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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中国家庭，祖辈通常承担着照料孙辈的职责。我们听几位老人或他们最亲的人，讲了他们帮儿女带二胎的故事。劳碌，孤独和隐忍，还有晚年不得已经历的漂泊——他们被捆上的重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刘燕，女，上海，
五十六岁
最开始，我是坚决反对女儿要二胎的。给他们带过第一胎后，真的怕了，因为太累了。男方父母年事已高，能给他们带孩子的只有我。
女儿在上海工作，生二胎是2016年。我专门从老家赶过去给他们带孩子。第二胎的小宝宝很不巧，出生没多久，就得了严重的湿疹。从脸上长起，后来逐渐蔓延到胳膊上，医生说是过敏。对小婴儿来说，过敏源的筛查要从脖子上抽血，妈妈心疼，一直不愿意做。直到孩子痒到两岁，能从胳膊上抽血了，一查才知道，是对鸡蛋和奶制品过敏。这才知道为什么湿疹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治不好，因为天天都在吃鸡蛋和奶啊。
第二胎宝宝湿疹的这两年，是我最累的两年。很少能睡到整觉。孩子痒，整晚整晚地哭闹，常常是早上醒了一看，脸上又多了几道血痕。这也加重了家庭矛盾，我埋怨女儿没有好好给孩子剪指甲，女儿埋怨我是不是又偷偷给孩子吃什么东西了。我和女儿常常为带孩子的细节问题争执不休，心情越来越糟，加上缺少睡眠，我就患上了甲亢。得了甲亢的人见谁都想发脾气，自己根本控制不了。
另一方面，孤独感越来越重。我们也是人，不是带娃的机器人。我在上海带了六年娃，依然无法融入上海这个城市，还是记挂着老家的小城市。老家有朋友，有亲人，能说上话，而上海的小区里，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季美菊，女，武汉，
六十二岁
我们既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又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因为二胎生下来没多久，孩子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妈妈坚决不要两个孩子，爸爸也不负责任，把两个女儿甩给我们两个老人。那时老大才两岁，老二刚刚十个月。比起别的照顾二胎的老人，我们不光是照顾，而是完全地抚养她们。
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不能让孩子有一种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感觉。我常告诉她们，你们的妈妈不是抛弃你，而是她没有能力养活你们，所以先去养活自己了。
我跟老伴儿现在都六十多岁了，带两个孩子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来自于身体和寿命了。我常常说，我们现在是“死不起”的状态。我们一死，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有一次，我和两个孙女躺在床上，我说起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老大一下子就哭了，说：“你千万不能死，要死的时候一定要忍住。”我心里知道，她是怕我有一天不在了，自己就彻底没有了依靠。我说：“死这种事情，怎么忍得住呢？”老大就哭得更厉害了。我当时心里就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把她们两个抚养成人，不能让她们走父母的老路。
我告诉她们，奶奶肯定忍住不死，肯定会看着你们长大成人的。
我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很少有困难能打倒我，比如去医院割脊椎里的瘤，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带两个孩子的时候，我自己还有工作，每天5点起床，忙到夜里10点，白天给两个孩子弄饭，病了来回接送她们去医院。这些我都熬过来了，因为心里有一种执念，我答应过她们，一定要看到她们长大，自己再苦再累也没什么。
陈爱国，男，北京，
六十岁
在过去，数着天过日子是因为种地要看天，现如今，数着天过日子是因为想念故乡。
儿子儿媳生一胎和二胎的间隔只有一年多，我们等于同时带两个孩子。我们来北京，因为普通话说不标准，孩子们也让我们少跟宝宝讲话。我们两口子感觉有些自卑，在楼下小区里，遇见其他带娃的邻居，也有些不敢上前搭话。
以前在老家种地的时候多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累了往田间口一蹲，就有老乡过来递根烟，然后聊一会儿天。这边烟不能抽，也没人说得上话，出门不敢走远，几乎失去了原先所有的解闷儿的渠道。
在北京带两个娃，住了三年多，活动的范围始终不超过小区到菜市场的距离。我常常感觉自己就是个关系比较亲近的但是没有工资的保姆。
2017年下半年，老二得了肺炎，我每天要坐公交车带他去医院打针，于是我第一次有了公交卡，出门的距离比去菜市场远了不少。好不容易老二打了半个月针肺炎好了，我自己又得了流感，身体一下子垮了。儿子儿媳明面上是让我好好休息，实际上是怕我传染给两个小孩。他们不让我碰两个孩子了，吃饭也不能一起吃。我从心底里是体谅他们的，也能接受，但情感上总觉得有些难受。
就着这次感冒的机会，亲家来北京替换我。我不知道感冒什么时候能彻底康复，但我知道，一旦我不能干活儿带孩子了，我就是这个家庭的累赘。实际上我还挺感谢这次感冒的，我被换了下来，回到了老家，过了三个月自由自在的农村生活，感觉好舒适。
就这之后，我们就和亲家商量，双方老人交替着来带孩子，每家带三个月，就换另一家来。这样挺好，过日子有了盼头，而不是不停的孤單和重复。
现在我已经带了两个月的孩子啦，还有一个月就可以被换回去了。我看到有的小孩，一说放假就高兴得跳起来了，以前不能理解。但到了我是个六十岁老人的时候，终于理解了那种“放假”的感觉。
