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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首要问题即是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富国”与“富民”的政策争执实际上也是关乎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没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但他们的思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我们要想解决相关问题,必须正视古人的疑惑,并注入现代智慧｡
关键词:富国;富民;经济思考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194-02
汉语典籍中从来就不缺少有关经济的文字,非但不缺,应该说几千年来积累了许许多多经邦济世的思想,因为汉民族从来就是十分重视实际的,兴邦治国,立德立功,是政治家兼知识层的首要选择,退而求其次才是立言;有经邦济世的报负自有其指导思想,发而为言,虽说因事因时因地制宜,仍可窥其不移之准则和思辨的智慧｡在这林林总总的长篇大论或简短言说中,我们选择“富国”与“富民”这一对概念,重新审视,或许可以见识古人的良苦用心并与其对话,期有益于今｡
一、两个概念并行与矛盾的构成
中华文明勃兴之初,“富国”与“富民”还未构成一对矛盾,国家富强自然就是百姓富足,百姓富足也显然标志着国家政权的坚强有力｡所以,在言说者的议论中,听到的更多是国富民强浑然一体的思想｡《论语·颜渊》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便是对这种思想的一个恰当说明｡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富国”与“富民”间的矛盾便开始出现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的分配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个世代常新的话题｡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言说者各有所承继,亦各有所发挥｡
强调“富民”的一派,多为儒家者流｡《周易·益》云:“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实为富民思想的滥觞｡孔子､孟子､荀子纷纷发表议论,其主旨均是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复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荀子·王制》)
而强调“富国”一派,以法家者流为最,墨家者辅之:
“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国富》)
“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为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为足也｡则足民,何可以为治也｡”(《韩非子·六反》)
“官府实则万民富｡”(《墨子·七患》)
“富民”与“富国”的矛盾以及儒家与法､墨二家的争执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是认为国富民足乃共同愿望和一致追求,所不同的是在有限的生产能力所创造出的有限财富在国家和人民之间怎样分配的问题,也就是现代观念中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问题｡因不同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乃至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就是说经济连带着军事､政治､文化｡
二、税收之轻重及其转移
我们从空泛的“富国”与“富民”之争的高空落到实际经济政策的地面之后,便会见到,理论上的完善并不标志着实际执行上的完善｡儒家的薄敛富民也好,法家的厚敛强国也罢,到后来,受惠的不是普通人民而是豪门大户,受剥削的也不是高门富户而是实际上已穷困潦倒又遭雪上加霜的百姓,充实到国库的钱､粮､物,最终也没有真正用于民,虽然它们实实在在地取之于民｡
《周书·苏绰传》中苏绰的一段议论很好地说明这种情况:
“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苏绰所说的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情况,其实“吏奸民怨”又何止魏晋南北朝｡所以王安石推选新法,用“开阖敛散之法”,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力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想通过商品流通和货币政策来增加国库收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即使这样,他的新法仍然遭到富豪大族强有力的抵制,事巨而功渺｡足见财富的合理分配关键并不在于政策上的倾向国家还是倾向百姓｡
三、盐铁之议，专营与走私
我们再利用古代经济政策上的一个个案研究来说明“富国”与“富民”之争的深层矛盾所在｡
汉武帝时,桑弘羊为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了专卖和专营制度,到武帝统治后期,盐､铁､均输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武帝去世后的公元前八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召开,检查现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虽然背后是一场政治斗争,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其经济意义｡双方争论的基础和焦点当然是是否应该取消盐铁等专营,为了驳斥对方,阐明自己的理由,争论涉及了“重农”､“财富”､“工商业”､“经济干涉主义”､“社会分工”､“兼并”､“分配”､“土地制度”､“对外贸易”､“货币”､“消费”及财政等诸方面｡而这些表面争执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即这些获利较多的商业,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还是掌握在富商大贾手中,而当时的封建国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虽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国家,但国家和政权一旦形成,就出现它的“相对独立性”,所以盐铁之争,实际上是两派统治集团的利益之争,也就是说来源于社会的财富最终归于哪个集团之手的问题｡如此,则“富国”与“富民”､财归于国库与财藏于民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一个集团占得利益了,另一个集团就要争抢,争抢不成,就来它个“走私”,而贫弱小民,是不可能指望从中得到什么实惠的｡《墨子·非命下》云:“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良有以也”｡
四、从“国－民”之争到“贫－富”之症结
推演到此,我们的问题已经从“富国”与“富民”之争变化到“贫富不均”这一症结所在了｡无论是“富国”政策还是“富民”德政都不能带来真正的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带来的都是豪强兼并､贫富分化与社会动荡,那么病根所在已不是“富国-富民”一点了｡
贫富分化的原因当然不是“富国”或“富民”的某一项或一系列政策,虽然“富国”或“富民”可以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中国古代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无疑都有均贫富的思想,杨炎的两税法以资产多少为课税标准,王安石的变法也从富户兜里掏钱,所以司马光批评他们“破富民以惠贫民“(《栾城集》)｡均贫富的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遭受到强有力的反击｡柳宗元说:“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以破坏”(《柳河东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丘睿言:“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蕃民之生》)｡素有民主思想的王夫之也说:“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犹割肥人之肉,置脊人之身,脊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宋论》)｡细分析他们的说法,便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理论归结为替统治者或既得利益者辩护｡从现代经济运行理论看,他们说的都很在理,无可指责｡
