能帮上忙。他开始一下又一下地按动快门，回到江苏后，立即冲洗并将照片寄送到全国各类媒体，很快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不断把钱、物、信件寄往南涧贫困山区。如今他的希望不再是參加比赛获奖，而是通过摄影作品，让这里的孩子们得到帮助。
　　二十多年来，他用颤抖的双手和眼含着热泪记录下一幅又一幅让人感到震撼的画面，自费40多次踏进这个贫瘠的土地，自费办展、出书为他们呼唤、为他们争取社会资金，而今这里已彻底改变了昔日面貌，成了一座新兴的城市，有了一个又一个希望小学，孩子们重返校园。他通过摄影作品的宣传为南涧获取了社会各界的捐资、捐款达2亿元左右人民币。谈到这个事，他说爱好可能是暂时的，但能用摄影帮助孩子们，这给了他拍照更持久的动力与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