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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
1932年，父亲考入北平师大附中读初中，母亲比父亲晚两年进入这所学校，成为校友。他们都是从初中开始就接受进步思想的，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年轻人血气方刚，爱国热情高涨，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不当亡国奴。
父亲自幼酷爱读书，很早就开始给报社投稿。这一时期更是经常逃课出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1935年春，同学苗雨生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当时他还不满16岁，可能是北平左联中最年少的成员了。参加左联之后，父亲还介绍了一些同学参加左联，或者参加社联、妇联。父亲在左联担任交通，从事油印和分送文件、传单等工作。曾在进步刊物《令丁》《文学导报》上发表作品，并为《泡沫》写稿。1937年上半年，他与王泊生合办《大众文化》杂志，同年加入北平文艺青年救国会。《大众文化》半月刊针砭时弊，战斗力强，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刊。
父亲最初的联络人是刘曼生（谷牧），他当时是北平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刘曼生交给父亲的任务是印发传单，还给父亲一台印刷机，并带给他一些材料，让他负责刻写、印刷、发送传单和标语口号，署名是中共北平市委。有时候，也让父亲写一些传单和标语等。传单和标语印好后分送几个地方，有江西会馆、朝阳大学（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创办。该校于1913年4月13日正式开学，1949年停办）等处。有时趁夜深人静，父亲也到街头、胡同去张贴传单和标语口号。
1935年底，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行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大游行前夕，刘曼生到父亲家里交代任务，并留下一卷传单，让他第二天带到新华门散发。第二天，父亲参加了游行，按要求散发了传单。这一时期，母亲和她的同学也跟在高年级学生后面，参加了多次大游行。同学们拿着小旗，四个人一排，手挽着手向前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日寇，还我河山！”等口号。青年学生们投入到抗日爱国的洪流中，受到很深的教育和震撼。
父亲当时虽然很年轻，但已多次独立完成任务。有一次，他的另一位联络人张路一交给他一个任务，让父亲带一封信去天津，信封上写的是“何省为先生收”，显然是带给河北省委的。父亲将信安全送到，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张稼夫（中国科学院党组原书记、原副院长）在30年代初期，曾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联络人也曾安排父亲去北方局送信，后来关系接上了。张稼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他（张路一）领来一个小青年，这个青年人连童声还没变。张路一说，他叫张骁（张文松的原名），可以帮忙为我给北方局送信。我自己心里顾虑重重，可是，除此而外，别无他法。最后，我还是写了个报告，叮咛再三，把报告交给了小张骁。……就在张骁把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拿走以后不久，北方局一个姓李的同志托人转告我，说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收到了。”
1936年2月，父亲和母亲第一批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是中国进步青年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父亲在民先的西城分队工作，负责联系弘达中学、东方中学等学校。母亲在民先组织中也很活跃，很快成为骨干分子。他们参加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亡，印发抗日传单，到街头教唱救亡歌曲并演讲。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们还上前线慰问抗日战士，到医院慰问伤员。一些进步同学还组织起来到农村、军队去宣传。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中，教士兵唱《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同学们一边唱一边流泪，二十九路军的士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很多士兵本身就是东北人，此时更是同仇敌忾，壮怀激烈。
1936年秋，父亲接受地下党分配的任务，掩护刚刚从国民党河北第二监狱刑满出狱的魏先生（彭真）开展工作。父亲和魏先生接头后，安排妥当他的住处，对外名义上是请他来做父亲的补习先生。彭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他不顾恶劣的斗争环境和病弱的身体，很快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有时开会，有时看书、写作或与人接头，平津地区一些“一二·九”运动的负责人常去找他。父亲就给他们准备些茶水，为他们放哨。彭真经常工作到很晚，还外出到清华大学等地去做工作，有时半夜才回来，到了住处他就按事前的约定敲后墙，越墙进院后，父亲再打开房门让他进来。彭真在这里断断续续住到1937年春，然后就去延安参加苏区和白区党的代表会议去了。
