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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浪潮以前，农业一直是江南水乡的主导产业，哺育了灿烂的江南水乡文化。
它与刀耕火种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农业不同。热带雨林农业烧毁了大量的森林，3～5年内便耗尽了地力，农民不得不再次迁移。其环境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与我国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农业也不同。水土流失、植被破坏以及区域的长期贫困，是黄土高原农业的主要特征。
它也不同于规模农业、集约化农业，依靠大量的农药化肥的投入，造成土壤的板结、水环境的破坏。千年以来，江南水乡一直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为富庶的农村地区，也是生态环境最为精致的地区，引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
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江南水乡农业迅速衰落。昔日创造、维护着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农业，也变成了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已经忘记，江南水乡的农业哺育了灿烂辉煌的江南水乡文明。
农业生产方式与水源地保护
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部门，也是最古老的人-水关系的载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进入到基于大量能源投入的现代农业。
它对水环境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总体而言，直接的影响包括：
大量的农业水消费。全球范围内，农业用水比例超过70%；且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用水比例都很高。例如同样属于稻作文化的日本，农业灌溉用水占水资源占有量的70%；OECD成员国农业用水比例超过40%；在我国，超过70%的水资源是农业部门消耗的。
高强度的化肥和农药使用，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我国2010年首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报告称，农业源已经成为我国水环境主要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过量的农药化肥施用，造成土壤板结、水土流失以及自然生境的破坏，导致了农田等生态要素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萎缩和下降。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闸门打开以后，农村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青壮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基本上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不可能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可避免地，化肥、农药等能源物质的投入开始了对劳动的大量替代。同时，受制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非常有限的耕地，农业的生产经营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这就意味着有效的管理、监督或规制都面临着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被“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也就是说，农村成为城市发展的“副产品”，其社会经济的综合价值被削减为提供建设用地的价值；无论农村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强烈的贴现未来的倾向；传统的社区集中瓦解，基层组织行政化的色彩日益浓厚，甚至演变成为乡镇政府的行政分支。
农村社会的剧烈变革，主要影响之一便是社区公共物品的供应机制被打破：村民失去自制机制，而政府的大包大揽覆盖的范围和效率都非常有限。由于环境物品基本都是公共物品，那么水环境状况的恶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江南水乡的发展历史上，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非但不存在当前的各种问题，反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江南水乡文化，诞生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水乡农村，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相比而言，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农业文明要逊色得多：两河文明衰退，尼罗河和黄河三角洲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维系几千年而不退化的农业系统，江南水乡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是高度和谐而可持续的人类生态系统的楷模。
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江南水乡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相关的研究发现，江南水乡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江南水乡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即使从春秋吴越时期算起，数千年的大区域网状水利建设持续改造着江南水乡农村社区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一般农业经济，尤其是中国古代，小农意识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美国人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中国的农村居民缺乏公共意识，乡村缺乏公共物品。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自给自足、严重缺乏公共物品意识。于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成为了普遍的“公地的悲剧”。
但是，传统的江南社会，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维护，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都要求协调、合作、互助和宽容。州县河道、乡村水网和各种堤坝，是人们生活、生产、出行、运输、防灾的依靠，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盛衰存亡的公共系统。
这种重大的公共物品，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其建设和维护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发动机制，客观上会不断影响人们的公共物品思想。
因此，有学者认为，江南水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强调公共意识的。长期对这一巨大系统的维护除了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要求之外，还对这一地区的个人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评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修桥铺路是乡间邻里最为认同的义举善举，雨天被行人踩坏的路面，天晴后总会有人加以修缮。这就充分保障了社区层面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