从实践看,各朝各代的政治家推行的均贫富的政策并没有收到长远的稳定的效果,就连贫富分化到极限,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乃至发生改朝换代的事,也不久又陷入贫富分化的怪圈,导致新一轮的分化——改革——动荡,仿佛神话中的西绪弗斯,永远的功亏一篑｡虽然历史循环论者的理论其思想的根本之处不能让人满意,也实在令人沮丧,但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无所见或所见不实｡
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发展都有其独特的环境和历史渊源,而一旦其处于自然条件下的相对稳定状态后,其政治稳定和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首要问题,而此时,怪圈便罩在了头上｡近几百年来,人类科技的进步和资源的大幅度开发无疑缓解了怪圈的力量,使一部分穷人变成了“相对贫困者”,但这种依靠却不是无限稳定的,而怪圈却依然固我｡通讯､传媒的日益进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等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古代尤甚,我们自然不该过于乐观而漠视“怪圈”的存在｡
古代中国人以卓越的智慧对“富国”与“富民”､“均贫富”等经济的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也留给后人诸多理论上的建树和实践上的经验｡我们连批评他们受到历史局限因而理论和实践都不到位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世界｡唯一的和必须的选择就是怎样以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历史为镜,以中外思想大师的思想为基,打破循环怪圈,求得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Enriching the Country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A Modern Reflection of Two Contradictive Concepts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Economy
MENG Fan-ying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Qiqihaer Municipal Committee, Qiqihaer 161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imary issue in modern economy development is the stablityin politic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dispute on ″rich country″ and ″rich common people″ in Chinese tradition economic thought is in fact aboutthis basic issue as well.Though ancient thinkers in China have not been able to solve this issue, their thoughts contribute to generations as spiritual treasure and are worthfor us to rethink. If we want to solve related issues, we must face up to the issue thought by ancientsand combine with modern wisdom, then we can get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Key words: enriching the country; enriching the people; mutual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 孙莉艳]
关键词:富国;富民;经济思考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194-02
汉语典籍中从来就不缺少有关经济的文字,非但不缺,应该说几千年来积累了许许多多经邦济世的思想,因为汉民族从来就是十分重视实际的,兴邦治国,立德立功,是政治家兼知识层的首要选择,退而求其次才是立言;有经邦济世的报负自有其指导思想,发而为言,虽说因事因时因地制宜,仍可窥其不移之准则和思辨的智慧｡在这林林总总的长篇大论或简短言说中,我们选择“富国”与“富民”这一对概念,重新审视,或许可以见识古人的良苦用心并与其对话,期有益于今｡
一、两个概念并行与矛盾的构成
中华文明勃兴之初,“富国”与“富民”还未构成一对矛盾,国家富强自然就是百姓富足,百姓富足也显然标志着国家政权的坚强有力｡所以,在言说者的议论中,听到的更多是国富民强浑然一体的思想｡《论语·颜渊》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便是对这种思想的一个恰当说明｡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富国”与“富民”间的矛盾便开始出现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的分配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个世代常新的话题｡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言说者各有所承继,亦各有所发挥｡
强调“富民”的一派,多为儒家者流｡《周易·益》云:“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实为富民思想的滥觞｡孔子､孟子､荀子纷纷发表议论,其主旨均是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复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荀子·王制》)
而强调“富国”一派,以法家者流为最,墨家者辅之:
“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国富》)
“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为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为足也｡则足民,何可以为治也｡”(《韩非子·六反》)
“官府实则万民富｡”(《墨子·七患》)
“富民”与“富国”的矛盾以及儒家与法､墨二家的争执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是认为国富民足乃共同愿望和一致追求,所不同的是在有限的生产能力所创造出的有限财富在国家和人民之间怎样分配的问题,也就是现代观念中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问题｡因不同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乃至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就是说经济连带着军事､政治､文化｡
二、税收之轻重及其转移
我们从空泛的“富国”与“富民”之争的高空落到实际经济政策的地面之后,便会见到,理论上的完善并不标志着实际执行上的完善｡儒家的薄敛富民也好,法家的厚敛强国也罢,到后来,受惠的不是普通人民而是豪门大户,受剥削的也不是高门富户而是实际上已穷困潦倒又遭雪上加霜的百姓,充实到国库的钱､粮､物,最终也没有真正用于民,虽然它们实实在在地取之于民｡
《周书·苏绰传》中苏绰的一段议论很好地说明这种情况:
“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苏绰所说的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情况,其实“吏奸民怨”又何止魏晋南北朝｡所以王安石推选新法,用“开阖敛散之法”,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力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想通过商品流通和货币政策来增加国库收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即使这样,他的新法仍然遭到富豪大族强有力的抵制,事巨而功渺｡足见财富的合理分配关键并不在于政策上的倾向国家还是倾向百姓｡