1937年7月，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杨伯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副主席）。1938年7月，经姚依林介绍，父亲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奔赴抗日第一线
全国性抗战开始后，父亲母亲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奔赴抗日根据地。他们和几位同学一起满怀激情地到了冀南根据地，开始了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到冀南后，首先安排大家一起在冀南区党委党校学习了两个月，然后父亲被分配到冀南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母亲则到冀南区四地委宣传部任干事。
这些刚出校门的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根据地，首先要学会行军走路，练出铁脚板。冀南属平原地带，解放区和敌占区边缘往往是犬牙交错。八路军的装备差，要靠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队伍经常要行军，每天走个百八十里路不算事，而且经常是夜行军、急行军。
那时，日军经常到村子里“扫荡”，而且大多是拂晓时来，想把八路军和地方干部“捂”在村子里消灭。他们就与日军斗智斗勇。你来我就夜行军，不断换村子，让日军一次次扑空。母亲记得，当时她有一支小手枪，因弹药短缺，枪膛里一般只有两颗子弹。女同志们都做好了思想准备，如遇鬼子“捂村子”不能脱身时，那么一颗子弹是射向敌人的，另一颗则是留给自己的。斗争环境非常残酷，随时都有可能为革命献身。
他们肩负着宣传群众的任务，每到驻地放下行李就要做群众工作。有时是走家串户，了解情况，宣传革命道理；有时是发动妇女为八路军做军需物品，像纳鞋底子、做衣服什么的。为宣传革命道理，他们办起了识字班，教老乡唱抗战歌曲，编一些快板类的段子。当时农村很多人是文盲，为教会他们识字，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女”字，就讲解成一个人盘腿坐在炕上，“男”字是个合成字，解释为有力气种田的是男人。每次讲课教两三个字，讲的都是身边的人和事，老乡识字的热情就被调动起来了。
老百姓爱护这些年轻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母亲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日军进村了，来不及藏身地洞，大娘一把拉住她，帮她梳上假发髻，再往脸上抹把锅灰，塞双鞋底子在她手里，让她随着一群妇女纳鞋底子。日伪军把各家各户的人都赶到场院里，把男女分开，然后就让女人出来把自己的丈夫、儿子等亲人领回去，剩下没人领的，就是八路军了。母亲看见她们的房东老大娘义无反顾地走到一位八路军干部跟前，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说你还不赶紧跟我回家吃饭。其实她的儿子就在旁边，她一眼都没看，拉起这位八路军干部就回她家里去了。母亲赶紧低头纳鞋底子，强忍着泪水，心里万分感动。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所展现的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确是当年场景的重现，真实场景甚至更加壮烈。幸运的是，大娘的儿子后来由他们乡公所保出来了。
1939年初，日军“扫荡”冀南中心区，冀南区党委随一二九师南撤。中途，区党委派父亲等几位同志回冀南中心区了解情况。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北上，刚在一个自卫队长（党员）家里吃过饭，走到曲周县桃园村下车问路时，突然拥出几十个带武器的人，把他们团团围住，捆绑起来关在一间屋子里。屋里已经有一个农民被关在那儿，一问才知道，这是一伙土匪。那个农民前两天被抓住，已被洗劫一空，估计会放了他。父亲告诉那个农民，他们是八路军，如果他能出去，请他带信给那位自卫队长设法营救。第二天晚上，土匪将他们身上的棉衣、毛衣等衣服扒掉，将他们捆成一串，枪打脚踢地带出村子。那天晚上下着小雪，走了约一里路，土匪叫他们站住，只见前面是一个挖好的大坑，这才知道土匪是要活埋他们。几位同志大声抗议，高呼口号，眼看着土都要埋到胸口了，情况万分紧急。千钧一发之际，那位自卫队长带队伍紧急赶来，才把土匪赶跑。那位自卫队长说，那天正逢旧历过年，村里老百姓为救他们，跪了一院子向土匪头子“求情”，假装害怕地托词道：“千万别在我们村埋了他们，否则八路军来了我们没法交代。”经过这两方面的全力营救，父亲他们几人方得脱险。
1943年初，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的夫人、区党委妇委书记贾庭修在冀县被捕。敌人用枪托打、火烤，逼她说出枪支、文件和领导人的下落，但她始终坚持说自己只是一名小学教员。组织上知道父亲在北平有一些上层的社会关系，希望能够通过关系设法营救贾庭修。当时父亲正在太行山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于是，决定由母亲和张洁珣（张洁珣是张文松的妹妹，黄甘英的同班同学，三人是一起到冀南去的）承担这个任务。两人换上当地老百姓的衣服，装扮成进城探亲的姑嫂二人，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到北平。她们找到一个亲戚，跟他说她们的朋友是个规规矩矩的好青年，现在被捕好几个月了，得设法营救。那个亲戚答应写信给伪县长想想办法。通过这层关系，又经过党组织多方努力，终于将贾庭修营救了出来。