其次，江南水乡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在江南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传统社会过低的人口密度是难以维持的。粗放的广种薄收不会比精耕细作有效。本质上，这还是与水网体系有关。
水网非自然所赐，而是地区社会集防灾、交通、灌溉和供排水为一体的基础设施。既然是基础设施，就要求供给的效率，要求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则要求对土地相对于当时的集约经营。所以即使在古代，江南水乡农作精细化的趋势也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这种对精细的追求成为一种传统，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田埂不整、农具生锈、路面不平、穿戴不洁，都是不光彩的事情。即便是贫寒之家，干净会受人尊重，邋遢会遭人耻笑。锦绣江南其实就是这种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的果实，而非大自然的恩赐。 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
与中国多数传统农业地区不同，江南传统农村，在个人、家庭、村落，都更为注意对个性的追求。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比赛谁更别出心裁，谁更不同凡响，织布、编织、竹木手艺、耕作、酿造，都是如此。没有特色就是平庸，不会获得邻居的尊重。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村村有特点，镇镇有特点。
此外，江南地区是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无论宅院还是村落，都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类生态系统。乡间民居往往同时具有生产和生活双重功能，对自然要素的利用和保护发挥到极致。抗旱、防涝、御寒、避暑，各种功能和谐地统一。
经典的农宅通常由一条宅沟环抱。为了抗台防涝，故开掘宅沟的泥土用以填高宅基，具有避洪作用。理想的农家住房是白墙黑瓦。地上也许铺以青砖，也许就是泥土地面，但都会被勤劳的主人打理得平滑如镜。屋后则竹林环伺、林木葱茏，那既是主人的财富，又是抗风、防寒和避暑的屏障，还代表着主人的品位。
这样的布局也许不被“现代”的规划者看好，但实际上效益极高。沟中的鱼虾，树荫下鸡舍猪圈，竹林的春笋、夏日的林荫和主人工余饭后的竹制品，农宅中的一切都那么和谐，看不到丝毫浪费。能不能实现“零排放”的争论，放在彼时的场景中，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江南的农宅，本身就是一种零排放系统。
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割裂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江南水乡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较彻底的破坏。
导致这种损失的思想根源，是认为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无论其形式和内涵，都有固有的正当性，可以肆无忌惮地割断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凡是现代的、城市的就是好的，传统和保守被视为绝对意义上的落后；过度的物质主义使我们将所谓传统文化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范畴，限制在可以货币化的方面；对于城市化、现代化引发的各种问题，试图以技术的进步和工程的建设，替代自然的生态服务功能。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约束，但是传统生产生活中，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情感认同等等关系都被割裂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水环境在内的自然被滥用的趋势很难避免，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复兴的展望
江南水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归根到底表现为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
传统模式下，人与水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对水高度依赖。失去水的支撑，生产和生活都无法运转。同时人的活动也在改变着水，使得相对有限的水资源能够承载越来越密集的人口。然而，这种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逐渐扭曲。
人对水的利用程度不断加强，但人与水之间直接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远。当人们开始不再喝河里的水，当人们甚至不再种田、无需灌溉，更无需坐船出行时，人对水的密切关系就已经消失了。而人对水的利用就逐步变成对水资源的滥用。
曾经非常紧密的江南水乡人水关系，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被不断疏远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区域人民群众整体落后的生活状态，降低了老百姓对自然的依赖，同时也疏远了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往往环境友好的方式出现在一些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较高的、产城经济发展相对协调的地方。以江苏宿迁市为例，这个三湖三河环绕之城，依靠难以复制的湿地生态环境，酝酿出高度仰赖优质水源的白酒产业。如开创绵柔品质先河的洋河酒，必须依赖独特的生态环境所造就的天然小分子水才能生产。人与水、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里，成为支撑城市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未来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研究人造资本（尤其是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即无臭化、省力化和无害化。这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日本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例如每个村都配备了简易高效的堆肥设施；农业生产已经没有十分繁重的劳动，即使老年人也能够轻松胜任。实际上，日本和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的影响，老年人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力。
此外，还必须加强对农村的人力资本的投入。其核心是教导农民如何科学施肥。为此需要重建我们当前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建立深入田间地头的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同样以日本为例，在日本，每个村均配备了若干名营农指导员，为日本农业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对江南水乡而言，农村和农业的价值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农产品生产的价值。更重要的，它为全国最发达的城市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服务价值和历史人文价值。因此，相应的政府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它与刀耕火种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农业不同。热带雨林农业烧毁了大量的森林，3～5年内便耗尽了地力，农民不得不再次迁移。其环境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与我国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农业也不同。水土流失、植被破坏以及区域的长期贫困，是黄土高原农业的主要特征。
