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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包括东西、鬼子、李冯的“广西三剑客”的出现，使长期沉寂的广西文学突然走到了中国文坛的前沿，成为当时一批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关注的焦点；2015年，包括田耳、朱山坡、光盘的“广西后三剑客”的出现，对于十八年前的“广西三剑客”，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声援、一个及时的呼应，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十八年前崛起的文学桂军，又启动了一次文学格局的突围，一次自我书写的超越。
至今，人们还对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被雨淋湿的河》、李冯《孔子》保持着深刻的文学记忆。“广西三剑客”引起文坛对诸如“苦难叙事”“底层书写”“经典戏仿”等话题的持续关注。如今，“广西后三剑客”的出现，他们对“广西三剑客”是一个怎样的声援和呼应？他们为当下中国文坛提供了怎样的新鲜内容？这些，或许是“广西后三剑客”命名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说真正的文学必然扎根于时代的沃土，那么，从“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到“广西后三剑客”的登场，十八年来，中国社会确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有两个统计数字或许特别醒目。那就是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中国终于从农业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同是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或许，台湾同胞的观察感受更为客观深刻。在《飘零一家》中，台湾作家亮轩记录了他对大陆变化的感受。1988年，他首次到北京，当时的首都机场，破旧并且小得可怜，六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在当时北京人眼里，已经被认为很宽敞。然而，后来他往返大陆，对大陆的巨变发出惊叹：
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拼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屣，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
确实，在我的文学记忆中，中国文学曾经长期耿耿于怀中国的停滞、衰老、贫穷和饥饿，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像阿城的《棋王》、方方的《风景》、余华的《活着》，都有堪称经典的饥饿描写。然而，人们很难想象，仅仅二十年，中国社会似乎真的实现了改天换地。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带着方便面到国外留学度日；二十多年后，中国游客在欧美疯狂抢购奢侈品。
于是，“广西后三剑客”首先以强烈的时代性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田耳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可谓其中典型，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折射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进程。小说的主人公符启明，出场之时是佴城洛井派出所的巡逻员，还需要打狗捕鱼改善生活。小说接近三分之一的时候，符启明已经不再对巡逻查赌这些事情亲力亲为，也不再在乎工资奖金，他有了自己的产业，经营赌档，茶楼成了他的据点，包厢成了他的办公室，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关系网的枢纽，交际的平台，还给自己的辅警同事派发红包。小说接近三分之二的时候，符启明已经成为佴城最大广告公司的老板，拿到佴城一半以上楼盘的广告。小说接近六分之五的时候，我们得知，符启明通过购进卖出，获取暴利，成为凶宅经纪人；城南一带，所有发廊、美容厅、休闲会所都被符启明掌控。如小说所写：
经过若干年的打拼，他手头的生意已经形成稳定格局，加之任用得才，管理有序，现在他可以当甩手掌柜。三十啷当岁，他已经过上了理想的生活。
这是一个财富时代。短短几年，符启明从一个月收入四五百元的编外警察，成为日进斗金的大佬。然而，符启明并不是孤例，小说进行了接近六分之四的时候，写到佴城集资热：
佴城各楼盘的开发商都在集资，送很高的利息，按月算，有的三分有的五分，有的甚至一角，投十万一个月就返一万。这种情形下，手里有钱还没搞投资的，拿着钱就像拿着接了弦的手榴弹，急不可待要扔。