抗战中建立家庭
1940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当时，父亲在垂杨任县委书记，母亲在威县任妇委书记、宣传部长。两地相隔不太远，是父亲牵着一头毛驴把母亲接到垂杨的。结婚也没举办什么仪式，县委的同志们一起吃了一顿饭，热闹了一会儿就算成家了。当时条件很艰苦，有点小米、窝头、白薯吃，能穿上老乡自织的紫花布新衣服，已经相当不错了。父亲喜欢写诗，一生中留下了很多诗稿。其中一首就是在1990年，众兄弟姊妹为父母举行金婚纪念时写的：“借与梅红竹叶青，白眉苍鬓未龙钟。金婚戏作洋习惯，聊补当年无轿迎。”
两位发虽白、体犹健的老人，回忆起整整半个世纪之前，在艰苦环境中，牵着毛驴迎亲的往事，感慨良多，戏谑“聊补当年无轿迎”。
婚后不久，母亲也被调到垂杨县委工作，担任县委民运部部长。当时，日军对冀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每年都有几次大的“扫荡”。194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亲临德州，指挥三万多日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二九铁壁合围大惨案”。当时父亲在冀南区党委四地委任宣传部长，而四地委正是日军“扫荡”的两大主要地区之一，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此时，母亲已临近生产。
日军“扫荡”前一两天，父亲从地委机关到广宗县视察工作，无法陪伴母亲，只留下他的通信员老刘帮忙照顾。村里党支部的同志准备了一副担架，准备一有情况抬上就走，还留下一位护士负责接生。一行人住在清河县黄金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就在日军“扫荡”那天，我的哥哥出生了。当时敌人占据了黄金庄，村子里火光冲天，处境非常危急。他们找了一间破房子做临时产房，一边烧水一边观察敌情。护士接生后，说生的是个男孩，但母亲顾不上多看他一眼，也来不及喂一口奶，就赶紧让通信员抱走了，托付给当地的老乡喂养。几个月后，父母托人打听孩子的情况，老乡说孩子太小，没能养活。
那些年正是冀南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军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又遭遇多年不遇的大旱灾，群众生活非常艰难。1943年，我也是出生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也是父亲不能陪在母亲身边（当时父亲在太行山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也是出生几天就被托付到当地老乡家喂养。幸运的是，我顽强地活下来了。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全靠当地的老百姓，是他们哺育了我，他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父亲在太行山党校参加整风期间，赶上日军发动“五一扫荡”。日军向辽县（今左权县）麻田一带合围，党校学员从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附近。一天上午，他们到达一个小村子，正准备吃饭的时候，得到附近有敌人出动的消息，来不及吃饭就赶快转移。事后他们得知，就在他们转移的这段时间，敌人包围了一个距他们驻地不远的小村庄，北方局的干部李虚哲牺牲了。李虚哲的名字与当时父亲的化名李析哲只有一字之差，而且字音非常相近，因此传到后方时，都以为是李析哲牺牲了。回到辽县后，熟识的同志和父亲开玩笑说：“棺材都给你预备好了！” 返回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抗战后期，抗战局势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党的工作开始由农村转向大城市，中央指示派遣一些在北平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回去工作。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我的父母和张洁珣返回北平做党的秘密工作。按照安排，母亲从老乡家把我接回来，她和张洁珣带着我先行一步，到北平探路，做一些立足的准备。父亲则稍后一步，从太行山党校出发回北平。
父亲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兼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大章请示工作。李大章给他布置了到北平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做一些上层的统战工作和一些情报工作；还给他规定了双方往来信件的代号，让他到有关部门了解一些密写技术方面的知识。路过冀南时，父亲向冀南区党委书记宋任穷请示工作，宋任穷安排他经过临清返回北平，并决定由江景玉担任父亲的交通员，父亲与北方局之间的往来信件经冀南区党委转交。
