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兴奋的年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正在融合，产品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灵活性和资源效率制造出来。这些能力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我们人类将不得不学习如何使用机器和系统，人工智能让这些机器和系统比我们更能够胜任大多数任务。“4.0的世界”终于到来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当许多技术极客夸夸其谈他们的虚拟世界将会有多么伟大时，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不平等却在日益加剧。曾经属于隐私的日记或家庭相册正在让位给即时聊天工具，并且被认为很酷。无论你我是否愿意，最终，它们都将成为一种公共资产。数字化的世界中，非此即彼，赢家通吃。许多人无法赶上时代的步伐，或者感觉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担心丧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主权。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是如此。
在4.0的世界里，全球日益互联互通，价值链跨越国界，新的数字技术浪潮席卷全球，数据和社交媒体被广泛使用——或实际上是被滥用。而各国政府现行的规则与措施囿于领土边界的局限，远未做好准备。
面对这些演进，我们尚未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论是如何应对反改革的激进街头抗议，还是政治领域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或是“假新闻”造成的轰动和违法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的流弊。今天，引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说，政治家的任务是为社会带来稳定、为人们带来信心，率众前行，这是对“政治”这个词的最佳解读，也同样适用于公司的领导者们。
我和亚马逊的贝索斯（Jeff Bezos）有过一次对话。他说亚马逊员工数比微软、苹果、谷歌和Facebook加起来都多，15年时间已有30万员工，西门子170多年历史到现在有38万员工，而亚马逊如果有170年历史，会有200万员工。
我说没错，我们都认为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亚马逊在创造30万工作的同时，挤掉了多少工作呢？亚马逊在创造1万个工作岗位的同时，可能让1.5万个实体书店员工失业。贝索斯则认为这是因为亚马逊效率更高，自然要精简价值链。
我们为此展开了一场很有趣的讨论：究竟哪种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多？
比如有20个超级对冲基金的经理人，他们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通过买卖股票和金融产品，每年收益60亿欧元。而西门子去年的利润是62亿欧元，那么对社会来说，哪个60亿欧元利润的价值更高呢？我们提供了38万个工作岗位，而那20个顶尖的聪明人，他们本来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
数字化天然会造成社会分化，因为它会攻击中间环节，攻击平庸阶层，因为平庸意味着效率低。这就意味着，如果数字化进一步发展，将对非洲、亚洲、印度或是世界其他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产生影响，从而会进一步分化社会。
如果现在有十个属于一般水平的人，在数字化时代，很可能其中一个人得到了机会，另外九个人则看不到前途。麦肯锡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14%的劳动人口（3.75亿）将会改变他们的工作岗位，去学新的技能。
因此，我们有责任来平衡社会发展转型、世界稳定和数字化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尤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对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下一代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数字化时代的初期。
公司能做些什么来缓解社会的两极分化呢？我认为，特别是跨国公司，应该在“4.0的世界”中发挥比过去所做的，或希望所做的，更大的整合作用。
这些公司有资源承担更大的责任。那些在全球开展运营的公司通常都是大型组织，受益于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广泛、高度可靠的认知。全球各地，无时无刻不是它們竞争的舞台。在所处的每一个市场，都面临着诸多不同的挑战和轻重缓急。相比之下，如果不走出国门，那么对这些海外市场的了解充其量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
这些公司深谙不同的商业利益和价值体系碰撞所产生的冲突，并且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公众讨论的话题。
今天，我们期望企业成为 “好公民”，按时纳税、扶持创新、生产环保的产品，并成为合规的榜样。我们期望企业向人们提供培训和教育、让他们具备一定的资格，并且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尊重他们、以礼相待，而不论他们的出身、信仰和性取向。
与此同时，企业必须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业绩表现满足资本市场的预期（大多是短期驱动的）。而且，越贴近资本市场，这一点就越发重要。对于高管层和董事会，也存在同样的情形。但能做到这点就可以问心无愧了吗？我们就是希望以这样的形象被人铭记吗？做一个“中庸自保”的高管？像机器人那样，抹去人性的一面，在未来这就够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
这里有两个创造社会价值的例子，来自过去38年里我一直为之工作的这家公司：
西门子每年在员工培训和教育方面的投资超过5亿欧元，目前已计划拨款1亿欧元用于提升由于机构调整而面临失去工作的员工的技能。培训和教育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我们社会成功的关键。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新时代中才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在柏林，我们正在建设新的城区，叫做“西门子城2.0”。“西门子城2.0”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将工作、生活、学校和大学教育以及初创企业的创新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建立一个国际化、富有创造力和宽容的社会奠定基础。对我们来说，这是未来工作的典范。我们将在这个项目上投资6亿欧元，并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人才参与“西门子城2.0”计划！