我以前劝自己说，“儿女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但实际上很难真正做到。我永远知道，自己的老家在河北那个小村，那里才是我的归宿。
“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刘燕，女，上海，
五十六岁
最开始，我是坚决反对女儿要二胎的。给他们带过第一胎后，真的怕了，因为太累了。男方父母年事已高，能给他们带孩子的只有我。
女儿在上海工作，生二胎是2016年。我专门从老家赶过去给他们带孩子。第二胎的小宝宝很不巧，出生没多久，就得了严重的湿疹。从脸上长起，后来逐渐蔓延到胳膊上，医生说是过敏。对小婴儿来说，过敏源的筛查要从脖子上抽血，妈妈心疼，一直不愿意做。直到孩子痒到两岁，能从胳膊上抽血了，一查才知道，是对鸡蛋和奶制品过敏。这才知道为什么湿疹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治不好，因为天天都在吃鸡蛋和奶啊。
第二胎宝宝湿疹的这两年，是我最累的两年。很少能睡到整觉。孩子痒，整晚整晚地哭闹，常常是早上醒了一看，脸上又多了几道血痕。这也加重了家庭矛盾，我埋怨女儿没有好好给孩子剪指甲，女儿埋怨我是不是又偷偷给孩子吃什么东西了。我和女儿常常为带孩子的细节问题争执不休，心情越来越糟，加上缺少睡眠，我就患上了甲亢。得了甲亢的人见谁都想发脾气，自己根本控制不了。
另一方面，孤独感越来越重。我们也是人，不是带娃的机器人。我在上海带了六年娃，依然无法融入上海这个城市，还是记挂着老家的小城市。老家有朋友，有亲人，能说上话，而上海的小区里，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们现在是‘死不起’”
季美菊，女，武汉，
六十二岁
我们既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又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因为二胎生下来没多久，孩子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妈妈坚决不要两个孩子，爸爸也不负责任，把两个女儿甩给我们两个老人。那时老大才两岁，老二刚刚十个月。比起别的照顾二胎的老人，我们不光是照顾，而是完全地抚养她们。
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不能让孩子有一种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感觉。我常告诉她们，你们的妈妈不是抛弃你，而是她没有能力养活你们，所以先去养活自己了。
我跟老伴儿现在都六十多岁了，带两个孩子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来自于身体和寿命了。我常常说，我们现在是“死不起”的状态。我们一死，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有一次，我和两个孙女躺在床上，我说起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老大一下子就哭了，说：“你千万不能死，要死的时候一定要忍住。”我心里知道，她是怕我有一天不在了，自己就彻底没有了依靠。我说：“死这种事情，怎么忍得住呢？”老大就哭得更厉害了。我当时心里就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把她们两个抚养成人，不能让她们走父母的老路。
我告诉她们，奶奶肯定忍住不死，肯定会看着你们长大成人的。
我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很少有困难能打倒我，比如去医院割脊椎里的瘤，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带两个孩子的时候，我自己还有工作，每天5点起床，忙到夜里10点，白天给两个孩子弄饭，病了来回接送她们去医院。这些我都熬过来了，因为心里有一种执念，我答应过她们，一定要看到她们长大，自己再苦再累也没什么。
“不用带娃的时候，有一种放假的感觉”
陈爱国，男，北京，
六十岁
在过去，数着天过日子是因为种地要看天，现如今，数着天过日子是因为想念故乡。
儿子儿媳生一胎和二胎的间隔只有一年多，我们等于同时带两个孩子。我们来北京，因为普通话说不标准，孩子们也让我们少跟宝宝讲话。我们两口子感觉有些自卑，在楼下小区里，遇见其他带娃的邻居，也有些不敢上前搭话。
以前在老家种地的时候多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累了往田间口一蹲，就有老乡过来递根烟，然后聊一会儿天。这边烟不能抽，也没人说得上话，出门不敢走远，几乎失去了原先所有的解闷儿的渠道。
在北京带两个娃，住了三年多，活动的范围始终不超过小区到菜市场的距离。我常常感觉自己就是个关系比较亲近的但是没有工资的保姆。
2017年下半年，老二得了肺炎，我每天要坐公交车带他去医院打针，于是我第一次有了公交卡，出门的距离比去菜市场远了不少。好不容易老二打了半个月针肺炎好了，我自己又得了流感，身体一下子垮了。儿子儿媳明面上是让我好好休息，实际上是怕我传染给两个小孩。他们不让我碰两个孩子了，吃饭也不能一起吃。我从心底里是体谅他们的，也能接受，但情感上总觉得有些难受。
就着这次感冒的机会，亲家来北京替换我。我不知道感冒什么时候能彻底康复，但我知道，一旦我不能干活儿带孩子了，我就是这个家庭的累赘。实际上我还挺感谢这次感冒的，我被换了下来，回到了老家，过了三个月自由自在的农村生活，感觉好舒适。
就这之后，我们就和亲家商量，双方老人交替着来带孩子，每家带三个月，就换另一家来。这样挺好，过日子有了盼头，而不是不停的孤單和重复。
现在我已经带了两个月的孩子啦，还有一个月就可以被换回去了。我看到有的小孩，一说放假就高兴得跳起来了，以前不能理解。但到了我是个六十岁老人的时候，终于理解了那种“放假”的感觉。
我以前劝自己说，“儿女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但实际上很难真正做到。我永远知道，自己的老家在河北那个小村，那里才是我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