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由于类推机制作用而生成的词族在语言学中有着独特的价值，本文拟从汉语新词生成基础的角度入手来探究词族的生成。
关键词：词族 类推机制 语言 社会 认知
词汇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随之产生了大量的新词，其中有一类是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生成的，如“奥运村、亚运村、运动员村、二奶村、渡假村、麻风村；结石宝宝、乙肝宝宝、艾滋宝宝、千禧宝宝、奥运宝宝；……”，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或相同，或相近，形成了一个个聚合，这些聚合在语言学上被称为“词族”。因为“语言是直接与思维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1]所以，透过类推机制背景下的词族，我们可以探析到它生成的社会基础、认知基础以及语言基础。
一、类推的简述
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一种经验的发生必伴以与它一道出现的经验，或与它相似的或与之相反的经验而发生。类推就是在看到某一现象以后，联想到与之有关的一些形式及这些形式的演变而产生的。那么，何为类推呢？类推就是类比推理，也叫类比法。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形式。”[2]因此，所谓的类推机制，就是以语言中某些词和形式为标准，使另一些词和形式向它们看齐，从而构成新的词或新的形式。
其实，语言的类推变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借助类推机制解释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历史演变规律。研究语言的这种类推机制有助于我们揭示语言的体系、构造及语言运用的普遍规律。类推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索绪尔的四项比例式（即保罗比例式）来描述：
oratorem:orator=honorem:x；x=honor。
采用四项比例式来解释借助类推构成新词的方式，是新语法学派惯用的方法。这一学派的每个成员都曾采用它来解释语言变化的现象。即甲类事物具有A、B、C、D属性，乙类事物具有A、B、C属性，就推断乙类事物也有D属性。如：数学算式100:10=10:x1，88:11=8:x2，不用计算，就通过类推也知道x1、x2=1；英语中的由enjoys:enjoy=plays:x类推出x=play，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二、类推机制背景下词族的生成
（一）类推造就词族
词族现象并不是到现代才出现的，我国传统语言学中就有和词族有关的研究论著。如：以刘熙《释名》为代表的“声训说”，王圣美的“右文说”，以扬雄《方言》为代表的转语（即声转说）。当然，词族也是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中的一种语言现象，有着特殊的语言价值，而且现代语言学对它的研究更充分、更具体。所谓词族，顾名思义，就是一群有着某一相同构词成分的复合词的集合。王德春先生说过，“在一种语言体系中，同类语言现象达到一定数量就可归纳出规则，这种规则类推到其它语言事实，就是规则的使用。原来不规则的少数语言现象被类推成多数，就逐渐成为规则，并取代原有规则而引起语言变化，规则形成后再经类推而用于更多的语言现象。”[3]所以，词族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的类推机制。作为一种现代汉语句法造词手段，类推是通过替换现有词语中的部分构词成分而创造出一系列新词，有人把用以产生批量新词语的框架背景被称之为“词语模”。如上文提到的“奥运村、亚运村、运动员村、二奶村、三家村、渡假村、麻风村”它们以一个共同的语素“村”为基础而构成的一群合成词，都属于一个共同的词族——“X村”族；“结石宝宝、乙肝宝宝、艾滋宝宝、千禧宝宝、奥运宝宝”等词构成“X宝宝”族。再如：
“X铭”族：老年铭、养生铭、散步铭、情操铭、休闲铭、益寿铭
“X风”族：山寨风、吃喝风、赌博风、贿赂风、抢购风
“X潮”族：海归潮、打工潮、游戏潮、单身潮、购物潮
“X战”族：运动战、游击战、窃听战、情报战、商业战、网络战、文化战、纳米战
“Xe族”族：越野e族、时尚e族、博彩e族、年轻e族、爆笑e族、试客e族、自驾e族、动感e族、户外e族、魔兽e族、Q魅e族、心网e族
“资深X”族：资深教授、資深网民、资深朋友、资深粉丝、资深美女、资深律师、资深设计师、资深经理、资深驴友、资深问题少女、资深店员
“纳米X”族：纳米刀、纳米盘、纳米秤、纳米水、纳米银、纳米杯、纳米机器人、纳米服装
这样的词语在现实语言生活中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随着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的不断涌现，类推造词法能在已有的语言单位基础上迅速产生大量新词，是一种简便快捷的造词方法。
（二）词族生成的基础
1.社会基础
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当社会生活出现社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急剧变化时，词语往往能极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表现出语言的适应性与生命力。美国布赖斯（J.B.Pride）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中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的理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4]因此，词族的生成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如“奥运村、亚运村，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是随着运动会的举办而产生的；透过“运动战、游击战”这些词，我们能感觉到其中浓浓的硝烟味。当然，这些词族的创造是和它们所标志的事物没有必然的和本质的关系的，但也不能说是毫无关系。如“商业战、网络战、文化战、纳米战”，这些词尽管不是真枪实弹的战争，但它们的运作性质恰似战争，因而用“战”归类不无道理。斯大林说，“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发展的结果所产生的。”[5]