关于父亲从冀南回北平的经过，当时在冀南军区部队任职的张华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太原市委副书记）有过回忆：“1943年秋季，冀南军区政治部向我传达了宋任穷同志的绝密指示，要求设法打通与伪临清县长白静明的关系，通过他把李析哲同志送往北平。由于事关重大，此事当然不能通过一般的伪军内线关系去完成，必须选择绝对可靠的自己同志担负此项任务。思来想去，决定交给时任伪临清县良二乡乡长的地下党员江景玉同志去完成。”江景玉秘密找到白静明，当面递交了李析哲给他的一封信，白静明阅后并无明确表示。“见他还在犹豫不定，就决定再逼一逼他。随后，我们采取自制李析哲同志密信的方式，由江景玉连续几次秘交白县长。最终白县长无可奈何地表示，李析哲可以由他送去北平，但是必须替他保守秘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抓紧时间把李析哲同志从四地委接到良二乡，再由江景玉陪他去白县长家，由此顺利转赴北平。”
一次母亲和张洁珣去电影院看电影，影片结束时灯一亮，她突然看见一个在冀南时的同事，此前听说此人被捕以后当了叛徒。躲开已经来不及了，他也看见了母亲，走过来说：“你不是李清（李清是母亲在根据地时的化名）吗？”母亲马上说：“你认错人了吧，我根本就不姓李。”说着，就往外走，那个人也跟着她们往外走。可能是因为她们的装束、头发、鞋帽与在根据地时大相径庭，形象、气质完全判若两人，那个人不敢贸然确认。趁他犹豫之际，母亲赶快招来一辆三轮车，上去就赶快走了。后来一了解，那个人果然是叛徒，那时他在伪组织新民会工作。
日本投降前不久，交通员给父亲带来上级的指示，指示提出加强伪军伪警的工作，准备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北平。父亲根据他在北平几年从各方面所了解的情况，向上级写了一份报告。他分析日本投降后，解放北平可能面临三种形势：一是中苏军队共同打入北平，二是中国军队自己解决，三是里应外合。他估计里应外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在大城市的工作基础还不够强，而且伪军也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掌握中。因而估计北平解放还是要依靠解放军大部队的力量，也就是说北平有可能不会很快解放，国民党可能还会占据北平一个时期。形势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分析。后来，为了便于就近领导，父亲的组织关系由北方局转到晋察冀城工部。大约在1945年9月，父亲到城工部部长刘仁处接转组织关系，父亲向他汇报了从冀南根据地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以后的情况。刘仁对父亲说：“你给上级的报告已经转到城工部，写得很好，上级同意你的分析。”
日本投降以后，父亲与母亲继续留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在城工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第二条战线上的战斗，直至北平和平解放。
1932年，父亲考入北平师大附中读初中，母亲比父亲晚两年进入这所学校，成为校友。他们都是从初中开始就接受进步思想的，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年轻人血气方刚，爱国热情高涨，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不当亡国奴。
父亲自幼酷爱读书，很早就开始给报社投稿。这一时期更是经常逃课出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1935年春，同学苗雨生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当时他还不满16岁，可能是北平左联中最年少的成员了。参加左联之后，父亲还介绍了一些同学参加左联，或者参加社联、妇联。父亲在左联担任交通，从事油印和分送文件、传单等工作。曾在进步刊物《令丁》《文学导报》上发表作品，并为《泡沫》写稿。1937年上半年，他与王泊生合办《大众文化》杂志，同年加入北平文艺青年救国会。《大众文化》半月刊针砭时弊，战斗力强，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刊。
父亲最初的联络人是刘曼生（谷牧），他当时是北平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刘曼生交给父亲的任务是印发传单，还给父亲一台印刷机，并带给他一些材料，让他负责刻写、印刷、发送传单和标语口号，署名是中共北平市委。有时候，也让父亲写一些传单和标语等。传单和标语印好后分送几个地方，有江西会馆、朝阳大学（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创办。该校于1913年4月13日正式开学，1949年停办）等处。有时趁夜深人静，父亲也到街头、胡同去张贴传单和标语口号。
1935年底，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行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大游行前夕，刘曼生到父亲家里交代任务，并留下一卷传单，让他第二天带到新华门散发。第二天，父亲参加了游行，按要求散发了传单。这一时期，母亲和她的同学也跟在高年级学生后面，参加了多次大游行。同学们拿着小旗，四个人一排，手挽着手向前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日寇，还我河山！”等口号。青年学生们投入到抗日爱国的洪流中，受到很深的教育和震撼。
