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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艺在诗歌史上，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离骚》以及汉魏乐府的传统，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推动了近体诗的发展。在兴盛陷入乱离的时代，杜甫以“诗史”笔触，记录了历史变迁，慨叹生民命运，国家兴亡。文本尝试通过杜诗这一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文本来丰富日常生活写作诗论的研究，使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日常写作放射到对中晚唐历代诗人及诗歌作品的研究中来，深入探讨杜甫日常生活写作的内容特点、艺术特征及其根源究竟。
杜甫前期所作，是盛唐风气的重要体现，自信勃发。而诗人沉入生活世界，看清现实之后，对社会局势的审视渐为深刻与沉重。杜诗风格于安史之乱前后转向日常生活写实，即日常生活赋予了诗人大量如“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等饱含沉痛、陈述残酷现实、记录生存状态的经典之作。故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赞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杨伦《杜诗镜铨》（卷五）陈其“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诗人以亲身经历的日常生活具象深刻映射出社会各阶层的现实，这些作品中的日常生活写作成分非但没有冲破抒情性，反而使其更加浓郁。杜诗的此种气象是“诗歌表现方式的一种转变，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淋漓尽致地将日常生活之力融入诗情。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成就源远流长，他以卓绝的艺术功力升华了古代诗歌日常写作的发展，众多成诗也因此成为后人品评和研究的宝库。由于日常写作气息和生活元素兼在杜诗中的广泛存在，日常生活写作的应用在后世效仿者们的文学创作中也普遍存在。因此，用日常生活写作视角这个切入点来研究杜诗，有利于丰富中国古代诗歌写作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利于探究和总结诗的日常创作。
一、杜甫的底层生活经验与日常写作
（一）诗人的底层生活经验
杜子美之诗，以“诗史”之称，最与日常生活写作相契合。
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意义之深刻、成就之高，后世人难望其項背，可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美。“杜甫认为，奢侈是败国的祸根，他的警惕不幸为安史之乱证明”，“《提封》一诗则明确地把节俭提到立国之本的高度来认识”，“对贫富不均的批判，也是杜甫一生都在坚持的行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中表现的“这种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是儒家仁政学说的总要内容”。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常生活根源影响了杜甫对事件和对象的选择，且摆脱不了主观色彩的导向。因为在诗歌的日常生活写作中，写作视角体现了诗人的生命、生存立场以及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决定着日常生活写作的成效。
《哀江头》是杜诗日常生活写作视角对其作品风格有重要影响的最好的佐证。这取决于诗人沉入生活底层，力挽狂澜的生命观。《哀江头》作于杜甫陷入安禄山贼军中时，正值政局动荡，风云变幻。全诗为歌行体，格律相对律诗宽松、自由，因此叙述如生活琐碎一般从容。全诗以一句“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道出生平遭际，以此看来，诗人不仅是叙述者，而且是整个故事的见证者。诗人亲历的安史之乱成为生活日常的背景，吟诗伤今，自始至终以“少陵野老”的日常声音和生活眼光统领全篇，所写所叙皆为“野老”见闻，诗人始终保持了立足故事之外的观察者的身份，明白直接地告知读者。以“我”这个在场者的视角来讲述，基于主、客观之间，不否认主观与片面的问题。
（二）诗人的日常生活写作
杜甫显然在诗中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力争历史的公正性。叙述者并没有伪装的意思，承认自己的虚构视角，把自己的话语用无声和不在场、不出现隐藏起来，同时展现给读者尽可能全面的场景和人物关系”，全然给历代读者真实存在的存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印象。这种印象其本质上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现实。诗人以全力沉入日常生活的底层世界，以平静甚至冷静的笔力直指读者的客观体验锻造而成。