2.认知基础
“人的认识，主要的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人和自然的关系；……”[6]因此，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7]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人的认识的发展在语言上常可与之相应地生成这类词族。如“网”族词：“网友、网民、网吧、网虫、网迷”，这些词是随着网络的兴起而流行的，先产生“网吧”，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逐渐生成“网友、网民、网虫、网迷”等词语。另一方面，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新旧认识联想往往也是生成这类词族的基础。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各个事物之间可能在某一点上有相似之处，反映在语言上，就可在旧词基础上经类推而生成新词。例如“铭”族词的“铭”的本义是“刻在器物上记述生平、事业、或警戒自己的文字。”，后引申为一种文体，刘禹锡有《陋室铭》。由于事物的相似性，人们把警戒自己的口头或书面上的话也称为“铭”，通过类推而生成“座右铭、老年铭、养生铭、散步铭、情操铭、休闲铭、益寿铭”。“村”本指行政上的居民单位，意思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奥运村、亚运村、运动员村、二奶村、三家村、渡假村、麻风村”等词义都与人集中在一块有关，因而可类推成为“X村”族词语。其实，这也涉及到了词族生成的语言基础。
3.语言基础
词族生成的语言基础是指构词材料和造词方法。已有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是最基本，也是最传统的语言基础。从构词材料的角度看，词族一般是由现代汉语中的词根语素和词缀或类词缀语素充当，不过也有由外文字母和数字作为构词材料的。如“瘾”族：“烟瘾、网瘾、赌瘾、毒瘾、药瘾、性瘾、书瘾、车瘾、酒瘾”，其中的词根“烟、网、赌、毒、药、性、书、车、酒”和类词缀“瘾”都是汉语中已有的词汇；“Q”族：“Q版、Q时代、Q人类、Q生活、Q词点”（此处的“Q’指网络，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有关），此处的类词缀“Q”就是外文字母，而词根“版、时代、人类、生活、词点”还是本族已有的词汇。
再看其语法结构，即构词方法，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可看出：不管是本族产的，还是外来词，例如，由借自日本语中的“族、屋”而产生的“族”族词：“打工族、休闲族、追星族、工薪族、上班族、持股族、单身族、打车族”和“屋”族词：“精品屋、书屋、发屋、鞋屋、时装屋、饼屋、啤酒屋”，它们都是同一形式，即“词根+类词缀”，或“类词缀+词根”。不过还有一种很少见的构词形式：“类词缀+词根+类词缀”，如“泛……化”族“泛政治化、泛经济化、泛娱乐化、泛意识形态化、泛百姓化、泛多媒体化、泛道具化、泛大西洋化、泛宇宙生命化、泛主持人化、泛资产证券化、泛棕子化、泛珠一体化”。这些结构模式其实也是汉语中早已有之的。众所周知，现代汉语新词语最重要的构词方式是复合法、附加法、缩略法等。其中的附加构词法即“以一个原有的单词或复合词为基础，加上另一个兼带语法意义的语素，是产生某种语法性质的表现（如词性），并往往改变原来的概念意义，从而成为另一个词。”[8]即指由词根加词缀构成派生词的构词方法。这种方式在构造新词语方面显示出极强的优势。如：
小：小王、小李、小赵
阿：阿姨、阿毛、阿扁
子：胖子、瘦子、班子、柄子
词族的生成是有一定语言基础的，并不是凭空臆造的。正如斯大林所说，“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9]
三、结语
总之，“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社会的发展越快、越迅猛，语言就会不断被丰富、被更新。”[10]类推机制背景下的词族现象并非个人臆想，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生产、文化、科技等发展的结果，不仅在新词语的构造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优势，而且在语言使用方面，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當然，它必须遵循语言系统内部的规则，必须符合人们头脑中关于词的内在知识，必须为人们所理解运用。所以，对于词族中的某些词语，由于还有比较明显的临时性，在结构和功能上也未完全定型，稳定性不够，其发展前途如何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检验，非常有必要加以引导和规范，以便更好地为人们的交际服务。
注 释：
[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0.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27.
[3]王德春.语言学教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24-25.
[4]李如龙，苏新春.词汇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31.
[5]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3.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实践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8.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82.
[8]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1.
