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宁要离开清华重返普林斯顿，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美国顶尖高校挖回当讲席教授的大陆学者。30岁不到成博导，6个月内破解困扰生物学界50年的难题，5年中与导师施一公在《Nature》等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超过了其他任何一所高校的总和，清华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国际学术影响力因此提升34%。颜宁的成绩仿佛应了那句话：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当年载誉的海归，今日争议归海，归来时就是新闻，再起航也注定成话题。其实绝大多数时候，颜宁很宅，她的结构生物学太微观太遥远，“转运蛋白可以给人转霉运吗？”有人曾这么问她。但是当她要离去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两个细胞的事，而事关“学术细胞”的整个培养皿，事关中国的人才政策的酸碱度，事关中国学术环境里的菌落和波澜。
　　正如曹德旺去美国开厂引发的资本出走与资本流动的辨析，颜宁的离开，也引起类似的思考：这是正常的人才流动还是明显的人才流失？是中国学术险恶的写照还是中国学术进步的表征？其实，先不论科学家价值大小，首先要承认：这是一种个体的选择。正如她自己回应，“换一种环境，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刺激自己获得灵感，希望能够在科学上取得新的突破”。恐怕没有人反对，学术自由本就意味着选择在何处完成志业的自由。
　　进一步说，仅仅通过一个科学家的去留来判断中国学术环境，通过一个科学家的离开来给中国人才政策盖棺定论，也显得太不科学了。倒是从“颜宁离开”引发的舆情基本面，我们能描摹出今天的中国公众对待人才与学术的心态。
　　值得欣喜的是，今天的中国，对于一位顶尖人才的归来或离去，已经超越了爱国与卖国的二元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郎平赴美读书和执教引发的“崇洋媚外”舆情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在杨振宁加入中国籍等事件中的平和冷静。人们没有过多地给杨振宁戴爱国高帽，也没有任何针对颜宁个人的批评，这是时代的进步。
　　同时，对个体的批评让位于对制度与环境的思考，或许还有些简单粗暴。颜宁离职事件中，一篇虚构颜宁是因自然基金委拒绝资助而负气出走的文章被疯狂转发，因为对人才逆差的忧虑，每逢人才流出，制度亏欠论、环境恶劣论，已经成为一种思维直觉。人们与其说在同情颜宁，不如说在借此印证自己对“中国学术圈基本面”的想象。
　　毋庸置疑，中国的学术环境当然存在进一步宽容的空间。但宽容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学术宽容，需要的是政府与学校将筑巢和采蜜自主权更多交还学者；另一种则是社会的宽容，容得下“出于个人选择而非体制因素”的离开。
　　而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开放时代的精神基调注定了需要一种对仗的情感，抱定“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姿态，也要无惧放水养鱼。从昔日的出国潮到今日的海归潮，事实已经证明人才洋流会变，只要中国能海纳百川、大气候不断向好，鱼群自有归心。
　　围绕颜宁的讨论，也再一次验证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但渴求絕非纠结于一两个学者的去留。颜宁在科学网博客上的签名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学者需要超越毁誉的定力，争创双一流的国度也必须具备这种定力。只有真正潜心育人，才能催生更多的“颜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