苏辙在《栾城集·卷六》中点评《哀江头》得《大雅》之法，论说精到有力，直达要害。《哀江头》的叙述外在看起来确实会令读者以主观评断，但诗的内容与“少陵野老”身份确相吻合，诗歌的写作平调与叙述视角始终不变，因此，注以日常生活写作的基调，不但其诗内容可信，成诗效果也给予人更为可靠的印象。这种日常生活的主观性成为历史的真实见证，日常写作的可靠性更是加强了诗歌内容的存在以及充分的客观性，所以杜诗“诗史”之名毋庸置疑。
二、杜诗日常生活写作的渊源之究
自古而然，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贤达之士，早已有意识地将日常生活视为一门艺术，把日常作为一件“艺术品”来消遣把玩。引前文所述，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之风气，继承延续的是自《诗经》《离骚》以来，千年恒久之文脉。其诗日常生活写作视角的运用及基本特点深根于此脉中。
杜甫在沉入日常生活底层写作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创新了诗歌叙述的传统。这完全可以追溯到《诗经》、乐府等上古时期的作品中去。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在创作中使用的日常生活写作手法是其创作思想在形式上的一次衍生和表现，杜诗之所以成就卓然，其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在日常生活之上达成高度的统一，并在现实与文学的边际上相得益彰、八音和谐，才成就了其诗之强大感染力。自唐以往，杜诗研究学界普遍认同杜甫及杜诗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沉积，不论从诗人的出身、生活世界，还是诗人的学习经历到以生活为基础的诗歌创作风格来看，“儒”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日常写作活动之中。杜甫晚年又有对佛教为我所用的态度，吸取佛教“善”的精神，与儒的“仁爱”贯通运用。再加之中国古人与生俱来的老庄神髓，杜诗随性、日常、生活、博爱、人性的本质更为了然。尽管如是，无论从杜诗出发，还是从杜诗的思想出发，日常生活写作的本位决定了“儒行”才是杜诗核心之核心。因此，要深入分析杜诗中的日常生活写作特点这一论题，必须从儒家思想这一核心究察。
通观杜甫的诗歌创作，诗人以博大浩渺之胸襟感应宇宙，包罗万物，视域广阔，时空延展性极为深远，可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气象”浩荡。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一联，黄生曰：“太白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句法与此略同。然彼只说得江山，此则野阔星垂，江流月涌，自是四事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与“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甚为相近，而黄生认为杜诗“气象”更胜。究其缘由：全系杜诗立足日常生活写作之故。如宗白华所论，“‘俯’不但联系上下远近，且有笼罩一切的气度。古人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诗人对世界是抚爱的、关切的，虽然他的立场是超脱的、洒脱的”。再如“吴楚东南拆，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一句，亦是视域浩瀚，气势凌虚，诗人立足地面，潜入生活世界，然不似凡人之眼界，乾坤万象皆被诗人揽入怀间把玩，令人震撼。 如此气象，皆因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视域而集成。杜诗从空间看，不乏阔大;从时间看，兼具悠远。如从日常生活写作手法的层面而论，本文上述所录举，皆为特定的日常生活写作视角的表现。这种视角并非完全限于生活本身的所表达出来的真与实，还在于它的“虚”。这种“虚”是由真实建立起来的虚，是日常生活的格调所致，在此可谓之“境界”。杜诗中境界远者颇多，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往往境界高远宏伟，平远浩渺，深远曲折。刘熙载于《艺概·诗概·诗纬·含神雾》篇曰：“诗者，天地之心。”“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实乃上佳之论。由此可见，杜甫每以广博之怀状物，而文字应用灵动变幻。曲折坎坷之日常生活，赋予诗人博大的胸襟和包罗万象的写作视角，历代读者研究者也因其直达内心而又变幻莫测的文字，沿着诗人的诗歌创作路线亲历诗人的生活场景，感受诗人吞云吐雾的气概和沉入底层生活世界的“仁者”情怀。
三、结语
杜甫诗艺在日常生活写作上的杰出成就是其众多诗歌艺术成就中不容忽视的一道风景线。它根植于日常生活，在杜甫的传世之作中占据一席要地。诗人沉入生活的最底层世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对《诗经》《离骚》以降几千年文脉继承和创新，在古意淡化，新风日盛，陶器濒临消亡，瓷器逐渐出现并取代唐陶占据日常生活世界的时代，坚守大道至简，大美至朴的诗风，力挽狂澜，多层次剖析、体验、阐释、丰富和完备诗的日常生活写作模塑。诗人身体力行，从更高远的视域体察生活世界与世间万物，“吾日三省吾身”（《论语·曾子》），端然“儒行”，审视传统，以炉火纯青之行文能力驾驭诗歌，从而锻造了杜甫至简至朴的声音与日常生活写作的眼光，形成了独特的写作特点和风格：诗的日常生活写作与多视域相融合，正是他内心神形具备的儒家思想的流露;诗的日常生活写作糅杂多种手法，“或于写景状物中赋予事物以灵气，或于视角转换中慨叹自己‘独立苍茫自咏诗’的孤寂”，以日常生活亲历者和历史见证人之立场，用诗的手段讲述诗人本身所了解的事实范围及内容，引导读者掌握可靠的史象，感受诗意的体验。杜诗日常生活写作的可靠性加深了其诗内容的客观性和存在感，成就了其诗的“诗史”地位。
