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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惊悚的恐怖片中常常有孩童的身影，特别是当他们以施暴者的角色出现时。恐怖电影通过颠覆人们心中纯真、善良和脆弱的孩童形象来激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从而让整部电影弥漫着绝望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出现儿童施暴甚至谋杀的新闻时，整个社会似乎都会打一个寒颤……国内外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剧，比如1993年发生在英国的案件，两名10岁的男孩残忍地将一个2岁的男孩拐走并虐待致死，这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怒。
人类历史几千年都过去了，人性本善与本恶的问题还是没争论得清楚。一般来说，当一个孩子出现种种极端行为时，大人们纷纷认为家庭或社会出了问题，接着就是一阵叹息。可是，心理学上又如何看待呢？什么是“反社会行为”呢？自己有问题，不能总赖在别人身上吧。
基因与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认为，针对儿童暴力行为，要先把道德放在一边，从医学和生物学上找原因。
遗传对人的反社会行为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2005年，心理学家Moffitt在分析子100多个双生子和收养研究后得出，遗传对反社会行为应该至少负有50%的责任。而就现在的研究看，能够显著影响动物和人攻击性行为的是一种名叫“MAOA（monoamine OXidase A）”的基因，该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通过控制MAOA酶的产生来抑制兴奋性神经递质的活性，如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和多巴胺等。针对转基因鼠的研究表明，剔除MAOA基因后，转基因鼠的攻击性显著提高，当再次插入该基因时，转基因鼠的行为表现正常。而人的反社会行为要更加复杂一些，针对人来说，因为个体一般都是在原生家庭中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所以基因和环境往往很难完全分开。
2002年，Avshalom Caspi等人则创造性地选择了一个研究视角，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以往的研究表明，童年被虐待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这个结论的意义除了呼吁社会不要虐待儿童，也产生出了新的问题——同样是经受虐待，为什么有的人出现了反社会行为，而有的人则没有？为了研究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Avshalom Caspi等人对1037名儿童进行了长达24年的追踪研究，分别在他们3、5、7、9、11、13、15、18、21和26岁时进行了四方面的测量以及MAOA基因表达功能的测量。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于那些经历同样严重虐待的人来说，MAOA基因表达活性较高的话，即能有效抑制让人产生冲动行为的激素产生，他们在行为障碍、犯罪情况和反社会人格的自评和他评问卷上得分都较低。反之，如果MAOA基因的表达较低时，那受过虐待的人更容易产生反社会行为。从而得出，MAOA基因对人的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存在调节作用。
除了MAOA基因直接影响人的反社会行为的研究，2008年Adrian Raine总结性地提出了“从基因到大脑到行为（from genes to brain to antisocial behavior）”的模型来解释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即基因影响大脑的结构，大脑结构的改变影响人们的情感认知状态，再结合环境的影响从而引起反社会行为。现有的大脑扫描研究表明，反社会行为较高的人群以及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多患有某些脑区结构和功能的损伤，如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这两个脑区与人的反社会行为相关较高）等。Adrian Raine提出这些脑区的损伤来源更多来自于基因的影响，而非环境。他的理由有以下两个：
1.研究表明具有反社会特质的人的大脑损伤来源并非环境，比如童年头部损伤、儿童时期虐待和药物及酒精滥用等；
2.大脑结构扫描和遗传行为学双生子研究的结合发现，遗传解释了90%的大脑损伤。所以，遗传在反社会行为中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脑里的刹车
看完了基因，再来仔细看看大脑的情况。
和暴力、犯罪等反社会行为相关的脑区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了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还有眶额皮层、扣带回、颞叶、角回和海马体等。心理学研究中的经典案例主角——盖奇，在一次事故中就是由于损伤了眶额皮层，从而性情大变，从原来的“老好人”变成了躁动不安又暴力的人。尽管与反社会行为相关的脑区很多，但是从功能上看可以分为两类——自我管理与控制（情绪和行为）、情绪的感知。
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被身边人的言行给激怒了，你感觉心里很难受，这时候你的杏仁核首先活跃起来，它主宰着你的情绪和感受，并且想让你回击、发泄。如果这时候，你有一个功能强大的前额叶，它会起到“刹车”的作用，你可能会想，我不该如此暴躁，从而选择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怒气。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不那么管用的“刹车”呢？你可能连想都不想，自己的拳头已经挥出去了，攻击行为随之发生。说到这儿，你会认为这其实很正常嘛，就是一个本能的自我保护。但是具有一些反社会特质的人，激怒他们的事情常常匪夷所思，比如别人只是看了他一眼，也可能只是因为对他做了个鬼脸，让他觉得不友好，于是便觉得不可原谅。所以他们表现出的暴力行为在大众看来并不合常理。
