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演员乔治·克鲁尼就要结婚了。已经53岁的克鲁尼将于2014年9月第二次走入婚姻殿堂，他的未婚妻是一位人权律师——阿迈勒·阿拉姆丁。
　　离异10余年后再次成婚，对于克鲁尼来说是件大事，对于媒体也是。英国《每日邮报》就“挖”出猛料，称克鲁尼的丈母娘芭利娅出于宗教的原因不同意这门婚事。报道说，芭利娅认为自己的女儿可以“嫁得更好”，并且应该按照德鲁士家族的传统完婚。按照当地传统，德鲁士女人只能嫁给有相同信仰的男人，否则就视为改变信仰，要被逐出社群。
　　在《今日美国》上，克鲁尼发表回应声明，言辞犀利地戳穿《每日邮报》的虚假新闻：“阿迈勒的母亲就不是德鲁士人；在我们相恋时，她（芭利娅）也没去过贝鲁特；她绝对不会反对我们的婚姻。”随后，《邮报》主编查尔斯·加赛德亲自致歉，网站也随即删除了报道文章。克鲁尼表示，对于媒体这类编造事实的行为，他并不在乎。但是，这次事件却“关涉更大的问题”。此前，有一些德鲁士女子嫁给有其他信仰的男子后惨遭杀害。在克鲁尼打算完婚之际，《邮报》提及这一极端传统，这让一向很少在公众面前提及私生活的克鲁尼忍无可忍。他在声明中义愤填膺地说，“让我再来重复一遍《邮报》都说了什么：新娘将死于非命……”
　　身为一名记者的儿子，克鲁尼深知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作为公众人物，容忍“狗仔队”刨根问底又是无奈的负担。但是，言论自由有其界限，名人忍耐也有其限度。这一次，克鲁尼认为《每日邮报》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临界点。
　　媒体对公众人物进行报道，言论的界限在哪里？公众人物容忍媒体报道的限度在哪里？合法报道与新闻侵权的界限，又在哪里？
　　在早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史上，煽动性言论，连同淫荡下流的、亵渎神灵的、诽谤中伤的、侮辱污蔑的言论，几乎很难受到宪法的保护。在“查普林斯基诉新罕布什尔州”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上述这些言论是表达自由的滥用。“一旦表达出来，只会造成伤害，或者破坏和平，对于追求真理毫无助益，社会价值不高。”
　　但是，在随后几年的发展中，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逐渐扩大，之前不被保护的言论也在第一修正案的不断解释中重新被合法化，这其中就包括煽动性言论。1969年，美国3K党成员布兰登伯格因为拍摄了一部电影，宣扬对美国黑人和犹太人施加暴力而被起诉。案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煽动言论不被保护的传统被推翻。法院认为，只有在鼓吹暴力的言论会促使紧迫的非法行为时，才不受美国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至此，煽动言论本身脱离了不法性，不再像曾经那样敏感。有人甚至还提出了所谓的“煽动权”。可以看出，在判断言论合法性时，暴力和言论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关键。原则上，言论将受到保护，当言论成为暴力的起因，并且二者的关系达到一定紧密的程度时，才存在限制言论的正当理由。
　　克鲁尼提到报道涉嫌煽动暴力，《邮报》无从辩驳。但他后来还提到“这种煽风点火的行为应该视为犯罪”，则有些言语夸张了。言论和暴力的紧迫性和相关性分析有赖于缜密的司法平衡，克鲁尼保护家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在这里言论是否构成真正的威胁，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拍板的事实。
　　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它所保护的不仅有好听的言辞，还有令人不悦的话语。在煽动暴力言论的问题上，真正值得重视的，不是煽动，而是暴力。后者是对社会安全与和平的头等威胁。但是，对抗暴力却不是限制言论的理由。只有当言论与暴力的因果关系链足够明晰，达到“紧迫性”的要求，干涉言论自由才拥有了正当性。此时，言论不仅仅是思想的载体，而已然超越了原有的语境，成为了非法行为的导火索。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传媒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