这样的速度，正如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速度，令人眩晕。许多人都喜欢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句子描述中国当下现状：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虽然狄更斯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但这段话确实可以成为中国当下时代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恰恰是这个时代的好与坏，成就了符启明；也是这个时代的好与坏，葬送了符启明。符启明身上，交织着这个时代所有悖反的力量；符启明本身，正是这个时代好与坏合谋的结果。
然而，这样的时代终究会终结。小说也写到了其终结的预兆：
此前不久，公安部下发一个文件，今后各基层派出所罚没款项必须全额向地方财政缴纳，向被罚款人出具财政收据。如果私自罚款不上缴财政，被罚款人一旦举报，一经查实，将由派出所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上缴财政的款子也有返还，那可以说微乎其微。这项规定一出台，即意味着辅警的生存空间已经没有了。
这个情节出现在小说《散财宴》一节，显得饶有意味。财富有聚的时候，财富也有散的时候。这个属于中国的最好与最坏合谋的时代，也终究会有终结的时候。
在《天体悬浮》这个长篇小说中，田耳设置了一个贯穿全篇的情节，即符启明的观星爱好。这个出身草根，其事业紧贴地面的主人公，竟然有仰望星空的雅好。符启明这一人物肉体与灵魂的错综复杂，似乎也隐喻着我们这个时代恶与善的错综复杂。如今，人们喜欢说中国社会精神的建设，跟不上物质的建设。这似乎可以认为是对当下现实的一个诊断。身体一路狂奔，灵魂无处安放。
如果说田耳的小说凝聚着时代性，那么，朱山坡的小说则隐藏着同情心。
《惊叫》讲述了一个凶杀案。凶手是一个职业学院的毕业生，在深圳大半年也没有找到工作，之后到了遇害者供职的就业中介公司，把身上仅有的三百块钱交给了遇害者。遗憾的是，一个星期过去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凶手终于精神崩溃，用一把牛角刀刺杀了遇害者。 遇害者的弟弟赶到深圳为姐姐处理后事，他对凶手恨之入骨，恨不能亲手杀了他。在公安局，他见到了凶手的姐姐，一个哑巴。哑巴向他鞠躬。几经周折，遇害者的弟弟终于向哑巴讲述了姐姐对自己的恩情。哑巴在便笺上留下了几句给遇害者弟弟的话：
抱歉！
我弟弟向来是一个善良、羞怯、胆小怕事的人。这次他肯定是中邪了。
请你相信，我弟弟真的是一个好人。我能找到无数的人和例子为他证明。但我不能替他辩护。我越辩护对你和你姐姐的伤害越大。
现在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我弟弟会做错事，是因为我没有你姐姐好。我做得还不够好，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杀人偿命，他逃不掉了……我弟弟，但他死后我不放心，请你姐姐领着他上路，到那边帮我照顾他。
离开遇害者弟弟之后，哑巴去了医院太平间，跪在遇害者遗体面前，自杀身亡。她的想法是，她死了，才能与遇害者沟通，才能得到遇害者的宽恕。
小说标题“惊叫”。小说开始于遇害者弟弟在惠江江滨黄昏散步，忽然发出一声惊叫，原来，他听到一个凄厉的声音，“仿佛是在呼救，那声音很熟悉，但很稀薄，是经过了迢迢千里到达这里的，它像刀一样插入我的心脏。”这声音“是痛苦、恐惧和绝望的呼叫”。遇害者弟弟意识到，这呼救的声音来自他的姐姐。
果然是他的姐姐发出的呼救声：
我听到的果然是姐姐的惨叫和呼救。那些声音穿越800多公里的风尘和无数山峦准确无误地到达我的耳朵。
小说结束于遇害者弟弟回到家乡之后，每天在惠江江滨黄昏散步的时候，常能看到江面上有两只并肩而行的鸟，它们从南面的旧码头款款地掠过水面，像在他们面前表演一次超低空长距离的滑翔。遇害者弟弟的妻子感觉这对鸟就像一对孪生姐弟。
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小说。遇害者弟弟相隔八百公里听到姐姐的呼救声，并肩飞行的水鸟每天都在遇害者面前做一个热烈的示意动作。“惊叫”，在小说里象征着潜伏在每个人心中的同情。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心都泯灭了，同情心只是潜藏在与被同情者同呼吸共命运的亲爱亲朋的心里。小说用近乎神话的叙事，向每一个阅读者传递同情心。遇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害者甚至也值得同情。唯有怀抱深情和大爱，才可能抵达这种同情。
《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粗看像是一个无厘头的故事。蝶花派出所接到仙鹤小区一位老太太的报警电话，原来是老太太听到她所在的仙鹤小区有人呼救。实习民警小宋到仙鹤小区调查。
首先调查的是居住在7栋402号房的住户，这是一对氮肥厂的下岗夫妇，男的得了白血病，半死不活的，唯一的女儿是个智障。但这对夫妇否认了他们曾经发出过呼救声。