它也不同于规模农业、集约化农业，依靠大量的农药化肥的投入，造成土壤的板结、水环境的破坏。千年以来，江南水乡一直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为富庶的农村地区，也是生态环境最为精致的地区，引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
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江南水乡农业迅速衰落。昔日创造、维护着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农业，也变成了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已经忘记，江南水乡的农业哺育了灿烂辉煌的江南水乡文明。
农业生产方式与水源地保护
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部门，也是最古老的人-水关系的载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进入到基于大量能源投入的现代农业。
它对水环境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总体而言，直接的影响包括：
大量的农业水消费。全球范围内，农业用水比例超过70%；且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用水比例都很高。例如同样属于稻作文化的日本，农业灌溉用水占水资源占有量的70%；OECD成员国农业用水比例超过40%；在我国，超过70%的水资源是农业部门消耗的。
高强度的化肥和农药使用，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我国2010年首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报告称，农业源已经成为我国水环境主要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过量的农药化肥施用，造成土壤板结、水土流失以及自然生境的破坏，导致了农田等生态要素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萎缩和下降。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闸门打开以后，农村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青壮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基本上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不可能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可避免地，化肥、农药等能源物质的投入开始了对劳动的大量替代。同时，受制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非常有限的耕地，农业的生产经营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这就意味着有效的管理、监督或规制都面临着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被“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也就是说，农村成为城市发展的“副产品”，其社会经济的综合价值被削减为提供建设用地的价值；无论农村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强烈的贴现未来的倾向；传统的社区集中瓦解，基层组织行政化的色彩日益浓厚，甚至演变成为乡镇政府的行政分支。
农村社会的剧烈变革，主要影响之一便是社区公共物品的供应机制被打破：村民失去自制机制，而政府的大包大揽覆盖的范围和效率都非常有限。由于环境物品基本都是公共物品，那么水环境状况的恶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江南水乡的发展历史上，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非但不存在当前的各种问题，反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江南水乡文化，诞生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水乡农村，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相比而言，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农业文明要逊色得多：两河文明衰退，尼罗河和黄河三角洲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维系几千年而不退化的农业系统，江南水乡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是高度和谐而可持续的人类生态系统的楷模。
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江南水乡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相关的研究发现，江南水乡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江南水乡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即使从春秋吴越时期算起，数千年的大区域网状水利建设持续改造着江南水乡农村社区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一般农业经济，尤其是中国古代，小农意识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美国人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中国的农村居民缺乏公共意识，乡村缺乏公共物品。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自给自足、严重缺乏公共物品意识。于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成为了普遍的“公地的悲剧”。
但是，传统的江南社会，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维护，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都要求协调、合作、互助和宽容。州县河道、乡村水网和各种堤坝，是人们生活、生产、出行、运输、防灾的依靠，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盛衰存亡的公共系统。
这种重大的公共物品，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其建设和维护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发动机制，客观上会不断影响人们的公共物品思想。
因此，有学者认为，江南水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强调公共意识的。长期对这一巨大系统的维护除了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要求之外，还对这一地区的个人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评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修桥铺路是乡间邻里最为认同的义举善举，雨天被行人踩坏的路面，天晴后总会有人加以修缮。这就充分保障了社区层面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