识别反社会行为
基因和大脑的研究对于充满好奇心和恐惧感的人们来说并无太大吸引力，毕竟身体内的东西一般人哪能窥测得到呢？人们似乎对施暴者的性格特点和外在行为表现更感兴趣，并以此来净化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识别潜在的危险。比如19世纪意大利一位名叫Lombroso的医生，就鼓吹“罪犯天生论”。他认为通过外表就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罪犯，他还认为脑袋不对称、表面残缺或大小异常都可以作为鉴定犯罪者的根据。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确实可以通过一些人的性格特征和外在表现去推测他的反社会倾向。比如具有反社会人格的成人和儿童都具有的核心特征——情感淡漠（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主要表现为三方面：（1）共情能力差，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2）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自我中心主义；（3）容易冲动行事，并且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不负责任，不能忍受无聊，寻求冒险刺激等。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表现在行为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欺负同学，攻击他人和虐待动物。其中对动物，比如小猫、小狗的残忍虐待是早期反社会人格的突出表现；（2）虽然没有言语和肢体的攻击，但是经常损坏东西，比如放火、打破窗户、破坏其他人的玩具等；（3）撒谎和盗窃；（4）破坏规则，比如逃学、晚归等。这样的孩子无疑是危险的，需要学校和家庭的重视。 他们一生都会是罪犯么？
毕竟是孩子，还处于早期的发展中，人们心中尽管带着不安，但是也心存希望。所以面对铸成大错的儿童，人们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你会想：他只是一个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应该给他们机会成熟和改正，所以不要过分追究了；但是不能否认很多人心中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万一他以后变猩更加邪恶怎么办？
这就给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反社会行为的发展规律是什么？Moffit早在1993年根据美国的犯罪率结合其他的研究总结出了反社会行为随着年龄的变化。尽管反社会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进入青春期后，人的反社会行为呈10倍的速度增长，并随着心智的成熟，到成年期逐渐下降。从发展的角度看，他认为应当将反社会行为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他们在每个年龄段都会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大多数人则更可能在青春期出现反社会行为，进入成年期后这种行为逐渐消失。像一些具有生理基础的人，比如MAOA基因表达异常，或者大脑受过损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严重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应该更有可能属于第一类。但是值得警惕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技术和标准去断定一个人一辈子就是一个“罪犯”，必须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作为人类，我们心存善念和对他人改变的信心，权衡下来，而这种希望似乎比惩罚社会中的危险分子更为重要。
此外，上面所提到了情感淡漠（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会一直存在么？很多研究，不管是通过自我报告，还是父母的评估报告，在儿童后期到青春期，情感淡漠有较大的稳定性，会一直如影随形。但是这并不是说情感淡漠的状态不能改变。曾经有研究表明，有一部分人是会改变的，并且这样的变化往往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父母的经济地位和教养方式等。
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些数据和研究都是一个群体的表现，当将结论推及到个体的时候则需要谨慎。就算孩子暂时表现出了一些不好的行为，甚至很有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作为人类我们似乎仍要去坚持那些“积极和乐观”，因为就算基因和遗传有50%的责任，环境也承担着同样的重任。而环境，通过努力是真的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常见的，对人的反社会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环境因素有：贫穷，童年时期的虐待，父母糟糕的婚姻状况，周围人的忽视，受同伴的欺凌，甚至是母亲怀孕时由于营养摄入不足而引起的基因表达和大脑发育异常。又比如从电视、电影和电脑游戏的普及开始，暴力在这个社会中的触手可得。特别是一些男孩子迷恋暴力电脑游戏，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无疑激发了反社会行为的出现。
从基因、大脑到人格和发展，随着对反社会行为的研究不断深入，我们似乎越来越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一些暴力犯罪行为。在了解的基础上，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基因、遗传、大脑和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和限制。