接着调查的是五楼从美国回来的夫妇。他们说他们曾经呼救，但那是在美国。
然后到六楼调查。这是一个孤寡老人，曾经是一个教授。教授正在写一篇文章《救救孩子，救救中国》，他表示自己的嘴巴没有发出过呼救声，他历来是用文章呼救。
之后到顶层。然而，顶层的住户是打报警电话的老太太，她同样否认她曾经发出过呼救声，她觉得那呼救声来自她的更上方。
她的更上方是楼顶。楼顶除了一个小水塔没有其他东西。
如果一定要追究，或许呼救声的发出者正是老太太。虽然她否认她曾经发出呼救声，但根据小说的叙述，我们发现，老太太可能存在精神幻觉，她本来是独居者，但她却声称她的亲人每天晚上都回家，一回来便满满一屋子人。
然而，小说的寓意显然不是为了展示老太太的精神幻觉。诚如民警小宋在402号房里所说，那对生活已经进入绝境的氮肥厂夫妇是可以呼救的，只是他们未曾呼救；也诚如那对居住在五楼的回国夫妇，他们活得压抑，感到窒息，但只是在美国才曾经呼救；还诚如那个居住在六楼的孤寡老人，他的文章充满了振聋发聩的呼救声，可惜人们听不到；当然，有精神幻觉的老太太同样可能呼救，虽然她极力否认，但她既然可以把不存在的亲人团聚当作事实，那么，她同样可能把她事实上发出过的呼救当作虚无。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呼救无处不在。只是，这个世界缺少能够倾听呼救的同情心。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也许，作者想表达的是，本该惊心动魄的呼救声在这样一个欲望众声喧哗的时代，已然成为最细微的声音，被绝大多数人所充耳不闻。
阅读朱山坡的小说，总能让我想起鲁迅的小说，像《中国银行》之于《孔乙己》、《灵魂课》之于《祝福》。朱山坡的小说显然不是为了像鲁迅那样“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一方面，朱山坡的小说尚未达到鲁迅那样的忧愤深广；另一方面，朱山坡也没有必要重复鲁迅的创作路径。但是，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的一段话，却可以看成是朱山坡小说一个很好的注解。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正如鲁迅所言，一般人不仅感受不到他人肉体的痛苦，而且也感受不到他人精神的痛苦。在这样一个物质膨胀、心灵空虚的时代，同情心的匮乏可能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如果把朱山坡的小说称为灵魂叙事，那么，我们发现，朱山坡小说所努力传达的，恰恰是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痛苦。他似乎想通过对这种痛苦的传达，重新唤醒人类沉睡已久、麻木不仁的同情心，帮助人们听到那最细微的呼救声。
田耳用他的小说勾勒出一个时代，朱山坡用他的小说唤醒我们的同情，光盘则用他的小说呈现出生活中的荒谬感。
光盘小说往往把一个情节和一种心理推到极端，听凭情节和心理的自身逻辑发展。长篇小说《王痞子的欲望》如此，长篇小说《英雄水雷》亦如此。 《英雄水雷》中的水雷实际上是水皮和雷加武两个人物的姓氏。水皮是张镇人，雷加武是唐镇人。张镇和唐镇虽然相邻，却属于不同的省份。
张镇人水皮烤红薯引发了山火，在救火过程中受了轻伤，火势过猛水皮逃离了火灾现场。几乎同时，雄村发生了一场火灾，运送特殊物资的卡车不幸起火，五个押送人员得到一位不明身份的年轻人的救助。结果，当水皮来到雄村火车站，被押送人员误认为是救助他们和抢救国家财产的救火英雄。尽管水皮从来没有冒领这错误的荣誉，但来自上方的认定使水皮定格为救火英雄。
真正的救火者其实是唐镇人雷加武。因为口音的原因，雷加武被押送人员误认为是张镇人。这个误解进一步导致张镇人水皮成了救火英雄。雷加武对押送人员实施救助之后分手，得到押送人员回头找他的承诺。然而，由于押送人员后来误以为水皮是救火英雄，雷加武始终未能等到押送人员的到来。
于是，小说出现了这样的悖谬局面：一方面，水皮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救火英雄，却被强加了许多荣誉，甚至出版了《救火英雄水皮的故事》；另一方面，雷加武虽然是真正的救火英雄，却从来没有等到英雄的官方认定，雷加武对自己救助事迹的讲述，全部被当成谎言，陷入众叛亲离的状态。
荒谬，也许是人们阅读这个作品最直观的感受。然而，仔细思考小说的各种貌似荒谬的情节，或许会发现令人震惊的真实感。当水皮被误认为英雄之后，加诸其身的是举世之誉；当雷加武被误认为骗子之后，加诸其身的是举世之毁。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否司空见惯？尽管水皮说不出任何抢救国家财产的事迹，但有关方面却能炮制出《救火英雄水皮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似乎也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全部情节极其荒谬感完全建立在“说普通话的人”善意的误会。这个误会一旦形成，荒谬就开始以自身的逻辑运行。于是，一方面，我们在理智上清楚地意识到所有情节的荒谬；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生活中反复经历类似荒谬的体验。