[9]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5.
[10]于根元.语言应用论集[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87.
（罗忠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
关键词：词族 类推机制 语言 社会 认知
词汇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随之产生了大量的新词，其中有一类是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生成的，如“奥运村、亚运村、运动员村、二奶村、渡假村、麻风村；结石宝宝、乙肝宝宝、艾滋宝宝、千禧宝宝、奥运宝宝；……”，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或相同，或相近，形成了一个个聚合，这些聚合在语言学上被称为“词族”。因为“语言是直接与思维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1]所以，透过类推机制背景下的词族，我们可以探析到它生成的社会基础、认知基础以及语言基础。
一、类推的简述
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一种经验的发生必伴以与它一道出现的经验，或与它相似的或与之相反的经验而发生。类推就是在看到某一现象以后，联想到与之有关的一些形式及这些形式的演变而产生的。那么，何为类推呢？类推就是类比推理，也叫类比法。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形式。”[2]因此，所谓的类推机制，就是以语言中某些词和形式为标准，使另一些词和形式向它们看齐，从而构成新的词或新的形式。
其实，语言的类推变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借助类推机制解释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历史演变规律。研究语言的这种类推机制有助于我们揭示语言的体系、构造及语言运用的普遍规律。类推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索绪尔的四项比例式（即保罗比例式）来描述：
oratorem:orator=honorem:x；x=honor。
采用四项比例式来解释借助类推构成新词的方式，是新语法学派惯用的方法。这一学派的每个成员都曾采用它来解释语言变化的现象。即甲类事物具有A、B、C、D属性，乙类事物具有A、B、C属性，就推断乙类事物也有D属性。如：数学算式100:10=10:x1，88:11=8:x2，不用计算，就通过类推也知道x1、x2=1；英语中的由enjoys:enjoy=plays:x类推出x=play，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二、类推机制背景下词族的生成
（一）类推造就词族
词族现象并不是到现代才出现的，我国传统语言学中就有和词族有关的研究论著。如：以刘熙《释名》为代表的“声训说”，王圣美的“右文说”，以扬雄《方言》为代表的转语（即声转说）。当然，词族也是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中的一种语言现象，有着特殊的语言价值，而且现代语言学对它的研究更充分、更具体。所谓词族，顾名思义，就是一群有着某一相同构词成分的复合词的集合。王德春先生说过，“在一种语言体系中，同类语言现象达到一定数量就可归纳出规则，这种规则类推到其它语言事实，就是规则的使用。原来不规则的少数语言现象被类推成多数，就逐渐成为规则，并取代原有规则而引起语言变化，规则形成后再经类推而用于更多的语言现象。”[3]所以，词族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的类推机制。作为一种现代汉语句法造词手段，类推是通过替换现有词语中的部分构词成分而创造出一系列新词，有人把用以产生批量新词语的框架背景被称之为“词语模”。如上文提到的“奥运村、亚运村、运动员村、二奶村、三家村、渡假村、麻风村”它们以一个共同的语素“村”为基础而构成的一群合成词，都属于一个共同的词族——“X村”族；“结石宝宝、乙肝宝宝、艾滋宝宝、千禧宝宝、奥运宝宝”等词构成“X宝宝”族。再如：
“X铭”族：老年铭、养生铭、散步铭、情操铭、休闲铭、益寿铭
“X风”族：山寨风、吃喝风、赌博风、贿赂风、抢购风
“X潮”族：海归潮、打工潮、游戏潮、单身潮、购物潮
“X战”族：运动战、游击战、窃听战、情报战、商业战、网络战、文化战、纳米战
“Xe族”族：越野e族、时尚e族、博彩e族、年轻e族、爆笑e族、试客e族、自驾e族、动感e族、户外e族、魔兽e族、Q魅e族、心网e族
“资深X”族：资深教授、資深网民、资深朋友、资深粉丝、资深美女、资深律师、资深设计师、资深经理、资深驴友、资深问题少女、资深店员
“纳米X”族：纳米刀、纳米盘、纳米秤、纳米水、纳米银、纳米杯、纳米机器人、纳米服装
这样的词语在现实语言生活中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随着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的不断涌现，类推造词法能在已有的语言单位基础上迅速产生大量新词，是一种简便快捷的造词方法。
（二）词族生成的基础
1.社会基础
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当社会生活出现社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急剧变化时，词语往往能极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表现出语言的适应性与生命力。美国布赖斯（J.B.Pride）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中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的理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4]因此，词族的生成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如“奥运村、亚运村，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是随着运动会的举办而产生的；透过“运动战、游击战”这些词，我们能感觉到其中浓浓的硝烟味。当然，这些词族的创造是和它们所标志的事物没有必然的和本质的关系的，但也不能说是毫无关系。如“商业战、网络战、文化战、纳米战”，这些词尽管不是真枪实弹的战争，但它们的运作性质恰似战争，因而用“战”归类不无道理。斯大林说，“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发展的结果所产生的。”[5]