那些骇人的罪恶，在很多情况下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所以在看到或者承受“罪恶”时，我们当然应该愤怒，但是千万别只是一味地谴责，仔细全面地看待那些罪恶，找出哪些是不能改变的，找到哪些是可以改变的，然后再为这能改变的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吧！
人类历史几千年都过去了，人性本善与本恶的问题还是没争论得清楚。一般来说，当一个孩子出现种种极端行为时，大人们纷纷认为家庭或社会出了问题，接着就是一阵叹息。可是，心理学上又如何看待呢？什么是“反社会行为”呢？自己有问题，不能总赖在别人身上吧。
基因与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认为，针对儿童暴力行为，要先把道德放在一边，从医学和生物学上找原因。
遗传对人的反社会行为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2005年，心理学家Moffitt在分析子100多个双生子和收养研究后得出，遗传对反社会行为应该至少负有50%的责任。而就现在的研究看，能够显著影响动物和人攻击性行为的是一种名叫“MAOA（monoamine OXidase A）”的基因，该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通过控制MAOA酶的产生来抑制兴奋性神经递质的活性，如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和多巴胺等。针对转基因鼠的研究表明，剔除MAOA基因后，转基因鼠的攻击性显著提高，当再次插入该基因时，转基因鼠的行为表现正常。而人的反社会行为要更加复杂一些，针对人来说，因为个体一般都是在原生家庭中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所以基因和环境往往很难完全分开。
2002年，Avshalom Caspi等人则创造性地选择了一个研究视角，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以往的研究表明，童年被虐待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这个结论的意义除了呼吁社会不要虐待儿童，也产生出了新的问题——同样是经受虐待，为什么有的人出现了反社会行为，而有的人则没有？为了研究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Avshalom Caspi等人对1037名儿童进行了长达24年的追踪研究，分别在他们3、5、7、9、11、13、15、18、21和26岁时进行了四方面的测量以及MAOA基因表达功能的测量。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于那些经历同样严重虐待的人来说，MAOA基因表达活性较高的话，即能有效抑制让人产生冲动行为的激素产生，他们在行为障碍、犯罪情况和反社会人格的自评和他评问卷上得分都较低。反之，如果MAOA基因的表达较低时，那受过虐待的人更容易产生反社会行为。从而得出，MAOA基因对人的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存在调节作用。
除了MAOA基因直接影响人的反社会行为的研究，2008年Adrian Raine总结性地提出了“从基因到大脑到行为（from genes to brain to antisocial behavior）”的模型来解释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即基因影响大脑的结构，大脑结构的改变影响人们的情感认知状态，再结合环境的影响从而引起反社会行为。现有的大脑扫描研究表明，反社会行为较高的人群以及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多患有某些脑区结构和功能的损伤，如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这两个脑区与人的反社会行为相关较高）等。Adrian Raine提出这些脑区的损伤来源更多来自于基因的影响，而非环境。他的理由有以下两个：
1.研究表明具有反社会特质的人的大脑损伤来源并非环境，比如童年头部损伤、儿童时期虐待和药物及酒精滥用等；
2.大脑结构扫描和遗传行为学双生子研究的结合发现，遗传解释了90%的大脑损伤。所以，遗传在反社会行为中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脑里的刹车
看完了基因，再来仔细看看大脑的情况。
和暴力、犯罪等反社会行为相关的脑区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了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还有眶额皮层、扣带回、颞叶、角回和海马体等。心理学研究中的经典案例主角——盖奇，在一次事故中就是由于损伤了眶额皮层，从而性情大变，从原来的“老好人”变成了躁动不安又暴力的人。尽管与反社会行为相关的脑区很多，但是从功能上看可以分为两类——自我管理与控制（情绪和行为）、情绪的感知。
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被身边人的言行给激怒了，你感觉心里很难受，这时候你的杏仁核首先活跃起来，它主宰着你的情绪和感受，并且想让你回击、发泄。如果这时候，你有一个功能强大的前额叶，它会起到“刹车”的作用，你可能会想，我不该如此暴躁，从而选择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怒气。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不那么管用的“刹车”呢？你可能连想都不想，自己的拳头已经挥出去了，攻击行为随之发生。说到这儿，你会认为这其实很正常嘛，就是一个本能的自我保护。但是具有一些反社会特质的人，激怒他们的事情常常匪夷所思，比如别人只是看了他一眼，也可能只是因为对他做了个鬼脸，让他觉得不友好，于是便觉得不可原谅。所以他们表现出的暴力行为在大众看来并不合常理。
识别反社会行为