真相，因为善良的误会而被遮蔽。小说引发的思考是多层次的。首先，小说探讨了流行中国社会千百年的英雄情节。社会对英雄的膜拜，完全抵达非理性的程度。其次，小说实际触及一个很深的命题，即真与善的冲突。认定水皮为救火英雄，其出发点无疑是善。然而，不仅一个善意的误会需要无数的谎言去论证，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伪善；而且，善的出发点因为扭曲了真相，还会带来了一系列恶的后果。最后，小说关于“普通话”的叙述，水皮成为英雄来自“普通话”的误会，雷加武陷入悲剧缘于“普通话”的疏忽，诚如一位读者指出的：“在《英雄水雷》中，‘普通话’的语言才是权力，被‘普通话’认可的就是真理……”这种话语权与事实真相的脱节，是否可以引起我们对获得如此大授权的“普通话”的质疑？
从“广西三剑客”到“广西后三剑客”，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桂军某些持续的元素。他们的剑法，不属阳刚的一路，更多阴柔的传承；虽然不够厚重，但却极尽灵巧，走的是荒诞、反讽、含混、黑色幽默的路径，总是与名门正派保持距离，偶尔从旁门左道获得招数。就地域文化而言，他们不属于北方晋鲁，而属于南方楚越；就文化教派而言，他们儒的成分甚少，道的因素较多。他们虽然剑走偏锋，旁逸斜出，却往往歪打正着，直击并挑开现实的真相。
这种剑法，固然与广西地理上的边缘位置有关，也与长久以来广西人文的边缘化现实相连。“广西三剑客”实现了文学桂军边缘的崛起，“广西后三剑客”试图体现文学桂军向文学腹地的纵深。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但愿这些中国南方之剑，不仅神出鬼没，疾如闪电，而且元气充沛，内力源源不断。
【注释】
亮轩：《飘零一家》，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田耳：《天体悬浮》，304、222、292页，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
朱山坡：《喂饱两匹马》，65、58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见《鲁迅全集》第7卷，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滕玉敏：《从“被英雄”到话语权》，光盘《英雄水雷》附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12&ZD164）、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13BZW004）、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桂学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
至今，人们还对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被雨淋湿的河》、李冯《孔子》保持着深刻的文学记忆。“广西三剑客”引起文坛对诸如“苦难叙事”“底层书写”“经典戏仿”等话题的持续关注。如今，“广西后三剑客”的出现，他们对“广西三剑客”是一个怎样的声援和呼应？他们为当下中国文坛提供了怎样的新鲜内容？这些，或许是“广西后三剑客”命名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说真正的文学必然扎根于时代的沃土，那么，从“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到“广西后三剑客”的登场，十八年来，中国社会确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有两个统计数字或许特别醒目。那就是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中国终于从农业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同是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或许，台湾同胞的观察感受更为客观深刻。在《飘零一家》中，台湾作家亮轩记录了他对大陆变化的感受。1988年，他首次到北京，当时的首都机场，破旧并且小得可怜，六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在当时北京人眼里，已经被认为很宽敞。然而，后来他往返大陆，对大陆的巨变发出惊叹：
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拼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屣，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