未来，为社会创造价值才是最为重要的。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并同时着眼未来，这将对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领导力提出更高的标准。而实现社会的包容性正是其中的关键。如果数字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输家多于赢家，那将是我们所有人的败局。 一个提供高质量生活和高度包容性的社会是什么样——换句话说，一个强者扶持弱者的社会是什么样？我们的行为对公共利益有什么影响？政府和企业需要对这些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政府部門必须为此构建相应的机制，依托先进的数字化和实体基础设施、学校、大学和数字教育领域进行投入，以及扶持人工智能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创新。
除了经济责任外，公司还应主动为推进全球开放、公平竞争和社会凝聚力挺身而出。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做到这一点，公司就应该在公共舆论场中旗帜鲜明、直抒胸臆。
今天，政治的艺术是为这些公司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游戏规则，并在必要时加以调整。这在有领土界限的“物质世界”中固然有效。但是，我们如何处理超越边界的数据和电子商务，例如人与物的互联网，谁对这个“网络世界”承担责任与义务？
在这方面，需要制定面向未来的监管政策。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互联网的黄金法则”，我称之为“动机道德规范”。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需要数据的自由流动和保护原始数据的有效方法。但是，挖掘和分析这些数据会带来什么后果，特别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话？
今天，如果各种数据公司都可以分析我们的数据并从中创建业务模式，那么我们就没有得到保护。这一问题亟待解决。一种解决方式是，所有使用来自他人的数据的公司都必须告诉数据提供商他们打算将其用于什么目的。这种“动机道德规范”原则促使数据使用者身负其责，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数据。如果公司能够遵循这样的道德标准，将会使“虚拟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总而言之，公司的角色显然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商言商”的时代行将就木，自擅自利的行为方式将不容于全球社会，有担当的领导者也不应再抱残守缺。今天，跨国公司构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公司成千上万的员工希望他们的公司在各方面都能树立榜样。他们希望知道他们的老板和公司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关问题，希望知道他们的公司主张什么。
每个公司都应该肩负某种使命。如果它不能为社会服务，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不能将社会责任与业绩或竞争力低下混为一谈。只有当企业具有竞争力和足够强大时，才能充分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弱小的公司力所不逮，因为它们尚需帮助自己。在这种情形下，“股东积极行动者们”就可以有合理的空间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未来的公司及其领导者们将在商业成功和社会参与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他们有能力、也理应塑造4.0的世界。这绝非妄言。这才是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和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凯飒（Joe Kaeser）为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编辑：马克）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当许多技术极客夸夸其谈他们的虚拟世界将会有多么伟大时，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不平等却在日益加剧。曾经属于隐私的日记或家庭相册正在让位给即时聊天工具，并且被认为很酷。无论你我是否愿意，最终，它们都将成为一种公共资产。数字化的世界中，非此即彼，赢家通吃。许多人无法赶上时代的步伐，或者感觉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担心丧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主权。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是如此。
在4.0的世界里，全球日益互联互通，价值链跨越国界，新的数字技术浪潮席卷全球，数据和社交媒体被广泛使用——或实际上是被滥用。而各国政府现行的规则与措施囿于领土边界的局限，远未做好准备。
面对这些演进，我们尚未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论是如何应对反改革的激进街头抗议，还是政治领域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或是“假新闻”造成的轰动和违法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的流弊。今天，引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说，政治家的任务是为社会带来稳定、为人们带来信心，率众前行，这是对“政治”这个词的最佳解读，也同样适用于公司的领导者们。
数字化天然会造成社会分化
我和亚马逊的贝索斯（Jeff Bezos）有过一次对话。他说亚马逊员工数比微软、苹果、谷歌和Facebook加起来都多，15年时间已有30万员工，西门子170多年历史到现在有38万员工，而亚马逊如果有170年历史，会有200万员工。
我说没错，我们都认为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亚马逊在创造30万工作的同时，挤掉了多少工作呢？亚马逊在创造1万个工作岗位的同时，可能让1.5万个实体书店员工失业。贝索斯则认为这是因为亚马逊效率更高，自然要精简价值链。
我们为此展开了一场很有趣的讨论：究竟哪种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多？
比如有20个超级对冲基金的经理人，他们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通过买卖股票和金融产品，每年收益60亿欧元。而西门子去年的利润是62亿欧元，那么对社会来说，哪个60亿欧元利润的价值更高呢？我们提供了38万个工作岗位，而那20个顶尖的聪明人，他们本来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
数字化天然会造成社会分化，因为它会攻击中间环节，攻击平庸阶层，因为平庸意味着效率低。这就意味着，如果数字化进一步发展，将对非洲、亚洲、印度或是世界其他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产生影响，从而会进一步分化社会。
如果现在有十个属于一般水平的人，在数字化时代，很可能其中一个人得到了机会，另外九个人则看不到前途。麦肯锡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14%的劳动人口（3.75亿）将会改变他们的工作岗位，去学新的技能。
