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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命运
残酷的海难、强烈的地震、无情的水火、疯狂的战争……都会扼杀千万生命于一瞬!
疾病呢?危及人类生命的心脑血管病乃第一杀手!每年夺去人们的生命数以几十万计。在心脑血管病之中，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心肌梗死所造成的猝死，在我国每年起码有4.4万多人。
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因心肌梗死倒在日本的国际讲坛上；
著名音乐家施光南先生，因心肌梗死英年早逝；
全国人大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班禅·额尔德尼，因冠心病心脏骤停去世，才刚刚50出头；
敬爱的胡耀邦同志，因二次心肌梗死，倒在卫生间里……
这些英才的猝死，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
于是，人们一次再次地叩同命运：人的凶吉福祸、生死寿夭，真的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吗?!
4个月前，命运之神的生死挑战竟落到我的头上!在某地大会的主席台上，我在发言之前，已隐隐胸痛，接着大汗淋漓，时值深秋，我却身临酷暑。我硬撑着作简短发言，不到10分钟，便觉得胸痛如同利箭穿心，险些倒在主席台上。
慌乱之中，我被送往当地的著名医院，接着严重心绞痛又连发3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院方进行紧急会诊，诊断为：严重不稳定心绞痛——心肌梗死前兆!一位医生事后告诉我：这种情况如果在旅途上发作，身上又无急救药物，很可能造成猝死!
啊!我的命运之曲，将如何演奏呢?
现代医学向心梗宣战
我是个幸运儿!我发病在新世纪的曙光初现之时。此时。具有国际水平的心脏介入治疗已在国内日趋成熟。
所谓冠心病，即人体冠状动脉缺血造成的危及心脏的疾病。冠脉缺血，原因又在于血管内斑块堆积、堵塞，造成血管狭窄甚至全部堵死，如不能在短时间打通，病人就因心梗与心原性休克并发症而一命呜呼!医生告诉我，三分之一的心梗患者死在发病地点，三分之一死在抢救途中，三分之一送往医院治疗。而在70年代，这种治疗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即通过药物对血管进行扩张和血液抗凝，这些治疗只能起到临时缓解作用，既不能有效地预防新的心梗，又严重制约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如：患者不能劳累，不能受凉，不能激动，甚至连每天的大便也不能用劲，否则随时随地可能再次发生致命的心梗。
60年代，西方运用了冠状动脉造影技术。这种方法能够准确地判断患者血管堵塞的程度，但对于治疗仍然于事无补。1977年，瑞士医生格兰奇格，用经皮球囊扩张的最新技术，成功地为一位36岁的男性心梗病人打通了冠脉前降支的一根血管。同年9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冠心病会议上，当格兰奇格向与会者展示他做手术的照片时，竟引起一片讥笑声。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奇迹。这时，格兰奇格的老师、世界知名心脏病医生杜特，以他的人格作证；格兰奇格则激动地跪在照片前发誓……直到这时，学者们才将信将疑。
1984年，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技术传入中国。第一、二例病人是在苏州医学院一附院和西安第四军医大接受治疗的。在这之后10年间，这项技术在我国尚属幼稚时期，手术的死亡率较高，而且手术大都是在外国专家主刀的情况下完成的。1994年我国第一、二批学习心脏介入技术的青年专家从国外回来了，随着技术的日臻成熟，接受球囊扩张的病人也逐年增加：1997年3000人，1998年5000人，1999年达8000多人。与此同时，心脏介入手术在世界上又有了突破性进展。1994年，为了解决被堵塞的心血管球囊扩张后再狭窄问题，两位美国心脏学家帕尔马斯和吉安科发明了用钛合金制造的支架，用这种支架置入球囊扩张后的血管内，可以防止或大大缓解血管再狭窄的后遗症。实践证明，这种最新医疗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心肌梗死病人的存活率，而且大大提高了这类病人的生活质量。
不可思议的百分之二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表明：1998年接受介入的冠心病人，美国为50万例，日本为9万例，欧洲为30万例，印度1万例，而中国大陆仅5千例。这个比例约占我国冠心病患者的百分之一到二。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啊!