總之，本文仅以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为切入点探讨、拓展、总结杜甫及杜诗方方面面的艺术特色及成就。
杜甫前期所作，是盛唐风气的重要体现，自信勃发。而诗人沉入生活世界，看清现实之后，对社会局势的审视渐为深刻与沉重。杜诗风格于安史之乱前后转向日常生活写实，即日常生活赋予了诗人大量如“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等饱含沉痛、陈述残酷现实、记录生存状态的经典之作。故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赞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杨伦《杜诗镜铨》（卷五）陈其“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诗人以亲身经历的日常生活具象深刻映射出社会各阶层的现实，这些作品中的日常生活写作成分非但没有冲破抒情性，反而使其更加浓郁。杜诗的此种气象是“诗歌表现方式的一种转变，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淋漓尽致地将日常生活之力融入诗情。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成就源远流长，他以卓绝的艺术功力升华了古代诗歌日常写作的发展，众多成诗也因此成为后人品评和研究的宝库。由于日常写作气息和生活元素兼在杜诗中的广泛存在，日常生活写作的应用在后世效仿者们的文学创作中也普遍存在。因此，用日常生活写作视角这个切入点来研究杜诗，有利于丰富中国古代诗歌写作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利于探究和总结诗的日常创作。
一、杜甫的底层生活经验与日常写作
（一）诗人的底层生活经验
杜子美之诗，以“诗史”之称，最与日常生活写作相契合。
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意义之深刻、成就之高，后世人难望其項背，可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美。“杜甫认为，奢侈是败国的祸根，他的警惕不幸为安史之乱证明”，“《提封》一诗则明确地把节俭提到立国之本的高度来认识”，“对贫富不均的批判，也是杜甫一生都在坚持的行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中表现的“这种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是儒家仁政学说的总要内容”。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常生活根源影响了杜甫对事件和对象的选择，且摆脱不了主观色彩的导向。因为在诗歌的日常生活写作中，写作视角体现了诗人的生命、生存立场以及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决定着日常生活写作的成效。
《哀江头》是杜诗日常生活写作视角对其作品风格有重要影响的最好的佐证。这取决于诗人沉入生活底层，力挽狂澜的生命观。《哀江头》作于杜甫陷入安禄山贼军中时，正值政局动荡，风云变幻。全诗为歌行体，格律相对律诗宽松、自由，因此叙述如生活琐碎一般从容。全诗以一句“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道出生平遭际，以此看来，诗人不仅是叙述者，而且是整个故事的见证者。诗人亲历的安史之乱成为生活日常的背景，吟诗伤今，自始至终以“少陵野老”的日常声音和生活眼光统领全篇，所写所叙皆为“野老”见闻，诗人始终保持了立足故事之外的观察者的身份，明白直接地告知读者。以“我”这个在场者的视角来讲述，基于主、客观之间，不否认主观与片面的问题。
（二）诗人的日常生活写作
杜甫显然在诗中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力争历史的公正性。叙述者并没有伪装的意思，承认自己的虚构视角，把自己的话语用无声和不在场、不出现隐藏起来，同时展现给读者尽可能全面的场景和人物关系”，全然给历代读者真实存在的存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印象。这种印象其本质上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现实。诗人以全力沉入日常生活的底层世界，以平静甚至冷静的笔力直指读者的客观体验锻造而成。
苏辙在《栾城集·卷六》中点评《哀江头》得《大雅》之法，论说精到有力，直达要害。《哀江头》的叙述外在看起来确实会令读者以主观评断，但诗的内容与“少陵野老”身份确相吻合，诗歌的写作平调与叙述视角始终不变，因此，注以日常生活写作的基调，不但其诗内容可信，成诗效果也给予人更为可靠的印象。这种日常生活的主观性成为历史的真实见证，日常写作的可靠性更是加强了诗歌内容的存在以及充分的客观性，所以杜诗“诗史”之名毋庸置疑。
二、杜诗日常生活写作的渊源之究
自古而然，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贤达之士，早已有意识地将日常生活视为一门艺术，把日常作为一件“艺术品”来消遣把玩。引前文所述，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之风气，继承延续的是自《诗经》《离骚》以来，千年恒久之文脉。其诗日常生活写作视角的运用及基本特点深根于此脉中。