确实，在我的文学记忆中，中国文学曾经长期耿耿于怀中国的停滞、衰老、贫穷和饥饿，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像阿城的《棋王》、方方的《风景》、余华的《活着》，都有堪称经典的饥饿描写。然而，人们很难想象，仅仅二十年，中国社会似乎真的实现了改天换地。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带着方便面到国外留学度日；二十多年后，中国游客在欧美疯狂抢购奢侈品。
于是，“广西后三剑客”首先以强烈的时代性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田耳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可谓其中典型，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折射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进程。小说的主人公符启明，出场之时是佴城洛井派出所的巡逻员，还需要打狗捕鱼改善生活。小说接近三分之一的时候，符启明已经不再对巡逻查赌这些事情亲力亲为，也不再在乎工资奖金，他有了自己的产业，经营赌档，茶楼成了他的据点，包厢成了他的办公室，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关系网的枢纽，交际的平台，还给自己的辅警同事派发红包。小说接近三分之二的时候，符启明已经成为佴城最大广告公司的老板，拿到佴城一半以上楼盘的广告。小说接近六分之五的时候，我们得知，符启明通过购进卖出，获取暴利，成为凶宅经纪人；城南一带，所有发廊、美容厅、休闲会所都被符启明掌控。如小说所写：
经过若干年的打拼，他手头的生意已经形成稳定格局，加之任用得才，管理有序，现在他可以当甩手掌柜。三十啷当岁，他已经过上了理想的生活。
这是一个财富时代。短短几年，符启明从一个月收入四五百元的编外警察，成为日进斗金的大佬。然而，符启明并不是孤例，小说进行了接近六分之四的时候，写到佴城集资热：
佴城各楼盘的开发商都在集资，送很高的利息，按月算，有的三分有的五分，有的甚至一角，投十万一个月就返一万。这种情形下，手里有钱还没搞投资的，拿着钱就像拿着接了弦的手榴弹，急不可待要扔。
这样的速度，正如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速度，令人眩晕。许多人都喜欢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句子描述中国当下现状：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虽然狄更斯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但这段话确实可以成为中国当下时代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恰恰是这个时代的好与坏，成就了符启明；也是这个时代的好与坏，葬送了符启明。符启明身上，交织着这个时代所有悖反的力量；符启明本身，正是这个时代好与坏合谋的结果。
然而，这样的时代终究会终结。小说也写到了其终结的预兆：
此前不久，公安部下发一个文件，今后各基层派出所罚没款项必须全额向地方财政缴纳，向被罚款人出具财政收据。如果私自罚款不上缴财政，被罚款人一旦举报，一经查实，将由派出所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上缴财政的款子也有返还，那可以说微乎其微。这项规定一出台，即意味着辅警的生存空间已经没有了。
这个情节出现在小说《散财宴》一节，显得饶有意味。财富有聚的时候，财富也有散的时候。这个属于中国的最好与最坏合谋的时代，也终究会有终结的时候。
在《天体悬浮》这个长篇小说中，田耳设置了一个贯穿全篇的情节，即符启明的观星爱好。这个出身草根，其事业紧贴地面的主人公，竟然有仰望星空的雅好。符启明这一人物肉体与灵魂的错综复杂，似乎也隐喻着我们这个时代恶与善的错综复杂。如今，人们喜欢说中国社会精神的建设，跟不上物质的建设。这似乎可以认为是对当下现实的一个诊断。身体一路狂奔，灵魂无处安放。
如果说田耳的小说凝聚着时代性，那么，朱山坡的小说则隐藏着同情心。
《惊叫》讲述了一个凶杀案。凶手是一个职业学院的毕业生，在深圳大半年也没有找到工作，之后到了遇害者供职的就业中介公司，把身上仅有的三百块钱交给了遇害者。遗憾的是，一个星期过去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凶手终于精神崩溃，用一把牛角刀刺杀了遇害者。 遇害者的弟弟赶到深圳为姐姐处理后事，他对凶手恨之入骨，恨不能亲手杀了他。在公安局，他见到了凶手的姐姐，一个哑巴。哑巴向他鞠躬。几经周折，遇害者的弟弟终于向哑巴讲述了姐姐对自己的恩情。哑巴在便笺上留下了几句给遇害者弟弟的话：
抱歉！
我弟弟向来是一个善良、羞怯、胆小怕事的人。这次他肯定是中邪了。
请你相信，我弟弟真的是一个好人。我能找到无数的人和例子为他证明。但我不能替他辩护。我越辩护对你和你姐姐的伤害越大。
现在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我弟弟会做错事，是因为我没有你姐姐好。我做得还不够好，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杀人偿命，他逃不掉了……我弟弟，但他死后我不放心，请你姐姐领着他上路，到那边帮我照顾他。