三、盐铁之议，专营与走私
我们再利用古代经济政策上的一个个案研究来说明“富国”与“富民”之争的深层矛盾所在｡
汉武帝时,桑弘羊为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了专卖和专营制度,到武帝统治后期,盐､铁､均输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武帝去世后的公元前八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召开,检查现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虽然背后是一场政治斗争,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其经济意义｡双方争论的基础和焦点当然是是否应该取消盐铁等专营,为了驳斥对方,阐明自己的理由,争论涉及了“重农”､“财富”､“工商业”､“经济干涉主义”､“社会分工”､“兼并”､“分配”､“土地制度”､“对外贸易”､“货币”､“消费”及财政等诸方面｡而这些表面争执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即这些获利较多的商业,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还是掌握在富商大贾手中,而当时的封建国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虽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国家,但国家和政权一旦形成,就出现它的“相对独立性”,所以盐铁之争,实际上是两派统治集团的利益之争,也就是说来源于社会的财富最终归于哪个集团之手的问题｡如此,则“富国”与“富民”､财归于国库与财藏于民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一个集团占得利益了,另一个集团就要争抢,争抢不成,就来它个“走私”,而贫弱小民,是不可能指望从中得到什么实惠的｡《墨子·非命下》云:“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良有以也”｡
四、从“国－民”之争到“贫－富”之症结
推演到此,我们的问题已经从“富国”与“富民”之争变化到“贫富不均”这一症结所在了｡无论是“富国”政策还是“富民”德政都不能带来真正的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带来的都是豪强兼并､贫富分化与社会动荡,那么病根所在已不是“富国-富民”一点了｡
贫富分化的原因当然不是“富国”或“富民”的某一项或一系列政策,虽然“富国”或“富民”可以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中国古代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无疑都有均贫富的思想,杨炎的两税法以资产多少为课税标准,王安石的变法也从富户兜里掏钱,所以司马光批评他们“破富民以惠贫民“(《栾城集》)｡均贫富的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遭受到强有力的反击｡柳宗元说:“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以破坏”(《柳河东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丘睿言:“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蕃民之生》)｡素有民主思想的王夫之也说:“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犹割肥人之肉,置脊人之身,脊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宋论》)｡细分析他们的说法,便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理论归结为替统治者或既得利益者辩护｡从现代经济运行理论看,他们说的都很在理,无可指责｡
从实践看,各朝各代的政治家推行的均贫富的政策并没有收到长远的稳定的效果,就连贫富分化到极限,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乃至发生改朝换代的事,也不久又陷入贫富分化的怪圈,导致新一轮的分化——改革——动荡,仿佛神话中的西绪弗斯,永远的功亏一篑｡虽然历史循环论者的理论其思想的根本之处不能让人满意,也实在令人沮丧,但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无所见或所见不实｡
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发展都有其独特的环境和历史渊源,而一旦其处于自然条件下的相对稳定状态后,其政治稳定和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首要问题,而此时,怪圈便罩在了头上｡近几百年来,人类科技的进步和资源的大幅度开发无疑缓解了怪圈的力量,使一部分穷人变成了“相对贫困者”,但这种依靠却不是无限稳定的,而怪圈却依然固我｡通讯､传媒的日益进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等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古代尤甚,我们自然不该过于乐观而漠视“怪圈”的存在｡
古代中国人以卓越的智慧对“富国”与“富民”､“均贫富”等经济的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也留给后人诸多理论上的建树和实践上的经验｡我们连批评他们受到历史局限因而理论和实践都不到位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世界｡唯一的和必须的选择就是怎样以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历史为镜,以中外思想大师的思想为基,打破循环怪圈,求得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Enriching the Country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A Modern Reflection of Two Contradictive Concepts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Economy
MENG Fan-ying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Qiqihaer Municipal Committee, Qiqihaer 161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imary issue in modern economy development is the stablityin politic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dispute on ″rich country″ and ″rich common people″ in Chinese tradition economic thought is in fact aboutthis basic issue as well.Though ancient thinkers in China have not been able to solve this issue, their thoughts contribute to generations as spiritual treasure and are worthfor us to rethink. If we want to solve related issues, we must face up to the issue thought by ancientsand combine with modern wisdom, then we can get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Key words: enriching the country; enriching the people; mutual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 孙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