父亲当时虽然很年轻，但已多次独立完成任务。有一次，他的另一位联络人张路一交给他一个任务，让父亲带一封信去天津，信封上写的是“何省为先生收”，显然是带给河北省委的。父亲将信安全送到，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张稼夫（中国科学院党组原书记、原副院长）在30年代初期，曾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联络人也曾安排父亲去北方局送信，后来关系接上了。张稼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他（张路一）领来一个小青年，这个青年人连童声还没变。张路一说，他叫张骁（张文松的原名），可以帮忙为我给北方局送信。我自己心里顾虑重重，可是，除此而外，别无他法。最后，我还是写了个报告，叮咛再三，把报告交给了小张骁。……就在张骁把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拿走以后不久，北方局一个姓李的同志托人转告我，说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收到了。”
1936年2月，父亲和母亲第一批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是中国进步青年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父亲在民先的西城分队工作，负责联系弘达中学、东方中学等学校。母亲在民先组织中也很活跃，很快成为骨干分子。他们参加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亡，印发抗日传单，到街头教唱救亡歌曲并演讲。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们还上前线慰问抗日战士，到医院慰问伤员。一些进步同学还组织起来到农村、军队去宣传。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中，教士兵唱《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同学们一边唱一边流泪，二十九路军的士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很多士兵本身就是东北人，此时更是同仇敌忾，壮怀激烈。
1936年秋，父亲接受地下党分配的任务，掩护刚刚从国民党河北第二监狱刑满出狱的魏先生（彭真）开展工作。父亲和魏先生接头后，安排妥当他的住处，对外名义上是请他来做父亲的补习先生。彭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他不顾恶劣的斗争环境和病弱的身体，很快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有时开会，有时看书、写作或与人接头，平津地区一些“一二·九”运动的负责人常去找他。父亲就给他们准备些茶水，为他们放哨。彭真经常工作到很晚，还外出到清华大学等地去做工作，有时半夜才回来，到了住处他就按事前的约定敲后墙，越墙进院后，父亲再打开房门让他进来。彭真在这里断断续续住到1937年春，然后就去延安参加苏区和白区党的代表会议去了。
1937年7月，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杨伯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副主席）。1938年7月，经姚依林介绍，父亲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奔赴抗日第一线
全国性抗战开始后，父亲母亲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奔赴抗日根据地。他们和几位同学一起满怀激情地到了冀南根据地，开始了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到冀南后，首先安排大家一起在冀南区党委党校学习了两个月，然后父亲被分配到冀南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母亲则到冀南区四地委宣传部任干事。
这些刚出校门的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根据地，首先要学会行军走路，练出铁脚板。冀南属平原地带，解放区和敌占区边缘往往是犬牙交错。八路军的装备差，要靠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队伍经常要行军，每天走个百八十里路不算事，而且经常是夜行军、急行军。
那时，日军经常到村子里“扫荡”，而且大多是拂晓时来，想把八路军和地方干部“捂”在村子里消灭。他们就与日军斗智斗勇。你来我就夜行军，不断换村子，让日军一次次扑空。母亲记得，当时她有一支小手枪，因弹药短缺，枪膛里一般只有两颗子弹。女同志们都做好了思想准备，如遇鬼子“捂村子”不能脱身时，那么一颗子弹是射向敌人的，另一颗则是留给自己的。斗争环境非常残酷，随时都有可能为革命献身。
他们肩负着宣传群众的任务，每到驻地放下行李就要做群众工作。有时是走家串户，了解情况，宣传革命道理；有时是发动妇女为八路军做军需物品，像纳鞋底子、做衣服什么的。为宣传革命道理，他们办起了识字班，教老乡唱抗战歌曲，编一些快板类的段子。当时农村很多人是文盲，为教会他们识字，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女”字，就讲解成一个人盘腿坐在炕上，“男”字是个合成字，解释为有力气种田的是男人。每次讲课教两三个字，讲的都是身边的人和事，老乡识字的热情就被调动起来了。