基因和大脑的研究对于充满好奇心和恐惧感的人们来说并无太大吸引力，毕竟身体内的东西一般人哪能窥测得到呢？人们似乎对施暴者的性格特点和外在行为表现更感兴趣，并以此来净化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识别潜在的危险。比如19世纪意大利一位名叫Lombroso的医生，就鼓吹“罪犯天生论”。他认为通过外表就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罪犯，他还认为脑袋不对称、表面残缺或大小异常都可以作为鉴定犯罪者的根据。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确实可以通过一些人的性格特征和外在表现去推测他的反社会倾向。比如具有反社会人格的成人和儿童都具有的核心特征——情感淡漠（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主要表现为三方面：（1）共情能力差，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2）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自我中心主义；（3）容易冲动行事，并且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不负责任，不能忍受无聊，寻求冒险刺激等。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表现在行为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欺负同学，攻击他人和虐待动物。其中对动物，比如小猫、小狗的残忍虐待是早期反社会人格的突出表现；（2）虽然没有言语和肢体的攻击，但是经常损坏东西，比如放火、打破窗户、破坏其他人的玩具等；（3）撒谎和盗窃；（4）破坏规则，比如逃学、晚归等。这样的孩子无疑是危险的，需要学校和家庭的重视。 他们一生都会是罪犯么？
毕竟是孩子，还处于早期的发展中，人们心中尽管带着不安，但是也心存希望。所以面对铸成大错的儿童，人们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你会想：他只是一个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应该给他们机会成熟和改正，所以不要过分追究了；但是不能否认很多人心中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万一他以后变猩更加邪恶怎么办？
这就给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反社会行为的发展规律是什么？Moffit早在1993年根据美国的犯罪率结合其他的研究总结出了反社会行为随着年龄的变化。尽管反社会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进入青春期后，人的反社会行为呈10倍的速度增长，并随着心智的成熟，到成年期逐渐下降。从发展的角度看，他认为应当将反社会行为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他们在每个年龄段都会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大多数人则更可能在青春期出现反社会行为，进入成年期后这种行为逐渐消失。像一些具有生理基础的人，比如MAOA基因表达异常，或者大脑受过损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严重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应该更有可能属于第一类。但是值得警惕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技术和标准去断定一个人一辈子就是一个“罪犯”，必须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作为人类，我们心存善念和对他人改变的信心，权衡下来，而这种希望似乎比惩罚社会中的危险分子更为重要。
此外，上面所提到了情感淡漠（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会一直存在么？很多研究，不管是通过自我报告，还是父母的评估报告，在儿童后期到青春期，情感淡漠有较大的稳定性，会一直如影随形。但是这并不是说情感淡漠的状态不能改变。曾经有研究表明，有一部分人是会改变的，并且这样的变化往往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父母的经济地位和教养方式等。
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些数据和研究都是一个群体的表现，当将结论推及到个体的时候则需要谨慎。就算孩子暂时表现出了一些不好的行为，甚至很有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作为人类我们似乎仍要去坚持那些“积极和乐观”，因为就算基因和遗传有50%的责任，环境也承担着同样的重任。而环境，通过努力是真的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常见的，对人的反社会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环境因素有：贫穷，童年时期的虐待，父母糟糕的婚姻状况，周围人的忽视，受同伴的欺凌，甚至是母亲怀孕时由于营养摄入不足而引起的基因表达和大脑发育异常。又比如从电视、电影和电脑游戏的普及开始，暴力在这个社会中的触手可得。特别是一些男孩子迷恋暴力电脑游戏，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无疑激发了反社会行为的出现。
从基因、大脑到人格和发展，随着对反社会行为的研究不断深入，我们似乎越来越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一些暴力犯罪行为。在了解的基础上，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基因、遗传、大脑和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和限制。
那些骇人的罪恶，在很多情况下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所以在看到或者承受“罪恶”时，我们当然应该愤怒，但是千万别只是一味地谴责，仔细全面地看待那些罪恶，找出哪些是不能改变的，找到哪些是可以改变的，然后再为这能改变的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