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隆垮塌悲剧”与其说是大自然的报复、是一场天灾，不如说是“人治不善”导致的恶果，天灾难躲但人治可为，每一次灾难的背后之所以需要不遗余力地追问 “人祸”，就是希望从“人治不善”中找寻短板，以使悲剧不再重演。
　　
　　重庆市武隆县铁矿乡的垮塌事故，悲惨依然持续:死亡人数在攀升，井下救援困难重重，被埋民众生还希望渺茫。事故原因仍是一个未知数，尽管有媒体陆续披露了当地铁矿长久以来“掏山炸石不止”，也有媒体披露了垮塌前有大量预兆但未获当地政府重视，甚至有专业人士预测了导致垮塌的多种原因，但在权威、专业、合法的调查结束之前，似乎最明确的情绪表达焦点只有一个——— 救人，救人！
　　即使在最深切和虔诚的祈祷之余，有一种愤怒有理由找到宣泄的出口：这种愤怒直指地质灾害频发的武隆县当地政府，也直指地质情况复杂地区的治理之道，而出口就是8年前发生于重庆市武隆县的另一场死亡79人的滑坡惨剧。
　　2001年5月1日，重庆市武隆县县城发生一起滑坡事故，山体直接将一幢九层楼房摧毁掩埋，造成79人遇难的惊天惨剧。事后中央调查组认定，这起地质灾害事故的发生，有地质原因，也有诸多人为因素，并因此查处了当地诸多官员。当时国务院要求，重庆市政府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隐患，制定有效防范措施，减少以至避免此类灾害事故的发生；建设部也要完善有关规章和强制性标准，并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多发地区工作的指导……
　　2001年“武隆滑坡事故”发生时，武隆县的地质灾害状况到底有多严重？有媒体披露了一个调查：截至2004年底，全縣共有潜在危岩、崩塌、滑坡、泥石流及不稳定的人工高边坡等地质灾害515处，其中崩塌滑坡494处、危岩9处、地面塌陷2处、泥石流6处。此次武隆县铁矿乡垮塌事故发生后，6月6日重庆市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据专业排查，武隆县各类地质灾害545处，其中滑坡189处，危岩崩滑49处，不稳定斜坡202处。时隔5年的两组数据显示：武隆县的地质灾害隐患仍然很多，仍然属于地质灾害频发地区。
　　与当年中央对地质灾害治理提出高要求对应的是，“武隆县本地没有地质勘探队伍，需要从外面请，同时地质勘察的费用也很高。作一个地质勘查报告要花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很多人都会承受不起。”这是2001年6月8日《南方周末》的报道。
　　如今呢？在武隆县的官方网站上，易见的是招商引资、是旅游开发，找遍整个网站，几乎难觅“地质勘探、灾害预防”的政务信息。
　　一个8年前发生了举国震惊滑坡灾难的山区县，一个喀斯特地貌奇绝复杂的山区县，为什么在官方信息发布平台上看不到太多地质勘察、防灾减灾的治理？难道8年前的79条人命还不足以警醒后来从政者足够的警觉与“亡羊补牢”？为什么在很多地质情况复杂的地区，治理的模式往往是耳熟能详的 “招商引资”“GDP增长”，却鲜见将大量精力与财力投入到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治理上？难道灾害来临才举起“以人为本”大旗，灾害不见就举城市化推进、GDP至上这些显眼的“政绩”大旗？
　　“武隆垮塌悲剧”与其说是大自然的报复、是一场天灾，不如说是“人治不善”导致的恶果，天灾难躲但人治可为，每一次灾难的背后之所以需要不遗余力地追问 “人祸”，就是希望从“人治不善”中找寻短板，从而与自然实现进一步的和谐共生之道。
　　中国幅员辽阔、山地众多，尤其中西部很多地区山高沟深、地质复杂，各类地质灾害隐患重重，而中西部山地地区普遍经济落后、财政匮乏，这就在治理上出现一种可怕的路径：越落后越想促经济、出政绩，越想把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城市化建设等看得见的“政绩”上，越容易欠下地质灾害勘察、研究、防灾减灾的账，越容易出现各种人为因素下的“自然报复”。
　　这就是“武隆垮塌”昭示的治理逻辑，如果治理乏力、治理思维不变、政绩考核方式不因地制宜，悲剧必然重演！8年前的“武隆滑坡悲剧”，不幸时隔8年再次重演，要杜绝类似悲剧的又一次重演，治理之道决不只是处理几个官员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