事后笔者才明白，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从主观上说，一是病人的承受能力或日风险意识。这种冠状动脉介入性治疗，是通过穿刺大腿上部动脉，将特制的导管插入冠脉内，送至靶病变处，对冠脉内阻塞性病变进行挤压、汽化、消融、切割、改变血管内腔几何形状，运用支架支撑，使冠脉再成形，恢复其远端血流，最终达到治疗目的。在这相当复杂的、技术高难度的操作过程中，风险程度很大，这对人们的心理压力是沉重的。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危险，落到自己头上不就是百分之百吗?!第二就是经济的考虑了。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性治疗，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甚至十多万元，有公费医疗的患者，单位不一定拿得起；对自费者来说，更是一笔可观的开支。因此，不少患者望而却步了。从客观上说，我国做这一治疗的医疗条件和人才条件还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在国内处在领先地位的医院屈指可数，比如北京阜外医院、朝阳医院、北医大一院、安贞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等。从事这一技术的专门人才不过几百人，尖端人才仅几十人。面对数以万计的危重冠心病人，真是杯水车薪、力所难及啊!
慕名而至
1999年10月下旬我欣然赴南京市第一医院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性治疗，慕名而至，是因为这家医院有先进而完整的设备和一流的人才，这使我信心百倍。
行家告诉笔者，冠心病系列治疗，需要“两条腿”都硬，即心外科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和心内科介入治疗，这一外一内“两条腿”相互依托，互为保障，方能相得益彰。南京市第一医院，可谓“两条腿”等量齐观。从1996年至今，该院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已突破200例无死亡(文献报告国内心脏搭桥手术死亡率为4％－15％，国外为1.5％～8％)。而心内科开展冠状动脉内形成术始于1994年，1998年4月正式开展球囊扩张和冠状内支架植入术。这项高难技术的成功运用，主要得益于一批高级人才。其中，陈绍良副主任医师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代表。陈生于安徽风阳，先后毕业于皖南医学院、兰州医学院，获硕士研究生学位。1994年赴日专门学习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历时整整3个春秋。经历了大坂国立循环器中心、秋田组合综合病院深造，师承日本冠状动脉介入著名专家南都申介、牧一彦和佐佐木，特别是得牧一彦先生之真传，加之陈绍良这位30出头的年轻学者沉静、刚毅、执著、勤奋、悟性过人，很快便熟练地掌握了这一门现代高科技医术。1994年，陈绍良作为专门人才被引进到南京市第一医院，他走进以段宝祥、查铭凡等主任为首的心内科，在全科同仁的全力配合下，进院后14个月中，完成冠状动脉造影、球囊扩张250例，完成冠脉内植入支架180架，包括急诊植入支架70例，这个数字 在全国同行专家中数一数二。
1999年10月下旬，南京市第一医院在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3次国际心脏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展示会，南京市有线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请读者朋友注意，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医院是绝对不敢进行现场直播的。我老伴、儿子，亲眼目睹了一个患者的治疗全过程。面对这么好的医院和医生。我还能再怀疑、观望、坐失良机吗?!
决战决胜的70分钟
1999年10月29日凌晨。心内科导管室门前的小黑板上，赫然写着8名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名单，笔者的名字居其首。
当我注入血液造影剂，换上手术服，睡上手术车，被缓缓推进手术室。看着妻子充满担忧的送别眼神时，心一下子绷紧了。是的，这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上手术台啊!
