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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新的社会阶层冠冕的非公经济的企业家们，成为市场经济的“活力先锋”，政治上也不再自惭形秽，自下而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潮流渐显强劲
刚刚发行的《江泽民文选》，摆上了民营企业华仪集团党支部办公室的书桌。浙江非公企业的政治意识可见一斑。
获得新的社会阶层冠冕的非公经济的企业家们，成为市场经济的“活力先锋”，政治上不再自惭形秽，开始表达自己强烈的政治诉求，形成自下而上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强劲潮流。
这种原生态的民间摇滚“唱支山歌给党听”，细品起来韵味十足。
南存辉感悟
8月18日，南存辉被记者请到《瞭望东方周刊》。
身为全球低压企业三巨头之一、见过大世面的南存辉，自称是个“听党的话”的企业家。他说，他不是中共党员，但对党有感恩之情。
南存辉对“党的力量”的感知要拜一场自然灾害所赐。1994年，百年不遇的台风正面袭击温州，正在海南出差的南存辉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回到企业后知道，台风中的员工早把机器设备和仓库里的产品转移到安全地方，而冲到救灾第一线的，都是平时“看不出来”的党员。
“这是公司财产，老板在不在都一样。”12年过去了，南存辉回首当年这一幕，感慨如昔。他说自己真是受到了教育。
正泰开始建立党组织，正逢温州“质量立市”的“二次创业”阶段。南存辉从上海请来四位工程师到正泰质量把关，并帮助企业搞技术攻关。让南存辉好奇的是，不管企业怎么忙，这几位工程师总要回上海过党员组织生活。于是萌发了建立党组织的简单想法，真实原因不过是让工程师们安心工作，免得来回奔波。
对政治敏感的南存辉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
“民营企业主的政治生活、社会地位改变，从过去的‘剥削阶级’到‘也是’劳动者再到后来党的十六大改为‘都是’建设者，到如今称之为‘新阶层’，感觉最宽心的是‘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态度。”今天的南存辉不断在思考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念念难忘的是民营企业也要担负起“产业报国”的使命。
“有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身边的党委书记提醒我说，总不能说‘办企业干什么?赚钱；赚了钱干吗?扩大再生产啊’。”后来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争创世界名牌，实现产业报国”这句话。“这可是在老同志的教导下，党组织的引导下对着镜头说的话啊，”南存辉笑着说。
南存辉感悟的背后，是浙江非公企业党建曲折行进的轨迹。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浙江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迎来新的春天。然而，尽管浙江省出台了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文件，但给“非公有制经济”性质还只是模糊定位。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党建研究专家徐仲仪告诉记者：“当时中央没有下达正式文件，浙江省也没有现成的‘尺度’把握非公企业党建的尺寸，一再鼓励探索，无法明确是非，导致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出现反复。”
徐仲仪说，1999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浙江省委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共性问题，加大探索力度。“这不仅对浙江省有现实意义，对全国也有积极作用”。
“当时一些比较开明的企业主，如浙江传化集团的徐冠巨、温州正泰集团的南存辉、温州神力集团的郑胜涛等，开始把支持企业建立党组织视做企业发展的靠山和指导企业发展方向的灵魂，积极主动配合当地党委在本企业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浙江省委组织部非公党建办主任马小秋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
随后，浙江民营企业企业主积极主动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这鼓舞了浙江的党务工作者和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
“浙江老板入党第一人”
非公企业“党建”命题在浙江形成“气候”，始于江泽民同志2002年的“5·31讲话”之前。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要求站在“新世纪”和“新阶段”的高度，认清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是为了凝聚全党力量，带领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5·31”讲话实际上解决了1989年规定的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的问题。是时，一批有规模的民营企业纷纷建立党组织，一些拥有财富和政治上有追求的“老板们”公开或私下物色党支部书记的人选，有的则自己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
浙江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在温州企业主中发展党员，入党动机比一般的要复杂。有的是因为对党感情很深厚，动机比较纯。也有一部分的是随大流，还有一部分是想利用政府资源。”
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民营企业主入党曾经是一道新闻“禁令”，当时组织部门三缄其口，“只能做不能说”。
从1978年到1985年期间，浙江全省仅有132名有私营企业背景的党员。直到1989年，还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肯队党。
“‘5·31讲话’之前，宁波市曾经发生非公企业主突击入党事件，受到中央批评”。浙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表示，当时省委组织部对企业主的入党动机考察是花了工夫的。
2000年，中央组织部派了6个人到浙江省整整呆了半年，对于浙江省内100个申请入党的民营企业主进行政治审核。他们从工商登记、银行信贷机构开始查，一直到居住地，在能够了解申请人情况的一切地方，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
被媒体称为“浙江老板入党第一人”的“长江电子”老板刘建国，对组织部门考察其入党时的审慎有切肤体会。
10年前的3月31日，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专程到刘建国的“长江电子”调研，详细了解公司的发展历程及党建工作情况。她对刘建国政治上要求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是，刘建国的入党过程还是可以用九曲回环来形容。