2.认知基础
“人的认识，主要的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人和自然的关系；……”[6]因此，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7]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人的认识的发展在语言上常可与之相应地生成这类词族。如“网”族词：“网友、网民、网吧、网虫、网迷”，这些词是随着网络的兴起而流行的，先产生“网吧”，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逐渐生成“网友、网民、网虫、网迷”等词语。另一方面，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新旧认识联想往往也是生成这类词族的基础。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各个事物之间可能在某一点上有相似之处，反映在语言上，就可在旧词基础上经类推而生成新词。例如“铭”族词的“铭”的本义是“刻在器物上记述生平、事业、或警戒自己的文字。”，后引申为一种文体，刘禹锡有《陋室铭》。由于事物的相似性，人们把警戒自己的口头或书面上的话也称为“铭”，通过类推而生成“座右铭、老年铭、养生铭、散步铭、情操铭、休闲铭、益寿铭”。“村”本指行政上的居民单位，意思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奥运村、亚运村、运动员村、二奶村、三家村、渡假村、麻风村”等词义都与人集中在一块有关，因而可类推成为“X村”族词语。其实，这也涉及到了词族生成的语言基础。
3.语言基础
词族生成的语言基础是指构词材料和造词方法。已有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是最基本，也是最传统的语言基础。从构词材料的角度看，词族一般是由现代汉语中的词根语素和词缀或类词缀语素充当，不过也有由外文字母和数字作为构词材料的。如“瘾”族：“烟瘾、网瘾、赌瘾、毒瘾、药瘾、性瘾、书瘾、车瘾、酒瘾”，其中的词根“烟、网、赌、毒、药、性、书、车、酒”和类词缀“瘾”都是汉语中已有的词汇；“Q”族：“Q版、Q时代、Q人类、Q生活、Q词点”（此处的“Q’指网络，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有关），此处的类词缀“Q”就是外文字母，而词根“版、时代、人类、生活、词点”还是本族已有的词汇。
再看其语法结构，即构词方法，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可看出：不管是本族产的，还是外来词，例如，由借自日本语中的“族、屋”而产生的“族”族词：“打工族、休闲族、追星族、工薪族、上班族、持股族、单身族、打车族”和“屋”族词：“精品屋、书屋、发屋、鞋屋、时装屋、饼屋、啤酒屋”，它们都是同一形式，即“词根+类词缀”，或“类词缀+词根”。不过还有一种很少见的构词形式：“类词缀+词根+类词缀”，如“泛……化”族“泛政治化、泛经济化、泛娱乐化、泛意识形态化、泛百姓化、泛多媒体化、泛道具化、泛大西洋化、泛宇宙生命化、泛主持人化、泛资产证券化、泛棕子化、泛珠一体化”。这些结构模式其实也是汉语中早已有之的。众所周知，现代汉语新词语最重要的构词方式是复合法、附加法、缩略法等。其中的附加构词法即“以一个原有的单词或复合词为基础，加上另一个兼带语法意义的语素，是产生某种语法性质的表现（如词性），并往往改变原来的概念意义，从而成为另一个词。”[8]即指由词根加词缀构成派生词的构词方法。这种方式在构造新词语方面显示出极强的优势。如：
小：小王、小李、小赵
阿：阿姨、阿毛、阿扁
子：胖子、瘦子、班子、柄子
词族的生成是有一定语言基础的，并不是凭空臆造的。正如斯大林所说，“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9]
三、结语
总之，“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社会的发展越快、越迅猛，语言就会不断被丰富、被更新。”[10]类推机制背景下的词族现象并非个人臆想，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生产、文化、科技等发展的结果，不仅在新词语的构造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优势，而且在语言使用方面，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當然，它必须遵循语言系统内部的规则，必须符合人们头脑中关于词的内在知识，必须为人们所理解运用。所以，对于词族中的某些词语，由于还有比较明显的临时性，在结构和功能上也未完全定型，稳定性不够，其发展前途如何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检验，非常有必要加以引导和规范，以便更好地为人们的交际服务。
注 释：
[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0.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27.
[3]王德春.语言学教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24-25.
[4]李如龙，苏新春.词汇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31.
[5]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3.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实践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8.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82.
[8]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1.
[9]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5.
[10]于根元.语言应用论集[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87.
（罗忠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