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都是绍兴人，我从小则是在杭州的郊区生活的，要我写年俗，很有可能是杭州和绍兴混搭的，好在以前有句话叫杭州萝卜绍兴种，反正从大处说，无论绍兴还是杭州都可算是江南地域。而我的少年时代，物质生活还相当贫乏，我理解的年俗，大约就是农业社会里年年重复代代相传的那一部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吃，二是信仰和禁忌，这是两个最大的问题。
　　我十八岁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算是跟年俗有了一点关系。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钱塘江边做“农民”，真的是下地种田的农民，当然那时我们生产队也已经开始在大棚里种茉莉花了，所以曾有人开玩笑说我是个“花农”，一个曾经花过也农过的人。
　　跟年俗的第一次交集就是“干鱼塘”，以前我看到有人写成“赶鱼塘”，我以为还是“干”，就是先把鱼塘的水抽干，这样鱼不用赶就渐渐地蹦跳起来了。这可以说是当时整个村里的节日，所有的抽水机都哗哗地歌唱（有点酸吧），且还是挑灯夜战的，我呢也借来了高帮雨鞋，腰上扎一条麻绳，像是穿扮成一个乞丐，然后奋不顾身地扎进烂泥塘里，好在那时是集体所有制，抓大抓小抓多抓少，都是集体的，图的就是一个气氛，但是请注意，女人几乎是不能下塘的，倒不是说女人不是劳动力或有什么禁忌，她们也有七个工分好赚，只是说女人一下池塘，那男人就不只是浑水摸鱼的事情了……这是我以为的最有感觉的年俗。至于说分鱼的时候，那反而无趣了，因为要绝对公平是做不到的，鱼也是花鲢为主，也有一点包头鱼和其它的。对此最有劲的还是小孩子，因为干鱼塘不可能干到一点都不剩的，为了明年再干，事实上并不竭泽而渔的，所以小孩子看到大人收工之时便又开始第二轮的搜捕，这就热闹了，不过同时抽水机又开始歌唱了，那是要往塘里放水了。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打年糕，那个时候我印象中也已经有机器年糕，但农民还喜欢人工打的，那也基本是大户人家才打，小户人家把米啦什么的去搭一点进去。而我是一个人，算一户的，收工时就在经过人家门前时帮着打上那么几下，我那时实际上还是一文弱书生，虽说十八岁了，但真的打不了几十下的，关键是举起打下的槌没有力气，或者有一点歪扭，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吃力不讨好，黄胖搡年糕”。但是要吃上热乎乎的年糕那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你一记不打，放学路过的小孩子也能吃到几口的，家境好的，门口还放一碗白糖，热乎乎的年糕要糖醮醮才更好吃。不过那时家里的年糕真的是不缺的，一条“新安江”或两包山核桃就可以换来几十斤年糕，其实不是换，是农民朋友送的，我们送他们的只能是店里买来的东西，更早的时候副食品和香烟都是要凭票买的。我十八岁工作，意味着我什么票都有了，包括四分钱一块的豆腐票。
　　干鱼塘和打年糕都是在过年之前。那么到了年初三，无论乡村还是小镇上，龙灯开始舞起来了，一个村里往往有几支龙灯队，执龙首者一般是年长者，且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娱自乐的，不是的，虽然图个吉利是肯定的，但你家也要为这个吉利递上一个红包的，因为他们敲锣打鼓地在你家门前热闹个十几分钟，敬烟是必须的，至于说红包的多少，那倒也没有一个标准，反正总也是逐年水涨船高的，其数目至少相当于给孩子的压岁钱吧。
　　而更早一点的时候，去朋友家里吃来吃去也是家常便饭。农村里的人又特别客气，不管早晚总是那一句：菜没有，饭吃得器（去）……而我那时是一个人嘛，有点像祝英台说的呆头鹅一只，还真是老老实实在人家家里坐下就吃了，由此也知道了饭桌上的不少“年俗”，因为是在正月里，所以再怎么样，大鱼大肉也还是有一碗的，可能因为那时气候冷吧，鱼和肉都是冻住的，吃客就告诉我，那肉和鱼是绝对不能碰的，因为那是镇桌之宝，每一顿每一餐都是要端上来的，即使你能偷偷地碰一个女生，也绝对不能碰那鱼和肉。除非到了正月十六，但到了那一天还轮得上我吗？
　　也因为工作的关系，现在一有机会就在“大杭州”内游走，于是知道了不少地方还有杀年猪的习俗，这在整个浙江省都是这样的，但在千岛湖库区的淳安金峰乡，那里在杀了年猪之后，还有一个比赛，名称就叫“赛猪头”，即家家户户都把猪头放在门口……这一年俗这些年通过摄影家的照片已经传遍世界了。想想这些猪也蛮奇特的，死后的遗容还能得到世人的瞻仰，这就说明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只是图口腹之欲了，人们在年俗中更向往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这大概就是要记得住乡愁的意思。乡愁是什么，是青山，是净水，是一只猪头，也可能是一条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