离开遇害者弟弟之后，哑巴去了医院太平间，跪在遇害者遗体面前，自杀身亡。她的想法是，她死了，才能与遇害者沟通，才能得到遇害者的宽恕。
小说标题“惊叫”。小说开始于遇害者弟弟在惠江江滨黄昏散步，忽然发出一声惊叫，原来，他听到一个凄厉的声音，“仿佛是在呼救，那声音很熟悉，但很稀薄，是经过了迢迢千里到达这里的，它像刀一样插入我的心脏。”这声音“是痛苦、恐惧和绝望的呼叫”。遇害者弟弟意识到，这呼救的声音来自他的姐姐。
果然是他的姐姐发出的呼救声：
我听到的果然是姐姐的惨叫和呼救。那些声音穿越800多公里的风尘和无数山峦准确无误地到达我的耳朵。
小说结束于遇害者弟弟回到家乡之后，每天在惠江江滨黄昏散步的时候，常能看到江面上有两只并肩而行的鸟，它们从南面的旧码头款款地掠过水面，像在他们面前表演一次超低空长距离的滑翔。遇害者弟弟的妻子感觉这对鸟就像一对孪生姐弟。
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小说。遇害者弟弟相隔八百公里听到姐姐的呼救声，并肩飞行的水鸟每天都在遇害者面前做一个热烈的示意动作。“惊叫”，在小说里象征着潜伏在每个人心中的同情。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心都泯灭了，同情心只是潜藏在与被同情者同呼吸共命运的亲爱亲朋的心里。小说用近乎神话的叙事，向每一个阅读者传递同情心。遇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害者甚至也值得同情。唯有怀抱深情和大爱，才可能抵达这种同情。
《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粗看像是一个无厘头的故事。蝶花派出所接到仙鹤小区一位老太太的报警电话，原来是老太太听到她所在的仙鹤小区有人呼救。实习民警小宋到仙鹤小区调查。
首先调查的是居住在7栋402号房的住户，这是一对氮肥厂的下岗夫妇，男的得了白血病，半死不活的，唯一的女儿是个智障。但这对夫妇否认了他们曾经发出过呼救声。
接着调查的是五楼从美国回来的夫妇。他们说他们曾经呼救，但那是在美国。
然后到六楼调查。这是一个孤寡老人，曾经是一个教授。教授正在写一篇文章《救救孩子，救救中国》，他表示自己的嘴巴没有发出过呼救声，他历来是用文章呼救。
之后到顶层。然而，顶层的住户是打报警电话的老太太，她同样否认她曾经发出过呼救声，她觉得那呼救声来自她的更上方。
她的更上方是楼顶。楼顶除了一个小水塔没有其他东西。
如果一定要追究，或许呼救声的发出者正是老太太。虽然她否认她曾经发出呼救声，但根据小说的叙述，我们发现，老太太可能存在精神幻觉，她本来是独居者，但她却声称她的亲人每天晚上都回家，一回来便满满一屋子人。
然而，小说的寓意显然不是为了展示老太太的精神幻觉。诚如民警小宋在402号房里所说，那对生活已经进入绝境的氮肥厂夫妇是可以呼救的，只是他们未曾呼救；也诚如那对居住在五楼的回国夫妇，他们活得压抑，感到窒息，但只是在美国才曾经呼救；还诚如那个居住在六楼的孤寡老人，他的文章充满了振聋发聩的呼救声，可惜人们听不到；当然，有精神幻觉的老太太同样可能呼救，虽然她极力否认，但她既然可以把不存在的亲人团聚当作事实，那么，她同样可能把她事实上发出过的呼救当作虚无。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呼救无处不在。只是，这个世界缺少能够倾听呼救的同情心。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也许，作者想表达的是，本该惊心动魄的呼救声在这样一个欲望众声喧哗的时代，已然成为最细微的声音，被绝大多数人所充耳不闻。
阅读朱山坡的小说，总能让我想起鲁迅的小说，像《中国银行》之于《孔乙己》、《灵魂课》之于《祝福》。朱山坡的小说显然不是为了像鲁迅那样“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一方面，朱山坡的小说尚未达到鲁迅那样的忧愤深广；另一方面，朱山坡也没有必要重复鲁迅的创作路径。但是，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的一段话，却可以看成是朱山坡小说一个很好的注解。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正如鲁迅所言，一般人不仅感受不到他人肉体的痛苦，而且也感受不到他人精神的痛苦。在这样一个物质膨胀、心灵空虚的时代，同情心的匮乏可能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如果把朱山坡的小说称为灵魂叙事，那么，我们发现，朱山坡小说所努力传达的，恰恰是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痛苦。他似乎想通过对这种痛苦的传达，重新唤醒人类沉睡已久、麻木不仁的同情心，帮助人们听到那最细微的呼救声。
田耳用他的小说勾勒出一个时代，朱山坡用他的小说唤醒我们的同情，光盘则用他的小说呈现出生活中的荒谬感。