杜甫在沉入日常生活底层写作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创新了诗歌叙述的传统。这完全可以追溯到《诗经》、乐府等上古时期的作品中去。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在创作中使用的日常生活写作手法是其创作思想在形式上的一次衍生和表现，杜诗之所以成就卓然，其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在日常生活之上达成高度的统一，并在现实与文学的边际上相得益彰、八音和谐，才成就了其诗之强大感染力。自唐以往，杜诗研究学界普遍认同杜甫及杜诗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沉积，不论从诗人的出身、生活世界，还是诗人的学习经历到以生活为基础的诗歌创作风格来看，“儒”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日常写作活动之中。杜甫晚年又有对佛教为我所用的态度，吸取佛教“善”的精神，与儒的“仁爱”贯通运用。再加之中国古人与生俱来的老庄神髓，杜诗随性、日常、生活、博爱、人性的本质更为了然。尽管如是，无论从杜诗出发，还是从杜诗的思想出发，日常生活写作的本位决定了“儒行”才是杜诗核心之核心。因此，要深入分析杜诗中的日常生活写作特点这一论题，必须从儒家思想这一核心究察。
通观杜甫的诗歌创作，诗人以博大浩渺之胸襟感应宇宙，包罗万物，视域广阔，时空延展性极为深远，可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气象”浩荡。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一联，黄生曰：“太白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句法与此略同。然彼只说得江山，此则野阔星垂，江流月涌，自是四事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与“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甚为相近，而黄生认为杜诗“气象”更胜。究其缘由：全系杜诗立足日常生活写作之故。如宗白华所论，“‘俯’不但联系上下远近，且有笼罩一切的气度。古人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诗人对世界是抚爱的、关切的，虽然他的立场是超脱的、洒脱的”。再如“吴楚东南拆，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一句，亦是视域浩瀚，气势凌虚，诗人立足地面，潜入生活世界，然不似凡人之眼界，乾坤万象皆被诗人揽入怀间把玩，令人震撼。 如此气象，皆因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视域而集成。杜诗从空间看，不乏阔大;从时间看，兼具悠远。如从日常生活写作手法的层面而论，本文上述所录举，皆为特定的日常生活写作视角的表现。这种视角并非完全限于生活本身的所表达出来的真与实，还在于它的“虚”。这种“虚”是由真实建立起来的虚，是日常生活的格调所致，在此可谓之“境界”。杜诗中境界远者颇多，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往往境界高远宏伟，平远浩渺，深远曲折。刘熙载于《艺概·诗概·诗纬·含神雾》篇曰：“诗者，天地之心。”“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实乃上佳之论。由此可见，杜甫每以广博之怀状物，而文字应用灵动变幻。曲折坎坷之日常生活，赋予诗人博大的胸襟和包罗万象的写作视角，历代读者研究者也因其直达内心而又变幻莫测的文字，沿着诗人的诗歌创作路线亲历诗人的生活场景，感受诗人吞云吐雾的气概和沉入底层生活世界的“仁者”情怀。
三、结语
杜甫诗艺在日常生活写作上的杰出成就是其众多诗歌艺术成就中不容忽视的一道风景线。它根植于日常生活，在杜甫的传世之作中占据一席要地。诗人沉入生活的最底层世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对《诗经》《离骚》以降几千年文脉继承和创新，在古意淡化，新风日盛，陶器濒临消亡，瓷器逐渐出现并取代唐陶占据日常生活世界的时代，坚守大道至简，大美至朴的诗风，力挽狂澜，多层次剖析、体验、阐释、丰富和完备诗的日常生活写作模塑。诗人身体力行，从更高远的视域体察生活世界与世间万物，“吾日三省吾身”（《论语·曾子》），端然“儒行”，审视传统，以炉火纯青之行文能力驾驭诗歌，从而锻造了杜甫至简至朴的声音与日常生活写作的眼光，形成了独特的写作特点和风格：诗的日常生活写作与多视域相融合，正是他内心神形具备的儒家思想的流露;诗的日常生活写作糅杂多种手法，“或于写景状物中赋予事物以灵气，或于视角转换中慨叹自己‘独立苍茫自咏诗’的孤寂”，以日常生活亲历者和历史见证人之立场，用诗的手段讲述诗人本身所了解的事实范围及内容，引导读者掌握可靠的史象，感受诗意的体验。杜诗日常生活写作的可靠性加深了其诗内容的客观性和存在感，成就了其诗的“诗史”地位。
總之，本文仅以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为切入点探讨、拓展、总结杜甫及杜诗方方面面的艺术特色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