老百姓爱护这些年轻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母亲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日军进村了，来不及藏身地洞，大娘一把拉住她，帮她梳上假发髻，再往脸上抹把锅灰，塞双鞋底子在她手里，让她随着一群妇女纳鞋底子。日伪军把各家各户的人都赶到场院里，把男女分开，然后就让女人出来把自己的丈夫、儿子等亲人领回去，剩下没人领的，就是八路军了。母亲看见她们的房东老大娘义无反顾地走到一位八路军干部跟前，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说你还不赶紧跟我回家吃饭。其实她的儿子就在旁边，她一眼都没看，拉起这位八路军干部就回她家里去了。母亲赶紧低头纳鞋底子，强忍着泪水，心里万分感动。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所展现的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确是当年场景的重现，真实场景甚至更加壮烈。幸运的是，大娘的儿子后来由他们乡公所保出来了。
1939年初，日军“扫荡”冀南中心区，冀南区党委随一二九师南撤。中途，区党委派父亲等几位同志回冀南中心区了解情况。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北上，刚在一个自卫队长（党员）家里吃过饭，走到曲周县桃园村下车问路时，突然拥出几十个带武器的人，把他们团团围住，捆绑起来关在一间屋子里。屋里已经有一个农民被关在那儿，一问才知道，这是一伙土匪。那个农民前两天被抓住，已被洗劫一空，估计会放了他。父亲告诉那个农民，他们是八路军，如果他能出去，请他带信给那位自卫队长设法营救。第二天晚上，土匪将他们身上的棉衣、毛衣等衣服扒掉，将他们捆成一串，枪打脚踢地带出村子。那天晚上下着小雪，走了约一里路，土匪叫他们站住，只见前面是一个挖好的大坑，这才知道土匪是要活埋他们。几位同志大声抗议，高呼口号，眼看着土都要埋到胸口了，情况万分紧急。千钧一发之际，那位自卫队长带队伍紧急赶来，才把土匪赶跑。那位自卫队长说，那天正逢旧历过年，村里老百姓为救他们，跪了一院子向土匪头子“求情”，假装害怕地托词道：“千万别在我们村埋了他们，否则八路军来了我们没法交代。”经过这两方面的全力营救，父亲他们几人方得脱险。
1943年初，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的夫人、区党委妇委书记贾庭修在冀县被捕。敌人用枪托打、火烤，逼她说出枪支、文件和领导人的下落，但她始终坚持说自己只是一名小学教员。组织上知道父亲在北平有一些上层的社会关系，希望能够通过关系设法营救贾庭修。当时父亲正在太行山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于是，决定由母亲和张洁珣（张洁珣是张文松的妹妹，黄甘英的同班同学，三人是一起到冀南去的）承担这个任务。两人换上当地老百姓的衣服，装扮成进城探亲的姑嫂二人，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到北平。她们找到一个亲戚，跟他说她们的朋友是个规规矩矩的好青年，现在被捕好几个月了，得设法营救。那个亲戚答应写信给伪县长想想办法。通过这层关系，又经过党组织多方努力，终于将贾庭修营救了出来。
抗战中建立家庭
1940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当时，父亲在垂杨任县委书记，母亲在威县任妇委书记、宣传部长。两地相隔不太远，是父亲牵着一头毛驴把母亲接到垂杨的。结婚也没举办什么仪式，县委的同志们一起吃了一顿饭，热闹了一会儿就算成家了。当时条件很艰苦，有点小米、窝头、白薯吃，能穿上老乡自织的紫花布新衣服，已经相当不错了。父亲喜欢写诗，一生中留下了很多诗稿。其中一首就是在1990年，众兄弟姊妹为父母举行金婚纪念时写的：“借与梅红竹叶青，白眉苍鬓未龙钟。金婚戏作洋习惯，聊补当年无轿迎。”
两位发虽白、体犹健的老人，回忆起整整半个世纪之前，在艰苦环境中，牵着毛驴迎亲的往事，感慨良多，戏谑“聊补当年无轿迎”。
婚后不久，母亲也被调到垂杨县委工作，担任县委民运部部长。当时，日军对冀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每年都有几次大的“扫荡”。194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亲临德州，指挥三万多日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二九铁壁合围大惨案”。当时父亲在冀南区党委四地委任宣传部长，而四地委正是日军“扫荡”的两大主要地区之一，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此时，母亲已临近生产。
日军“扫荡”前一两天，父亲从地委机关到广宗县视察工作，无法陪伴母亲，只留下他的通信员老刘帮忙照顾。村里党支部的同志准备了一副担架，准备一有情况抬上就走，还留下一位护士负责接生。一行人住在清河县黄金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就在日军“扫荡”那天，我的哥哥出生了。当时敌人占据了黄金庄，村子里火光冲天，处境非常危急。他们找了一间破房子做临时产房，一边烧水一边观察敌情。护士接生后，说生的是个男孩，但母亲顾不上多看他一眼，也来不及喂一口奶，就赶紧让通信员抱走了，托付给当地的老乡喂养。几个月后，父母托人打听孩子的情况，老乡说孩子太小，没能养活。