上了手术台，大半身涂上酒精液，体温骤然下降，浑身冷兮兮的，真有点乍寒而栗了。而段宝祥主任等五六位医护人员异常沉静。护士长为我接通氧气，陈绍良为我进行局部麻醉，找准我的右大腿弯处的大动脉血管部位，又轻又稳又准地进行穿刺。迅速选择装有造影剂的导管，果断插入；接着，导管通向腹部的动脉血管，进入胸部，顺利抵达冠状动脉通向心脏的部位。在他完成这一系列复杂动作的过程中，我竟基本没有感觉，充其量只觉得血管内有一件东西在缓缓前移，但毫无疼痛感。于是，绷紧的心松弛下来。做手术也不过如此吗!造影开始了，21英寸大小的电视屏幕上显示出我心脏右冠动脉、右旋支严重狭窄，然后显示前降支分岔处严重狭窄。结论清楚了，3～4支以上血管病变，1支堵塞90％，2支堵塞75％以上。这个病情比发病之初诊断要严重得多，给手术带来较大难处。段、陈等医生紧急会诊之后，走近我说：“你的心脏血管病变比较多，应首选搭桥，第一节省费用，第二治疗彻底。”我说：“如果扩张血管、置入支架效果大体相当，我选择这一项。”担任主刀的陈绍良深知手术的难度：进行造影。导管插入难度尚小，而用导管输送皮囊、支架、扩张、置入就复杂得多了。只等于人的头发粗细的支架。规格多达100多种，球囊也有60多种，而患者的病变情况千差万别，如何针对不同的患者，选用不同的支架、球囊、导管等器材，实现最佳组合，就要看医生的学识、眼力，临床经验的综合能力，而且要在几分钟之内就作出万无一失的判断。又一关键所在是医生插管、输送、扩张、置入的手法，不仅要做到谙熟、精通，而且要不断变通，犹如高超的魔术师在做世界顶级高难度动作，绝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陈绍良迎难而上，先做右冠状动脉扩张。导丝要经过血管三道弯曲的位置，一道比一道曲折，而且导管进入一、二道弯之后，由于导管随之弯曲，再向第三道弯前进时，愈发难以驾驭。只见陈绍良嘘了一口气，凭着自己临床的感觉和经验，几种手法交替使用，把握得及时、准确、灵活、到位。终于第三个弯道通过了，扩张到位了，支架放置完毕了。段主任面有喜色，拍拍我的头说。你看第一根血管接通了。
接着，攻克第二个更大的难关，即右前降支人字形血管扩张、放置支架。这是手术成败关键中的关键。陈绍良倾其所学，使出浑身解数。双管插进、再挺进，避免了交叉、碰壁等意外，双球囊进入前降支前方粗血管，然后分别将两球囊插入两个人字形血管。这时出现了球囊受阻现象。我觉得呼吸不畅，大口吸氧也无济于事，心中开始憋闷，不过我还尚能坚持。陈绍良虽然冷静处置。额上却开始微微冒汗。他手握气阀，扩扩、停停，停停、扩扩。球囊愈来愈粗，距离标准还有一二步之遥。此刻，我呼吸短促，心脏异常憋闷，像要爆炸一般。“陈主任，我有点受不了!”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陈绍良审时度势，果断而有力地对我说：“胜利在望，再给我10秒钟行吗?”“行!”我紧咬牙关回答。“读秒!”陈向护士下了命令。“1、2、3、4、5、6、7、8、9”，当护士读到“9”的时候，扩张和支架放置成功了，我呼吸逐步缓解，涨得发紫的脸也缓了过来。此时，我听到陈绍良深深地嘘了一口气，手术圆满成功了。医生啊，医生，多少人鲜活的生命就握在您的手掌之间，您的责任多么重大啊!
险关过后是坦途。第三支血管，左回旋支的扩张，支架放置顺利通过。10点15分，我被推下手术台。在门外迎候的亲人们一个个热泪盈眶。她们和我一起度过70多分钟生死搏斗!她们的满眼泪花，是为我获得第二次生命而流，也是为医生高超的医术、崇高的医德而流的啊!看着她们的泪水。我早已泪流满面了。而陈医生呢，轻轻呷了几口茶水，又着手准备下一台手术去了。
我的恢复之快，简直是神了。16小时后，就可轻轻翻身，24小时就下了床。经过12天的休息，就上了半班。这篇报告文学七八小时就完成了。
在我到医院送审稿件时，南京市第一医院又传喜讯，我听王长来院长说，1999年11月份，经过国内胡大一教授等一批权威专家鉴定，该院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作为重病初愈的我，为广大冠心病患者而庆幸，为江苏、南京有这么好的医院、医生而骄傲!作为一名老记者，我向父老兄弟姐妹传递这一信息，绝不是单纯为了回报，这是我的职业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现代医学和一代名医为我完成了生命的变奏，我又能用我的笔为祖国和人民而歌唱了，我多么希望她的福音，降给更多的冠心病朋友啊!