1999年3月，刘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半年后，他参加了温州市经委系统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然而，他被通知，根据有关规定，民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年12月，刘在自己的公司建立了党支部，特地约请了一名安徽籍的复员军人徐志久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但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还是被婉拒。
“我的入党动机，无非是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更好地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我年轻我有钱我要求进步，这有什么不好严正在国外出差的刘对记者表示。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吸收民营企业主当中具有代表性的符合党员才能的先进分子入党，是中国经济生活变化和政治生活发展的 必然，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这是保证执政党地位的需要，是国家大局稳定发展的需要。为什么要把一位先进的代表人物‘放在外边’？”徐志久告诉记者说，“在浙江的100个人里，我们温州原先有3个人，但是审查下来，其中一个‘超生’，还有一个拿的是外国绿卡，不合格。就剩刘建国一人了。”
五次被拒后，刘建国终于在2001年4月9日，在自己的公司里挺起腰杆宣誓入党。
随后，上海的《新民周刊》报道了刘建国入党的新闻，一时间引起了境外媒体的关注，这让浙江省委组织部感到了几许压力。
终遂所愿的刘建国入党后面对记者，一边喝水一边指着茶杯自喻：“我只是一个玻璃杯，不是个水晶艺术品，很脆弱，但我是透明的，经得起反复的考察。考察入党时，我周围的‘角角落落’都被问到了，邻居老太太也问到了。结果，我很透明。”
2003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温州考察非公党建工作，专门到了刘建国的企业。
唱支山歌给党听
连日来，温州市委组织部干部邵德朋一直奔波于瑞安、乐清市的几家“党建特色”企业。
在温州，早在1987年“戴红帽子”热的时期，民营企业主出于“安全生产”考虑，纷纷建立党组织。其中，浙江省第一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标志的家族股份企业、瑞安市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为浙江党建史写下开篇第一笔。
这家公司的老板曹光夏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家族里我排行老四，在企业里大家得听我的，不光是因为我是董事长，重要的是我还坐在党支部书记位置上。”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温州经历子“萌芽起步、探索指导、快速发展、规范提升”四个阶段。经过20年“自下而上”的实践，一直在私企党建探索领域处于领跑位置。
当然，一些“党建门面”形象工程也引起各方的关注，决策者对此有足够清醒。温州市委组织部长鞠建林在有关会议上就批评说：“有的把‘和谐企业’作为帽子戴一戴，具体的工作还是按老的思路、老套路、老方法去抓。”他还批评有些汇报材料空泛无度，“开始套个‘构建什么什么’，到后面不知所云。”
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温州，把加强私企党建工作不仅仅看成是适应新经济、新阶层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着手解决调和生产关系，化解深层次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一个“活力和谐”的私企党建概念，成为现阶段温州的一个工作要点。
刚刚发行的《江泽民文选》，摆上了民营企业华仪集团党支部办公室的书桌。浙江非公企业的政治意识可见一斑。
获得新的社会阶层冠冕的非公经济的企业家们，成为市场经济的“活力先锋”，政治上不再自惭形秽，开始表达自己强烈的政治诉求，形成自下而上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强劲潮流。
这种原生态的民间摇滚“唱支山歌给党听”，细品起来韵味十足。
南存辉感悟
8月18日，南存辉被记者请到《瞭望东方周刊》。
身为全球低压企业三巨头之一、见过大世面的南存辉，自称是个“听党的话”的企业家。他说，他不是中共党员，但对党有感恩之情。
南存辉对“党的力量”的感知要拜一场自然灾害所赐。1994年，百年不遇的台风正面袭击温州，正在海南出差的南存辉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回到企业后知道，台风中的员工早把机器设备和仓库里的产品转移到安全地方，而冲到救灾第一线的，都是平时“看不出来”的党员。
“这是公司财产，老板在不在都一样。”12年过去了，南存辉回首当年这一幕，感慨如昔。他说自己真是受到了教育。
正泰开始建立党组织，正逢温州“质量立市”的“二次创业”阶段。南存辉从上海请来四位工程师到正泰质量把关，并帮助企业搞技术攻关。让南存辉好奇的是，不管企业怎么忙，这几位工程师总要回上海过党员组织生活。于是萌发了建立党组织的简单想法，真实原因不过是让工程师们安心工作，免得来回奔波。
对政治敏感的南存辉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
“民营企业主的政治生活、社会地位改变，从过去的‘剥削阶级’到‘也是’劳动者再到后来党的十六大改为‘都是’建设者，到如今称之为‘新阶层’，感觉最宽心的是‘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态度。”今天的南存辉不断在思考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念念难忘的是民营企业也要担负起“产业报国”的使命。
“有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身边的党委书记提醒我说，总不能说‘办企业干什么?赚钱；赚了钱干吗?扩大再生产啊’。”后来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争创世界名牌，实现产业报国”这句话。“这可是在老同志的教导下，党组织的引导下对着镜头说的话啊，”南存辉笑着说。
南存辉感悟的背后，是浙江非公企业党建曲折行进的轨迹。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浙江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迎来新的春天。然而，尽管浙江省出台了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文件，但给“非公有制经济”性质还只是模糊定位。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党建研究专家徐仲仪告诉记者：“当时中央没有下达正式文件，浙江省也没有现成的‘尺度’把握非公企业党建的尺寸，一再鼓励探索，无法明确是非，导致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出现反复。”
徐仲仪说，1999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浙江省委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共性问题，加大探索力度。“这不仅对浙江省有现实意义，对全国也有积极作用”。