其次，江南水乡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在江南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传统社会过低的人口密度是难以维持的。粗放的广种薄收不会比精耕细作有效。本质上，这还是与水网体系有关。
水网非自然所赐，而是地区社会集防灾、交通、灌溉和供排水为一体的基础设施。既然是基础设施，就要求供给的效率，要求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则要求对土地相对于当时的集约经营。所以即使在古代，江南水乡农作精细化的趋势也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这种对精细的追求成为一种传统，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田埂不整、农具生锈、路面不平、穿戴不洁，都是不光彩的事情。即便是贫寒之家，干净会受人尊重，邋遢会遭人耻笑。锦绣江南其实就是这种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的果实，而非大自然的恩赐。 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
与中国多数传统农业地区不同，江南传统农村，在个人、家庭、村落，都更为注意对个性的追求。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比赛谁更别出心裁，谁更不同凡响，织布、编织、竹木手艺、耕作、酿造，都是如此。没有特色就是平庸，不会获得邻居的尊重。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村村有特点，镇镇有特点。
此外，江南地区是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无论宅院还是村落，都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类生态系统。乡间民居往往同时具有生产和生活双重功能，对自然要素的利用和保护发挥到极致。抗旱、防涝、御寒、避暑，各种功能和谐地统一。
经典的农宅通常由一条宅沟环抱。为了抗台防涝，故开掘宅沟的泥土用以填高宅基，具有避洪作用。理想的农家住房是白墙黑瓦。地上也许铺以青砖，也许就是泥土地面，但都会被勤劳的主人打理得平滑如镜。屋后则竹林环伺、林木葱茏，那既是主人的财富，又是抗风、防寒和避暑的屏障，还代表着主人的品位。
这样的布局也许不被“现代”的规划者看好，但实际上效益极高。沟中的鱼虾，树荫下鸡舍猪圈，竹林的春笋、夏日的林荫和主人工余饭后的竹制品，农宅中的一切都那么和谐，看不到丝毫浪费。能不能实现“零排放”的争论，放在彼时的场景中，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江南的农宅，本身就是一种零排放系统。
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割裂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江南水乡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较彻底的破坏。
导致这种损失的思想根源，是认为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无论其形式和内涵，都有固有的正当性，可以肆无忌惮地割断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凡是现代的、城市的就是好的，传统和保守被视为绝对意义上的落后；过度的物质主义使我们将所谓传统文化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范畴，限制在可以货币化的方面；对于城市化、现代化引发的各种问题，试图以技术的进步和工程的建设，替代自然的生态服务功能。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约束，但是传统生产生活中，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情感认同等等关系都被割裂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水环境在内的自然被滥用的趋势很难避免，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复兴的展望
江南水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归根到底表现为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
传统模式下，人与水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对水高度依赖。失去水的支撑，生产和生活都无法运转。同时人的活动也在改变着水，使得相对有限的水资源能够承载越来越密集的人口。然而，这种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逐渐扭曲。
人对水的利用程度不断加强，但人与水之间直接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远。当人们开始不再喝河里的水，当人们甚至不再种田、无需灌溉，更无需坐船出行时，人对水的密切关系就已经消失了。而人对水的利用就逐步变成对水资源的滥用。
曾经非常紧密的江南水乡人水关系，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被不断疏远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区域人民群众整体落后的生活状态，降低了老百姓对自然的依赖，同时也疏远了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往往环境友好的方式出现在一些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较高的、产城经济发展相对协调的地方。以江苏宿迁市为例，这个三湖三河环绕之城，依靠难以复制的湿地生态环境，酝酿出高度仰赖优质水源的白酒产业。如开创绵柔品质先河的洋河酒，必须依赖独特的生态环境所造就的天然小分子水才能生产。人与水、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里，成为支撑城市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未来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研究人造资本（尤其是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即无臭化、省力化和无害化。这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日本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例如每个村都配备了简易高效的堆肥设施；农业生产已经没有十分繁重的劳动，即使老年人也能够轻松胜任。实际上，日本和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的影响，老年人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力。
此外，还必须加强对农村的人力资本的投入。其核心是教导农民如何科学施肥。为此需要重建我们当前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建立深入田间地头的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同样以日本为例，在日本，每个村均配备了若干名营农指导员，为日本农业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对江南水乡而言，农村和农业的价值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农产品生产的价值。更重要的，它为全国最发达的城市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服务价值和历史人文价值。因此，相应的政府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