残酷的海难、强烈的地震、无情的水火、疯狂的战争……都会扼杀千万生命于一瞬!
疾病呢?危及人类生命的心脑血管病乃第一杀手!每年夺去人们的生命数以几十万计。在心脑血管病之中，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心肌梗死所造成的猝死，在我国每年起码有4.4万多人。
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因心肌梗死倒在日本的国际讲坛上；
著名音乐家施光南先生，因心肌梗死英年早逝；
全国人大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班禅·额尔德尼，因冠心病心脏骤停去世，才刚刚50出头；
敬爱的胡耀邦同志，因二次心肌梗死，倒在卫生间里……
这些英才的猝死，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
于是，人们一次再次地叩同命运：人的凶吉福祸、生死寿夭，真的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吗?!
4个月前，命运之神的生死挑战竟落到我的头上!在某地大会的主席台上，我在发言之前，已隐隐胸痛，接着大汗淋漓，时值深秋，我却身临酷暑。我硬撑着作简短发言，不到10分钟，便觉得胸痛如同利箭穿心，险些倒在主席台上。
慌乱之中，我被送往当地的著名医院，接着严重心绞痛又连发3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院方进行紧急会诊，诊断为：严重不稳定心绞痛——心肌梗死前兆!一位医生事后告诉我：这种情况如果在旅途上发作，身上又无急救药物，很可能造成猝死!
啊!我的命运之曲，将如何演奏呢?
现代医学向心梗宣战
我是个幸运儿!我发病在新世纪的曙光初现之时。此时。具有国际水平的心脏介入治疗已在国内日趋成熟。
所谓冠心病，即人体冠状动脉缺血造成的危及心脏的疾病。冠脉缺血，原因又在于血管内斑块堆积、堵塞，造成血管狭窄甚至全部堵死，如不能在短时间打通，病人就因心梗与心原性休克并发症而一命呜呼!医生告诉我，三分之一的心梗患者死在发病地点，三分之一死在抢救途中，三分之一送往医院治疗。而在70年代，这种治疗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即通过药物对血管进行扩张和血液抗凝，这些治疗只能起到临时缓解作用，既不能有效地预防新的心梗，又严重制约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如：患者不能劳累，不能受凉，不能激动，甚至连每天的大便也不能用劲，否则随时随地可能再次发生致命的心梗。
60年代，西方运用了冠状动脉造影技术。这种方法能够准确地判断患者血管堵塞的程度，但对于治疗仍然于事无补。1977年，瑞士医生格兰奇格，用经皮球囊扩张的最新技术，成功地为一位36岁的男性心梗病人打通了冠脉前降支的一根血管。同年9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冠心病会议上，当格兰奇格向与会者展示他做手术的照片时，竟引起一片讥笑声。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奇迹。这时，格兰奇格的老师、世界知名心脏病医生杜特，以他的人格作证；格兰奇格则激动地跪在照片前发誓……直到这时，学者们才将信将疑。
1984年，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技术传入中国。第一、二例病人是在苏州医学院一附院和西安第四军医大接受治疗的。在这之后10年间，这项技术在我国尚属幼稚时期，手术的死亡率较高，而且手术大都是在外国专家主刀的情况下完成的。1994年我国第一、二批学习心脏介入技术的青年专家从国外回来了，随着技术的日臻成熟，接受球囊扩张的病人也逐年增加：1997年3000人，1998年5000人，1999年达8000多人。与此同时，心脏介入手术在世界上又有了突破性进展。1994年，为了解决被堵塞的心血管球囊扩张后再狭窄问题，两位美国心脏学家帕尔马斯和吉安科发明了用钛合金制造的支架，用这种支架置入球囊扩张后的血管内，可以防止或大大缓解血管再狭窄的后遗症。实践证明，这种最新医疗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心肌梗死病人的存活率，而且大大提高了这类病人的生活质量。
不可思议的百分之二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表明：1998年接受介入的冠心病人，美国为50万例，日本为9万例，欧洲为30万例，印度1万例，而中国大陆仅5千例。这个比例约占我国冠心病患者的百分之一到二。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啊!