“当时一些比较开明的企业主，如浙江传化集团的徐冠巨、温州正泰集团的南存辉、温州神力集团的郑胜涛等，开始把支持企业建立党组织视做企业发展的靠山和指导企业发展方向的灵魂，积极主动配合当地党委在本企业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浙江省委组织部非公党建办主任马小秋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
随后，浙江民营企业企业主积极主动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这鼓舞了浙江的党务工作者和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
“浙江老板入党第一人”
非公企业“党建”命题在浙江形成“气候”，始于江泽民同志2002年的“5·31讲话”之前。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要求站在“新世纪”和“新阶段”的高度，认清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是为了凝聚全党力量，带领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5·31”讲话实际上解决了1989年规定的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的问题。是时，一批有规模的民营企业纷纷建立党组织，一些拥有财富和政治上有追求的“老板们”公开或私下物色党支部书记的人选，有的则自己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
浙江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在温州企业主中发展党员，入党动机比一般的要复杂。有的是因为对党感情很深厚，动机比较纯。也有一部分的是随大流，还有一部分是想利用政府资源。”
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民营企业主入党曾经是一道新闻“禁令”，当时组织部门三缄其口，“只能做不能说”。
从1978年到1985年期间，浙江全省仅有132名有私营企业背景的党员。直到1989年，还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肯队党。
“‘5·31讲话’之前，宁波市曾经发生非公企业主突击入党事件，受到中央批评”。浙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表示，当时省委组织部对企业主的入党动机考察是花了工夫的。
2000年，中央组织部派了6个人到浙江省整整呆了半年，对于浙江省内100个申请入党的民营企业主进行政治审核。他们从工商登记、银行信贷机构开始查，一直到居住地，在能够了解申请人情况的一切地方，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
被媒体称为“浙江老板入党第一人”的“长江电子”老板刘建国，对组织部门考察其入党时的审慎有切肤体会。
10年前的3月31日，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专程到刘建国的“长江电子”调研，详细了解公司的发展历程及党建工作情况。她对刘建国政治上要求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是，刘建国的入党过程还是可以用九曲回环来形容。
1999年3月，刘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半年后，他参加了温州市经委系统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然而，他被通知，根据有关规定，民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年12月，刘在自己的公司建立了党支部，特地约请了一名安徽籍的复员军人徐志久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但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还是被婉拒。
“我的入党动机，无非是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更好地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我年轻我有钱我要求进步，这有什么不好严正在国外出差的刘对记者表示。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吸收民营企业主当中具有代表性的符合党员才能的先进分子入党，是中国经济生活变化和政治生活发展的 必然，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这是保证执政党地位的需要，是国家大局稳定发展的需要。为什么要把一位先进的代表人物‘放在外边’？”徐志久告诉记者说，“在浙江的100个人里，我们温州原先有3个人，但是审查下来，其中一个‘超生’，还有一个拿的是外国绿卡，不合格。就剩刘建国一人了。”
五次被拒后，刘建国终于在2001年4月9日，在自己的公司里挺起腰杆宣誓入党。
随后，上海的《新民周刊》报道了刘建国入党的新闻，一时间引起了境外媒体的关注，这让浙江省委组织部感到了几许压力。
终遂所愿的刘建国入党后面对记者，一边喝水一边指着茶杯自喻：“我只是一个玻璃杯，不是个水晶艺术品，很脆弱，但我是透明的，经得起反复的考察。考察入党时，我周围的‘角角落落’都被问到了，邻居老太太也问到了。结果，我很透明。”
2003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温州考察非公党建工作，专门到了刘建国的企业。
唱支山歌给党听
连日来，温州市委组织部干部邵德朋一直奔波于瑞安、乐清市的几家“党建特色”企业。
在温州，早在1987年“戴红帽子”热的时期，民营企业主出于“安全生产”考虑，纷纷建立党组织。其中，浙江省第一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标志的家族股份企业、瑞安市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为浙江党建史写下开篇第一笔。
这家公司的老板曹光夏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家族里我排行老四，在企业里大家得听我的，不光是因为我是董事长，重要的是我还坐在党支部书记位置上。”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温州经历子“萌芽起步、探索指导、快速发展、规范提升”四个阶段。经过20年“自下而上”的实践，一直在私企党建探索领域处于领跑位置。
当然，一些“党建门面”形象工程也引起各方的关注，决策者对此有足够清醒。温州市委组织部长鞠建林在有关会议上就批评说：“有的把‘和谐企业’作为帽子戴一戴，具体的工作还是按老的思路、老套路、老方法去抓。”他还批评有些汇报材料空泛无度，“开始套个‘构建什么什么’，到后面不知所云。”
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温州，把加强私企党建工作不仅仅看成是适应新经济、新阶层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着手解决调和生产关系，化解深层次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一个“活力和谐”的私企党建概念，成为现阶段温州的一个工作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