因此，我们有责任来平衡社会发展转型、世界稳定和数字化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尤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对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下一代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数字化时代的初期。
跨国公司有能力承担更大的责任
公司能做些什么来缓解社会的两极分化呢？我认为，特别是跨国公司，应该在“4.0的世界”中发挥比过去所做的，或希望所做的，更大的整合作用。
这些公司有资源承担更大的责任。那些在全球开展运营的公司通常都是大型组织，受益于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广泛、高度可靠的认知。全球各地，无时无刻不是它們竞争的舞台。在所处的每一个市场，都面临着诸多不同的挑战和轻重缓急。相比之下，如果不走出国门，那么对这些海外市场的了解充其量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
这些公司深谙不同的商业利益和价值体系碰撞所产生的冲突，并且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公众讨论的话题。
今天，我们期望企业成为 “好公民”，按时纳税、扶持创新、生产环保的产品，并成为合规的榜样。我们期望企业向人们提供培训和教育、让他们具备一定的资格，并且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尊重他们、以礼相待，而不论他们的出身、信仰和性取向。
与此同时，企业必须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业绩表现满足资本市场的预期（大多是短期驱动的）。而且，越贴近资本市场，这一点就越发重要。对于高管层和董事会，也存在同样的情形。但能做到这点就可以问心无愧了吗？我们就是希望以这样的形象被人铭记吗？做一个“中庸自保”的高管？像机器人那样，抹去人性的一面，在未来这就够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
这里有两个创造社会价值的例子，来自过去38年里我一直为之工作的这家公司：
西门子每年在员工培训和教育方面的投资超过5亿欧元，目前已计划拨款1亿欧元用于提升由于机构调整而面临失去工作的员工的技能。培训和教育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我们社会成功的关键。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新时代中才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在柏林，我们正在建设新的城区，叫做“西门子城2.0”。“西门子城2.0”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将工作、生活、学校和大学教育以及初创企业的创新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建立一个国际化、富有创造力和宽容的社会奠定基础。对我们来说，这是未来工作的典范。我们将在这个项目上投资6亿欧元，并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人才参与“西门子城2.0”计划！
“在商言商”时代即将结束
未来，为社会创造价值才是最为重要的。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并同时着眼未来，这将对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领导力提出更高的标准。而实现社会的包容性正是其中的关键。如果数字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输家多于赢家，那将是我们所有人的败局。 一个提供高质量生活和高度包容性的社会是什么样——换句话说，一个强者扶持弱者的社会是什么样？我们的行为对公共利益有什么影响？政府和企业需要对这些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政府部門必须为此构建相应的机制，依托先进的数字化和实体基础设施、学校、大学和数字教育领域进行投入，以及扶持人工智能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创新。
除了经济责任外，公司还应主动为推进全球开放、公平竞争和社会凝聚力挺身而出。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做到这一点，公司就应该在公共舆论场中旗帜鲜明、直抒胸臆。
今天，政治的艺术是为这些公司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游戏规则，并在必要时加以调整。这在有领土界限的“物质世界”中固然有效。但是，我们如何处理超越边界的数据和电子商务，例如人与物的互联网，谁对这个“网络世界”承担责任与义务？
在这方面，需要制定面向未来的监管政策。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互联网的黄金法则”，我称之为“动机道德规范”。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需要数据的自由流动和保护原始数据的有效方法。但是，挖掘和分析这些数据会带来什么后果，特别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话？
今天，如果各种数据公司都可以分析我们的数据并从中创建业务模式，那么我们就没有得到保护。这一问题亟待解决。一种解决方式是，所有使用来自他人的数据的公司都必须告诉数据提供商他们打算将其用于什么目的。这种“动机道德规范”原则促使数据使用者身负其责，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数据。如果公司能够遵循这样的道德标准，将会使“虚拟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总而言之，公司的角色显然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商言商”的时代行将就木，自擅自利的行为方式将不容于全球社会，有担当的领导者也不应再抱残守缺。今天，跨国公司构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公司成千上万的员工希望他们的公司在各方面都能树立榜样。他们希望知道他们的老板和公司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关问题，希望知道他们的公司主张什么。
每个公司都应该肩负某种使命。如果它不能为社会服务，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不能将社会责任与业绩或竞争力低下混为一谈。只有当企业具有竞争力和足够强大时，才能充分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弱小的公司力所不逮，因为它们尚需帮助自己。在这种情形下，“股东积极行动者们”就可以有合理的空间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未来的公司及其领导者们将在商业成功和社会参与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他们有能力、也理应塑造4.0的世界。这绝非妄言。这才是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和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凯飒（Joe Kaeser）为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编辑：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