事后笔者才明白，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从主观上说，一是病人的承受能力或日风险意识。这种冠状动脉介入性治疗，是通过穿刺大腿上部动脉，将特制的导管插入冠脉内，送至靶病变处，对冠脉内阻塞性病变进行挤压、汽化、消融、切割、改变血管内腔几何形状，运用支架支撑，使冠脉再成形，恢复其远端血流，最终达到治疗目的。在这相当复杂的、技术高难度的操作过程中，风险程度很大，这对人们的心理压力是沉重的。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危险，落到自己头上不就是百分之百吗?!第二就是经济的考虑了。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性治疗，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甚至十多万元，有公费医疗的患者，单位不一定拿得起；对自费者来说，更是一笔可观的开支。因此，不少患者望而却步了。从客观上说，我国做这一治疗的医疗条件和人才条件还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在国内处在领先地位的医院屈指可数，比如北京阜外医院、朝阳医院、北医大一院、安贞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等。从事这一技术的专门人才不过几百人，尖端人才仅几十人。面对数以万计的危重冠心病人，真是杯水车薪、力所难及啊!
慕名而至
1999年10月下旬我欣然赴南京市第一医院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性治疗，慕名而至，是因为这家医院有先进而完整的设备和一流的人才，这使我信心百倍。
行家告诉笔者，冠心病系列治疗，需要“两条腿”都硬，即心外科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和心内科介入治疗，这一外一内“两条腿”相互依托，互为保障，方能相得益彰。南京市第一医院，可谓“两条腿”等量齐观。从1996年至今，该院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已突破200例无死亡(文献报告国内心脏搭桥手术死亡率为4％－15％，国外为1.5％～8％)。而心内科开展冠状动脉内形成术始于1994年，1998年4月正式开展球囊扩张和冠状内支架植入术。这项高难技术的成功运用，主要得益于一批高级人才。其中，陈绍良副主任医师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代表。陈生于安徽风阳，先后毕业于皖南医学院、兰州医学院，获硕士研究生学位。1994年赴日专门学习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历时整整3个春秋。经历了大坂国立循环器中心、秋田组合综合病院深造，师承日本冠状动脉介入著名专家南都申介、牧一彦和佐佐木，特别是得牧一彦先生之真传，加之陈绍良这位30出头的年轻学者沉静、刚毅、执著、勤奋、悟性过人，很快便熟练地掌握了这一门现代高科技医术。1994年，陈绍良作为专门人才被引进到南京市第一医院，他走进以段宝祥、查铭凡等主任为首的心内科，在全科同仁的全力配合下，进院后14个月中，完成冠状动脉造影、球囊扩张250例，完成冠脉内植入支架180架，包括急诊植入支架70例，这个数字 在全国同行专家中数一数二。
1999年10月下旬，南京市第一医院在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3次国际心脏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展示会，南京市有线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请读者朋友注意，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医院是绝对不敢进行现场直播的。我老伴、儿子，亲眼目睹了一个患者的治疗全过程。面对这么好的医院和医生。我还能再怀疑、观望、坐失良机吗?!
决战决胜的70分钟
1999年10月29日凌晨。心内科导管室门前的小黑板上，赫然写着8名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名单，笔者的名字居其首。
当我注入血液造影剂，换上手术服，睡上手术车，被缓缓推进手术室。看着妻子充满担忧的送别眼神时，心一下子绷紧了。是的，这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上手术台啊!