那些年正是冀南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军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又遭遇多年不遇的大旱灾，群众生活非常艰难。1943年，我也是出生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也是父亲不能陪在母亲身边（当时父亲在太行山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也是出生几天就被托付到当地老乡家喂养。幸运的是，我顽强地活下来了。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全靠当地的老百姓，是他们哺育了我，他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父亲在太行山党校参加整风期间，赶上日军发动“五一扫荡”。日军向辽县（今左权县）麻田一带合围，党校学员从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附近。一天上午，他们到达一个小村子，正准备吃饭的时候，得到附近有敌人出动的消息，来不及吃饭就赶快转移。事后他们得知，就在他们转移的这段时间，敌人包围了一个距他们驻地不远的小村庄，北方局的干部李虚哲牺牲了。李虚哲的名字与当时父亲的化名李析哲只有一字之差，而且字音非常相近，因此传到后方时，都以为是李析哲牺牲了。回到辽县后，熟识的同志和父亲开玩笑说：“棺材都给你预备好了！” 返回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抗战后期，抗战局势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党的工作开始由农村转向大城市，中央指示派遣一些在北平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回去工作。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我的父母和张洁珣返回北平做党的秘密工作。按照安排，母亲从老乡家把我接回来，她和张洁珣带着我先行一步，到北平探路，做一些立足的准备。父亲则稍后一步，从太行山党校出发回北平。
父亲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兼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大章请示工作。李大章给他布置了到北平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做一些上层的统战工作和一些情报工作；还给他规定了双方往来信件的代号，让他到有关部门了解一些密写技术方面的知识。路过冀南时，父亲向冀南区党委书记宋任穷请示工作，宋任穷安排他经过临清返回北平，并决定由江景玉担任父亲的交通员，父亲与北方局之间的往来信件经冀南区党委转交。
关于父亲从冀南回北平的经过，当时在冀南军区部队任职的张华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太原市委副书记）有过回忆：“1943年秋季，冀南军区政治部向我传达了宋任穷同志的绝密指示，要求设法打通与伪临清县长白静明的关系，通过他把李析哲同志送往北平。由于事关重大，此事当然不能通过一般的伪军内线关系去完成，必须选择绝对可靠的自己同志担负此项任务。思来想去，决定交给时任伪临清县良二乡乡长的地下党员江景玉同志去完成。”江景玉秘密找到白静明，当面递交了李析哲给他的一封信，白静明阅后并无明确表示。“见他还在犹豫不定，就决定再逼一逼他。随后，我们采取自制李析哲同志密信的方式，由江景玉连续几次秘交白县长。最终白县长无可奈何地表示，李析哲可以由他送去北平，但是必须替他保守秘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抓紧时间把李析哲同志从四地委接到良二乡，再由江景玉陪他去白县长家，由此顺利转赴北平。”
一次母亲和张洁珣去电影院看电影，影片结束时灯一亮，她突然看见一个在冀南时的同事，此前听说此人被捕以后当了叛徒。躲开已经来不及了，他也看见了母亲，走过来说：“你不是李清（李清是母亲在根据地时的化名）吗？”母亲马上说：“你认错人了吧，我根本就不姓李。”说着，就往外走，那个人也跟着她们往外走。可能是因为她们的装束、头发、鞋帽与在根据地时大相径庭，形象、气质完全判若两人，那个人不敢贸然确认。趁他犹豫之际，母亲赶快招来一辆三轮车，上去就赶快走了。后来一了解，那个人果然是叛徒，那时他在伪组织新民会工作。
日本投降前不久，交通员给父亲带来上级的指示，指示提出加强伪军伪警的工作，准备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北平。父亲根据他在北平几年从各方面所了解的情况，向上级写了一份报告。他分析日本投降后，解放北平可能面临三种形势：一是中苏军队共同打入北平，二是中国军队自己解决，三是里应外合。他估计里应外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在大城市的工作基础还不够强，而且伪军也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掌握中。因而估计北平解放还是要依靠解放军大部队的力量，也就是说北平有可能不会很快解放，国民党可能还会占据北平一个时期。形势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分析。后来，为了便于就近领导，父亲的组织关系由北方局转到晋察冀城工部。大约在1945年9月，父亲到城工部部长刘仁处接转组织关系，父亲向他汇报了从冀南根据地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以后的情况。刘仁对父亲说：“你给上级的报告已经转到城工部，写得很好，上级同意你的分析。”
日本投降以后，父亲与母亲继续留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在城工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第二条战线上的战斗，直至北平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