光盘小说往往把一个情节和一种心理推到极端，听凭情节和心理的自身逻辑发展。长篇小说《王痞子的欲望》如此，长篇小说《英雄水雷》亦如此。 《英雄水雷》中的水雷实际上是水皮和雷加武两个人物的姓氏。水皮是张镇人，雷加武是唐镇人。张镇和唐镇虽然相邻，却属于不同的省份。
张镇人水皮烤红薯引发了山火，在救火过程中受了轻伤，火势过猛水皮逃离了火灾现场。几乎同时，雄村发生了一场火灾，运送特殊物资的卡车不幸起火，五个押送人员得到一位不明身份的年轻人的救助。结果，当水皮来到雄村火车站，被押送人员误认为是救助他们和抢救国家财产的救火英雄。尽管水皮从来没有冒领这错误的荣誉，但来自上方的认定使水皮定格为救火英雄。
真正的救火者其实是唐镇人雷加武。因为口音的原因，雷加武被押送人员误认为是张镇人。这个误解进一步导致张镇人水皮成了救火英雄。雷加武对押送人员实施救助之后分手，得到押送人员回头找他的承诺。然而，由于押送人员后来误以为水皮是救火英雄，雷加武始终未能等到押送人员的到来。
于是，小说出现了这样的悖谬局面：一方面，水皮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救火英雄，却被强加了许多荣誉，甚至出版了《救火英雄水皮的故事》；另一方面，雷加武虽然是真正的救火英雄，却从来没有等到英雄的官方认定，雷加武对自己救助事迹的讲述，全部被当成谎言，陷入众叛亲离的状态。
荒谬，也许是人们阅读这个作品最直观的感受。然而，仔细思考小说的各种貌似荒谬的情节，或许会发现令人震惊的真实感。当水皮被误认为英雄之后，加诸其身的是举世之誉；当雷加武被误认为骗子之后，加诸其身的是举世之毁。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否司空见惯？尽管水皮说不出任何抢救国家财产的事迹，但有关方面却能炮制出《救火英雄水皮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似乎也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全部情节极其荒谬感完全建立在“说普通话的人”善意的误会。这个误会一旦形成，荒谬就开始以自身的逻辑运行。于是，一方面，我们在理智上清楚地意识到所有情节的荒谬；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生活中反复经历类似荒谬的体验。
真相，因为善良的误会而被遮蔽。小说引发的思考是多层次的。首先，小说探讨了流行中国社会千百年的英雄情节。社会对英雄的膜拜，完全抵达非理性的程度。其次，小说实际触及一个很深的命题，即真与善的冲突。认定水皮为救火英雄，其出发点无疑是善。然而，不仅一个善意的误会需要无数的谎言去论证，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伪善；而且，善的出发点因为扭曲了真相，还会带来了一系列恶的后果。最后，小说关于“普通话”的叙述，水皮成为英雄来自“普通话”的误会，雷加武陷入悲剧缘于“普通话”的疏忽，诚如一位读者指出的：“在《英雄水雷》中，‘普通话’的语言才是权力，被‘普通话’认可的就是真理……”这种话语权与事实真相的脱节，是否可以引起我们对获得如此大授权的“普通话”的质疑？
从“广西三剑客”到“广西后三剑客”，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桂军某些持续的元素。他们的剑法，不属阳刚的一路，更多阴柔的传承；虽然不够厚重，但却极尽灵巧，走的是荒诞、反讽、含混、黑色幽默的路径，总是与名门正派保持距离，偶尔从旁门左道获得招数。就地域文化而言，他们不属于北方晋鲁，而属于南方楚越；就文化教派而言，他们儒的成分甚少，道的因素较多。他们虽然剑走偏锋，旁逸斜出，却往往歪打正着，直击并挑开现实的真相。
这种剑法，固然与广西地理上的边缘位置有关，也与长久以来广西人文的边缘化现实相连。“广西三剑客”实现了文学桂军边缘的崛起，“广西后三剑客”试图体现文学桂军向文学腹地的纵深。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但愿这些中国南方之剑，不仅神出鬼没，疾如闪电，而且元气充沛，内力源源不断。
【注释】
亮轩：《飘零一家》，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田耳：《天体悬浮》，304、222、292页，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
朱山坡：《喂饱两匹马》，65、58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见《鲁迅全集》第7卷，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滕玉敏：《从“被英雄”到话语权》，光盘《英雄水雷》附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12&ZD164）、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13BZW004）、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桂学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