上了手术台，大半身涂上酒精液，体温骤然下降，浑身冷兮兮的，真有点乍寒而栗了。而段宝祥主任等五六位医护人员异常沉静。护士长为我接通氧气，陈绍良为我进行局部麻醉，找准我的右大腿弯处的大动脉血管部位，又轻又稳又准地进行穿刺。迅速选择装有造影剂的导管，果断插入；接着，导管通向腹部的动脉血管，进入胸部，顺利抵达冠状动脉通向心脏的部位。在他完成这一系列复杂动作的过程中，我竟基本没有感觉，充其量只觉得血管内有一件东西在缓缓前移，但毫无疼痛感。于是，绷紧的心松弛下来。做手术也不过如此吗!造影开始了，21英寸大小的电视屏幕上显示出我心脏右冠动脉、右旋支严重狭窄，然后显示前降支分岔处严重狭窄。结论清楚了，3～4支以上血管病变，1支堵塞90％，2支堵塞75％以上。这个病情比发病之初诊断要严重得多，给手术带来较大难处。段、陈等医生紧急会诊之后，走近我说：“你的心脏血管病变比较多，应首选搭桥，第一节省费用，第二治疗彻底。”我说：“如果扩张血管、置入支架效果大体相当，我选择这一项。”担任主刀的陈绍良深知手术的难度：进行造影。导管插入难度尚小，而用导管输送皮囊、支架、扩张、置入就复杂得多了。只等于人的头发粗细的支架。规格多达100多种，球囊也有60多种，而患者的病变情况千差万别，如何针对不同的患者，选用不同的支架、球囊、导管等器材，实现最佳组合，就要看医生的学识、眼力，临床经验的综合能力，而且要在几分钟之内就作出万无一失的判断。又一关键所在是医生插管、输送、扩张、置入的手法，不仅要做到谙熟、精通，而且要不断变通，犹如高超的魔术师在做世界顶级高难度动作，绝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陈绍良迎难而上，先做右冠状动脉扩张。导丝要经过血管三道弯曲的位置，一道比一道曲折，而且导管进入一、二道弯之后，由于导管随之弯曲，再向第三道弯前进时，愈发难以驾驭。只见陈绍良嘘了一口气，凭着自己临床的感觉和经验，几种手法交替使用，把握得及时、准确、灵活、到位。终于第三个弯道通过了，扩张到位了，支架放置完毕了。段主任面有喜色，拍拍我的头说。你看第一根血管接通了。
接着，攻克第二个更大的难关，即右前降支人字形血管扩张、放置支架。这是手术成败关键中的关键。陈绍良倾其所学，使出浑身解数。双管插进、再挺进，避免了交叉、碰壁等意外，双球囊进入前降支前方粗血管，然后分别将两球囊插入两个人字形血管。这时出现了球囊受阻现象。我觉得呼吸不畅，大口吸氧也无济于事，心中开始憋闷，不过我还尚能坚持。陈绍良虽然冷静处置。额上却开始微微冒汗。他手握气阀，扩扩、停停，停停、扩扩。球囊愈来愈粗，距离标准还有一二步之遥。此刻，我呼吸短促，心脏异常憋闷，像要爆炸一般。“陈主任，我有点受不了!”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陈绍良审时度势，果断而有力地对我说：“胜利在望，再给我10秒钟行吗?”“行!”我紧咬牙关回答。“读秒!”陈向护士下了命令。“1、2、3、4、5、6、7、8、9”，当护士读到“9”的时候，扩张和支架放置成功了，我呼吸逐步缓解，涨得发紫的脸也缓了过来。此时，我听到陈绍良深深地嘘了一口气，手术圆满成功了。医生啊，医生，多少人鲜活的生命就握在您的手掌之间，您的责任多么重大啊!
险关过后是坦途。第三支血管，左回旋支的扩张，支架放置顺利通过。10点15分，我被推下手术台。在门外迎候的亲人们一个个热泪盈眶。她们和我一起度过70多分钟生死搏斗!她们的满眼泪花，是为我获得第二次生命而流，也是为医生高超的医术、崇高的医德而流的啊!看着她们的泪水。我早已泪流满面了。而陈医生呢，轻轻呷了几口茶水，又着手准备下一台手术去了。
我的恢复之快，简直是神了。16小时后，就可轻轻翻身，24小时就下了床。经过12天的休息，就上了半班。这篇报告文学七八小时就完成了。
在我到医院送审稿件时，南京市第一医院又传喜讯，我听王长来院长说，1999年11月份，经过国内胡大一教授等一批权威专家鉴定，该院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作为重病初愈的我，为广大冠心病患者而庆幸，为江苏、南京有这么好的医院、医生而骄傲!作为一名老记者，我向父老兄弟姐妹传递这一信息，绝不是单纯为了回报，这是我的职业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现代医学和一代名医为我完成了生命的变奏，我又能用我的笔为祖国和人民而歌唱了，我多么希望她的福音，降给更多的冠心病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